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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317689ea1ff647ec810ffad2d547c36a_5">第一节 中原</h3>
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区。这片土地上的人以知“礼”自居，对“礼”的遵从与否是他们用以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基本标准，儒学是对“礼”的系统化表达，并且是中华帝国诸朝代的基本正当性的来源。
区别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转化为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及制度安排时，儒家伦理的载体不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而是一种表达着伦理意涵的人际关系结构。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脱离开人际关系结构，孤身一人是无法实践的，儒家更无法想象一种荒岛上的鲁滨孙一样的精神世界。这样一种人际关系结构，需要其中的个体都是处在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状态，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倘若因为个体的高度流动性，父母兄弟常常彼此不知对方所在，则儒教伦理也难以展开。
定居的生活状态，需要农耕的生产方式，而农耕有一个硬性的自然约束条件，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如果一个地区的年降水量少于400毫米，人们则无法依靠农耕的方式谋生；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降水量少于400毫米的地方，即便有人进行农业种植，这也无法成为他们用来谋生的主要手段。<span class="mark" title="依靠雪山融水的绿洲地区，降水量也不多，但其另有逻辑，不在此处所论之列。关于绿洲逻辑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分布北界，基本上就是长城；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应该是中原帝国是在农耕地区扩展到其自然极限之处，修建了长城。拉铁摩尔甚至认为，长城的修建起于战国后期以及秦朝，最初并不是为了防范游牧民族，因为当时没有明显的游牧威胁，其目的反倒是用来强化对于内地的控制。<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5—282页。">
还需进一步解释的是，并非可以农耕的地区儒家文化就能够传播过去。在儒家文化的多年发展中，“中原正统性”成为其潜意识里的一个前提，这在古代带来了中原的崇高地位，但是也相应地限制了其传播空间。文化，可以通过武力强行传播，也可以通过其文化吸引力让人自愿皈依。离中原过远的地方，即便可以农耕，但其超出了帝国的有效统治半径，帝国也无法用武力使其儒家化；另一方面，如果在这个地方还面临与其他文化的竞争，以个体心灵为载体的文化，其传播成本（包括劝人改宗的成本），一定低于以特定人际关系结构为载体的文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儒家文化可以传入朝鲜、日本，因为当地不面临其他文化的竞争，也可以传入越南北部，因为中原帝国曾统治其千年之久；却无法传入西域和越南北部以外的东南亚地区，因为不管这些地方是否超出帝国统治范围，在当地都要面对与其他文化的竞争。<span class="mark" title="西汉时曾经有过一个小插曲，当时的龟兹国王来长安参拜过之后，觉得汉室依照儒礼而定的皇家仪仗气度非凡，于是回到龟兹之后也仿照着搞了一套仪仗，出门前呼后拥，坐下了山呼万岁。结果遭到西域其他诸国的嘲笑，说他非驴非马，最后这种尝试也就无疾而终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儒家文化具有地理依赖性，它因自然生态原因而无法越过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只能在中原地区展开。但是其世界想象并不会局限在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当中，它具有一种普遍想象，这带来了后来的一系列历史特性：一方面，它在历史上，会构成超越草原、中原之上的普遍帝国的正当性辩护基础；另一方面，它也会使得中国在理解超中国的世界秩序时，遭遇到特殊的观念障碍，从而在现代转型之际遭遇到特殊的问题，与日本等国截然不同。
还可进一步解释，为何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纯粹的中原王朝或者说汉人王朝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都是北方入主的草原征服王朝。此处所说的“统治”，是指对方真正的臣服，而不是名义上的朝贡。在古代，所谓汉人并不是基于血统而获得定义的，历次的民族大迁徙，导致中原人或多或少会有北族的混血，更何况在西周时还视作蛮夷之人的楚人、越人等，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就作为汉人的一部分了，血统上根本无法追溯；汉人是用文化来定义的，具体来说就是以农耕生活为载体的儒家文化。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对于农耕的约束，使得人们在越过长城以北若还想活得下去，就必须游牧化，否则是死路一条。而一旦游牧化之后，意味着必须放弃中原式的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结构等等，也就是无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来生活了。
因此，纯正的中原王朝也许有能力派兵远赴漠北驱逐游牧者，却无法实质性地统治漠北。要统治就必须驻军，而所驻之军的后勤补给，无法从中原持续获得，因为这超出了帝国的承受能力；他们只能就地取材，通过游牧获得补给，而一旦游牧起来，就不再是汉人军队了。即便中原王朝强大时能够扫荡漠北，事毕仍必须撤军南返，这只不过是替草原上的其他游牧者扫清崛起的障碍而已。
儒家所尊奉的仪礼秩序，最初是一种自生秩序，它源于传统，贵族制作为该仪礼秩序的载体。在周代，这些贵族源自武王与周公对于同姓与近臣的分封。诸侯带领本族人到封地武装殖民建城而居，称为国人，亦称君子；被征服者则居于城外，称为野人，亦称小人。该种秩序下，只有贵族君子可以参加战争，战争的礼仪性质往往也会大于实用性质。宋襄公差不多是这种意义上贵族的绝唱，他的“不击半渡”“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都是贵族精神的体现，任何不符合礼的战法，都胜之不武，宋襄公耻之。但这在不讲究中原式贵族精神的对手面前会显得很迂腐，宋襄公遂被楚王打得大败。
嗣后，中原各诸侯国陆续开始变法，诸侯国内部的贵族等级被夷平，传统仪礼秩序的载体不复存在。人们的身份高低不再是基于出身、血统，而是基于军功；平民也可以参战了，甚至可以军功升至超越于过去贵族之上的地位。强有力的贵族的存在，可以约束中央政府对社会的资源汲取；贵族不再，政府便得以建立起远较过去强大的中央财政，形成官僚体系、吏治国家。新近拔擢的平民，正是用来填充官僚体系的最佳人选。他们不似贵族有着独立于王权之外的财务基础，其地位的提升又依赖于王权，平民与王权之间便会形成一种合作关系；这样一个群体进入官僚体系，可使其效率最大化。此时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也依照战争动员的逻辑重构了一番，全民战争开始出现了，战争的实用性转而超越于礼仪性之上，各国进入了比拼资源动员效率的阶段。
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其逻辑终点就是中原地区的大一统，并且这种大一统从技术上来说差不多是不可逆的，因为大一统首先基于中央财政的大一统，而能够阻挡中央财政大一统的古典贵族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原地区连续成片的农耕地区，其人口与财富总量的汇聚度，在古代世界堪称独一无二。如此一种地理，利于大规模作战，而不利于... -->>
<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317689ea1ff647ec810ffad2d547c36a_5">第一节 中原</h3>
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区。这片土地上的人以知“礼”自居，对“礼”的遵从与否是他们用以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基本标准，儒学是对“礼”的系统化表达，并且是中华帝国诸朝代的基本正当性的来源。
区别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转化为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及制度安排时，儒家伦理的载体不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而是一种表达着伦理意涵的人际关系结构。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脱离开人际关系结构，孤身一人是无法实践的，儒家更无法想象一种荒岛上的鲁滨孙一样的精神世界。这样一种人际关系结构，需要其中的个体都是处在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状态，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倘若因为个体的高度流动性，父母兄弟常常彼此不知对方所在，则儒教伦理也难以展开。
定居的生活状态，需要农耕的生产方式，而农耕有一个硬性的自然约束条件，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如果一个地区的年降水量少于400毫米，人们则无法依靠农耕的方式谋生；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降水量少于400毫米的地方，即便有人进行农业种植，这也无法成为他们用来谋生的主要手段。<span class="mark" title="依靠雪山融水的绿洲地区，降水量也不多，但其另有逻辑，不在此处所论之列。关于绿洲逻辑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分布北界，基本上就是长城；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应该是中原帝国是在农耕地区扩展到其自然极限之处，修建了长城。拉铁摩尔甚至认为，长城的修建起于战国后期以及秦朝，最初并不是为了防范游牧民族，因为当时没有明显的游牧威胁，其目的反倒是用来强化对于内地的控制。<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5—282页。">
还需进一步解释的是，并非可以农耕的地区儒家文化就能够传播过去。在儒家文化的多年发展中，“中原正统性”成为其潜意识里的一个前提，这在古代带来了中原的崇高地位，但是也相应地限制了其传播空间。文化，可以通过武力强行传播，也可以通过其文化吸引力让人自愿皈依。离中原过远的地方，即便可以农耕，但其超出了帝国的有效统治半径，帝国也无法用武力使其儒家化；另一方面，如果在这个地方还面临与其他文化的竞争，以个体心灵为载体的文化，其传播成本（包括劝人改宗的成本），一定低于以特定人际关系结构为载体的文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儒家文化可以传入朝鲜、日本，因为当地不面临其他文化的竞争，也可以传入越南北部，因为中原帝国曾统治其千年之久；却无法传入西域和越南北部以外的东南亚地区，因为不管这些地方是否超出帝国统治范围，在当地都要面对与其他文化的竞争。<span class="mark" title="西汉时曾经有过一个小插曲，当时的龟兹国王来长安参拜过之后，觉得汉室依照儒礼而定的皇家仪仗气度非凡，于是回到龟兹之后也仿照着搞了一套仪仗，出门前呼后拥，坐下了山呼万岁。结果遭到西域其他诸国的嘲笑，说他非驴非马，最后这种尝试也就无疾而终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儒家文化具有地理依赖性，它因自然生态原因而无法越过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只能在中原地区展开。但是其世界想象并不会局限在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当中，它具有一种普遍想象，这带来了后来的一系列历史特性：一方面，它在历史上，会构成超越草原、中原之上的普遍帝国的正当性辩护基础；另一方面，它也会使得中国在理解超中国的世界秩序时，遭遇到特殊的观念障碍，从而在现代转型之际遭遇到特殊的问题，与日本等国截然不同。
还可进一步解释，为何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纯粹的中原王朝或者说汉人王朝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都是北方入主的草原征服王朝。此处所说的“统治”，是指对方真正的臣服，而不是名义上的朝贡。在古代，所谓汉人并不是基于血统而获得定义的，历次的民族大迁徙，导致中原人或多或少会有北族的混血，更何况在西周时还视作蛮夷之人的楚人、越人等，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就作为汉人的一部分了，血统上根本无法追溯；汉人是用文化来定义的，具体来说就是以农耕生活为载体的儒家文化。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对于农耕的约束，使得人们在越过长城以北若还想活得下去，就必须游牧化，否则是死路一条。而一旦游牧化之后，意味着必须放弃中原式的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结构等等，也就是无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来生活了。
因此，纯正的中原王朝也许有能力派兵远赴漠北驱逐游牧者，却无法实质性地统治漠北。要统治就必须驻军，而所驻之军的后勤补给，无法从中原持续获得，因为这超出了帝国的承受能力；他们只能就地取材，通过游牧获得补给，而一旦游牧起来，就不再是汉人军队了。即便中原王朝强大时能够扫荡漠北，事毕仍必须撤军南返，这只不过是替草原上的其他游牧者扫清崛起的障碍而已。
儒家所尊奉的仪礼秩序，最初是一种自生秩序，它源于传统，贵族制作为该仪礼秩序的载体。在周代，这些贵族源自武王与周公对于同姓与近臣的分封。诸侯带领本族人到封地武装殖民建城而居，称为国人，亦称君子；被征服者则居于城外，称为野人，亦称小人。该种秩序下，只有贵族君子可以参加战争，战争的礼仪性质往往也会大于实用性质。宋襄公差不多是这种意义上贵族的绝唱，他的“不击半渡”“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都是贵族精神的体现，任何不符合礼的战法，都胜之不武，宋襄公耻之。但这在不讲究中原式贵族精神的对手面前会显得很迂腐，宋襄公遂被楚王打得大败。
嗣后，中原各诸侯国陆续开始变法，诸侯国内部的贵族等级被夷平，传统仪礼秩序的载体不复存在。人们的身份高低不再是基于出身、血统，而是基于军功；平民也可以参战了，甚至可以军功升至超越于过去贵族之上的地位。强有力的贵族的存在，可以约束中央政府对社会的资源汲取；贵族不再，政府便得以建立起远较过去强大的中央财政，形成官僚体系、吏治国家。新近拔擢的平民，正是用来填充官僚体系的最佳人选。他们不似贵族有着独立于王权之外的财务基础，其地位的提升又依赖于王权，平民与王权之间便会形成一种合作关系；这样一个群体进入官僚体系，可使其效率最大化。此时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也依照战争动员的逻辑重构了一番，全民战争开始出现了，战争的实用性转而超越于礼仪性之上，各国进入了比拼资源动员效率的阶段。
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其逻辑终点就是中原地区的大一统，并且这种大一统从技术上来说差不多是不可逆的，因为大一统首先基于中央财政的大一统，而能够阻挡中央财政大一统的古典贵族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原地区连续成片的农耕地区，其人口与财富总量的汇聚度，在古代世界堪称独一无二。如此一种地理，利于大规模作战，而不利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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