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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楚娇仍是不服气，斜过头端详着白莎和琴生：“我就看不出。我那些同学，还没去过国外呢，可嘴里满是蹩脚的英文。白莎姐看着不比他们像中国人多了。再说了，姐夫你还不劝劝白莎姐，咱们中国人不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白莎姐既然嫁给你，你还不让她做回中国人？”
琴生脸上一红，刚要答话，被白莎捏了一下手，便又停住了。白莎微微一笑，言道：“我还是好好地当记者吧。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当了政客总是束手束脚的，哪有当记者这么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政治这事儿，其实我也不懂，我看还是问问老大哥吧。庆哥，你帮着说说？”
庆哥本是健谈，可这晚上话却不多，只是脸含着微笑，伴在小竺身边。被白莎问到，他倒也未推辞，不急不缓地说了起来。
“要说这次政协会，倒是在大家的意料之外。李先生是亲身经历，自然是比我们都看得都仔细。我也就是从旁观察，也未必能说到点子上。”
他顿了顿，身旁的小竺也给他点上了一根烟，两人相视一笑，甚是亲密。
“要说呢，政协的决议自然是好事。中国打了这么多年仗了，不管是哪个党，哪个派，只要是中国人，肯定都是希望能和平建国的。可是啊，说真的，李先生，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我这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踏实。”
“不踏实？”我问道，“你是怕政府反悔？”
庆哥慢慢地点点头：“这是一节。抗战这八年，国共说是合作，其实明里暗里的，政府也没少了剿共。我看他们虽然嘴上没这么说，但这心里可是一刻也没忘了这事。能就这么容易地把共产党请进国民政府？这是一个不踏实。”
我点头称是：“张表老和民盟的各位先生们起初也是这么担心的，因此上还特别和共产党的周先生说好大家在政协会上互通气，共进退，怕的也是政府又出尔反尔。不过这次孙院长
做国民党的代表，说得还是很诚恳的。关于宪法草案，有些人不满意，一直闹到了蒋主席那里，可孙院长还是顶住了，最后签了字。”
庆哥的烟吸得很慢、很悠然，随手轻轻地弹落烟灰，接着言道：“这当然好。不过我心里还有一个不踏实，其实我也不知对还是不对，反正都不是外人，我就随便一说，你们也就随便听听。”
“小时候啊，有一次我后脖子上生了个疔疮。我家挺穷的，还在乡下，也是缺医少药，就没怎么管。谁知道这疔疮就是不好，我娘请了镇里的郎中给瞧瞧。那郎中说这叫砍头疮，要么拿刀切开，放脓，应该是个最快的法子，可是万一弄不好，说不准立马就会死人。要是不动刀，就只能上些草药敷着，看看能不能把毒火压下去。”
“我爹娘是乡下人，听着要在儿子脖子上动刀子那还了得，肯定是不答应，就那么敷草药敷了个把月。疮倒是真变小了，可过些日子就开始发烧，先是低烧，然后越来越高，起不来床，眼看着人就不行了。”
“我们家也是几代单传，爹娘看着我这样，也没了办法，只能雇了辆车去夔州，请个好大夫再瞧瞧，就算死马当活马医吧。也算我命大，城里面正好有个外来的大夫坐堂，一看便说这是毒火没放出来，憋了回去，便在身子里犯了病。眼下也就只有动刀了。”
“到得这光景，我命悬一线，爹娘哪还顾得上什么动刀不动刀的，就让大夫只管去治。他把原来郎中敷的药都去了，就让那疔疮再发发，然后拿刀子给剌开，把脓给放出来。因为时间耽误了，得反复地剌、反复地放，弄了十几天才放干净，脖子上也留了一个大疤。”
庆哥放缓了声音，眼睛也望着远方：“我觉着咱们中国的事，就像是身上生了这些疔疮。如果能不开刀治好了固然是最好，可就怕抹了些民主宪政的药，一时压下去，可毒火和脓没放出来，最后攻了心，那就真难办了。”
他这话说得舒缓，可却让原本轻松的年夜变得凝重了许多。众人都想着我们这国家是否还需要再动干戈，才能把几千年的毒火放出去。
内森咬着嘴唇，点点头，言道：“庆大哥这话也有道理。其实美国也是这样。我们的独立战争，虽然打了好几年，但说不上多惨烈，至少没办法和现在的战争相提并论。但却是把好多问题压了下来，比如说黑人奴隶。之后几十年，几代人想尽了办法，左一个妥协，又一个方案，总想着把他压下去。可是南方北方越走越远，最后这疮还是破了，打了内战。死的人比哪次战争都多，才把这问题最终解决了。”
楚娇重重地捏了一下内森的手，嗔道：“大过年的，又说这些死人的事，多不吉利。你这老毛病怎么又犯了。也怪我，非要提这什么国民大会的事，我看咱们还是免谈国事吧。”
免谈国事虽是个好建议，但谈天便是如此，像滩上的溪流，有着自己的走向，陡地要它转向，却也只能变成一团沉默。看着屋里的老座钟，时间离午夜还有半个钟点，而日出便更在漫漫长夜之后。我不想让众人扫兴，既然说了要守岁到天明，总不好就此散了。还是德诚出了主意，说是大家都是新派人物，不会喜欢打麻将的，但家里正巧有扑克牌，便劝着大家打牌解闷。
不过，我们不巧是七个人，德诚又说自己不会，不愿坐下和大家一起玩，便凑不了两桌。楚娇本想去叫若颖，说是给我找个对家。但我猜想她必是不愿把抗儿独自放下，便说让大家轮着打牌，剩下的三个人一起包些汤圆、抄手，做宵夜吃。
我原本是建议大家轮着来，免得打牌太累，或是做宵夜太无趣，可是庆哥和小竺一开始便坐过来，说是桥牌打得不好，要和我一起包汤圆。这倒也好，毕竟另外那两对左右都不是对厨艺一道在行的。我们三人一边包着汤圆，一边聊起了他二人的婚事，原来他们二人也有约在先，要到抗战胜利之后再办事。
“我们想着在胜利大厦办喜事，”庆哥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揪起一块水磨粉，在手里很快地搓成了球，随着一按，变成圆饼，便可放入馅料了。
“可是谁知道这一胜利啊，大家都等着要办事，也都想着胜利大厦，借个吉利，一直就拖到三月份了。”
庆哥看来倒是精于厨艺，虽是嘴里说着话，两手配合着，一丝也不受影响。一边转着，一边捏，片刻间便又包好了一个汤圆。
我看着他那边已开始包起第三个，而自己手里那头一个形状还不甚满意，便笑着冲小竺道：“你将来好福气，先生能上厅堂，能下厨房。”
小竺脸上一阵骄傲，泛着红晕：“我们俩啊，小时候家里都穷，什么都得学着做。您别看他现在穿着西装，拿着自来水笔，要是让他放个牛、挑个粪，也难不着他。”
庆哥放下包好的汤圆，深情地言道：“我和小竺也算是运气好的。小时候虽然是苦，到底还能上个学，这么慢慢地就能出来。乡下那帮穷亲戚，再没个文化，就只能一辈一辈地受苦。”
小竺点点头，柔声道：“要说，我还得谢谢您，李先生。您家给咱们学校捐了地，捐了款子，能让我们家里没钱的也有个地方上学。”
我摆摆手，叹道：“这都是先父在世时积下的功德。到我这一辈，也是惭愧，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当年在美国上学那会儿，看着那么大的学校，那么多的图书馆都是慈善之举，就想着自己将来也能做点善事。可是回来了，四处看看，教育救国也喊了好多年，都是杯水车薪。”
庆哥似也感到了我心中的无奈，便道：“李先生，现在毕竟开始和平建国了，那天我还跟小竺说呢，过两年，说不定我也不在银行干了，就回乡下办个学校，也是件好事。”
听说这话，我心中一喜，笑着言道：“那也不用去远了，就来自贡嘛。这儿是小竺的老家，你也算是咱们自贡的女婿，我和校董们商量，将来一定聘你。”
“这话当真？”庆哥的声音中有些激动地问道：“不过还真得再等两年。行里面过阵子可能派我去万县，把川东的业务发展发展，等到那边有些眉目，我就来向您报道。”
我们桌上的汤圆渐渐摆满，德诚便过来换上抄手皮和馅。说起学校的事，庆哥的兴致极高，不断地问我美国学校的情形，与我商量着将来如何能让左近的孩子都来学校读书。正说话间，但听得牌桌上一阵喧笑：“白莎姐，你怎么又走神了，咱们现在打的是红桃，你怎么把方片都打出来了？”
我侧头望去，白莎正忙不迭地向众人道歉，嘴里埋怨着说这几天事情多，晚上睡不好，现在熬起夜来便没得精神。
楚娇睁大眼睛，嘴角微翘，笑着言道：“白莎姐，我看还是换舅舅来打吧。你去跟庆哥和竺姐说说话，聊聊学校的事。这么打下去，你老是分心，闹得姐夫也跟着你一块输。”
白莎脸上微微一红，回过头，望着我，眼神里仿佛也在求我解围。我换上牌桌，接着又玩了几轮。不经意间看过去，那边庆哥、小竺和白莎三人，面色凝重，低声细语，却是让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安。
nbsp; 楚娇仍是不服气，斜过头端详着白莎和琴生：“我就看不出。我那些同学，还没去过国外呢，可嘴里满是蹩脚的英文。白莎姐看着不比他们像中国人多了。再说了，姐夫你还不劝劝白莎姐，咱们中国人不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白莎姐既然嫁给你，你还不让她做回中国人？”
琴生脸上一红，刚要答话，被白莎捏了一下手，便又停住了。白莎微微一笑，言道：“我还是好好地当记者吧。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当了政客总是束手束脚的，哪有当记者这么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政治这事儿，其实我也不懂，我看还是问问老大哥吧。庆哥，你帮着说说？”
庆哥本是健谈，可这晚上话却不多，只是脸含着微笑，伴在小竺身边。被白莎问到，他倒也未推辞，不急不缓地说了起来。
“要说这次政协会，倒是在大家的意料之外。李先生是亲身经历，自然是比我们都看得都仔细。我也就是从旁观察，也未必能说到点子上。”
他顿了顿，身旁的小竺也给他点上了一根烟，两人相视一笑，甚是亲密。
“要说呢，政协的决议自然是好事。中国打了这么多年仗了，不管是哪个党，哪个派，只要是中国人，肯定都是希望能和平建国的。可是啊，说真的，李先生，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我这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踏实。”
“不踏实？”我问道，“你是怕政府反悔？”
庆哥慢慢地点点头：“这是一节。抗战这八年，国共说是合作，其实明里暗里的，政府也没少了剿共。我看他们虽然嘴上没这么说，但这心里可是一刻也没忘了这事。能就这么容易地把共产党请进国民政府？这是一个不踏实。”
我点头称是：“张表老和民盟的各位先生们起初也是这么担心的，因此上还特别和共产党的周先生说好大家在政协会上互通气，共进退，怕的也是政府又出尔反尔。不过这次孙院长
做国民党的代表，说得还是很诚恳的。关于宪法草案，有些人不满意，一直闹到了蒋主席那里，可孙院长还是顶住了，最后签了字。”
庆哥的烟吸得很慢、很悠然，随手轻轻地弹落烟灰，接着言道：“这当然好。不过我心里还有一个不踏实，其实我也不知对还是不对，反正都不是外人，我就随便一说，你们也就随便听听。”
“小时候啊，有一次我后脖子上生了个疔疮。我家挺穷的，还在乡下，也是缺医少药，就没怎么管。谁知道这疔疮就是不好，我娘请了镇里的郎中给瞧瞧。那郎中说这叫砍头疮，要么拿刀切开，放脓，应该是个最快的法子，可是万一弄不好，说不准立马就会死人。要是不动刀，就只能上些草药敷着，看看能不能把毒火压下去。”
“我爹娘是乡下人，听着要在儿子脖子上动刀子那还了得，肯定是不答应，就那么敷草药敷了个把月。疮倒是真变小了，可过些日子就开始发烧，先是低烧，然后越来越高，起不来床，眼看着人就不行了。”
“我们家也是几代单传，爹娘看着我这样，也没了办法，只能雇了辆车去夔州，请个好大夫再瞧瞧，就算死马当活马医吧。也算我命大，城里面正好有个外来的大夫坐堂，一看便说这是毒火没放出来，憋了回去，便在身子里犯了病。眼下也就只有动刀了。”
“到得这光景，我命悬一线，爹娘哪还顾得上什么动刀不动刀的，就让大夫只管去治。他把原来郎中敷的药都去了，就让那疔疮再发发，然后拿刀子给剌开，把脓给放出来。因为时间耽误了，得反复地剌、反复地放，弄了十几天才放干净，脖子上也留了一个大疤。”
庆哥放缓了声音，眼睛也望着远方：“我觉着咱们中国的事，就像是身上生了这些疔疮。如果能不开刀治好了固然是最好，可就怕抹了些民主宪政的药，一时压下去，可毒火和脓没放出来，最后攻了心，那就真难办了。”
他这话说得舒缓，可却让原本轻松的年夜变得凝重了许多。众人都想着我们这国家是否还需要再动干戈，才能把几千年的毒火放出去。
内森咬着嘴唇，点点头，言道：“庆大哥这话也有道理。其实美国也是这样。我们的独立战争，虽然打了好几年，但说不上多惨烈，至少没办法和现在的战争相提并论。但却是把好多问题压了下来，比如说黑人奴隶。之后几十年，几代人想尽了办法，左一个妥协，又一个方案，总想着把他压下去。可是南方北方越走越远，最后这疮还是破了，打了内战。死的人比哪次战争都多，才把这问题最终解决了。”
楚娇重重地捏了一下内森的手，嗔道：“大过年的，又说这些死人的事，多不吉利。你这老毛病怎么又犯了。也怪我，非要提这什么国民大会的事，我看咱们还是免谈国事吧。”
免谈国事虽是个好建议，但谈天便是如此，像滩上的溪流，有着自己的走向，陡地要它转向，却也只能变成一团沉默。看着屋里的老座钟，时间离午夜还有半个钟点，而日出便更在漫漫长夜之后。我不想让众人扫兴，既然说了要守岁到天明，总不好就此散了。还是德诚出了主意，说是大家都是新派人物，不会喜欢打麻将的，但家里正巧有扑克牌，便劝着大家打牌解闷。
不过，我们不巧是七个人，德诚又说自己不会，不愿坐下和大家一起玩，便凑不了两桌。楚娇本想去叫若颖，说是给我找个对家。但我猜想她必是不愿把抗儿独自放下，便说让大家轮着打牌，剩下的三个人一起包些汤圆、抄手，做宵夜吃。
我原本是建议大家轮着来，免得打牌太累，或是做宵夜太无趣，可是庆哥和小竺一开始便坐过来，说是桥牌打得不好，要和我一起包汤圆。这倒也好，毕竟另外那两对左右都不是对厨艺一道在行的。我们三人一边包着汤圆，一边聊起了他二人的婚事，原来他们二人也有约在先，要到抗战胜利之后再办事。
“我们想着在胜利大厦办喜事，”庆哥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揪起一块水磨粉，在手里很快地搓成了球，随着一按，变成圆饼，便可放入馅料了。
“可是谁知道这一胜利啊，大家都等着要办事，也都想着胜利大厦，借个吉利，一直就拖到三月份了。”
庆哥看来倒是精于厨艺，虽是嘴里说着话，两手配合着，一丝也不受影响。一边转着，一边捏，片刻间便又包好了一个汤圆。
我看着他那边已开始包起第三个，而自己手里那头一个形状还不甚满意，便笑着冲小竺道：“你将来好福气，先生能上厅堂，能下厨房。”
小竺脸上一阵骄傲，泛着红晕：“我们俩啊，小时候家里都穷，什么都得学着做。您别看他现在穿着西装，拿着自来水笔，要是让他放个牛、挑个粪，也难不着他。”
庆哥放下包好的汤圆，深情地言道：“我和小竺也算是运气好的。小时候虽然是苦，到底还能上个学，这么慢慢地就能出来。乡下那帮穷亲戚，再没个文化，就只能一辈一辈地受苦。”
小竺点点头，柔声道：“要说，我还得谢谢您，李先生。您家给咱们学校捐了地，捐了款子，能让我们家里没钱的也有个地方上学。”
我摆摆手，叹道：“这都是先父在世时积下的功德。到我这一辈，也是惭愧，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当年在美国上学那会儿，看着那么大的学校，那么多的图书馆都是慈善之举，就想着自己将来也能做点善事。可是回来了，四处看看，教育救国也喊了好多年，都是杯水车薪。”
庆哥似也感到了我心中的无奈，便道：“李先生，现在毕竟开始和平建国了，那天我还跟小竺说呢，过两年，说不定我也不在银行干了，就回乡下办个学校，也是件好事。”
听说这话，我心中一喜，笑着言道：“那也不用去远了，就来自贡嘛。这儿是小竺的老家，你也算是咱们自贡的女婿，我和校董们商量，将来一定聘你。”
“这话当真？”庆哥的声音中有些激动地问道：“不过还真得再等两年。行里面过阵子可能派我去万县，把川东的业务发展发展，等到那边有些眉目，我就来向您报道。”
我们桌上的汤圆渐渐摆满，德诚便过来换上抄手皮和馅。说起学校的事，庆哥的兴致极高，不断地问我美国学校的情形，与我商量着将来如何能让左近的孩子都来学校读书。正说话间，但听得牌桌上一阵喧笑：“白莎姐，你怎么又走神了，咱们现在打的是红桃，你怎么把方片都打出来了？”
我侧头望去，白莎正忙不迭地向众人道歉，嘴里埋怨着说这几天事情多，晚上睡不好，现在熬起夜来便没得精神。
楚娇睁大眼睛，嘴角微翘，笑着言道：“白莎姐，我看还是换舅舅来打吧。你去跟庆哥和竺姐说说话，聊聊学校的事。这么打下去，你老是分心，闹得姐夫也跟着你一块输。”
白莎脸上微微一红，回过头，望着我，眼神里仿佛也在求我解围。我换上牌桌，接着又玩了几轮。不经意间看过去，那边庆哥、小竺和白莎三人，面色凝重，低声细语，却是让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