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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谁也不知道，在一只动物的大脑里各种各样的想像力能是什么样的，能达到什么程度。也许他是在思考，是不是他自己有什么不够检点的行为促使主人令人费解地抛弃往常对他的崇敬。傍晚，大约林普利通常归来之前的半个小时，他明显地烦躁不安起来；他竖起耳朵一而再、再而三地悄悄奔向篱笆去窥伺公共汽车是否准时到来。当然他也谨防露出他焦急等待的心情：刚好汽车没按惯常的钟点出现，他悄没声地跑回房间，像平时一样躺在沙发上等待。
但这一回他又白白等待了。这一回林普利又是匆匆地从他身旁走过——如此这般过了一天又一天。有一两次林普利注意到了他，仓促地喊了一声“啊，你在这里，潘托”一边走一抚摩他，就过去了。但这只是一次冷漠的、心不在焉的抚爱。再也不是旧日的追求和服侍，再也没有亲昵的话语，没有游戏，没有散步，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现在，林普利这个好上加好的男人，对这令人痛苦的冷漠，真的几乎没有过错可言。因为，事实上，除了他的妻子，他没有别的可想，没有别的可虑。刚一回家，他就陪着她沿着一条条小道走，挎着胳膊细心地领她走着他们曾准确踱过步的散步路线，仅仅为了不让她迈出太匆忙或者不小心的一步。他监视她的膳食，让使女报告每日每时的情况。深夜，妻子睡下以后，他几乎天天到我们这边来，从我这个有经验的女人这里讨主意、找安慰；他从各个商店为那即将降生的孩子买了一切必备的东西，而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在他连续不断的生意上的激情中去办的。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他有时两天都忘了刮脸，多次上班迟到，由于他没完没了的叮嘱耽误了公共汽车。他忽略了带潘托去散步，忘了去照料他，那也没有一点恶意，并不是不忠实；那只是一个过分热情、几乎达到偏执地步的人一时的思想混乱，这种人往往为了一件惟一的事而忘记了他的一切意志、思想和感情。但是，如果说人们尽管有推想和追忆的逻辑思维，都几乎不能无怨恨地原谅一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轻视，这个迟钝的动物又怎能忍受这样的待遇呢！潘托周复一周地更加神经错乱，更加备受刺激。他的自尊心不能忍受人们把他这个一家之主如此简单地抛在生活之外，不能容忍人们把他降为次要角色。如果他明智的话，他就会挤到林普利身边去请求和献媚；然后，他的旧保护人就肯定会记起对他的怠慢。但是，潘托太骄傲，他不能卑躬屈膝。迈出和解第一步的不应该是他，而应该是他的主人。所以他决定施展各种花招把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去。到了第三周，他忽然瘸起来了，左后腿像瘫了似的拖着走。在一般情况下，林普利会立刻温柔激动地给他检查，看是不是爪子上扎了一根刺。他会满怀同情地急忙打电话找宠物医生来给他诊治，无疑，他会一夜起来三四次去观察他的病况。但这一回，林普利也好，别的人也好，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喜剧演员的跛行，而潘托只有气忿的份儿！又过了一两周，他试图进行一次绝食。整整两天他充满牺牲精神，不去触动他的饮食。但没有一个人对他胃口不好表示关心，而往常每当他专横地闹起脾气，不把他的汤舔干净，林普利就会赶忙去给他拿来特制的饼干或一片香肠。最后还是动物的饥饿战胜了他的意志，他偷偷把他的食物一扫而光，也不管这食物可口不可口。又有一次，他试图躲藏起来，以吸引别人的注意，他小心翼翼地蹲坐在附近一个废弃不用的木棚里，他在那里可以满意地听到人们关心地呼唤“潘托！潘托！”但没有人喊他，没有人注意到他不在；也没有人为此着急。他的专制被粉碎了。他被取缔，被贬低，被遗忘了，他想不出这是为什么。
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发现这几周里这只狗发生变化的人。他消瘦了，走路的姿势也变了。他不像以前那样狂妄地撅着屁股盛气凌人了，他像披鞭打了似的蹑足行走，他的毛皮从前每天都经过细心的梳理，现在已失去了绸缎般的光泽。你要是遇到他，他就低下头，不让你看到他的眼睛，慌忙擦着你身边溜走。尽管人们严重地贬低了他，但他往日的骄傲一直没被彻底打掉；他在我们这些人面前有羞色，可他内心的愤怒无处发泄，只好去加倍攻击那些洗衣的筐篓：一星期里他把这些筐篓撞到运河里去总不下三次，他是企图用暴力手段显示他的存在，要求人们必须尊敬他。但这对他毫无帮助，只惹得些姑娘拿起棍棒来吓唬他。他所有的花招和诡计，他的绝食，他的跛行，他的躲藏，他的四处窥探，全都证明是徒劳无功——他那方形的沉重的头白白受着痛苦的煎熬：有那么一天，肯定发生了一件神秘莫测的事，他一点儿也不理解。从那天起，在这个家里，在这个家里所有的人身上，都发生了一点什么变化，潘托绝望地认识到，面对正在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这个阴险的东西，他已经丧尽权力了。无疑：有人在反对他，那是一种外来的凶恶的权力。潘托他有了一个敌人了。一个比他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是看不见的，不可理解的。你抓不住他，撕不烂他，嚼不碎他的骨头，这个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的敌人夺走了他在家中的一切权力。现在，他在所有的门边嗅，探，竖起耳朵偷听，苦苦思索，细心观察，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是看不见的，这个敌人，这个魔鬼，这个盗贼。在这一周里，潘托像个疯子似的不停歇地围着篱笆转，想找到这个看不见的东西的踪迹，也就是这个魔鬼的踪迹，但他仅以他兴奋的感官感觉到，家里发生了一件他不理解的事，他非跟这个死敌斗到底不可。首先是出现了一个不很年轻的女人，那是林普利太太的母亲，夜里睡在餐室里“他的”沙发上，平时他在他那个装了衬垫的大筐里呆腻了，经常到这个沙发上来玩，紧接着——不知为什么？——又送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亚麻织物、有大大小小的包裹，不断地有人按门铃，多次出现的是一位身穿黑衣的戴眼镜的先生，他身上有一种难闻的气味，一种非人的刺鼻的药水味。通向夫人寝室的门不断地开了又关上，一再听到门后的窃窃私语，要么就是那些女人坐在一起做针线活发出的细碎的金属相碰的声音。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把他关在门外，潘托的目光渐渐变呆滞了，变得几乎像玻璃眼球一般无神了，动物的理解力与人的理解力的区别就在于，动物的理解力只局限在过去和现在，不能推想和算出未来。而这里就有一件未来的、将发生的事，这个迟钝的动物心怀绝望的痛苦也感觉到了，这是冲着他来了，这他是击不退、斗不过的。
这个骄傲专横的被惯坏了的潘托为这场徒劳无功的斗争耗尽了精力。在他屈膝投降以前，事情整整延续了六个月。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竟在斗争中放下了武器。在那个夏日的晚上，我丈夫在房间里独自摆纸牌的时候，我又在花园里坐了坐，突然，我感觉有一个热乎乎的东西轻轻地怯生生地偎依在我的膝头。那是潘托，自从那次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以后，他已经有一年半没迈进我家花园半步了，现在当他惘然若失的时候，他又寻求我的保护来了。前一阵子，在那几周里别人都怠慢他的时候，我顺路总喊他一声或摸摸他：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在绝望的时候想起了我，他抬起目光朝我望着，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急切的恳求的目光。甚至可以说，在灾难深重的时刻，一个动物的目光会变得比一个人的目光还要恳切，还要会说话，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感情和思想都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而动物则不得不把他们的语言全部挤压在瞳孔里来表达一切。除了当时在潘托的难以描述的目光里，我还从没见过一种窘困这样感人，这样绝望，他一边望着我一边用他的前爪轻轻抓我的裙边，哀求我。他在请求我，我对他的理解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你给我解释解释，我的主人为什么跟我作对，他们大家为什么跟我作对？家里发生了什么反对我的事？帮帮我吧，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面对这样感人肺腑的请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情不自禁地抚摩他，用半个嗓音喃喃地说：“我可怜的潘托，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适应这个变化，正像我们必须习惯于许多事，习惯于许多糟糕的事一样。”我说话时，潘托竖起了耳朵，痛苦地紧皱眉头，好像要猜出这些话的意思。然后他焦躁地用前爪来扒，这是一种急不可耐的催迫动作，大概意思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给我解释一下吧！帮帮我吧！”但我知道，我帮不了他。我一遍又一遍地抚摩他，为的是让他镇静下来。于是，他深深地感到我不能给他任何安慰。他不声不响地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像来时一样无声无息。
潘托消失了整整一天，又整整一夜；忧虑紧紧抓住我的心，我想，假如他是人，他会自杀的。到了第二天晚上，他又突然出现，浑身是泥，饿着肚皮，像条野狗，身上有几处咬伤；他很可能是气得发昏时在什么地方跟别人家的狗打过架，但新的屈辱在等待着他。使女干脆不准他进屋，她给他送来满满一盆饭食放在门外，就不再理他了。这样粗暴的伤害是由特定的环境决定的，未必没有正当的理由，因为恰好碰上夫人的困难时刻到来，各个屋子里都是忙忙碌碌的人，林普利木然站在一边，无计可施，因为激动而不停地颤抖，助产士跑来跑去，有医生从旁协助，夫人的母亲坐在床边安慰产妇，使女忙得两脚朝天。我自己也过来了，我坐在餐室里等着，为了能在必要时帮一把。事实上，如果让潘托进屋，那只能出现一种令人讨厌的干扰。但这些道理他那鲁钝的狗的大脑怎么理解得了呢？这只亢奋的动物只知道，人们第一次把他赶出家门——赶出他的家门——就像赶走一个陌生人，一个乞丐，一个捣乱分子，只知道人们不怀好意地让他远离的那个紧闭的门后正在发生什么重要事情。他的愤怒是难以形容的，他用尖利的牙齿咬碎抛给他的骨头，好像这骨头就是那看不见的敌人的颈项。然后，他四处嗅来嗅去；他灵敏的嗅觉闻到，有一些陌生人闯进了这所房子——他的这所房子，他在泥灰地面嗅到他早已熟悉的踪迹，就是那个穿黑衣、戴眼镜的可憎的男人的气味。但在这里还有别的人和他联成一气，他们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呢？这个异常兴奋的动物竖着耳朵倾听着。他耳朵紧贴着墙听到了细小的声音和很响的声音，听到了呻吟、喊叫和紧随在后的水的拍击声，听到了慌忙走路的脚步声，还听到一些东西被移动的声音，玻璃杯和金属相碰的声音——确实有什么事在屋里发生了，而他却一点也不明白。但他的直觉告诉他：那是他的对立面。就是这个对立面使他蒙受屈辱，使他的权利全被剥夺——这就是那个敌人，那个看不见的阴险、卑鄙、无耻的敌人啊，现在，他真的到位了。现在他是可以看得见的了，现在可以抓到他，终于可以用猎刀刺捕他了。这个强壮的动物的肌肉紧紧绷在一起，由于感情受了刺激而全身颤抖，他缩着脖子俯身躲在屋门旁边，准备等门一开就箭一般地冲进去。这一回可不能再让他从眼皮底下逃走了，这个诡计多端的敌人，这个篡夺他的权利和特权的人，这个和平的扼杀者！
总之，我们在屋子里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太激动，太繁忙了。我不得不抚慰林普利，使他解除不安——这也不很省劲呀——医生和助产士禁止他进入通向寝室的过道；他怀着巨大的同情在这两个小时的等待中所经受的痛苦，也许比产妇的还要多。终于来了好消息，过了一会儿，就允许这个摇摆在欢乐和恐惧之中的丈夫轻手轻脚地进入寝室，去看他的孩子和夫人了。根据助产士事先的报告，那是一个女孩。他呆了很长时间，我们——他岳母和我——两个过来人，单独在一起亲切友好地交谈起来，各自回忆了许多往事。最后，寝室的门开了，林普利走出来，医生跟在后面。他托着襁褓中的婴儿，骄傲地让我们看，他托着她，就像一个教士托着圣体；他那张透着诚实、略显天真的宽大的脸，由于泛着幸福的光辉，显得很好看。他不停地流着眼泪，也不去擦一擦，因为他用两手抱着那个婴儿，就像抱着一个说不出多么宝贵的东西，一个一碰就碎的东西。对他身后的医生来说，这种情景早已司空见惯，他趁机穿上他的大衣。“我的事现在已经完了。”他笑着跟大家打招呼，然后随随便便地向房门走去。
但就在医生毫无防备地打开门这短暂的一秒钟里，有个什么东西箭一般地从他腿边钻了进去，什么东西，就是那个绷紧肌肉在门边躺着坐着的东西，潘托已经站在寝室中间“汪”的狂吠了一声。他立刻看到，林普利抱着一个新的物件，脉脉含情地抱着，这个物体他一点儿也不认识，那是一个很小的，红扑扑的，活着的东西，这东西像猫一样喵喵地叫，散发着人的气味——哈！这就是那个敌人，那个找了好久的敌人，那个躲藏起来的隐蔽的敌人，那个夺走他权利的强盗，那个扼杀他的安宁的凶手！撕碎他！咬烂他！他龇牙咧嘴地蹿到林普利跟前，想夺走那个孩子。我相信，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因为这个强壮的动物跳起来往前扑，动作那么突然，那么有力，竟把那个体重不轻的胖墩墩的男人撞得打了好几个趔趄，往墙上倒去。但在这最后的一刹那，他还是下意识地把裹着婴儿的襁褓高高地举了起来，只是为了不让伤了孩子。就在林普利跌倒在地之前，我急忙伸手把孩子接到我的怀里。那条狗立刻朝我扑过来。幸亏医生听到我们的尖叫赶回来，镇定地操起一把沉重的椅子冲着那条眼睛充血、满嘴流沫的怒吼着的狗摔过去，打得他骨头格格地响。潘托疼得嗷嗷直叫。退让了一会儿，不过那只是为了在他疯狂的愤怒中马上再向我袭击。不过，这么一小会儿就足够林普利急速从地上爬起，怀着跟他的狗惊人相似的愤怒，冲向那个动物了。一场可怕的搏斗开始了。林普利，肩宽，体胖，力气大，他以他身体的全部重压扑在潘托身上，想用他强有力的手把他掐死。他们俩扭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潘托嘴一张一张地咬，林普利一个劲儿地用手掐，膝盖压在狗的胸脯上，狗一再挣脱他铁钳般的手扣；为了保护孩子，我们两个老太太逃进了侧室，这时医生和使女也冲向那只疯狂的动物。他们抓起随手碰到的东西狠打潘托，木头和玻璃器皿乒乒乓乓丁了当当响成一片，他们三个人用拳头捶，用脚踹，折腾了好长时间，直到狗吠变成气喘似的-气；最后，那畜生只剩下微弱地耸着肩膀呼吸的份儿了，他已经筋疲力尽，医生、使女和听到喧闹急忙跑过来的我的丈夫用他自己身上的皮绳和别的绳索把他的前爪和后爪捆起来，把撕下来的一块台布塞在他嘴里。他一点抵抗能力也没有了，处在半昏迷状态。随后，他们把他拖出了房间，到了门口就像抛一个麻袋似的把他抛了出去。这时，医生才急忙回来救护。
林普利像喝醉了酒似的，踉踉跄跄地走进另一个房间去照看孩子。她没有受伤，她瞪着睡眼惺讼的小眼睛呆呆地望着他。对他妻子也不存在任何危险，她只是被喧闹声从疲惫后的昏昏沉睡中惊醒了；她吃力地深情地朝着抚摩她手的丈夫惨然一笑。这时，他才顾得上想他自己。他的样子很可怕，脸色煞白，眼神迷惘，衣领被撕下来，衣服皱皱巴巴、沾满尘土；我们惊讶地发现，从他被撕破的右袖口有血滴落下来，顺着泥灰地面留有血滴的痕迹。在激烈的搏斗中他根本就没觉察到，那条被掐的狗在绝望的反抗中咬了他，两次都深深地咬进了肉里。别人帮他脱去衣服，医生赶忙给他绑缠上绷带。使女送来一杯白兰地，因为这个精疲力竭的人由于激动和失血已接近昏迷了，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弄到沙发上躺下。在沙发上，他倒头就沉睡起来，他因为满怀激情的等待已经有两夜没好好休息了。
我们考虑怎样处置潘托。“用枪打死。”我丈夫高声说着就想回家取他的左轮手枪。但医生宣称，他有责任一分钟也不耽搁地把狗送到观察站去化验唾液，看他是否得了狂犬病，因为如有狂犬病，林普利的咬伤还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预防措施，他想立刻把潘托装到他的汽车里。我们大家都走出去，准备帮医生的忙。在门前——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瞥——那条狗被捆绑着，毫无反抗能力地躺着不动；他几乎没有听见我们的到来，眼睛看着前方，眼珠残暴地滴溜溜转，好像想要挣脱皮绳跳起来似的。他牙齿咬得格格响，使劲地又嚼又吞，想把塞在嘴里的布吐出来，同时他的肌肉也像绳索一样绷得紧紧的，整个弯曲的身体振颤着，抖动得很反常很不自然；坦白地说，虽然我们知道他给捆得很牢，但我们每个人对伸手抓住他仍然迟疑不决；平生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其他类似的东西怀着这样的集中一切凶恶本性的愤怒，在人世间从来没看见过像这充血的和嗜血的目光中所显露的这样多的仇恨。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样的考虑：我丈夫建议直接枪杀这只动物是否有些道理。但医生坚持立刻运走，于是这条四肢被捆的狗就被拖到汽车里运走了，尽管他想反抗，但也无能为力了。
随着这次很不光彩的退场，潘托从我们这个圈子里消失了好长时间。我的丈夫偶然得知，经过巴士特杀菌研究所多日的观察，根本不存在狂犬病传染细菌，因为不准他返回他原来犯罪的地点，人们就把潘托送给了巴斯城的一个搜寻强壮牛头犬的屠户。我们没有再去想他，林普利也把他全忘了，他两三天就得给胳膊换一次绷带；自从她妻子生了孩子满月以后，他的热情和忧虑全集中在那个小不点的可爱的女儿身上了，我几乎无须提及，他的举止像在潘托时代一样狂热，一样过火，甚至更愚蠢。这个肥胖粗壮的男人跪在放着孩子的小车前边，好像古意大利艺术大师的油画三王来到马槽前上画的那样。他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会在这个——自得其乐的——红润可爱的小造物身上发现与前不同的喜人之处。这个沉静朴实的女人见到这样的父爱，总是笑眯眯的，与从前见到他对那个霸道的四足动物顶礼膜拜时她的微笑相比，现在的笑要更友好千万倍。对我们来说，也有了不少美好的时刻，因为邻家有了无阴云的美满幸福，我们这座房子的周遭自然也就笼罩着友好之光了。
我说过，关于潘托，我们大家已经完全忘了，只是我有一天晚上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他的存在。我跟我丈夫在伦敦听完布鲁诺-瓦尔特的音乐会，深夜归来，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不能入睡。是因为我不自觉地努力回想那朱庇特交响曲的悠扬曲调，还是因为这白色的月朗星稀的柔和的夏夜？我起床了——大概已经是凌晨两点钟左右——然后往窗外望去。月亮以极小的威力在高空滑行，像被一股看不见的风所驱动，透过由它的银光照亮的薄云，每当它纯净、光亮地走出来，整个花园都亮得像裹在白雪中一样。一切都寂静无声。我有这样的感觉，哪怕只有一片树叶轻轻抖动，也逃不过我的耳朵。所以，当我发觉，在这样绝对的寂静中，在隔开我们两家花园的围篱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无声地移动时，我吓坏了，那是一个黑色的东西，被照亮的草地留下了它不安地动来动去的轮廓。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了，就朝那里望去。那不是人，绝不是活的东西，绝不是有躯体的东西在那里不安地移动。那是影子。仅仅是一个影子。但那必定是一个活物的影子，这个活物在围篱的掩护下小心翼翼鬼鬼祟祟地移动着，是一个人或一个动物的影子。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表达，但这个沮丧的东西，这个隐秘的东西，这个潜行的无声的东西，却蕴藏着某种使人不安的成分。像女人害怕时那样，我首先想到是盗贼或杀人凶手，于是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但这个影子已经从花园围篱移到上面篱笆开始的台地，这时正沿着木栅蹑足行走的那个活物奇怪地抽紧身子，出现在他的影子的前面——哦，原来是一条狗，我立刻认出了他，那是潘托。他走得十分缓慢，十分小心，你看得出，他随时准备在听到第一个声音时赶快跑掉，潘托就是这样用鼻子嗅着朝林普利的房子走过来；我不知道我怎么会闪电般地产生这样的想法：好像他想要探察出什么来似的，因为一条寻觅踪迹的狗决不会这样轻松自由地搜索；他的举止泄露出，他是在干某种被禁止的事，或是在筹划什么阴谋诡计。他不把嘴凑近地面去闻，他不放松肌肉去跑，而是肚皮紧贴着地面往前挪，为的是尽量不让人看见他。他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像一个猎犬悄悄接近他的猎物。为了观察得更清楚，我情不自禁地弯下腰。但我笨手笨脚地轻轻碰了一下窗户，弄出一个不大的声音，潘托无声地一跳，就消失在黑暗中了。这一切我觉得好像是在梦中见到似的。花园又处在月光中，是那样的空荡荡，那样的白，那样的光亮，那样的静止不动。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羞于向我丈夫讲述这一切，说不定这真的是一种错觉呢。第二天早上，我在街上遇到林普利家的使女时，顺便问她最近又见到过潘托没有。这个使女显得很不安，有几分狼狈，鼓励了她几句以后，她才对我说了实话：她曾多次在特殊的环境里碰到过他。她实在是说不清楚，但她见了他总是很害怕。四个星期以前，她带着儿童车进了城，忽然听到一阵恶狠狠的犬吠，从街上路过的屠夫的汽车里，潘托对着她，或如她所想，对着放了孩子的车拼命吼叫，摆出往下跳的架势。幸亏汽车开得快，他没敢跳，但他那刺耳的吼叫却使她听了特别难受。当然，她没让林普利先生知道。根本没有必要使他不安，再说她认为这条狗在巴斯是有可靠的保护的。但在最近的一个下午，她想从木屋取点木柴出来，发现屋里的暗处有一个东西在动，她吓得正想大喊，竟认出藏在那里的是潘托，他立刻穿过我们花园的围篱不声不响地走了。打那以后，她就怀疑这狗常常隐藏在这里，他肯定是在夜里围着这所房子转来转去，因为最近在那夜的大雷雨过后，她在潮湿的沙地上清楚地看见过狗爪子印，她能清楚地告诉人们，潘托怎样多次围着这整座房子转。当然，他从来也没公开露过面，毫无疑问，他只在他确信无人看见他时，偷偷地穿过我家或邻家的围篱。我是否可以想像，他还想回来呢？林普利先生恐怕不会再让他进家门了，而在屠户家里他也不至于挨饿呀，不然他会首先到厨房里向她讨吃的。不管怎么说，对于狗围着房子转，她心里有些害怕。我要不要说呢？即使不告诉林普利先生，至少也应该告诉他的夫人呀。我们经过仔细考虑，一致认为：如果他再露面，我们就告诉他的新主人，那个屠户，让他阻止潘托的不可思议的来访；至于林普利，我们根本不想让他记起这只可恨的畜生的存在。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因为——谁能说得准呢？——也许能阻止第二天事情的发生。那是一个可怕的、令人难忘的星期天。我丈夫和我都到林普利那边去了，我们坐在轻便的公园软椅上聊天，地方是紧挨着下边的小台地，从台地起草场经过一个相当陡的斜坡向下一直延伸到运河。那个儿童车放在我们旁边的那块平坦的草坪台地上；我没有必要去说，那个疯疯癫癫的父亲在谈话中间每五分钟就要站起来一次，去逗逗孩子。她终于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在那个金光照耀的下午看上去实在讨人喜欢，她在那支起来的车棚阴影里眨着蓝色的眼睛朝天空笑，用她那纤细的、不大灵活的小手朝着车棚上的太阳光圈抓——父亲乐不可支，好像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理性的奇迹，我们也高高兴兴地帮他逗孩子玩，好像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喜人的场面。这情景，这最后的幸福的情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接着，林普利太太从房屋游廊阴影中上边的台地上喊我们去喝茶。林普利抚慰着孩子，好像她能听懂他的话：“就来！我们就回来！”我们把放着孩子的车留在那美丽的草坪上，那里有密匝匝的树叶像屋顶似的遮住炎热的阳光；我们只用几分钟就登上那阴凉下往常喝茶的地点，从下边的台地到上边的台地也就是二十米左右远，两个台地之间有一个带圆花窗的蔓藤凉棚隔着，上下都看不见。我们闲聊着，我无须说我们在聊什么，林普利非常快乐，但是这一次，由于天空像蓝绸缎一样好看，由于处在这样的礼拜天的宁静和一所喜庆的房屋的阴影中，他的快活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快活好像只是这个罕见的礼拜日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我们忽然被吓了一跳，从运河那里传来惊恐的尖叫，孩子的声音和女人的恐怖的呼喊。我们冲下绿油油的山坡，林普利跑在我们大家的前面。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孩子。但使我们惊恐万状的，却是下边台地上已经空无一物了，就在几分钟以前我们把那辆放着笑眯眯打盹的孩子的小车留在那里，还以为绝对安全呢。从运河那里传来的叫声，越来越尖利，越来越撕心裂胆。我们很快就跑到下边。在河对岸，有几个妇人紧紧挤在一起，对她们的孩子打着手势凝神望着运河。我们十分钟前安全可靠地留在下边台地上的那辆儿童车，倒扣着在水里游动。一个男人曾解开一只游艇去救过孩子，另一个人还潜到水里去找过。但是，一切都太迟了。过了十五分钟，孩子的尸体才从浅绿色的、有交错缠绕的海藻的、咸淡混合的水里捞上来。
我无法描述这对不幸的父母的绝望。确切地说，我是根本不想去描述，因为我一辈子都不愿意再回忆那可怕的时刻。电话报警后，来了一个警长调查这可怕事件发生的经过，是父母的疏忽？是事故？还是有人犯罪？人们早已把那辆浮游的儿童车从水里打捞上来，现在又按警长的指示把它丝毫不差地放在下层台地原来的位置上。于是，这位警署长官就亲自做起实验来，看轻轻推一下，小车能不能自动从山坡上滚下去。但在又厚又高的草里，车轮几乎动也不动。一阵风使小车从这块非常平坦的地段突然滚下去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警长做的第二次实验，是用稍大一点的力量推。小车滚动了半步就停下来了，但这块台地至少有七米宽，从车轮的压痕可以证明，这辆车立在那里又牢固又安全，离掉下去的地方距离相当远。当警长使足力气跑过去对着小车一撞，小车才沿着山坡快速运动，从台地上滚了下去。一定是有一个预先没有看见的东西突然使小车进入了运动状态。但这是谁，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谜。警长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摘下帽子，用手搔那乱蓬蓬的头发，越来越陷入沉思。他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一个物体——也就仅仅是一个游戏用的球吧——自动滚下台地的？“不！决不是！”所有的人都斩钉截铁地说。会不会是一个逗留在附近或花园里的孩子，出于一时的兴致推着小车玩过？不！没有人！是不是平时有谁在附近呆过？不！没有人！花园的大门是锁着的，沿着运河散步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到过有谁来去。惟一真正的见证人，只能是那个跳进水里救孩子的工人；但他浑身湿淋淋的，思绪相当紊乱，他只记得，他和他的妻子沿着运河岸边散步，别的他什么也说不出来。突然，从花园的山坡上滚下来了那个儿童车，它滚得越来越快，掉到水里立刻就翻了。因为他相信有一个孩子浮在水中，就立刻跑过去，甩掉上衣，跳进水里想救出那个孩子，但他被乱成一团的水藻绕住，不能像他所想的那样快地游过去。别的他就一无所知了。
警长越来越绝望。这样令人费解的情况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他简直想像不出那辆车怎么会滚动起来。惟一的可能就是，孩子突然坐起来或往一侧使劲使小车失去了平衡。但这是不可信的，这样的想像简直是不着边际。是否我们当中有谁另有推测？
我情不自禁地注视他们家的使女。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俩在同一瞬间想到了同样的事。我们俩知道，那条狗恨透了这个孩子。我们知道，最近他一再诡计多端地隐藏在花园里。我们知道，他曾多次幸灾乐祸地把洗衣筐篓撞到运河里去。我从她那苍白的、不安地抽搐着的嘴唇看出，我们俩心里产生了同样的怀疑：是那条狡猾的恶狗终于找到了复仇的机会，趁我们刚刚把孩子单独留下几分钟的功夫，从隐蔽处钻出来，迅猛地一冲撞，就把那辆放着他的死敌的车子撞下去掉进运河里了，然后他又像往常一样悄然无声地跑掉了。但是，我们俩谁也没有说出这种怀疑。我的单纯的想法是：如果林普利当时把这条疯狂的狗杀死，他就救了他的孩子了。我知道，我要是这样说，林普利会气疯的。归根结底，尽管有一切推理论证，但缺乏最后的事实依据。我们俩也好，别的人也好，那天下午谁也没有亲眼看见那条狗悄悄地进来或悄悄地出去。那个小木屋，他喜爱的躲藏处所——我立刻就去检查——完全是空的，干燥的土地上没有一点痕迹，我们也没听见那种疯狂的犬吠声，以往潘托只要把洗衣筐撞进运河就总要那样胜利地吼叫几声。因此，我们无法断言，那就是他。这只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令人无比痛苦的推测。这是一个有理由的，有充足理由的怀疑。但缺乏最后的无法推翻的确凿的事实。
不过，从产生这个可怕的怀疑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摆脱不出来了，相反，这怀疑越来越强烈，到最近几天几乎变成了确信。一星期以后，孩子早已埋葬，林普利一家离开了这座房子，因为他们不忍心去看那有灾难记录的运河。这时，发生了一件使我深受刺激的事。我到巴斯城里置办家用的零星物品，我突然大吃一惊，因为我看见潘托在屠户车旁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在那些心惊胆战的时刻我总是下意识地不断想到潘托，他也同时认出了我。他立即站住，我也同样停住脚步。接下去发生的事，至今还使我感到压抑：自从他受贬以后，我看到他总是心慌意乱的样子，每次相遇，他总是侧转目光，俯身斜背，羞怯地躲开，这一回，他却毫不拘谨地高高昂着头，充满高傲和自信——我只能这样说——镇定地望着我；他突然间又变成从前那个高傲狂妄的畜生了。他这种挑衅的姿态坚持了一分钟之久。然后，他摆动大腿，迈着细碎的舞步，穿过大街，假装亲切友好地朝我走来，一步以外在我面前停住脚步，好像是想说：“喏，是我呀！你有什么要对我说，或你有什么要控告我的吗？”
我好像被惊呆了。我没有力量把他踢开，我无法忍受这样自负、甚至自满的目光。我赶快逃走了。愿上帝保佑我，我要控诉一个动物的罪行，更何况被害人是无辜的呢。但从这一时刻起我就再也摆脱不了这种可怕的思想：“那就是他。就是他干的。”1
1德语中的“他”、“它”是同一个词，本篇用此词布下疑阵，故意引导读者在最初产生错觉。
我们谁也不知道，在一只动物的大脑里各种各样的想像力能是什么样的，能达到什么程度。也许他是在思考，是不是他自己有什么不够检点的行为促使主人令人费解地抛弃往常对他的崇敬。傍晚，大约林普利通常归来之前的半个小时，他明显地烦躁不安起来；他竖起耳朵一而再、再而三地悄悄奔向篱笆去窥伺公共汽车是否准时到来。当然他也谨防露出他焦急等待的心情：刚好汽车没按惯常的钟点出现，他悄没声地跑回房间，像平时一样躺在沙发上等待。
但这一回他又白白等待了。这一回林普利又是匆匆地从他身旁走过——如此这般过了一天又一天。有一两次林普利注意到了他，仓促地喊了一声“啊，你在这里，潘托”一边走一抚摩他，就过去了。但这只是一次冷漠的、心不在焉的抚爱。再也不是旧日的追求和服侍，再也没有亲昵的话语，没有游戏，没有散步，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现在，林普利这个好上加好的男人，对这令人痛苦的冷漠，真的几乎没有过错可言。因为，事实上，除了他的妻子，他没有别的可想，没有别的可虑。刚一回家，他就陪着她沿着一条条小道走，挎着胳膊细心地领她走着他们曾准确踱过步的散步路线，仅仅为了不让她迈出太匆忙或者不小心的一步。他监视她的膳食，让使女报告每日每时的情况。深夜，妻子睡下以后，他几乎天天到我们这边来，从我这个有经验的女人这里讨主意、找安慰；他从各个商店为那即将降生的孩子买了一切必备的东西，而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在他连续不断的生意上的激情中去办的。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他有时两天都忘了刮脸，多次上班迟到，由于他没完没了的叮嘱耽误了公共汽车。他忽略了带潘托去散步，忘了去照料他，那也没有一点恶意，并不是不忠实；那只是一个过分热情、几乎达到偏执地步的人一时的思想混乱，这种人往往为了一件惟一的事而忘记了他的一切意志、思想和感情。但是，如果说人们尽管有推想和追忆的逻辑思维，都几乎不能无怨恨地原谅一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轻视，这个迟钝的动物又怎能忍受这样的待遇呢！潘托周复一周地更加神经错乱，更加备受刺激。他的自尊心不能忍受人们把他这个一家之主如此简单地抛在生活之外，不能容忍人们把他降为次要角色。如果他明智的话，他就会挤到林普利身边去请求和献媚；然后，他的旧保护人就肯定会记起对他的怠慢。但是，潘托太骄傲，他不能卑躬屈膝。迈出和解第一步的不应该是他，而应该是他的主人。所以他决定施展各种花招把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去。到了第三周，他忽然瘸起来了，左后腿像瘫了似的拖着走。在一般情况下，林普利会立刻温柔激动地给他检查，看是不是爪子上扎了一根刺。他会满怀同情地急忙打电话找宠物医生来给他诊治，无疑，他会一夜起来三四次去观察他的病况。但这一回，林普利也好，别的人也好，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喜剧演员的跛行，而潘托只有气忿的份儿！又过了一两周，他试图进行一次绝食。整整两天他充满牺牲精神，不去触动他的饮食。但没有一个人对他胃口不好表示关心，而往常每当他专横地闹起脾气，不把他的汤舔干净，林普利就会赶忙去给他拿来特制的饼干或一片香肠。最后还是动物的饥饿战胜了他的意志，他偷偷把他的食物一扫而光，也不管这食物可口不可口。又有一次，他试图躲藏起来，以吸引别人的注意，他小心翼翼地蹲坐在附近一个废弃不用的木棚里，他在那里可以满意地听到人们关心地呼唤“潘托！潘托！”但没有人喊他，没有人注意到他不在；也没有人为此着急。他的专制被粉碎了。他被取缔，被贬低，被遗忘了，他想不出这是为什么。
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发现这几周里这只狗发生变化的人。他消瘦了，走路的姿势也变了。他不像以前那样狂妄地撅着屁股盛气凌人了，他像披鞭打了似的蹑足行走，他的毛皮从前每天都经过细心的梳理，现在已失去了绸缎般的光泽。你要是遇到他，他就低下头，不让你看到他的眼睛，慌忙擦着你身边溜走。尽管人们严重地贬低了他，但他往日的骄傲一直没被彻底打掉；他在我们这些人面前有羞色，可他内心的愤怒无处发泄，只好去加倍攻击那些洗衣的筐篓：一星期里他把这些筐篓撞到运河里去总不下三次，他是企图用暴力手段显示他的存在，要求人们必须尊敬他。但这对他毫无帮助，只惹得些姑娘拿起棍棒来吓唬他。他所有的花招和诡计，他的绝食，他的跛行，他的躲藏，他的四处窥探，全都证明是徒劳无功——他那方形的沉重的头白白受着痛苦的煎熬：有那么一天，肯定发生了一件神秘莫测的事，他一点儿也不理解。从那天起，在这个家里，在这个家里所有的人身上，都发生了一点什么变化，潘托绝望地认识到，面对正在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这个阴险的东西，他已经丧尽权力了。无疑：有人在反对他，那是一种外来的凶恶的权力。潘托他有了一个敌人了。一个比他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是看不见的，不可理解的。你抓不住他，撕不烂他，嚼不碎他的骨头，这个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的敌人夺走了他在家中的一切权力。现在，他在所有的门边嗅，探，竖起耳朵偷听，苦苦思索，细心观察，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是看不见的，这个敌人，这个魔鬼，这个盗贼。在这一周里，潘托像个疯子似的不停歇地围着篱笆转，想找到这个看不见的东西的踪迹，也就是这个魔鬼的踪迹，但他仅以他兴奋的感官感觉到，家里发生了一件他不理解的事，他非跟这个死敌斗到底不可。首先是出现了一个不很年轻的女人，那是林普利太太的母亲，夜里睡在餐室里“他的”沙发上，平时他在他那个装了衬垫的大筐里呆腻了，经常到这个沙发上来玩，紧接着——不知为什么？——又送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亚麻织物、有大大小小的包裹，不断地有人按门铃，多次出现的是一位身穿黑衣的戴眼镜的先生，他身上有一种难闻的气味，一种非人的刺鼻的药水味。通向夫人寝室的门不断地开了又关上，一再听到门后的窃窃私语，要么就是那些女人坐在一起做针线活发出的细碎的金属相碰的声音。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把他关在门外，潘托的目光渐渐变呆滞了，变得几乎像玻璃眼球一般无神了，动物的理解力与人的理解力的区别就在于，动物的理解力只局限在过去和现在，不能推想和算出未来。而这里就有一件未来的、将发生的事，这个迟钝的动物心怀绝望的痛苦也感觉到了，这是冲着他来了，这他是击不退、斗不过的。
这个骄傲专横的被惯坏了的潘托为这场徒劳无功的斗争耗尽了精力。在他屈膝投降以前，事情整整延续了六个月。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竟在斗争中放下了武器。在那个夏日的晚上，我丈夫在房间里独自摆纸牌的时候，我又在花园里坐了坐，突然，我感觉有一个热乎乎的东西轻轻地怯生生地偎依在我的膝头。那是潘托，自从那次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以后，他已经有一年半没迈进我家花园半步了，现在当他惘然若失的时候，他又寻求我的保护来了。前一阵子，在那几周里别人都怠慢他的时候，我顺路总喊他一声或摸摸他：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在绝望的时候想起了我，他抬起目光朝我望着，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急切的恳求的目光。甚至可以说，在灾难深重的时刻，一个动物的目光会变得比一个人的目光还要恳切，还要会说话，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感情和思想都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而动物则不得不把他们的语言全部挤压在瞳孔里来表达一切。除了当时在潘托的难以描述的目光里，我还从没见过一种窘困这样感人，这样绝望，他一边望着我一边用他的前爪轻轻抓我的裙边，哀求我。他在请求我，我对他的理解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你给我解释解释，我的主人为什么跟我作对，他们大家为什么跟我作对？家里发生了什么反对我的事？帮帮我吧，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面对这样感人肺腑的请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情不自禁地抚摩他，用半个嗓音喃喃地说：“我可怜的潘托，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适应这个变化，正像我们必须习惯于许多事，习惯于许多糟糕的事一样。”我说话时，潘托竖起了耳朵，痛苦地紧皱眉头，好像要猜出这些话的意思。然后他焦躁地用前爪来扒，这是一种急不可耐的催迫动作，大概意思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给我解释一下吧！帮帮我吧！”但我知道，我帮不了他。我一遍又一遍地抚摩他，为的是让他镇静下来。于是，他深深地感到我不能给他任何安慰。他不声不响地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像来时一样无声无息。
潘托消失了整整一天，又整整一夜；忧虑紧紧抓住我的心，我想，假如他是人，他会自杀的。到了第二天晚上，他又突然出现，浑身是泥，饿着肚皮，像条野狗，身上有几处咬伤；他很可能是气得发昏时在什么地方跟别人家的狗打过架，但新的屈辱在等待着他。使女干脆不准他进屋，她给他送来满满一盆饭食放在门外，就不再理他了。这样粗暴的伤害是由特定的环境决定的，未必没有正当的理由，因为恰好碰上夫人的困难时刻到来，各个屋子里都是忙忙碌碌的人，林普利木然站在一边，无计可施，因为激动而不停地颤抖，助产士跑来跑去，有医生从旁协助，夫人的母亲坐在床边安慰产妇，使女忙得两脚朝天。我自己也过来了，我坐在餐室里等着，为了能在必要时帮一把。事实上，如果让潘托进屋，那只能出现一种令人讨厌的干扰。但这些道理他那鲁钝的狗的大脑怎么理解得了呢？这只亢奋的动物只知道，人们第一次把他赶出家门——赶出他的家门——就像赶走一个陌生人，一个乞丐，一个捣乱分子，只知道人们不怀好意地让他远离的那个紧闭的门后正在发生什么重要事情。他的愤怒是难以形容的，他用尖利的牙齿咬碎抛给他的骨头，好像这骨头就是那看不见的敌人的颈项。然后，他四处嗅来嗅去；他灵敏的嗅觉闻到，有一些陌生人闯进了这所房子——他的这所房子，他在泥灰地面嗅到他早已熟悉的踪迹，就是那个穿黑衣、戴眼镜的可憎的男人的气味。但在这里还有别的人和他联成一气，他们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呢？这个异常兴奋的动物竖着耳朵倾听着。他耳朵紧贴着墙听到了细小的声音和很响的声音，听到了呻吟、喊叫和紧随在后的水的拍击声，听到了慌忙走路的脚步声，还听到一些东西被移动的声音，玻璃杯和金属相碰的声音——确实有什么事在屋里发生了，而他却一点也不明白。但他的直觉告诉他：那是他的对立面。就是这个对立面使他蒙受屈辱，使他的权利全被剥夺——这就是那个敌人，那个看不见的阴险、卑鄙、无耻的敌人啊，现在，他真的到位了。现在他是可以看得见的了，现在可以抓到他，终于可以用猎刀刺捕他了。这个强壮的动物的肌肉紧紧绷在一起，由于感情受了刺激而全身颤抖，他缩着脖子俯身躲在屋门旁边，准备等门一开就箭一般地冲进去。这一回可不能再让他从眼皮底下逃走了，这个诡计多端的敌人，这个篡夺他的权利和特权的人，这个和平的扼杀者！
总之，我们在屋子里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太激动，太繁忙了。我不得不抚慰林普利，使他解除不安——这也不很省劲呀——医生和助产士禁止他进入通向寝室的过道；他怀着巨大的同情在这两个小时的等待中所经受的痛苦，也许比产妇的还要多。终于来了好消息，过了一会儿，就允许这个摇摆在欢乐和恐惧之中的丈夫轻手轻脚地进入寝室，去看他的孩子和夫人了。根据助产士事先的报告，那是一个女孩。他呆了很长时间，我们——他岳母和我——两个过来人，单独在一起亲切友好地交谈起来，各自回忆了许多往事。最后，寝室的门开了，林普利走出来，医生跟在后面。他托着襁褓中的婴儿，骄傲地让我们看，他托着她，就像一个教士托着圣体；他那张透着诚实、略显天真的宽大的脸，由于泛着幸福的光辉，显得很好看。他不停地流着眼泪，也不去擦一擦，因为他用两手抱着那个婴儿，就像抱着一个说不出多么宝贵的东西，一个一碰就碎的东西。对他身后的医生来说，这种情景早已司空见惯，他趁机穿上他的大衣。“我的事现在已经完了。”他笑着跟大家打招呼，然后随随便便地向房门走去。
但就在医生毫无防备地打开门这短暂的一秒钟里，有个什么东西箭一般地从他腿边钻了进去，什么东西，就是那个绷紧肌肉在门边躺着坐着的东西，潘托已经站在寝室中间“汪”的狂吠了一声。他立刻看到，林普利抱着一个新的物件，脉脉含情地抱着，这个物体他一点儿也不认识，那是一个很小的，红扑扑的，活着的东西，这东西像猫一样喵喵地叫，散发着人的气味——哈！这就是那个敌人，那个找了好久的敌人，那个躲藏起来的隐蔽的敌人，那个夺走他权利的强盗，那个扼杀他的安宁的凶手！撕碎他！咬烂他！他龇牙咧嘴地蹿到林普利跟前，想夺走那个孩子。我相信，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因为这个强壮的动物跳起来往前扑，动作那么突然，那么有力，竟把那个体重不轻的胖墩墩的男人撞得打了好几个趔趄，往墙上倒去。但在这最后的一刹那，他还是下意识地把裹着婴儿的襁褓高高地举了起来，只是为了不让伤了孩子。就在林普利跌倒在地之前，我急忙伸手把孩子接到我的怀里。那条狗立刻朝我扑过来。幸亏医生听到我们的尖叫赶回来，镇定地操起一把沉重的椅子冲着那条眼睛充血、满嘴流沫的怒吼着的狗摔过去，打得他骨头格格地响。潘托疼得嗷嗷直叫。退让了一会儿，不过那只是为了在他疯狂的愤怒中马上再向我袭击。不过，这么一小会儿就足够林普利急速从地上爬起，怀着跟他的狗惊人相似的愤怒，冲向那个动物了。一场可怕的搏斗开始了。林普利，肩宽，体胖，力气大，他以他身体的全部重压扑在潘托身上，想用他强有力的手把他掐死。他们俩扭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潘托嘴一张一张地咬，林普利一个劲儿地用手掐，膝盖压在狗的胸脯上，狗一再挣脱他铁钳般的手扣；为了保护孩子，我们两个老太太逃进了侧室，这时医生和使女也冲向那只疯狂的动物。他们抓起随手碰到的东西狠打潘托，木头和玻璃器皿乒乒乓乓丁了当当响成一片，他们三个人用拳头捶，用脚踹，折腾了好长时间，直到狗吠变成气喘似的-气；最后，那畜生只剩下微弱地耸着肩膀呼吸的份儿了，他已经筋疲力尽，医生、使女和听到喧闹急忙跑过来的我的丈夫用他自己身上的皮绳和别的绳索把他的前爪和后爪捆起来，把撕下来的一块台布塞在他嘴里。他一点抵抗能力也没有了，处在半昏迷状态。随后，他们把他拖出了房间，到了门口就像抛一个麻袋似的把他抛了出去。这时，医生才急忙回来救护。
林普利像喝醉了酒似的，踉踉跄跄地走进另一个房间去照看孩子。她没有受伤，她瞪着睡眼惺讼的小眼睛呆呆地望着他。对他妻子也不存在任何危险，她只是被喧闹声从疲惫后的昏昏沉睡中惊醒了；她吃力地深情地朝着抚摩她手的丈夫惨然一笑。这时，他才顾得上想他自己。他的样子很可怕，脸色煞白，眼神迷惘，衣领被撕下来，衣服皱皱巴巴、沾满尘土；我们惊讶地发现，从他被撕破的右袖口有血滴落下来，顺着泥灰地面留有血滴的痕迹。在激烈的搏斗中他根本就没觉察到，那条被掐的狗在绝望的反抗中咬了他，两次都深深地咬进了肉里。别人帮他脱去衣服，医生赶忙给他绑缠上绷带。使女送来一杯白兰地，因为这个精疲力竭的人由于激动和失血已接近昏迷了，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弄到沙发上躺下。在沙发上，他倒头就沉睡起来，他因为满怀激情的等待已经有两夜没好好休息了。
我们考虑怎样处置潘托。“用枪打死。”我丈夫高声说着就想回家取他的左轮手枪。但医生宣称，他有责任一分钟也不耽搁地把狗送到观察站去化验唾液，看他是否得了狂犬病，因为如有狂犬病，林普利的咬伤还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预防措施，他想立刻把潘托装到他的汽车里。我们大家都走出去，准备帮医生的忙。在门前——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瞥——那条狗被捆绑着，毫无反抗能力地躺着不动；他几乎没有听见我们的到来，眼睛看着前方，眼珠残暴地滴溜溜转，好像想要挣脱皮绳跳起来似的。他牙齿咬得格格响，使劲地又嚼又吞，想把塞在嘴里的布吐出来，同时他的肌肉也像绳索一样绷得紧紧的，整个弯曲的身体振颤着，抖动得很反常很不自然；坦白地说，虽然我们知道他给捆得很牢，但我们每个人对伸手抓住他仍然迟疑不决；平生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其他类似的东西怀着这样的集中一切凶恶本性的愤怒，在人世间从来没看见过像这充血的和嗜血的目光中所显露的这样多的仇恨。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样的考虑：我丈夫建议直接枪杀这只动物是否有些道理。但医生坚持立刻运走，于是这条四肢被捆的狗就被拖到汽车里运走了，尽管他想反抗，但也无能为力了。
随着这次很不光彩的退场，潘托从我们这个圈子里消失了好长时间。我的丈夫偶然得知，经过巴士特杀菌研究所多日的观察，根本不存在狂犬病传染细菌，因为不准他返回他原来犯罪的地点，人们就把潘托送给了巴斯城的一个搜寻强壮牛头犬的屠户。我们没有再去想他，林普利也把他全忘了，他两三天就得给胳膊换一次绷带；自从她妻子生了孩子满月以后，他的热情和忧虑全集中在那个小不点的可爱的女儿身上了，我几乎无须提及，他的举止像在潘托时代一样狂热，一样过火，甚至更愚蠢。这个肥胖粗壮的男人跪在放着孩子的小车前边，好像古意大利艺术大师的油画三王来到马槽前上画的那样。他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会在这个——自得其乐的——红润可爱的小造物身上发现与前不同的喜人之处。这个沉静朴实的女人见到这样的父爱，总是笑眯眯的，与从前见到他对那个霸道的四足动物顶礼膜拜时她的微笑相比，现在的笑要更友好千万倍。对我们来说，也有了不少美好的时刻，因为邻家有了无阴云的美满幸福，我们这座房子的周遭自然也就笼罩着友好之光了。
我说过，关于潘托，我们大家已经完全忘了，只是我有一天晚上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他的存在。我跟我丈夫在伦敦听完布鲁诺-瓦尔特的音乐会，深夜归来，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不能入睡。是因为我不自觉地努力回想那朱庇特交响曲的悠扬曲调，还是因为这白色的月朗星稀的柔和的夏夜？我起床了——大概已经是凌晨两点钟左右——然后往窗外望去。月亮以极小的威力在高空滑行，像被一股看不见的风所驱动，透过由它的银光照亮的薄云，每当它纯净、光亮地走出来，整个花园都亮得像裹在白雪中一样。一切都寂静无声。我有这样的感觉，哪怕只有一片树叶轻轻抖动，也逃不过我的耳朵。所以，当我发觉，在这样绝对的寂静中，在隔开我们两家花园的围篱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无声地移动时，我吓坏了，那是一个黑色的东西，被照亮的草地留下了它不安地动来动去的轮廓。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了，就朝那里望去。那不是人，绝不是活的东西，绝不是有躯体的东西在那里不安地移动。那是影子。仅仅是一个影子。但那必定是一个活物的影子，这个活物在围篱的掩护下小心翼翼鬼鬼祟祟地移动着，是一个人或一个动物的影子。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表达，但这个沮丧的东西，这个隐秘的东西，这个潜行的无声的东西，却蕴藏着某种使人不安的成分。像女人害怕时那样，我首先想到是盗贼或杀人凶手，于是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但这个影子已经从花园围篱移到上面篱笆开始的台地，这时正沿着木栅蹑足行走的那个活物奇怪地抽紧身子，出现在他的影子的前面——哦，原来是一条狗，我立刻认出了他，那是潘托。他走得十分缓慢，十分小心，你看得出，他随时准备在听到第一个声音时赶快跑掉，潘托就是这样用鼻子嗅着朝林普利的房子走过来；我不知道我怎么会闪电般地产生这样的想法：好像他想要探察出什么来似的，因为一条寻觅踪迹的狗决不会这样轻松自由地搜索；他的举止泄露出，他是在干某种被禁止的事，或是在筹划什么阴谋诡计。他不把嘴凑近地面去闻，他不放松肌肉去跑，而是肚皮紧贴着地面往前挪，为的是尽量不让人看见他。他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像一个猎犬悄悄接近他的猎物。为了观察得更清楚，我情不自禁地弯下腰。但我笨手笨脚地轻轻碰了一下窗户，弄出一个不大的声音，潘托无声地一跳，就消失在黑暗中了。这一切我觉得好像是在梦中见到似的。花园又处在月光中，是那样的空荡荡，那样的白，那样的光亮，那样的静止不动。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羞于向我丈夫讲述这一切，说不定这真的是一种错觉呢。第二天早上，我在街上遇到林普利家的使女时，顺便问她最近又见到过潘托没有。这个使女显得很不安，有几分狼狈，鼓励了她几句以后，她才对我说了实话：她曾多次在特殊的环境里碰到过他。她实在是说不清楚，但她见了他总是很害怕。四个星期以前，她带着儿童车进了城，忽然听到一阵恶狠狠的犬吠，从街上路过的屠夫的汽车里，潘托对着她，或如她所想，对着放了孩子的车拼命吼叫，摆出往下跳的架势。幸亏汽车开得快，他没敢跳，但他那刺耳的吼叫却使她听了特别难受。当然，她没让林普利先生知道。根本没有必要使他不安，再说她认为这条狗在巴斯是有可靠的保护的。但在最近的一个下午，她想从木屋取点木柴出来，发现屋里的暗处有一个东西在动，她吓得正想大喊，竟认出藏在那里的是潘托，他立刻穿过我们花园的围篱不声不响地走了。打那以后，她就怀疑这狗常常隐藏在这里，他肯定是在夜里围着这所房子转来转去，因为最近在那夜的大雷雨过后，她在潮湿的沙地上清楚地看见过狗爪子印，她能清楚地告诉人们，潘托怎样多次围着这整座房子转。当然，他从来也没公开露过面，毫无疑问，他只在他确信无人看见他时，偷偷地穿过我家或邻家的围篱。我是否可以想像，他还想回来呢？林普利先生恐怕不会再让他进家门了，而在屠户家里他也不至于挨饿呀，不然他会首先到厨房里向她讨吃的。不管怎么说，对于狗围着房子转，她心里有些害怕。我要不要说呢？即使不告诉林普利先生，至少也应该告诉他的夫人呀。我们经过仔细考虑，一致认为：如果他再露面，我们就告诉他的新主人，那个屠户，让他阻止潘托的不可思议的来访；至于林普利，我们根本不想让他记起这只可恨的畜生的存在。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因为——谁能说得准呢？——也许能阻止第二天事情的发生。那是一个可怕的、令人难忘的星期天。我丈夫和我都到林普利那边去了，我们坐在轻便的公园软椅上聊天，地方是紧挨着下边的小台地，从台地起草场经过一个相当陡的斜坡向下一直延伸到运河。那个儿童车放在我们旁边的那块平坦的草坪台地上；我没有必要去说，那个疯疯癫癫的父亲在谈话中间每五分钟就要站起来一次，去逗逗孩子。她终于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在那个金光照耀的下午看上去实在讨人喜欢，她在那支起来的车棚阴影里眨着蓝色的眼睛朝天空笑，用她那纤细的、不大灵活的小手朝着车棚上的太阳光圈抓——父亲乐不可支，好像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理性的奇迹，我们也高高兴兴地帮他逗孩子玩，好像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喜人的场面。这情景，这最后的幸福的情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接着，林普利太太从房屋游廊阴影中上边的台地上喊我们去喝茶。林普利抚慰着孩子，好像她能听懂他的话：“就来！我们就回来！”我们把放着孩子的车留在那美丽的草坪上，那里有密匝匝的树叶像屋顶似的遮住炎热的阳光；我们只用几分钟就登上那阴凉下往常喝茶的地点，从下边的台地到上边的台地也就是二十米左右远，两个台地之间有一个带圆花窗的蔓藤凉棚隔着，上下都看不见。我们闲聊着，我无须说我们在聊什么，林普利非常快乐，但是这一次，由于天空像蓝绸缎一样好看，由于处在这样的礼拜天的宁静和一所喜庆的房屋的阴影中，他的快活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快活好像只是这个罕见的礼拜日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我们忽然被吓了一跳，从运河那里传来惊恐的尖叫，孩子的声音和女人的恐怖的呼喊。我们冲下绿油油的山坡，林普利跑在我们大家的前面。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孩子。但使我们惊恐万状的，却是下边台地上已经空无一物了，就在几分钟以前我们把那辆放着笑眯眯打盹的孩子的小车留在那里，还以为绝对安全呢。从运河那里传来的叫声，越来越尖利，越来越撕心裂胆。我们很快就跑到下边。在河对岸，有几个妇人紧紧挤在一起，对她们的孩子打着手势凝神望着运河。我们十分钟前安全可靠地留在下边台地上的那辆儿童车，倒扣着在水里游动。一个男人曾解开一只游艇去救过孩子，另一个人还潜到水里去找过。但是，一切都太迟了。过了十五分钟，孩子的尸体才从浅绿色的、有交错缠绕的海藻的、咸淡混合的水里捞上来。
我无法描述这对不幸的父母的绝望。确切地说，我是根本不想去描述，因为我一辈子都不愿意再回忆那可怕的时刻。电话报警后，来了一个警长调查这可怕事件发生的经过，是父母的疏忽？是事故？还是有人犯罪？人们早已把那辆浮游的儿童车从水里打捞上来，现在又按警长的指示把它丝毫不差地放在下层台地原来的位置上。于是，这位警署长官就亲自做起实验来，看轻轻推一下，小车能不能自动从山坡上滚下去。但在又厚又高的草里，车轮几乎动也不动。一阵风使小车从这块非常平坦的地段突然滚下去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警长做的第二次实验，是用稍大一点的力量推。小车滚动了半步就停下来了，但这块台地至少有七米宽，从车轮的压痕可以证明，这辆车立在那里又牢固又安全，离掉下去的地方距离相当远。当警长使足力气跑过去对着小车一撞，小车才沿着山坡快速运动，从台地上滚了下去。一定是有一个预先没有看见的东西突然使小车进入了运动状态。但这是谁，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谜。警长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摘下帽子，用手搔那乱蓬蓬的头发，越来越陷入沉思。他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一个物体——也就仅仅是一个游戏用的球吧——自动滚下台地的？“不！决不是！”所有的人都斩钉截铁地说。会不会是一个逗留在附近或花园里的孩子，出于一时的兴致推着小车玩过？不！没有人！是不是平时有谁在附近呆过？不！没有人！花园的大门是锁着的，沿着运河散步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到过有谁来去。惟一真正的见证人，只能是那个跳进水里救孩子的工人；但他浑身湿淋淋的，思绪相当紊乱，他只记得，他和他的妻子沿着运河岸边散步，别的他什么也说不出来。突然，从花园的山坡上滚下来了那个儿童车，它滚得越来越快，掉到水里立刻就翻了。因为他相信有一个孩子浮在水中，就立刻跑过去，甩掉上衣，跳进水里想救出那个孩子，但他被乱成一团的水藻绕住，不能像他所想的那样快地游过去。别的他就一无所知了。
警长越来越绝望。这样令人费解的情况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他简直想像不出那辆车怎么会滚动起来。惟一的可能就是，孩子突然坐起来或往一侧使劲使小车失去了平衡。但这是不可信的，这样的想像简直是不着边际。是否我们当中有谁另有推测？
我情不自禁地注视他们家的使女。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俩在同一瞬间想到了同样的事。我们俩知道，那条狗恨透了这个孩子。我们知道，最近他一再诡计多端地隐藏在花园里。我们知道，他曾多次幸灾乐祸地把洗衣筐篓撞到运河里去。我从她那苍白的、不安地抽搐着的嘴唇看出，我们俩心里产生了同样的怀疑：是那条狡猾的恶狗终于找到了复仇的机会，趁我们刚刚把孩子单独留下几分钟的功夫，从隐蔽处钻出来，迅猛地一冲撞，就把那辆放着他的死敌的车子撞下去掉进运河里了，然后他又像往常一样悄然无声地跑掉了。但是，我们俩谁也没有说出这种怀疑。我的单纯的想法是：如果林普利当时把这条疯狂的狗杀死，他就救了他的孩子了。我知道，我要是这样说，林普利会气疯的。归根结底，尽管有一切推理论证，但缺乏最后的事实依据。我们俩也好，别的人也好，那天下午谁也没有亲眼看见那条狗悄悄地进来或悄悄地出去。那个小木屋，他喜爱的躲藏处所——我立刻就去检查——完全是空的，干燥的土地上没有一点痕迹，我们也没听见那种疯狂的犬吠声，以往潘托只要把洗衣筐撞进运河就总要那样胜利地吼叫几声。因此，我们无法断言，那就是他。这只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令人无比痛苦的推测。这是一个有理由的，有充足理由的怀疑。但缺乏最后的无法推翻的确凿的事实。
不过，从产生这个可怕的怀疑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摆脱不出来了，相反，这怀疑越来越强烈，到最近几天几乎变成了确信。一星期以后，孩子早已埋葬，林普利一家离开了这座房子，因为他们不忍心去看那有灾难记录的运河。这时，发生了一件使我深受刺激的事。我到巴斯城里置办家用的零星物品，我突然大吃一惊，因为我看见潘托在屠户车旁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在那些心惊胆战的时刻我总是下意识地不断想到潘托，他也同时认出了我。他立即站住，我也同样停住脚步。接下去发生的事，至今还使我感到压抑：自从他受贬以后，我看到他总是心慌意乱的样子，每次相遇，他总是侧转目光，俯身斜背，羞怯地躲开，这一回，他却毫不拘谨地高高昂着头，充满高傲和自信——我只能这样说——镇定地望着我；他突然间又变成从前那个高傲狂妄的畜生了。他这种挑衅的姿态坚持了一分钟之久。然后，他摆动大腿，迈着细碎的舞步，穿过大街，假装亲切友好地朝我走来，一步以外在我面前停住脚步，好像是想说：“喏，是我呀！你有什么要对我说，或你有什么要控告我的吗？”
我好像被惊呆了。我没有力量把他踢开，我无法忍受这样自负、甚至自满的目光。我赶快逃走了。愿上帝保佑我，我要控诉一个动物的罪行，更何况被害人是无辜的呢。但从这一时刻起我就再也摆脱不了这种可怕的思想：“那就是他。就是他干的。”1
1德语中的“他”、“它”是同一个词，本篇用此词布下疑阵，故意引导读者在最初产生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