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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带着一只小小旅行包，直接坐车去了机场。在机场我买了下班去海口的飞机票。做完这些，我想起有一些电话要打。天天的房间没人接电话，他好像不在宾馆，于是我给宾馆前台留了言，说了我到海口的时间。翻着通讯本，我有些黯然神伤，在此时在我面临一个凶吉未卜的问题时，好像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打打电话，分担我的惊慌和焦虑。
马当娜的手机关着，朱砂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在占线，手机也占线，不知道她同时在跟几个人说话，蜘蛛因出差公干不在上海，他的同事问我有什么话可留下，我说谢谢，不用了。剩下的还有我的编辑邓，我的心理医师——大维，我的情人马克，我的父母，还有此前认识的几个男性的电话。
我把磁卡在话机里插进插出，情绪低落，转过脸隔着大玻璃窗可以看到一架麦道飞机正沿着跑道滑行，然后经过加速，它猛地一抬头，冲出了我的视线。那种瞬间飞升的姿态非常优美，像是银色大鸟。约翰·丹佛的歌《乘飞机远去》曾经打动了多少寂寞旅人的心。
我走进抽烟室，与一个男人对面而坐。他略略侧着身，看得见他留着漂亮的阿加西式的小胡子，穿长长的喇叭形皮裙。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男人留这种式样的胡子也可以留得这么有型，他也是惟一一个让我遇见穿皮裙上飞机的男人。他抽的牌子是“三五”，我能嗅出那种烟雾里特有的粗糙气味，像粗皮面粉粘在舌尖上的感觉。热的烟夹在冷的手指间。
然后他转过脸正面对着我，他的眼圈微微发黑，眼睛却特别亮，看上去威武又柔美，阴阳颠倒正负相和的一种形象。
我们都瞪着眼睛彼此看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微笑着向我张开手臂，“CoCo，是你吗？”此人正是我曾在北京遇到过的造型师飞苹果。
我们拥抱，然后并排坐下来抽烟。交谈了几句，原来我们坐同一班飞机去同一个地方。我的头一直在隐隐作痛，抽烟室里的光线也令人不适。
“你看上去不太好，有什么问题吗？”他低头仔细地察看我的脸，用一只手臂拥住我。
“是不太好。……不过说来话长，我是去接我的男朋友，他在那儿快要崩溃了。……而我，也没什么力气。”我喃喃地说着，扔掉烟蒂，站起来，“这儿空气真差。”我说着，朝门口走去。
他跟了上来。
“等等，咦，这地上是什么？”我昏头胀脑地只顾朝外走，“CoCo，你的耳环掉了吗？”
我摸摸耳朵，叹口气，从飞苹果手里接过这粒像米一样大的钻钻耳插，它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有不同的光彩和形状，是我目前一身黑扑扑颜色中惟一的亮点。我谢了他，一边走一边心想，“真是人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就样样都作怪，连好端端地抽一根烟都会有耳环掉下来。”
在人登机口前，我还是给马克打了个电话，他听上去正在忙碌。
“Hello。”他的声音心不在焉的。我的声音也随之变得冷冰冰，冷面孔贴冷面孔才是公平的，以此自我保护。
“我在机场呢，”我说，“周末的晚餐就不能赴席了，请跟你太大说一声，我很抱歉。”
“你要去哪里？”他的注意力终于吸引过来了。
“我男朋友那里。”
“会很长时间吗？”他的声音开始渗入了严重的不安，也许手里的笔放下了，文件夹也合上了。
“如果那样，你会伤心吗？”我还是冷冰冰的声音。我现在的确高兴不起来，我看上去苍自坚硬，像20世纪末的怨女。我对什么都不满意，真是问题多多。
“CoCo！”他呻吟了一声，“你知道我会怎么样的，哦，不要开玩笑了，你很快就会回来的，是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当然，他说得对，我会把天天带回来的，一切都应该好起来。可还能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吗？我还能以拥有两个男人（而其中一个男人因苦闷而吸毒）而心安理得地写小说吗？
我哭起来，马克着急的声音：“出了什么事，宝贝你说话吧。”
“没什么，等我回来后再跟你联系吧。”我说着挂了电话。我想我用恶劣情绪污染了其他的人，马克会心神不宁地在办公室里转，可怜的人，还有可怜的我。
吴大维曾经对我说：可怜自己是一种最应鄙弃的行为，他说这话时脸上有种上帝般威风凛然的表情，脸上一片亮光。而我从来听不进他的这句话，我从来都比较容易可怜自己，自恋正是我身上最美的气质。
飞机在云层里穿越，飞苹果坐在我的邻座。他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话，而我则在看杂志，脱外套，拿外套，再看杂志，闭眼睛，左手支在下已上，右手抱在胸前，咳嗽睁眼，调座椅背的位置。
机上小姐送饮料和点心来，在放小搁板的时候，我手里的可乐不小心泼到了飞苹果的膝盖上，我连忙说“对不起”。于是我开始跟他说话，这个漂亮男人的眼神如暗火摇曳，如无形的网，如发电机，能电倒一批女性，只是除了像我这样悲伤的女性。
他说他现在吸取了日本的流行元素，主张用粉红，粉蓝和银色来打理顾客形象。后面几排就坐着他的同行者，这其中有一位影视女明星，两位摄影师，三位造型助理，三位身体健康的男性随员。他们正去海南为女明星拍一套写真。那女明星我似乎在一出戏里见过，长相一般，既非玉女也非艳后，除了美妙的胸其余乏善可陈。
飞苹果坐在我的身边，不停地说话赶跑了我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我一直在听他说，我想穿皮裙的男人不是很可恶就是很可爱，他从他上个月拔掉的一颗坏牙说到他的父母总在吵架他的女朋友总在嫉妒他的男朋友。
我睡着了，等我醒来时，飞苹果闭着眼睛，然后他也醒了。
“快到了吗？”他问我，然后拉开窗板看飞机下面有些什么。
“还在途中。”他说着，对我微笑，“你从来不笑吗？”
“什么？……不，我现在不想笑。”
“因为我？”
“不，因为我的男朋友。”
他摸到我的手，握了握。
“别害怕麻烦，每个人任何时候都有大大小小的麻烦。比如我，我从一个麻烦跳进另一个麻烦，我也不知道自己爱女人多一点还是爱男人多一点。”
“爱人和被人爱总是好的。”我对他笑了一笑，这一笑也许不免凄然，谈来谈去总是这样的话题，就算我和我故事同时销声匿迹了，别人的故事依旧在上演，充斥其中的字眼就是一个“爱”字，围绕它展开的是惊心动魄，伤筋动骨，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场面。
飞机在快到海南机场的时候，遇到了一股突如其来的气流，飞机抖动得非常厉害，空中小姐在巡视旅客安全带的时候摔倒在地毯上。
机上人都惊慌起来，我听见那个女明星一声尖叫，她指着一个经纪人模样的男人说，“我就是不要坐这班飞机嘛，现在倒好，为赶时间命也要搭上了。”她的尖叫使机上的气氛显得很奇怪，像在拍一部电影，而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险情。
飞苹果紧攥着我的手，脸色苍白，“一想到能拉着你的手摔下去，倒还没有糟到极点。”
“不会的，”我说，忍着胃部剧烈的翻腾感，“算命的从没说我会出意外，所以飞机不会掉下去。专家统计说飞机是世上安全系数最高的一种交通工具。”
“我买了保险，航空失事保险加寿险可是一笔大钱，不知我父母会高兴还是会伤心。”飞苹果喃喃自语。
正说着，飞机突然就恢复正常，再次进入到四平八稳的如静止般的状态。
在机场，飞苹果和我匆匆地互吻道别，嘴唇上一直是湿湿的感觉，很多同性恋或双性恋的男人有与众不同的温情，是小动物般毛茸茸的温情，尽管他们容易得艾滋病。
“小碎丸子”AlanisMorissette的一首歌唱得好，“我有病，但我是漂亮宝贝。”
出租车一路开着，窗外是蓝天，蓝天下有不少发亮的房子，我不知身在何处。司机没头没脑地开了好一阵，终于把我载到天天住的宾馆，看上去不大。
我问了前台B405有没有来看过我的留言，服务小姐说没有。她的嘴唇涂得非常红，还有稍许口红残留在牙齿上。我试着打电话上去，天天不在。我只好在厅堂角落的沙发上坐等。
下午三点的阳光照在玻璃墙外的街上，陌生的人群车流熙熙攘攘，但没有上海的拥挤，没有我所熟悉的那种附丽于市井气之上的精致、洋气。人们看上去都长得差不多。偶尔有特别漂亮的高大女子走过，显然是从北方来此的移民。她们身上有上海女性所缺乏的霸气之美，她们的眼神更有力，但上海女人却依旧以其精致、克敛、善算计引以为傲。
我饿坏了，提起包来到街上。对面就有一家快餐店，我挑了个临街的位置坐下，这样可以看到宾馆门口出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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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带着一只小小旅行包，直接坐车去了机场。在机场我买了下班去海口的飞机票。做完这些，我想起有一些电话要打。天天的房间没人接电话，他好像不在宾馆，于是我给宾馆前台留了言，说了我到海口的时间。翻着通讯本，我有些黯然神伤，在此时在我面临一个凶吉未卜的问题时，好像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打打电话，分担我的惊慌和焦虑。
马当娜的手机关着，朱砂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在占线，手机也占线，不知道她同时在跟几个人说话，蜘蛛因出差公干不在上海，他的同事问我有什么话可留下，我说谢谢，不用了。剩下的还有我的编辑邓，我的心理医师——大维，我的情人马克，我的父母，还有此前认识的几个男性的电话。
我把磁卡在话机里插进插出，情绪低落，转过脸隔着大玻璃窗可以看到一架麦道飞机正沿着跑道滑行，然后经过加速，它猛地一抬头，冲出了我的视线。那种瞬间飞升的姿态非常优美，像是银色大鸟。约翰·丹佛的歌《乘飞机远去》曾经打动了多少寂寞旅人的心。
我走进抽烟室，与一个男人对面而坐。他略略侧着身，看得见他留着漂亮的阿加西式的小胡子，穿长长的喇叭形皮裙。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男人留这种式样的胡子也可以留得这么有型，他也是惟一一个让我遇见穿皮裙上飞机的男人。他抽的牌子是“三五”，我能嗅出那种烟雾里特有的粗糙气味，像粗皮面粉粘在舌尖上的感觉。热的烟夹在冷的手指间。
然后他转过脸正面对着我，他的眼圈微微发黑，眼睛却特别亮，看上去威武又柔美，阴阳颠倒正负相和的一种形象。
我们都瞪着眼睛彼此看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微笑着向我张开手臂，“CoCo，是你吗？”此人正是我曾在北京遇到过的造型师飞苹果。
我们拥抱，然后并排坐下来抽烟。交谈了几句，原来我们坐同一班飞机去同一个地方。我的头一直在隐隐作痛，抽烟室里的光线也令人不适。
“你看上去不太好，有什么问题吗？”他低头仔细地察看我的脸，用一只手臂拥住我。
“是不太好。……不过说来话长，我是去接我的男朋友，他在那儿快要崩溃了。……而我，也没什么力气。”我喃喃地说着，扔掉烟蒂，站起来，“这儿空气真差。”我说着，朝门口走去。
他跟了上来。
“等等，咦，这地上是什么？”我昏头胀脑地只顾朝外走，“CoCo，你的耳环掉了吗？”
我摸摸耳朵，叹口气，从飞苹果手里接过这粒像米一样大的钻钻耳插，它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有不同的光彩和形状，是我目前一身黑扑扑颜色中惟一的亮点。我谢了他，一边走一边心想，“真是人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就样样都作怪，连好端端地抽一根烟都会有耳环掉下来。”
在人登机口前，我还是给马克打了个电话，他听上去正在忙碌。
“Hello。”他的声音心不在焉的。我的声音也随之变得冷冰冰，冷面孔贴冷面孔才是公平的，以此自我保护。
“我在机场呢，”我说，“周末的晚餐就不能赴席了，请跟你太大说一声，我很抱歉。”
“你要去哪里？”他的注意力终于吸引过来了。
“我男朋友那里。”
“会很长时间吗？”他的声音开始渗入了严重的不安，也许手里的笔放下了，文件夹也合上了。
“如果那样，你会伤心吗？”我还是冷冰冰的声音。我现在的确高兴不起来，我看上去苍自坚硬，像20世纪末的怨女。我对什么都不满意，真是问题多多。
“CoCo！”他呻吟了一声，“你知道我会怎么样的，哦，不要开玩笑了，你很快就会回来的，是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当然，他说得对，我会把天天带回来的，一切都应该好起来。可还能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吗？我还能以拥有两个男人（而其中一个男人因苦闷而吸毒）而心安理得地写小说吗？
我哭起来，马克着急的声音：“出了什么事，宝贝你说话吧。”
“没什么，等我回来后再跟你联系吧。”我说着挂了电话。我想我用恶劣情绪污染了其他的人，马克会心神不宁地在办公室里转，可怜的人，还有可怜的我。
吴大维曾经对我说：可怜自己是一种最应鄙弃的行为，他说这话时脸上有种上帝般威风凛然的表情，脸上一片亮光。而我从来听不进他的这句话，我从来都比较容易可怜自己，自恋正是我身上最美的气质。
飞机在云层里穿越，飞苹果坐在我的邻座。他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话，而我则在看杂志，脱外套，拿外套，再看杂志，闭眼睛，左手支在下已上，右手抱在胸前，咳嗽睁眼，调座椅背的位置。
机上小姐送饮料和点心来，在放小搁板的时候，我手里的可乐不小心泼到了飞苹果的膝盖上，我连忙说“对不起”。于是我开始跟他说话，这个漂亮男人的眼神如暗火摇曳，如无形的网，如发电机，能电倒一批女性，只是除了像我这样悲伤的女性。
他说他现在吸取了日本的流行元素，主张用粉红，粉蓝和银色来打理顾客形象。后面几排就坐着他的同行者，这其中有一位影视女明星，两位摄影师，三位造型助理，三位身体健康的男性随员。他们正去海南为女明星拍一套写真。那女明星我似乎在一出戏里见过，长相一般，既非玉女也非艳后，除了美妙的胸其余乏善可陈。
飞苹果坐在我的身边，不停地说话赶跑了我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我一直在听他说，我想穿皮裙的男人不是很可恶就是很可爱，他从他上个月拔掉的一颗坏牙说到他的父母总在吵架他的女朋友总在嫉妒他的男朋友。
我睡着了，等我醒来时，飞苹果闭着眼睛，然后他也醒了。
“快到了吗？”他问我，然后拉开窗板看飞机下面有些什么。
“还在途中。”他说着，对我微笑，“你从来不笑吗？”
“什么？……不，我现在不想笑。”
“因为我？”
“不，因为我的男朋友。”
他摸到我的手，握了握。
“别害怕麻烦，每个人任何时候都有大大小小的麻烦。比如我，我从一个麻烦跳进另一个麻烦，我也不知道自己爱女人多一点还是爱男人多一点。”
“爱人和被人爱总是好的。”我对他笑了一笑，这一笑也许不免凄然，谈来谈去总是这样的话题，就算我和我故事同时销声匿迹了，别人的故事依旧在上演，充斥其中的字眼就是一个“爱”字，围绕它展开的是惊心动魄，伤筋动骨，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场面。
飞机在快到海南机场的时候，遇到了一股突如其来的气流，飞机抖动得非常厉害，空中小姐在巡视旅客安全带的时候摔倒在地毯上。
机上人都惊慌起来，我听见那个女明星一声尖叫，她指着一个经纪人模样的男人说，“我就是不要坐这班飞机嘛，现在倒好，为赶时间命也要搭上了。”她的尖叫使机上的气氛显得很奇怪，像在拍一部电影，而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险情。
飞苹果紧攥着我的手，脸色苍白，“一想到能拉着你的手摔下去，倒还没有糟到极点。”
“不会的，”我说，忍着胃部剧烈的翻腾感，“算命的从没说我会出意外，所以飞机不会掉下去。专家统计说飞机是世上安全系数最高的一种交通工具。”
“我买了保险，航空失事保险加寿险可是一笔大钱，不知我父母会高兴还是会伤心。”飞苹果喃喃自语。
正说着，飞机突然就恢复正常，再次进入到四平八稳的如静止般的状态。
在机场，飞苹果和我匆匆地互吻道别，嘴唇上一直是湿湿的感觉，很多同性恋或双性恋的男人有与众不同的温情，是小动物般毛茸茸的温情，尽管他们容易得艾滋病。
“小碎丸子”AlanisMorissette的一首歌唱得好，“我有病，但我是漂亮宝贝。”
出租车一路开着，窗外是蓝天，蓝天下有不少发亮的房子，我不知身在何处。司机没头没脑地开了好一阵，终于把我载到天天住的宾馆，看上去不大。
我问了前台B405有没有来看过我的留言，服务小姐说没有。她的嘴唇涂得非常红，还有稍许口红残留在牙齿上。我试着打电话上去，天天不在。我只好在厅堂角落的沙发上坐等。
下午三点的阳光照在玻璃墙外的街上，陌生的人群车流熙熙攘攘，但没有上海的拥挤，没有我所熟悉的那种附丽于市井气之上的精致、洋气。人们看上去都长得差不多。偶尔有特别漂亮的高大女子走过，显然是从北方来此的移民。她们身上有上海女性所缺乏的霸气之美，她们的眼神更有力，但上海女人却依旧以其精致、克敛、善算计引以为傲。
我饿坏了，提起包来到街上。对面就有一家快餐店，我挑了个临街的位置坐下，这样可以看到宾馆门口出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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