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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带着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和几个兵弁，冒着六月酷暑，扶病上轿。彭楚汉建议："大人身为直隶制军，天津又处动乱之中，此行宜以兵马壮声威。卑职愿带一千人随大人进津门。""不行。"曾国藩断然拒绝，"上谕说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维护大局，则不能开仗。我带兵前行，不正好给洋人动刀兵以借口吗？" 彭楚汉默然退下。
"彭军门。"曾国藩又把他叫住。"洋人猖狂无礼，后果难以预料，直隶军队有捍卫京畿之责任。你要训饬部属，决不能掉以轻心，随时准备，以防不测。"彭楚汉领命，作为一个有十几年戎马生涯的总兵，他懂得目前形势的严峻。
绿呢大轿启行了，后面赵、吴、薛等骑马相随，沿着通往天津卫的古道缓缓前进。一望无边的京津平原在烈日暴晒下，一切生命都变得疲软懒散。两旁庄稼地里，稀稀落落地种着些高粱、玉米、西瓜、红薯，叶片低垂，藤儿干枯，全无一点生气。地里死一般地寂静。偶尔可见一两个人从高粱丛中钻出来，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又钻进去。这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生长在南方的赵烈文、吴汝纶看着直摇头。古道上很少见到来往行人，偶尔所见的，也只是一些居住在附近的百姓，个个面如菜色，身如干柴。进入静海地面时，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他们拖儿带女，背着大布包，神色忧伤。曾国藩叫兵弁过去打听。原来是永定河在葛渔城一带又决口了，毁农田庄舍无数，受灾的百姓只得背井离乡去逃难。老百姓刻骨咒骂河道河吏，骂他们将河工的款子贪污了，偷工减料，敷衍草率，欺蒙上司，贻祸百姓，是一班该千刀万剐的贪官污吏。
曾国藩坐在轿里，一颗心沉重得如同千斤铁锤。眼里所看到的已令他怆然，听到的又令他愤然，而即将面临的更令他颓然。
西洋天主教早在明末就在中国传播，到康熙年间大盛，一时有信徒好几十万。后来，因天主教不准中国信徒祭祀祖先，引起朝廷不满，而神父穆经运又参与胤禩等夺嫡之争，故雍正、乾隆之后，天主教遭到严禁。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又允许外国人传教，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少纠纷。
曾国藩对天主教素来反感。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与他心目中的礼义伦常大相径庭，他视之为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长毛就是把这一套学了过来，结果造成十多年的大乱。至于洋人贩来的鸦片，他更是深恶痛绝。但对洋人的坚船利炮，以及诸如千里镜、自鸣钟、机器等，他又由衷地佩服。三十年前惨败于洋人的教训，他记忆犹新。十多年来亲历戎间，对外国与中国在军事上的悬殊他看得很清楚。一个基本认识已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与洋人相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输赢，而在于长远的胜负。中国目前不如洋人，一旦开仗，只有失败。要靠"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忍辱发愤，徐图自强。他以这个认识为基础，利用晚上住宿的空隙，拟了一篇《谕天津士民示》，告诫天津士民要将好义刚强之气引入正道，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可以忿报忿，以乱招乱。十载讲和，得来不易，一朝激变，荼毒百姓。并宣告奉命而来，一以宣布圣主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劝谕津郡士民，必先明理而后言好义，先有远虑而后行其刚气。曾国藩准备一进津门，就将这张告示交衙门刻版，刷印几百份，遍贴大街小巷。
远远地看到天津城绵延的城墙和高大的城门了，绿呢大轿在稍子口停下。这里离城尚有七里地。天津道员周家勋、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已在此等候多时。众人将曾国藩迎进屋里。刚一落座，便见周道台在前，张知府、刘县令在后，一齐跪在地上，高喊："求老中堂给卑职们做主。"说罢，对着曾国藩叩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时，三个人都满脸是泪。曾国藩心中甚是凄楚，说："都起来，这是什么地方！你们都是镇守天津的朝廷命官，如此哭哭啼啼的，让百姓传扬出去，岂不丢朝廷的脸？"周家勋等人起来，不敢坐，都垂手站在曾国藩的两旁，等待他的训示。
"城里现在安定下来了吗？"
"回老中堂的话。"周家勋低头答道，"大规模的闹事起哄是没有了，但百姓心里都大不服气，许多人都在骂崇侍郎。""骂他什么？"曾国藩对此颇为关心。
"骂他是讨好洋人的汉奸。"刘杰插话。
曾国藩两腮的肌肉轻轻地抽搐了一下，说："胡说八道。"不知是中气不足，还是并不十分愤怒，这四个字显得轻飘飘的。刘杰听出了其中的味道。这次事件由围攻咒骂，发展到烧楼毙人，实由丰大业开枪的缘故。堂侄当天抬到家里后便气绝，他悲痛不已。倘若不是这个忠心的侄儿，气绝的便是他本人。他恨强盗土匪般的法国佬，因而对百姓的举动能够理解，也予以同情。他把自己的观点亮给崇厚听时，谁知也遭到丰大业枪击的崇厚非但不支持他，反而说他胡涂。刘杰觉察出曾国藩与崇厚的口气大有不同，于是壮起胆子说："中堂大人，丰大业身为法国领事，两次枪击我朝廷命官，公然侮辱我大清帝国的尊严，且打死了卑职的家人。百姓奋然而起，捍卫朝廷尊严，伸张正义，虽然做得过头了些，但事出有因，情可宽恕。""刘明府，你说如何宽恕法？"曾国藩苦笑一声，"丰大业无理，可以由朝廷出面，与法国公使交涉处理，如何能就因此放火烧屋，杀死那样多与丰大业毫不相干的洋人？现在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朝廷采取宽恕的态度，不再追究，但洋人会答应吗？设身处地想一想，假若我大清国在别的国家里遭到这样的袭击，我们又会怎样想呢？我们难道就会宽恕吗？"刘杰一时语塞。周家勋想陈述教堂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百姓积怨甚深等情况，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这些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需要等总督大人到署后详细禀报，张光藻本想诉诉对"交部议处"的委屈，见周、刘都不再说话，也就不做声了。曾国藩喝了两口茶后，吩咐起轿。
曾国藩的绿呢大轿领头，后面跟着周家勋等人的蓝呢大轿，平日的全副执事都免去了，轿队冷冷清清的，似乎坐的都是一些受审遭贬的官员。轿队悄没声息地前进三四里路远时，忽见前面大道上黑压压地跪下一片人。走在轿队前面的戈什哈吓得忙回头禀告曾国藩，请示进止。曾国藩眉头一皱，面色不悦地说："叫张太守、刘明府去问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张光藻、刘杰下了轿。过一会儿，张光藻返回，对曾国藩说："前面跪的是天津各界士民，他们要面见中堂大人。""叫他们都散开！有事以后到衙门里说去！"曾国藩不耐烦地挥挥手。
张光藻很快又转回来，哭丧着脸说："非请大人下轿接见他们不可，否则他们决不散开。""这是什么话！"曾国藩气愤地说。他知道天津百姓不好对付，极不情愿地下了轿。跪在道上的士民见曾国藩走过来，立即乱哄哄地喊："曾大人！""老中堂！""青天大老爷！"曾国藩挺直腰板，两手叉腰，尽量做出昔日那种凛不可犯的风度来。无奈右眼已眯成一根线，左眼也只能睁开一点点，没有了过去的如电目光，也就没有了过去令人战栗的威严。天津士民们发现，站在他们面前的曾国藩，与他们所想象的湘军统帅完全对不上号，若没有那身吓人的一品官服，他与俺们普通老头子有什么差别！
"父老兄弟们！"曾国藩干咳了一声，大起喉咙喊道，"鄙人奉太后、皇上之命，前来处理津民与洋人斗殴之事。各位请放心，鄙人一定会遵循国法，秉公办理。"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即腾起一片乱糟糟的喊声："曾大人，您要为咱们百姓撑腰！""中堂大人，洋人是恶鬼，您可不能像崇厚那样偏袒他们！""老中堂，您要明察秋毫呀！"曾国藩心里烦躁起来。他强压着厌烦情绪，高声说："父老士民们，请你们让开一条路，好让鄙人进城。"前面跪着的几个百姓挪动了膝盖，让出了一条四五尺宽的路来。曾国藩正准备上轿，人群中突然站起一个身着长衫的青年，大声说："老中堂，津门各书院士子公推晚生出来说几句话，请老中堂赏脸听一听。"曾国藩见说话的士子长得眉目清秀、斯斯文文，脸上流出一丝浅笑。他平生从不怠慢读书人，尤其喜欢那些长得俊拔的年轻士子，他认为人才大都藏在这批人中。一个戈什哈从附近人家中搬来条木凳，他坐在凳子上，习惯地抬起右手梳理胡须，微微点点头。
附录：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人才随士风为转移，信乎?曰：是不尽然，然大较莫能外也。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余观直隶先正，若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诸贤，其后所诣各殊，其初皆于豪侠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才质本于士风，殆不诬与?
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约有数端。侠者薄视财利，弃万金而不眄；而圣贤则富贵不处，贫贱不去，痛恶夫蟠间之食、龙断之登。虽精粗不同，而轻财好义之迹则略近矣。侠者忘己济物，不惜苦志脱人于厄；而圣贤以博济为怀。邹鲁之汲汲皇皇，与夫禹之犹己溺，稷之犹己饥，伊尹之犹己推之沟中，曾无少异。彼其能力救穷交者，即其可以进援天下者也。侠者轻死重气，圣贤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坚确不移之操，亦未尝不与之相类。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而直隶之士，其为学当较易于他省，乌可以不致力乎哉?
致力如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感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者为之表。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吾何为不能?洗除旧日崦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耦，而忧节概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于生民。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其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檀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余忝官斯土，自愧学无本原，不足仪型多士。嘉此邦有刚方质实之资，乡贤多艰苦卓绝之行，粗述旧闻，以勖群士；亦冀通才硕彦，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劝勉，仰希古昔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轨，于化民成俗之道，或不无小补云。
青年士子会意，大着胆子说："去年，老中堂由两江来到直隶，我津门全体士子人人欢喜雀跃，咸谓有老中堂这样清正廉明、治国有方的总督，直隶从此将可从疲沓中振兴起来。老中堂督直不久，便刊布《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
曾国藩带着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和几个兵弁，冒着六月酷暑，扶病上轿。彭楚汉建议："大人身为直隶制军，天津又处动乱之中，此行宜以兵马壮声威。卑职愿带一千人随大人进津门。""不行。"曾国藩断然拒绝，"上谕说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维护大局，则不能开仗。我带兵前行，不正好给洋人动刀兵以借口吗？" 彭楚汉默然退下。
"彭军门。"曾国藩又把他叫住。"洋人猖狂无礼，后果难以预料，直隶军队有捍卫京畿之责任。你要训饬部属，决不能掉以轻心，随时准备，以防不测。"彭楚汉领命，作为一个有十几年戎马生涯的总兵，他懂得目前形势的严峻。
绿呢大轿启行了，后面赵、吴、薛等骑马相随，沿着通往天津卫的古道缓缓前进。一望无边的京津平原在烈日暴晒下，一切生命都变得疲软懒散。两旁庄稼地里，稀稀落落地种着些高粱、玉米、西瓜、红薯，叶片低垂，藤儿干枯，全无一点生气。地里死一般地寂静。偶尔可见一两个人从高粱丛中钻出来，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又钻进去。这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生长在南方的赵烈文、吴汝纶看着直摇头。古道上很少见到来往行人，偶尔所见的，也只是一些居住在附近的百姓，个个面如菜色，身如干柴。进入静海地面时，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他们拖儿带女，背着大布包，神色忧伤。曾国藩叫兵弁过去打听。原来是永定河在葛渔城一带又决口了，毁农田庄舍无数，受灾的百姓只得背井离乡去逃难。老百姓刻骨咒骂河道河吏，骂他们将河工的款子贪污了，偷工减料，敷衍草率，欺蒙上司，贻祸百姓，是一班该千刀万剐的贪官污吏。
曾国藩坐在轿里，一颗心沉重得如同千斤铁锤。眼里所看到的已令他怆然，听到的又令他愤然，而即将面临的更令他颓然。
西洋天主教早在明末就在中国传播，到康熙年间大盛，一时有信徒好几十万。后来，因天主教不准中国信徒祭祀祖先，引起朝廷不满，而神父穆经运又参与胤禩等夺嫡之争，故雍正、乾隆之后，天主教遭到严禁。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又允许外国人传教，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少纠纷。
曾国藩对天主教素来反感。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与他心目中的礼义伦常大相径庭，他视之为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长毛就是把这一套学了过来，结果造成十多年的大乱。至于洋人贩来的鸦片，他更是深恶痛绝。但对洋人的坚船利炮，以及诸如千里镜、自鸣钟、机器等，他又由衷地佩服。三十年前惨败于洋人的教训，他记忆犹新。十多年来亲历戎间，对外国与中国在军事上的悬殊他看得很清楚。一个基本认识已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与洋人相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输赢，而在于长远的胜负。中国目前不如洋人，一旦开仗，只有失败。要靠"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忍辱发愤，徐图自强。他以这个认识为基础，利用晚上住宿的空隙，拟了一篇《谕天津士民示》，告诫天津士民要将好义刚强之气引入正道，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可以忿报忿，以乱招乱。十载讲和，得来不易，一朝激变，荼毒百姓。并宣告奉命而来，一以宣布圣主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劝谕津郡士民，必先明理而后言好义，先有远虑而后行其刚气。曾国藩准备一进津门，就将这张告示交衙门刻版，刷印几百份，遍贴大街小巷。
远远地看到天津城绵延的城墙和高大的城门了，绿呢大轿在稍子口停下。这里离城尚有七里地。天津道员周家勋、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已在此等候多时。众人将曾国藩迎进屋里。刚一落座，便见周道台在前，张知府、刘县令在后，一齐跪在地上，高喊："求老中堂给卑职们做主。"说罢，对着曾国藩叩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时，三个人都满脸是泪。曾国藩心中甚是凄楚，说："都起来，这是什么地方！你们都是镇守天津的朝廷命官，如此哭哭啼啼的，让百姓传扬出去，岂不丢朝廷的脸？"周家勋等人起来，不敢坐，都垂手站在曾国藩的两旁，等待他的训示。
"城里现在安定下来了吗？"
"回老中堂的话。"周家勋低头答道，"大规模的闹事起哄是没有了，但百姓心里都大不服气，许多人都在骂崇侍郎。""骂他什么？"曾国藩对此颇为关心。
"骂他是讨好洋人的汉奸。"刘杰插话。
曾国藩两腮的肌肉轻轻地抽搐了一下，说："胡说八道。"不知是中气不足，还是并不十分愤怒，这四个字显得轻飘飘的。刘杰听出了其中的味道。这次事件由围攻咒骂，发展到烧楼毙人，实由丰大业开枪的缘故。堂侄当天抬到家里后便气绝，他悲痛不已。倘若不是这个忠心的侄儿，气绝的便是他本人。他恨强盗土匪般的法国佬，因而对百姓的举动能够理解，也予以同情。他把自己的观点亮给崇厚听时，谁知也遭到丰大业枪击的崇厚非但不支持他，反而说他胡涂。刘杰觉察出曾国藩与崇厚的口气大有不同，于是壮起胆子说："中堂大人，丰大业身为法国领事，两次枪击我朝廷命官，公然侮辱我大清帝国的尊严，且打死了卑职的家人。百姓奋然而起，捍卫朝廷尊严，伸张正义，虽然做得过头了些，但事出有因，情可宽恕。""刘明府，你说如何宽恕法？"曾国藩苦笑一声，"丰大业无理，可以由朝廷出面，与法国公使交涉处理，如何能就因此放火烧屋，杀死那样多与丰大业毫不相干的洋人？现在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朝廷采取宽恕的态度，不再追究，但洋人会答应吗？设身处地想一想，假若我大清国在别的国家里遭到这样的袭击，我们又会怎样想呢？我们难道就会宽恕吗？"刘杰一时语塞。周家勋想陈述教堂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百姓积怨甚深等情况，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这些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需要等总督大人到署后详细禀报，张光藻本想诉诉对"交部议处"的委屈，见周、刘都不再说话，也就不做声了。曾国藩喝了两口茶后，吩咐起轿。
曾国藩的绿呢大轿领头，后面跟着周家勋等人的蓝呢大轿，平日的全副执事都免去了，轿队冷冷清清的，似乎坐的都是一些受审遭贬的官员。轿队悄没声息地前进三四里路远时，忽见前面大道上黑压压地跪下一片人。走在轿队前面的戈什哈吓得忙回头禀告曾国藩，请示进止。曾国藩眉头一皱，面色不悦地说："叫张太守、刘明府去问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张光藻、刘杰下了轿。过一会儿，张光藻返回，对曾国藩说："前面跪的是天津各界士民，他们要面见中堂大人。""叫他们都散开！有事以后到衙门里说去！"曾国藩不耐烦地挥挥手。
张光藻很快又转回来，哭丧着脸说："非请大人下轿接见他们不可，否则他们决不散开。""这是什么话！"曾国藩气愤地说。他知道天津百姓不好对付，极不情愿地下了轿。跪在道上的士民见曾国藩走过来，立即乱哄哄地喊："曾大人！""老中堂！""青天大老爷！"曾国藩挺直腰板，两手叉腰，尽量做出昔日那种凛不可犯的风度来。无奈右眼已眯成一根线，左眼也只能睁开一点点，没有了过去的如电目光，也就没有了过去令人战栗的威严。天津士民们发现，站在他们面前的曾国藩，与他们所想象的湘军统帅完全对不上号，若没有那身吓人的一品官服，他与俺们普通老头子有什么差别！
"父老兄弟们！"曾国藩干咳了一声，大起喉咙喊道，"鄙人奉太后、皇上之命，前来处理津民与洋人斗殴之事。各位请放心，鄙人一定会遵循国法，秉公办理。"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即腾起一片乱糟糟的喊声："曾大人，您要为咱们百姓撑腰！""中堂大人，洋人是恶鬼，您可不能像崇厚那样偏袒他们！""老中堂，您要明察秋毫呀！"曾国藩心里烦躁起来。他强压着厌烦情绪，高声说："父老士民们，请你们让开一条路，好让鄙人进城。"前面跪着的几个百姓挪动了膝盖，让出了一条四五尺宽的路来。曾国藩正准备上轿，人群中突然站起一个身着长衫的青年，大声说："老中堂，津门各书院士子公推晚生出来说几句话，请老中堂赏脸听一听。"曾国藩见说话的士子长得眉目清秀、斯斯文文，脸上流出一丝浅笑。他平生从不怠慢读书人，尤其喜欢那些长得俊拔的年轻士子，他认为人才大都藏在这批人中。一个戈什哈从附近人家中搬来条木凳，他坐在凳子上，习惯地抬起右手梳理胡须，微微点点头。
附录：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人才随士风为转移，信乎?曰：是不尽然，然大较莫能外也。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余观直隶先正，若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诸贤，其后所诣各殊，其初皆于豪侠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才质本于士风，殆不诬与?
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约有数端。侠者薄视财利，弃万金而不眄；而圣贤则富贵不处，贫贱不去，痛恶夫蟠间之食、龙断之登。虽精粗不同，而轻财好义之迹则略近矣。侠者忘己济物，不惜苦志脱人于厄；而圣贤以博济为怀。邹鲁之汲汲皇皇，与夫禹之犹己溺，稷之犹己饥，伊尹之犹己推之沟中，曾无少异。彼其能力救穷交者，即其可以进援天下者也。侠者轻死重气，圣贤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坚确不移之操，亦未尝不与之相类。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而直隶之士，其为学当较易于他省，乌可以不致力乎哉?
致力如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感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者为之表。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吾何为不能?洗除旧日崦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耦，而忧节概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于生民。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其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檀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余忝官斯土，自愧学无本原，不足仪型多士。嘉此邦有刚方质实之资，乡贤多艰苦卓绝之行，粗述旧闻，以勖群士；亦冀通才硕彦，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劝勉，仰希古昔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轨，于化民成俗之道，或不无小补云。
青年士子会意，大着胆子说："去年，老中堂由两江来到直隶，我津门全体士子人人欢喜雀跃，咸谓有老中堂这样清正廉明、治国有方的总督，直隶从此将可从疲沓中振兴起来。老中堂督直不久，便刊布《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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