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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极端的形式上，虐待狂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病。有些人幻想别人试图杀害他，监禁他，或者给他以其它一些严重的侵害。希望保护自己以免遭受想像中的迫害者的伤害的愿望，常常使得他们采取一些暴力行为，因而这些人必须受到自由人的限制。同其他的精神病一样，这种情况不过是对于那种在一般认为正常的人当中也并不少见的态度的夸张。我并不想去讨论它的极端形式，这是精神病学家的事。我希望考察的只是一些温和的形式，因为它们是不幸的一种极为常见的原因。并且因为它们还没有发展到产生明确的精神病症状，只要患者能够正确诊断自己的问题，认识到其根源在于他自身，而不在于假想中的他人的敌视和恶意，这种病就可以通过患者自己来治好。
我们都很熟悉这种人（不管是男是女），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永远是别人志思负义、冷酷阴险、背信弃义的牺牲品。这种人往往受到极大的欢迎，并且从那些相识不久的人那儿得到温和的同情。一般说来，他讲的每一件事，如果单独来看，是没有什么不可信的。他抱怨的那种恶意的对待有时确实会碰上。但最后引起听者怀疑的是，他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坏，居然然会碰上这么多的坏人恶棍。根据概率理论，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各种人，在他们的一生中受到的恶遇应该是大体相等的。如果根据他自己所说，他总在他生活的周围环境中四处遭受不公正的待遇，那么原因很可能就在他自己身上，他或者总要想像着那些他实际并未遭受的侵害，或者总以一些无意识的言行激起别人难以遏制的愤怒。经验丰富的人因此便会对他受到周围人的虐待的说法表示怀疑。他们的怀疑由于缺乏同情心，又进一步使这个不幸的人坚持人人都在反对自己的想法；而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同情心的表示和同情心的缺乏都会加剧这一问题。有虐待狂倾向的入，一旦他发现一个恶运放年被人相信，便会添油加醋，肆意渲扬，到后来弄得使人简直难以相信；另一方面，如果他发现别人不相信自己的话，他便把这当作人们对他冷酷无情的又一个性证。这种疾病只有通过理解，通过把这种理解传达给患者，才能得到治疗。我写本章的目的是想指出一些一般的反省方法，通过采用这些方法，个人可以诊断出自己身上有多少虐待狂因素（几乎所有的人都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在发现之后加以消除。这是获得幸福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如果我们认为人人都在虐待自己，是不可能感到幸福的。
非理性的最常见的形式之一是，几乎人人都有一种对待恶意的流言蜚语态度。很少有人不说一些相识的人的闲话，乃至一些朋友的闲话，但是一旦人们听到任何对自己不满的话时，便会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似乎他们从未想过，人家会在背后议论自己，正像他们自己也总在背后议论人家一样。这是一种比较轻微的非理性形式，但是如果这种形式进一步发展，便会导致虐待任。我们希望所有的他人都象我们对待自己一样，对我们抱着温和的爱和深深的尊重。我们没有想到过，我们不能期望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能比我们对他人的评价更高；而我们之所以想不到一点，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的优点伟大而显著，而别人的优点，如果真有的话，也只有非常宽厚的人才能发现。当你听到有人在背后说你闲话，你会记起自己曾有九十几次忍住没有说出对他的最公正、最恰当的批评，而忘记了在这第一百次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你说出了自以为是的对他的看法。你难道认为，这就是你自己对长时间克制的报偿么？然而从对方的角度看来，你的行为同你眼中的他的行为如出一辙。你那么多次没有讲过他什么，他并不知道，他只知道第一百次那回你讲出的话。如果我们都具有能够一眼看透别人心思的神奇的魔力，我想，第一个影响也许是积极的，因为一个没有朋友的世界是不可忍受的，我们应该懂得相互去爱，而不需要用一层幻想的面纱遮住自己，声称自己原来就没有把对方看得完美无缺。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是有缺点的，但总体上说还是可以接受的、值得喜爱的。然而，当我们发现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时，就觉得不可忍受。我们希望他们把我们当成与众不同的、毫无瑕疵的人。当我们不得不被迫承认自己的缺点时，我们把这看得过于严重。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要因为自己有点缺点就不必要地感到烦恼。
虐待狂的根子始终在于对自我价值的过分夸大。我呢，我们会说，是一个剧作家；对于每一个毫无偏见的人来说，我是现时代最优秀的剧作家，这点是再明显不过的了。然而，出于某些原因，我的作品很少上演；即使上演了，也并不怎么成功。这种奇怪的现象如何解释？显然，是那些经理、演员和评论家们出于某种原因联合起来反对我。这一理由，对我来说当然是千真万确的；我拒绝向那些戏剧界的巨头们屈膝下跪；我没有阿腴奉承那些评论家们；我的剧本反映的是切实的真理，这对于那些攻击真理的人来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这样，我的卓越天资、非凡才能得不到承认，凋谢了。
还有一种发明家，他从来没有能够请别人来检验他的发明成果；工厂主不愿意考虑任何发明革新，照旧组织生产；那几个发明家，继续保存着他们的小团体，抵挡住了那些尚未得到公认的天才侵入；知识界，则奇怪得很，不是把人家的手稿弄丢了，就是原封不动地把它退还；那些人们向他提出请求的人，不知何故，就是纹丝不动。这种现象该怎样解释呢？显然，社会上存在着那么一些关系密切的人，他们只想在他们自己中间分享发明的成果；那些不属于他们这一小圈子里的人，他的意见当然不会被听取。
还有那么一种人，他根据存在的事实产生一种真正的悲哀，但却仅仅依据自己的体验作出概括，并得出结论说，他的不幸说明了世间一切问题。他发现了，比方说，一些为了政府的利益而被封锁起来的秘密警察的丑闻。他几乎找不到任何宣传机构公布这一发现，而那些看起来灵魂最为高贵的人，则对改正使他满腔愤怒的这类错误不屑一顾，拒绝染指其中。事情就算象他说的那样吧。但是他的挫折使他产生了这么一种印象，即一切有权势的人都在极力掩盖遮蔽这些丑恶，因为他们的权势是靠这些丑恶建立起来的。以上这类问题确实不易解决，因为他的看法里确实有部分真理。邓些他个人接触到的事情，很自然地，比起那些地并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更多的事情来，给了他更为深刻的印象。这给了他一种不真实的比例感，使得他对可能是偶然的而不是典型的事实给予不恰当的过分关注。
虐待狂的另一种比较常见的牺牲者是某一类慈善家，他老是违背人们的意愿去为他们做好事，而当人们并没有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时，便感到可怕、不可理解。我们行善的动机很少象我们自己想像的那么纯洁。热爱权力是阴险的，这种爱好有许多伪装形式，它并组是我们从自己做的、自以为对别人有益的事情中获得的快乐的源泉。然而，常见的是，这里又掺进了另一因素。为别人“做好事”常常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某些快乐，如饮酒、赌博、消闲等。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种较为社会化的道德观的典型特征，即对那些处于犯罪情况下的人的忌妒，那些罪恶我们是为了保持朋友们对我们的尊敬不得不尽量不犯的。再打个比方说，那些提议制定禁烟法的人（这类法律在美国的许多州存在，或曾经存在过），显然是不抽烟的，对他们来说，别人从吸烟中享受到的乐趣乃是他们的痛苦的源泉。如果他们希望那些以前是烟鬼的人选派代表来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帮自己戒除了这一恶习，他们反而很可能感到失望。于是他们会开始这么想，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公共利益，那些最应该对他们的善行表示感激的人，反而好象对这一点毫无认识。
人们以前常常在家庭主妇身上发现这种情形，她们对那些女仆的道德负有保护的责任。但是现在，仆佣问题已经变得如此尖锐，以至于这种对公仆的关心体贴变得极为少见了。
在上层政治界里，也存在着这种情况。政治家们逐渐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为了自己可以去达到那些崇高的目标，他们放弃了舒服的享受，登上了公共生活的舞台，最后却发现人民竟然如此忘恩负义，以至于转而反对起他来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工作除了眼务公众的动机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动机；也没有想过会是那些管理公共事务的快乐激发了他的活力。在大会讲台上和党内报刊上发表的言辞，在他... -->>
在其极端的形式上，虐待狂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病。有些人幻想别人试图杀害他，监禁他，或者给他以其它一些严重的侵害。希望保护自己以免遭受想像中的迫害者的伤害的愿望，常常使得他们采取一些暴力行为，因而这些人必须受到自由人的限制。同其他的精神病一样，这种情况不过是对于那种在一般认为正常的人当中也并不少见的态度的夸张。我并不想去讨论它的极端形式，这是精神病学家的事。我希望考察的只是一些温和的形式，因为它们是不幸的一种极为常见的原因。并且因为它们还没有发展到产生明确的精神病症状，只要患者能够正确诊断自己的问题，认识到其根源在于他自身，而不在于假想中的他人的敌视和恶意，这种病就可以通过患者自己来治好。
我们都很熟悉这种人（不管是男是女），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永远是别人志思负义、冷酷阴险、背信弃义的牺牲品。这种人往往受到极大的欢迎，并且从那些相识不久的人那儿得到温和的同情。一般说来，他讲的每一件事，如果单独来看，是没有什么不可信的。他抱怨的那种恶意的对待有时确实会碰上。但最后引起听者怀疑的是，他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坏，居然然会碰上这么多的坏人恶棍。根据概率理论，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各种人，在他们的一生中受到的恶遇应该是大体相等的。如果根据他自己所说，他总在他生活的周围环境中四处遭受不公正的待遇，那么原因很可能就在他自己身上，他或者总要想像着那些他实际并未遭受的侵害，或者总以一些无意识的言行激起别人难以遏制的愤怒。经验丰富的人因此便会对他受到周围人的虐待的说法表示怀疑。他们的怀疑由于缺乏同情心，又进一步使这个不幸的人坚持人人都在反对自己的想法；而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同情心的表示和同情心的缺乏都会加剧这一问题。有虐待狂倾向的入，一旦他发现一个恶运放年被人相信，便会添油加醋，肆意渲扬，到后来弄得使人简直难以相信；另一方面，如果他发现别人不相信自己的话，他便把这当作人们对他冷酷无情的又一个性证。这种疾病只有通过理解，通过把这种理解传达给患者，才能得到治疗。我写本章的目的是想指出一些一般的反省方法，通过采用这些方法，个人可以诊断出自己身上有多少虐待狂因素（几乎所有的人都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在发现之后加以消除。这是获得幸福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如果我们认为人人都在虐待自己，是不可能感到幸福的。
非理性的最常见的形式之一是，几乎人人都有一种对待恶意的流言蜚语态度。很少有人不说一些相识的人的闲话，乃至一些朋友的闲话，但是一旦人们听到任何对自己不满的话时，便会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似乎他们从未想过，人家会在背后议论自己，正像他们自己也总在背后议论人家一样。这是一种比较轻微的非理性形式，但是如果这种形式进一步发展，便会导致虐待任。我们希望所有的他人都象我们对待自己一样，对我们抱着温和的爱和深深的尊重。我们没有想到过，我们不能期望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能比我们对他人的评价更高；而我们之所以想不到一点，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的优点伟大而显著，而别人的优点，如果真有的话，也只有非常宽厚的人才能发现。当你听到有人在背后说你闲话，你会记起自己曾有九十几次忍住没有说出对他的最公正、最恰当的批评，而忘记了在这第一百次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你说出了自以为是的对他的看法。你难道认为，这就是你自己对长时间克制的报偿么？然而从对方的角度看来，你的行为同你眼中的他的行为如出一辙。你那么多次没有讲过他什么，他并不知道，他只知道第一百次那回你讲出的话。如果我们都具有能够一眼看透别人心思的神奇的魔力，我想，第一个影响也许是积极的，因为一个没有朋友的世界是不可忍受的，我们应该懂得相互去爱，而不需要用一层幻想的面纱遮住自己，声称自己原来就没有把对方看得完美无缺。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是有缺点的，但总体上说还是可以接受的、值得喜爱的。然而，当我们发现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时，就觉得不可忍受。我们希望他们把我们当成与众不同的、毫无瑕疵的人。当我们不得不被迫承认自己的缺点时，我们把这看得过于严重。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要因为自己有点缺点就不必要地感到烦恼。
虐待狂的根子始终在于对自我价值的过分夸大。我呢，我们会说，是一个剧作家；对于每一个毫无偏见的人来说，我是现时代最优秀的剧作家，这点是再明显不过的了。然而，出于某些原因，我的作品很少上演；即使上演了，也并不怎么成功。这种奇怪的现象如何解释？显然，是那些经理、演员和评论家们出于某种原因联合起来反对我。这一理由，对我来说当然是千真万确的；我拒绝向那些戏剧界的巨头们屈膝下跪；我没有阿腴奉承那些评论家们；我的剧本反映的是切实的真理，这对于那些攻击真理的人来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这样，我的卓越天资、非凡才能得不到承认，凋谢了。
还有一种发明家，他从来没有能够请别人来检验他的发明成果；工厂主不愿意考虑任何发明革新，照旧组织生产；那几个发明家，继续保存着他们的小团体，抵挡住了那些尚未得到公认的天才侵入；知识界，则奇怪得很，不是把人家的手稿弄丢了，就是原封不动地把它退还；那些人们向他提出请求的人，不知何故，就是纹丝不动。这种现象该怎样解释呢？显然，社会上存在着那么一些关系密切的人，他们只想在他们自己中间分享发明的成果；那些不属于他们这一小圈子里的人，他的意见当然不会被听取。
还有那么一种人，他根据存在的事实产生一种真正的悲哀，但却仅仅依据自己的体验作出概括，并得出结论说，他的不幸说明了世间一切问题。他发现了，比方说，一些为了政府的利益而被封锁起来的秘密警察的丑闻。他几乎找不到任何宣传机构公布这一发现，而那些看起来灵魂最为高贵的人，则对改正使他满腔愤怒的这类错误不屑一顾，拒绝染指其中。事情就算象他说的那样吧。但是他的挫折使他产生了这么一种印象，即一切有权势的人都在极力掩盖遮蔽这些丑恶，因为他们的权势是靠这些丑恶建立起来的。以上这类问题确实不易解决，因为他的看法里确实有部分真理。邓些他个人接触到的事情，很自然地，比起那些地并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更多的事情来，给了他更为深刻的印象。这给了他一种不真实的比例感，使得他对可能是偶然的而不是典型的事实给予不恰当的过分关注。
虐待狂的另一种比较常见的牺牲者是某一类慈善家，他老是违背人们的意愿去为他们做好事，而当人们并没有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时，便感到可怕、不可理解。我们行善的动机很少象我们自己想像的那么纯洁。热爱权力是阴险的，这种爱好有许多伪装形式，它并组是我们从自己做的、自以为对别人有益的事情中获得的快乐的源泉。然而，常见的是，这里又掺进了另一因素。为别人“做好事”常常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某些快乐，如饮酒、赌博、消闲等。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种较为社会化的道德观的典型特征，即对那些处于犯罪情况下的人的忌妒，那些罪恶我们是为了保持朋友们对我们的尊敬不得不尽量不犯的。再打个比方说，那些提议制定禁烟法的人（这类法律在美国的许多州存在，或曾经存在过），显然是不抽烟的，对他们来说，别人从吸烟中享受到的乐趣乃是他们的痛苦的源泉。如果他们希望那些以前是烟鬼的人选派代表来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帮自己戒除了这一恶习，他们反而很可能感到失望。于是他们会开始这么想，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公共利益，那些最应该对他们的善行表示感激的人，反而好象对这一点毫无认识。
人们以前常常在家庭主妇身上发现这种情形，她们对那些女仆的道德负有保护的责任。但是现在，仆佣问题已经变得如此尖锐，以至于这种对公仆的关心体贴变得极为少见了。
在上层政治界里，也存在着这种情况。政治家们逐渐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为了自己可以去达到那些崇高的目标，他们放弃了舒服的享受，登上了公共生活的舞台，最后却发现人民竟然如此忘恩负义，以至于转而反对起他来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工作除了眼务公众的动机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动机；也没有想过会是那些管理公共事务的快乐激发了他的活力。在大会讲台上和党内报刊上发表的言辞，在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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