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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搜查江南明楼第二天，南京城聚集了一百多个读书人，集体在夫子庙哭庙。
第三天，书生超过了三百，开始围攻南镇抚司，围攻应天府衙门，围攻六部衙门。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锦衣卫横行无忌，书生要求南镇抚司交出躲在里面的田畹。
要求应天府出面捉拿不法锦衣卫，要求南京六部出面，惩处锦衣卫指挥使田畹。
读书人如此暴虐，让杨潮不由惊讶。
江南富庶，读书人极多，有功名的士子也极多，但是绝大多数都无法当官。
但是因为大明朝养士的制度，这些书生有功名之后，就拥有了特权。
比如秀才可以见官不拜，缺粮的时候，甚至可以到官府借粮等等。
最重要的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可以免掉相当多的钱粮税赋，仅仅一个秀才就可以让两百亩良田免税，因此一旦考中一个秀才，往往就有人来投效，将自家的土地挂靠在秀才名下，逃到的税额，会按照比例分给秀才。
南京还有以介绍挂靠投效为生的牙行，可见这个行业是多么的发达了。
这些人有了功名，衣食无忧后，又没法当官，整日间游手好闲，心中又窝着火，因此常常在一起聚会，抒发怀才不遇的心情，这才有了江南文人喜好结社的基础。
读书人成群结社，常常聚会，抒发心情，有时候说着说着，义愤填膺起来，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不罕见。
有功名的读书人俗称生员，名士顾炎武曾做生员论，感慨“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於乡里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
读书人结社对抗官府的事情并不少，借势欺压乡里的事情也不少。
因为异地为官制度，大多数官员都是在外地做官，而生员则都是本地势力。
因此生员联合起来，对抗官府，抗捐抗税抗粮的事情常常发生，大明朝年年都有积欠的税款。
官府稍稍不顺读书人的心，读书人就敢群起聚众打闹衙门，最后哄走官员，而且往往不会受到惩罚，因为稍稍惩罚这些读书人，他们就结党聚众大吵大闹，大骂朝廷要焚书坑儒。
朝廷对闹事的生员毫无办法，一而再再而三的宽容成了纵容，最后导致生员常常公然篾视官府和官员，难堪甚至凌辱官员。
隆庆元年，无锡知县韩锦川，因得罪了生员，导致诸生大哗，当面唾骂。
同年，常州知府李幼滋，被五县诸生合击，差点毙命。
万历四十四年，原礼部尚书董其昌的宅第被焚，被地方官定性为“难发于士子而乱成于奸民”，就是因为当地书生围攻董府，然后奸民借势放火。
崇祯七年，复社领袖张溥与苏州府推官周之夔论战，苏州生员群起响应，张贴檄文驱逐周之夔，朝廷也对生员无可奈何，调周之夔改任吴江知县，而这些生员又集中到吴江继续驱逐周之夔，周之夔承受不住压力最终辞职。
读书人对抗官府，当然官府做的也有错处，可是朝廷法度废弛，书生跋扈也可见一斑。
凡是得罪了读书人的，哪怕是当官的，那也别想好过。
所以江南的官员都非常小心谨慎，不肯给读书人机会群起攻之。
爱好结社的江南书生，堪称明末江南第一大‘惹不起’。
江南的书生，不但富裕，文雅，而且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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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搜查江南明楼第二天，南京城聚集了一百多个读书人，集体在夫子庙哭庙。
第三天，书生超过了三百，开始围攻南镇抚司，围攻应天府衙门，围攻六部衙门。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锦衣卫横行无忌，书生要求南镇抚司交出躲在里面的田畹。
要求应天府出面捉拿不法锦衣卫，要求南京六部出面，惩处锦衣卫指挥使田畹。
读书人如此暴虐，让杨潮不由惊讶。
江南富庶，读书人极多，有功名的士子也极多，但是绝大多数都无法当官。
但是因为大明朝养士的制度，这些书生有功名之后，就拥有了特权。
比如秀才可以见官不拜，缺粮的时候，甚至可以到官府借粮等等。
最重要的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可以免掉相当多的钱粮税赋，仅仅一个秀才就可以让两百亩良田免税，因此一旦考中一个秀才，往往就有人来投效，将自家的土地挂靠在秀才名下，逃到的税额，会按照比例分给秀才。
南京还有以介绍挂靠投效为生的牙行，可见这个行业是多么的发达了。
这些人有了功名，衣食无忧后，又没法当官，整日间游手好闲，心中又窝着火，因此常常在一起聚会，抒发怀才不遇的心情，这才有了江南文人喜好结社的基础。
读书人成群结社，常常聚会，抒发心情，有时候说着说着，义愤填膺起来，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不罕见。
有功名的读书人俗称生员，名士顾炎武曾做生员论，感慨“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於乡里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
读书人结社对抗官府的事情并不少，借势欺压乡里的事情也不少。
因为异地为官制度，大多数官员都是在外地做官，而生员则都是本地势力。
因此生员联合起来，对抗官府，抗捐抗税抗粮的事情常常发生，大明朝年年都有积欠的税款。
官府稍稍不顺读书人的心，读书人就敢群起聚众打闹衙门，最后哄走官员，而且往往不会受到惩罚，因为稍稍惩罚这些读书人，他们就结党聚众大吵大闹，大骂朝廷要焚书坑儒。
朝廷对闹事的生员毫无办法，一而再再而三的宽容成了纵容，最后导致生员常常公然篾视官府和官员，难堪甚至凌辱官员。
隆庆元年，无锡知县韩锦川，因得罪了生员，导致诸生大哗，当面唾骂。
同年，常州知府李幼滋，被五县诸生合击，差点毙命。
万历四十四年，原礼部尚书董其昌的宅第被焚，被地方官定性为“难发于士子而乱成于奸民”，就是因为当地书生围攻董府，然后奸民借势放火。
崇祯七年，复社领袖张溥与苏州府推官周之夔论战，苏州生员群起响应，张贴檄文驱逐周之夔，朝廷也对生员无可奈何，调周之夔改任吴江知县，而这些生员又集中到吴江继续驱逐周之夔，周之夔承受不住压力最终辞职。
读书人对抗官府，当然官府做的也有错处，可是朝廷法度废弛，书生跋扈也可见一斑。
凡是得罪了读书人的，哪怕是当官的，那也别想好过。
所以江南的官员都非常小心谨慎，不肯给读书人机会群起攻之。
爱好结社的江南书生，堪称明末江南第一大‘惹不起’。
江南的书生，不但富裕，文雅，而且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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