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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却并不多。
我们知道，案子一般是家庭里体型最大的家具，它比较长，所以在搬动中会有问题，你经常搬动会感到特别不方便。过去的案子，估计都上不去今天的楼房，楼梯那儿就拐不过弯儿来。古人也考虑到了这些，设计出一种很新式的案子，叫“架几案”。
所谓架几案，就是两个几座上面架一块板。我们刚才说了，案是腿要缩进去，但现在大量的架几案是几座顶住两头摆。案子腿部缩回来，相应的，案面两端就要伸出去一块，行话叫“担出去”，意思是像挑担子一样伸出去一块。我们过去通过单纯的语言来传达信息时，人家就会跟我说：那儿有一个案子，担出去的部分比较长。我就知道具体位置了。
架几案的尺寸相对来说都比较大，因为它是三件一组，便于搬动，当时也非常流行。早年我在乡下见到很多架几案，但是真正使用优良木材，比如紫檀、黄花梨、红木的，相对来说非常少，尤其紫檀。大号的紫檀架几案基本都在故宫，就没出过宫。我碰到过非常大的红木架几案，将近四米，原来是北方制作，后来被南方人买到上海。但它在上海没有市场，因为买回去要往家里放，谁都嫌这家具尺寸过大，没有地方搁。买的商人本来认为这个架几案很值钱，可是买到上海以后谁都不要，他搁了两三年都卖不出去。我当时看到就特高兴，因为我想用它来做展览。所以当我表示出兴趣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一个买主，就很便宜地卖给我了。这件红木架几案至今还在观复博物馆红木厅展览着，尺寸很大，也非常高。
案的基本形制，就是翘头、平头、卷书、架几这四种。我早年寻找案子的时候，城里很少见，农村多，越偏远的地方越多。因为过去乡下住的房子相对比较宽敞，放得下。而城里的房子，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比较窄，因为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大部分家庭都把这占地儿的家具淘汰到农村了。
有一年，一个朋友找我，那时我还年轻，他比我大，管我叫小马。他说北京门头沟那边发现了一件黄花梨大条案，要带我去看。当时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要知道，那时北京没有随街就能打的出租车，要专门到出租车站去叫车。他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我家。我很奇怪，觉得他那么奢侈，还打的！那时打的是很少的事，我以前都不记得自己打过。但他说：“没事，这大案子买了，什么便宜都有了。”我家当时住在东四十二条，我们从那儿开车奔了门头沟。快到的时候，越走路越窄，两边都是山，我多少有点儿害怕，因为没去过这些地方。我就老跟那人说：“今天没带钱，就是先看看。”最后终于找到那家了。
一进屋，老太太正包饺子呢，按住我，非让吃饺子。我哪儿有心情吃饺子呀，就想看那案子。老太太还说不着急，吃完饺子再说。可那饺子刚擀皮，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啊！我执意要先看案子，就拉着老太太上人家后屋去了，一看，好！一个柴木的大案子，特柴，根本不是黄花梨！我一下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觉得白跑了。于是我们一路无话，开着车就回来了。
路过东四路口，我朋友就喊：“停车停车！”车停了，他下去说：“小马，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就走了。车拐过弯儿来，就是东四五条。五条就是出租汽车站，车停了，我得结车钱去。最后我结了200多块钱，那时我每个月才挣不到100块钱。我当时脸都红了，心里恨死这件事了。所以这案子没记住，事情记住了。所以说，人不能办事盲目，盲目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在福建莆田的一个祠堂里，曾经看过一张非常大的黄花梨案子。福建人的宗祠观念特别重，所以每个村里都有宗祠。那张案子非常巨大，长4.2米，案面是一块独板，俗称“一块玉”，就是说整块板跟玉似的，漂亮至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案子。这张案子几百年来都在这个宗祠里，受无数人的礼拜。可惜最后还是被拿出来卖，整个村里的人都在场院上坐着，买的人点好钱，全体村民一人分一份。以我当时的能力，没有办法买下这张大案。这案子现在在美国丹佛博物馆展览。我去丹佛博物馆讲课时，又看到这张案子，非常震撼。
这张黄花梨大案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在村子里起到一种凝聚力的作用。但村里人为了分笔钱，把几百年的案子卖掉了，最后辗转到美国，被人家珍而重之地供起来了。以后有机会去丹佛的人，一定要去看看这张“天下第一案”。
由于案子的陈设功能越来越大，它的实用功能就相对降低；相反，桌子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大，陈设功能越来越低。所以，桌案从功能上有了区分，这是在使用中发生的区分，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比如过去的人家，一进屋就放着一张大条案，靠着主墙，上面摆两只掸瓶。我小时候，去我的外曾祖母家，她在北京有一个大院。我那时候很小，觉得这张案子非常高，根本看不见案子上面的大掸瓶。这就是我对案子的第一印象，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后来这案子上哪儿了，我就不清楚了。
桌子在越来越接近实用的时候，就跟案发生了分野。桌，最早写成卓越的“卓”，它是高起来的意思。比如卓然而立、卓尔不群。就是超出别人，高高地立在那儿。“卓”字后来才把底下“十”字变成了“木”字，写成了现在的“桌”字。
桌与案从功能上讲，差距不是很大。比如我们有条桌就有条案，有画桌就有画案，有书桌就有书案，有炕桌就有炕案。但有饭桌，就没有饭案。因为吃饭这件事虽然在生活中非常重要，但从精神层面上讲并不重要。过去古人从文化上还比较鄙视吃。他觉得天天去谈吃，层次太低了，得谈点儿文化，谈点儿梅花、竹子，才比较雅。所以，吃饭比较低，我们就在桌子上完成。
古人吃饭的桌子大多是方桌，为什么呢？这跟我们吃饭的制度有关。我们早年是分餐制的民族，一人一份。为什么有举案齐眉这件事呢？因为当时是分餐，我举一份给你，我这儿还有一份。如果当时梁鸿和孟光是共餐，就也犯不着我举着你吃，然后你举着我吃了，对不对？我们的分餐制度逐渐演化成共餐制了。采用方桌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共餐制。这一点从我们的筷子上就可以看出来。早期凡是筷子长的家庭，都是富有家庭；筷子短的，都是相对贫困的家庭。
中国人的筷子有特别长的，是为了菜多的时候，能夹着远处的菜。今天餐厅有转盘，什么菜都能转到你跟前，过去没那事儿，你得去夹，所以筷子一定要长。日本的筷子短而尖。因为日本是分餐制，筷子不需要很长。它为什么是尖的呢？是因为日本民族吃生的东西，比如生鱼片，非常滑，夹的时候必须扎一下，才夹得起来。我们则不同，过去中国人吃饭很讲究，绝对不许扎。我小时候，记得姥爷就教育我说：“夹起来就吃，夹不起来就不吃，不许扎。”后来我大一点儿，人家告诉我说：“筷子扎馒头，是给死人吃的。”按照更严格的礼仪，过去在桌上吃饭，筷子绝对不许伸过中轴线，那边的菜再好吃，你也不许伸筷子过去夹，顶多是人家给你端过来，你才能夹一筷子。这就是中国饮食的传统习惯，所以中国人从小练就了一双灵巧的手，顺便把脑子也给练灵巧了。我们再看韩国的筷子，是金属的，因为韩国老烧烤，赶上咱这种筷子早就烧坏了，所以必须使用金属。从小小的筷子身上，我们就能看出民族文化的很多特征。
随后亮格柜出现了。“亮”是通透、透亮的意思。所谓亮格柜，肯定上面有一部分通透，就叫“亮格”。这种柜子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叫法，“万历柜”。万历柜是明朝万历年间非常流行的一种柜样，因此而得名。正像“景泰蓝”是在明朝景泰年间开始受到重视，因此而得名一样，我以后会专门讲到它。
中国的第二次收藏热就在晚明。晚明期间的收藏热，导致万历柜的出现，上面这一层通透的地方，是专门为了陈列古董而设。宋代的古董陈设，一般不是搁在榻上，就是搁在案上，它是平面的一种欣赏。到了晚明时期，古董搁到万历柜的亮格里，有空间感了。但是请注意，它还是陈设在一个平面上。一般万历柜的高度，会比人的视线稍微高一点儿，眼睛稍微往上一抬，就能看见它的亮格了。
我曾见过一对很高大的黄花梨万历柜。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行家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对大号万历柜，问我愿不愿意去广州看。于是我专程去了广州，因为我还比较信这个行家。行家说柜子有3.2米高，那就非常高了，像我这样高的人，伸起手来是2.2米，根本够不着它的亮格。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如何往上放东西？这样的东西不应该存在呀，历史上也没见过这么大的万历柜。
结果，我去仓库一看，确实是一对巨大的万历柜。我就询问来源，他们推测了半天，说这对大柜是苏北地区的，有可能是一个庙里的家具，但这个庙在解放前就被拆掉了。庙里是有巨型柜子的可能。我在很多寺院里看到过巨型家具，包括边长超过2米的超大方桌，但在老百姓家里是不可能看到的。这对巨大的万历柜，20世纪50年代就被拆散卖掉了。当时第一个柜子在苏北买到，第二个柜子在山西买到，当两个柜子凑到一起时，天衣无缝，确实是一对。可惜的是，当时我买不起。最后这对大柜被卖到了美国。
到了清朝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时期，全国的收藏热再度兴起。这时，多宝格就出现了，它已经不是只有一个层面的柜子了。我们从雍正《十二美人图》上面，可以看见当时多宝格的形象。我们推测多宝格是雍正年间发明的，就是当第三次收藏热达到高峰的时候。多宝格专门用来陈设古董，是专属家具。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喜欢古董的时候，经常跑琉璃厂。当时文物商店的收购部就在琉璃厂，那里有一对雍正年间的鸡翅木多宝格，我每次去都观看很长时间，非常喜欢。当时收购部的人说这对柜子不可以卖，于是就一直搁在那儿。十几年中，每次路过时我都进去看看，心里就觉得高兴。后来1995年翰海拍卖时，这对柜子被拿出来拍卖了。当时社会缺乏对多宝格的认识，所以我以非常低的价格买回来了，现在还在观复博物馆里展出。
一般情况下，多宝格都是对称的设计，左边有一个空间，右边也有一个同样的空间，并不一顺边。这是多宝格的一个特征。对称是中国古典家具的基本原则。多宝格一般都是成对出现，尽管我们看到过很多单只的，但那都是历史上就被拆散了。
多宝格的出现，表明社会富足时期的到来。今天就是这样。现在很多人家庭面积改善了，就跑到家具市场买一个古董柜子，不管是真，还是假，反正搁几件古董上去，就很高兴。这是社会富足的一个标志。
古董的陈设，由早期的案、榻之上的陈设，到万历柜里的平面陈设，再到多宝格的多层次陈设，这是陈设性家具的一个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家具设计意图的走向。
刚才说的都是陈设性的家具，还有一种完全储物的家具。第一种是明代最经典的柜子，俗称“面条柜”。样子是上窄下宽，呈“A”字型，所以英文里叫“A型柜”。南方人说得更通俗，叫“大小头”，显然是底下大，上面小，很形象。面条柜的设计非常科学。它利用了物理的重心偏里的原理，把面条柜的门打开以后，不用关。因为重心偏里，柜门在没有任何动力的情况下，会很缓慢地自动关上，很神奇。我曾经给一个美国人演示这个柜子，我打开柜门，一松手，它自动就关上了。美国人很惊讶地说：“我儿子终于有治了！我儿子从来不知道关门。”
面条柜除了自动关门的优点外，还有非常好的视觉稳定感。因为它下宽上窄，当你离它很近的时候，更有稳定的感觉。一般人很少注意，当我们走近上下垂直的柜子时，由于视差的变化，柜子会变成上宽下窄。而当你走近面条柜时，它就变成直的了，这是一种利用人的视差、利用人的内心很细致的感受，设计出来的一种经典的柜子。由于面条柜的设计理念与众不同，所以它是中国古代家具中最贵的柜子，是西方人最为追逐的柜子，而我们自己往往会忽视。
面条柜进入清朝以后，数量就逐渐减少。民国到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生产这种柜子。很多人就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么优良的柜子，反而不用了？这与我们国家人口增殖有很大关系。明末时，中国大概有不到1亿人。这种统计在学术上有各种争论，但一般都认为到明末，中国人口在9000多万到1亿人左右。到了乾隆朝，人口翻了两番，是4亿人。最重要的原因是晚明引进了番薯和玉米，这两大植物救了很多中国人的命。中国过去五谷杂粮都比较低产，一亩打200斤就算很多了。这两种植物的引进，是人口急剧增殖的一个基础原因。当然还有政治原因，就是康乾盛世的整体社会因素。
人口翻了两番，但房屋面积没有相应扩大。人均居住面积在下降，要求家具的摆放更紧凑。面条柜的摆放，必须是左一个、右一个，必须拉开，它不能靠在一起摆。因为当它靠在一起时，两个柜子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大的倒三角，视觉上不舒服。对于清朝人来说，这种柜子不再适合日益缩小的居住面积。
我们到解放那年，还是4亿多人，当时的口号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起来，就是4.5亿人。我们从解放到现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人口增长得非常快，大概增加了两倍，现在有13亿多人。这个数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方却并不多。
我们知道，案子一般是家庭里体型最大的家具，它比较长，所以在搬动中会有问题，你经常搬动会感到特别不方便。过去的案子，估计都上不去今天的楼房，楼梯那儿就拐不过弯儿来。古人也考虑到了这些，设计出一种很新式的案子，叫“架几案”。
所谓架几案，就是两个几座上面架一块板。我们刚才说了，案是腿要缩进去，但现在大量的架几案是几座顶住两头摆。案子腿部缩回来，相应的，案面两端就要伸出去一块，行话叫“担出去”，意思是像挑担子一样伸出去一块。我们过去通过单纯的语言来传达信息时，人家就会跟我说：那儿有一个案子，担出去的部分比较长。我就知道具体位置了。
架几案的尺寸相对来说都比较大，因为它是三件一组，便于搬动，当时也非常流行。早年我在乡下见到很多架几案，但是真正使用优良木材，比如紫檀、黄花梨、红木的，相对来说非常少，尤其紫檀。大号的紫檀架几案基本都在故宫，就没出过宫。我碰到过非常大的红木架几案，将近四米，原来是北方制作，后来被南方人买到上海。但它在上海没有市场，因为买回去要往家里放，谁都嫌这家具尺寸过大，没有地方搁。买的商人本来认为这个架几案很值钱，可是买到上海以后谁都不要，他搁了两三年都卖不出去。我当时看到就特高兴，因为我想用它来做展览。所以当我表示出兴趣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一个买主，就很便宜地卖给我了。这件红木架几案至今还在观复博物馆红木厅展览着，尺寸很大，也非常高。
案的基本形制，就是翘头、平头、卷书、架几这四种。我早年寻找案子的时候，城里很少见，农村多，越偏远的地方越多。因为过去乡下住的房子相对比较宽敞，放得下。而城里的房子，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比较窄，因为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大部分家庭都把这占地儿的家具淘汰到农村了。
有一年，一个朋友找我，那时我还年轻，他比我大，管我叫小马。他说北京门头沟那边发现了一件黄花梨大条案，要带我去看。当时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要知道，那时北京没有随街就能打的出租车，要专门到出租车站去叫车。他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我家。我很奇怪，觉得他那么奢侈，还打的！那时打的是很少的事，我以前都不记得自己打过。但他说：“没事，这大案子买了，什么便宜都有了。”我家当时住在东四十二条，我们从那儿开车奔了门头沟。快到的时候，越走路越窄，两边都是山，我多少有点儿害怕，因为没去过这些地方。我就老跟那人说：“今天没带钱，就是先看看。”最后终于找到那家了。
一进屋，老太太正包饺子呢，按住我，非让吃饺子。我哪儿有心情吃饺子呀，就想看那案子。老太太还说不着急，吃完饺子再说。可那饺子刚擀皮，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啊！我执意要先看案子，就拉着老太太上人家后屋去了，一看，好！一个柴木的大案子，特柴，根本不是黄花梨！我一下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觉得白跑了。于是我们一路无话，开着车就回来了。
路过东四路口，我朋友就喊：“停车停车！”车停了，他下去说：“小马，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就走了。车拐过弯儿来，就是东四五条。五条就是出租汽车站，车停了，我得结车钱去。最后我结了200多块钱，那时我每个月才挣不到100块钱。我当时脸都红了，心里恨死这件事了。所以这案子没记住，事情记住了。所以说，人不能办事盲目，盲目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在福建莆田的一个祠堂里，曾经看过一张非常大的黄花梨案子。福建人的宗祠观念特别重，所以每个村里都有宗祠。那张案子非常巨大，长4.2米，案面是一块独板，俗称“一块玉”，就是说整块板跟玉似的，漂亮至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案子。这张案子几百年来都在这个宗祠里，受无数人的礼拜。可惜最后还是被拿出来卖，整个村里的人都在场院上坐着，买的人点好钱，全体村民一人分一份。以我当时的能力，没有办法买下这张大案。这案子现在在美国丹佛博物馆展览。我去丹佛博物馆讲课时，又看到这张案子，非常震撼。
这张黄花梨大案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在村子里起到一种凝聚力的作用。但村里人为了分笔钱，把几百年的案子卖掉了，最后辗转到美国，被人家珍而重之地供起来了。以后有机会去丹佛的人，一定要去看看这张“天下第一案”。
由于案子的陈设功能越来越大，它的实用功能就相对降低；相反，桌子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大，陈设功能越来越低。所以，桌案从功能上有了区分，这是在使用中发生的区分，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比如过去的人家，一进屋就放着一张大条案，靠着主墙，上面摆两只掸瓶。我小时候，去我的外曾祖母家，她在北京有一个大院。我那时候很小，觉得这张案子非常高，根本看不见案子上面的大掸瓶。这就是我对案子的第一印象，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后来这案子上哪儿了，我就不清楚了。
桌子在越来越接近实用的时候，就跟案发生了分野。桌，最早写成卓越的“卓”，它是高起来的意思。比如卓然而立、卓尔不群。就是超出别人，高高地立在那儿。“卓”字后来才把底下“十”字变成了“木”字，写成了现在的“桌”字。
桌与案从功能上讲，差距不是很大。比如我们有条桌就有条案，有画桌就有画案，有书桌就有书案，有炕桌就有炕案。但有饭桌，就没有饭案。因为吃饭这件事虽然在生活中非常重要，但从精神层面上讲并不重要。过去古人从文化上还比较鄙视吃。他觉得天天去谈吃，层次太低了，得谈点儿文化，谈点儿梅花、竹子，才比较雅。所以，吃饭比较低，我们就在桌子上完成。
古人吃饭的桌子大多是方桌，为什么呢？这跟我们吃饭的制度有关。我们早年是分餐制的民族，一人一份。为什么有举案齐眉这件事呢？因为当时是分餐，我举一份给你，我这儿还有一份。如果当时梁鸿和孟光是共餐，就也犯不着我举着你吃，然后你举着我吃了，对不对？我们的分餐制度逐渐演化成共餐制了。采用方桌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共餐制。这一点从我们的筷子上就可以看出来。早期凡是筷子长的家庭，都是富有家庭；筷子短的，都是相对贫困的家庭。
中国人的筷子有特别长的，是为了菜多的时候，能夹着远处的菜。今天餐厅有转盘，什么菜都能转到你跟前，过去没那事儿，你得去夹，所以筷子一定要长。日本的筷子短而尖。因为日本是分餐制，筷子不需要很长。它为什么是尖的呢？是因为日本民族吃生的东西，比如生鱼片，非常滑，夹的时候必须扎一下，才夹得起来。我们则不同，过去中国人吃饭很讲究，绝对不许扎。我小时候，记得姥爷就教育我说：“夹起来就吃，夹不起来就不吃，不许扎。”后来我大一点儿，人家告诉我说：“筷子扎馒头，是给死人吃的。”按照更严格的礼仪，过去在桌上吃饭，筷子绝对不许伸过中轴线，那边的菜再好吃，你也不许伸筷子过去夹，顶多是人家给你端过来，你才能夹一筷子。这就是中国饮食的传统习惯，所以中国人从小练就了一双灵巧的手，顺便把脑子也给练灵巧了。我们再看韩国的筷子，是金属的，因为韩国老烧烤，赶上咱这种筷子早就烧坏了，所以必须使用金属。从小小的筷子身上，我们就能看出民族文化的很多特征。
随后亮格柜出现了。“亮”是通透、透亮的意思。所谓亮格柜，肯定上面有一部分通透，就叫“亮格”。这种柜子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叫法，“万历柜”。万历柜是明朝万历年间非常流行的一种柜样，因此而得名。正像“景泰蓝”是在明朝景泰年间开始受到重视，因此而得名一样，我以后会专门讲到它。
中国的第二次收藏热就在晚明。晚明期间的收藏热，导致万历柜的出现，上面这一层通透的地方，是专门为了陈列古董而设。宋代的古董陈设，一般不是搁在榻上，就是搁在案上，它是平面的一种欣赏。到了晚明时期，古董搁到万历柜的亮格里，有空间感了。但是请注意，它还是陈设在一个平面上。一般万历柜的高度，会比人的视线稍微高一点儿，眼睛稍微往上一抬，就能看见它的亮格了。
我曾见过一对很高大的黄花梨万历柜。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行家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对大号万历柜，问我愿不愿意去广州看。于是我专程去了广州，因为我还比较信这个行家。行家说柜子有3.2米高，那就非常高了，像我这样高的人，伸起手来是2.2米，根本够不着它的亮格。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如何往上放东西？这样的东西不应该存在呀，历史上也没见过这么大的万历柜。
结果，我去仓库一看，确实是一对巨大的万历柜。我就询问来源，他们推测了半天，说这对大柜是苏北地区的，有可能是一个庙里的家具，但这个庙在解放前就被拆掉了。庙里是有巨型柜子的可能。我在很多寺院里看到过巨型家具，包括边长超过2米的超大方桌，但在老百姓家里是不可能看到的。这对巨大的万历柜，20世纪50年代就被拆散卖掉了。当时第一个柜子在苏北买到，第二个柜子在山西买到，当两个柜子凑到一起时，天衣无缝，确实是一对。可惜的是，当时我买不起。最后这对大柜被卖到了美国。
到了清朝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时期，全国的收藏热再度兴起。这时，多宝格就出现了，它已经不是只有一个层面的柜子了。我们从雍正《十二美人图》上面，可以看见当时多宝格的形象。我们推测多宝格是雍正年间发明的，就是当第三次收藏热达到高峰的时候。多宝格专门用来陈设古董，是专属家具。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喜欢古董的时候，经常跑琉璃厂。当时文物商店的收购部就在琉璃厂，那里有一对雍正年间的鸡翅木多宝格，我每次去都观看很长时间，非常喜欢。当时收购部的人说这对柜子不可以卖，于是就一直搁在那儿。十几年中，每次路过时我都进去看看，心里就觉得高兴。后来1995年翰海拍卖时，这对柜子被拿出来拍卖了。当时社会缺乏对多宝格的认识，所以我以非常低的价格买回来了，现在还在观复博物馆里展出。
一般情况下，多宝格都是对称的设计，左边有一个空间，右边也有一个同样的空间，并不一顺边。这是多宝格的一个特征。对称是中国古典家具的基本原则。多宝格一般都是成对出现，尽管我们看到过很多单只的，但那都是历史上就被拆散了。
多宝格的出现，表明社会富足时期的到来。今天就是这样。现在很多人家庭面积改善了，就跑到家具市场买一个古董柜子，不管是真，还是假，反正搁几件古董上去，就很高兴。这是社会富足的一个标志。
古董的陈设，由早期的案、榻之上的陈设，到万历柜里的平面陈设，再到多宝格的多层次陈设，这是陈设性家具的一个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家具设计意图的走向。
刚才说的都是陈设性的家具，还有一种完全储物的家具。第一种是明代最经典的柜子，俗称“面条柜”。样子是上窄下宽，呈“A”字型，所以英文里叫“A型柜”。南方人说得更通俗，叫“大小头”，显然是底下大，上面小，很形象。面条柜的设计非常科学。它利用了物理的重心偏里的原理，把面条柜的门打开以后，不用关。因为重心偏里，柜门在没有任何动力的情况下，会很缓慢地自动关上，很神奇。我曾经给一个美国人演示这个柜子，我打开柜门，一松手，它自动就关上了。美国人很惊讶地说：“我儿子终于有治了！我儿子从来不知道关门。”
面条柜除了自动关门的优点外，还有非常好的视觉稳定感。因为它下宽上窄，当你离它很近的时候，更有稳定的感觉。一般人很少注意，当我们走近上下垂直的柜子时，由于视差的变化，柜子会变成上宽下窄。而当你走近面条柜时，它就变成直的了，这是一种利用人的视差、利用人的内心很细致的感受，设计出来的一种经典的柜子。由于面条柜的设计理念与众不同，所以它是中国古代家具中最贵的柜子，是西方人最为追逐的柜子，而我们自己往往会忽视。
面条柜进入清朝以后，数量就逐渐减少。民国到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生产这种柜子。很多人就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么优良的柜子，反而不用了？这与我们国家人口增殖有很大关系。明末时，中国大概有不到1亿人。这种统计在学术上有各种争论，但一般都认为到明末，中国人口在9000多万到1亿人左右。到了乾隆朝，人口翻了两番，是4亿人。最重要的原因是晚明引进了番薯和玉米，这两大植物救了很多中国人的命。中国过去五谷杂粮都比较低产，一亩打200斤就算很多了。这两种植物的引进，是人口急剧增殖的一个基础原因。当然还有政治原因，就是康乾盛世的整体社会因素。
人口翻了两番，但房屋面积没有相应扩大。人均居住面积在下降，要求家具的摆放更紧凑。面条柜的摆放，必须是左一个、右一个，必须拉开，它不能靠在一起摆。因为当它靠在一起时，两个柜子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大的倒三角，视觉上不舒服。对于清朝人来说，这种柜子不再适合日益缩小的居住面积。
我们到解放那年，还是4亿多人，当时的口号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起来，就是4.5亿人。我们从解放到现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人口增长得非常快，大概增加了两倍，现在有13亿多人。这个数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