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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冰淇淋杯子、冰淇淋也是圆的。然后马蜂来了，它们急切地想填饱自己的肚子，它们的头是圆鼓鼓的。尽管我每花一分钱都要掂三掂，可我还是无法吃掉我花钱买的东西。
这种毫无意义比漫无目的更容易对付，比之在工厂里的撒谎，我现在开始杜撰城里的目标。我尾随在和我同龄的女人后面。我长达数小时之久地待在服装店里，试穿她们喜欢的衣服。就在昨天，我穿了一件条纹连衣裙，故意背对着前面，来回拉扯着，将手作为领子搁在开领处，手指遮在上面当饰带。我一开始很喜欢这件连衣裙。有一点我没有考虑到，我感觉我要离开自己了。这件连衣裙看起来好像我必须马上要和自己告别似的。那时我的嘴里酸酸的，在我拥有的极短时间里，对该和自己说什么，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我在离开之前不想认输，我说道：
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呢，没有我的脚，你无法走远。
因为这些人彼此在大声地说话，我的说话声音很大，我的脸都红起来了，我不希望自己是那种看上去形容丑陋的人。有人在唱歌。我不希望有人在我旁边摇头，因为我把思考和说话混淆在一起了。被完全陌生的人听见，要比没有被看到和被撞倒更叫人丢脸。尽管一个女人肯定听见我在说话，但她趁我不在的时候，拉开了我那小房间的窗帘，不假思索地将她的包放在椅子上，说道：
这里有人吗？
您瞧，您是在和我说话，可不是和空气。
情急之中，我已经不知道尾随在身后的这个女人的下落了。为了尽量让自己变得漂亮，我去试穿连衣裙。我在其他女人想要购买的连衣裙中，实在没什么好找的，至少对我是这样。那些连衣裙在惩罚我，如果我们穿同样的连衣裙，我要比其他女人更难看。我在工厂里穿着最漂亮的连衣裙，像一只珍珠鸡一样走过包装车间，一直走到门口，然后再回来。如果连衣裙是为西方人缝制的话，那么每次交货前我都会到楼上的莉莉那里去。我依次穿上两三套时装。
现在挺不错，莉莉说。
因为这是严格禁止的。穿裙子、裤子和夹克衫不如穿衬衣和连衣裙那么严格。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还有一次在八月法西斯主义奴役解放日之前，我们可以从厂里买下那些连衣裙来。大多数连衣裙都是办公室里的人购买的。这些连衣裙更有风度，也不比店里的更贵，遗憾的是，衣服上面全是编织上的毛病，而且被缝纫机弄得油渍斑斑。否则的话，它们和我们的皮肤是很般配的。很多人都买上一大包衣服。我宁愿要这些编织毛病永远无法清除的和油渍斑斑的衣服，也不要店里那些灰不溜秋的难看的衣服。我无法忍受那些编织毛病和斑斑油渍，我也知道那些我们无法买到的衣服有多么漂亮。意大利人、加拿大人、瑞典人、法国人，他们每一个季节都穿得漂漂亮亮，过着简单的日子，裁剪、缝合、上浆、熨烫、包装，于是知道，人们不值得买那些现成的东西。当然很多人想到了这一点：
与其什么也没有，不如有几个粗糙的编织毛病和黑色油斑。
因为有编织毛病和油斑，也因为我不希望把整天度过的工厂放在家里的柜子里，所以我也不买那些衣服。每逢周日，我的同事们穿着工厂的劣等品在公园里散步，在咖啡馆里吃冰淇淋。人们用嫉妒的眼光看着那些连衣裙，人们会想到，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在哪儿上班，从哪儿弄来的衣服。
我和莉莉下班后到那条商业街去，当我到商店里溜达而不去散步时，她就在外面等我。我不必急匆匆地逛商店，如果很快回来，反而不中莉莉的意了。她背对橱窗站着，看着天空、树木、沥青，肯定也看老男人。我不得不拉着她的手臂，好像是我在等她，而不是她在等我。我说：
嗯，来吧。
你那么急吗？她问，我们不是在散步吗？
我们可以慢慢走，只是要离开这里。
你不喜欢那些衣服吗？
那你喜欢这儿什么？
她咂咂舌头：
迈着碎步，稍稍弯着身子，我喜欢这个。
那么。
什么那么？
你看到多少？我问道。
莉莉对商店不感兴趣，这和工厂无关。莉莉以前就对衣服无动于衷。尽管如此，那些男人仍盯着她看。如果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是不会让莉莉逃过我的目光的。莉莉穿得越是难看，她的漂亮就越是显眼。她挺走运的，我小时候就是个爱虚荣的人。五岁那年，我发觉新大衣太大时，不禁痛哭流涕。我爷爷说：
你还会长的，你多穿一点，这衣服正好合身。从前，如果还算不错的话，那一个人一辈子也就是两三件大衣，而且这还是在有钱人家里。
我一下子套上大衣，因为我必须套上。而就在面包厂边上第一个角落后面，我脱下了衣服。有两个冬天，我更多地是将大衣放在胳膊上，而不是穿在身上，与其穿着难看，还不如着凉。在下下个冬天下雪的时候，大衣终于合我身了，我还是把它脱了下来，因为它已经太老太难看了。
我若是想去理发，现在就得在大学生宿舍中间下车。我最想烫个发，或者那种老秘书的肉圆发型。啊呀，最好剃个光头，当我十点整敲阿布办公室门的时候，最好我认不出自己来才好。失去理智，在吻我手的时候脑子完全糊涂了。阳光将驾驶员的脸颊晒得暖暖的，他旁边的窗玻璃开着，外面没有风。他从自己的座位上擦去盐粒，第二个小面包他还没动。他为什么要买三个面包呢，如果吃一个面包就饱了的话？将有轨电车停在大路上，急匆匆地赶到商店里，等回来的时候向所有等待的人显示他肚子很饿，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个孩子手里拿着手绢睡着了。父亲将头倚靠在玻璃上，尽管他的头发好几天没有洗过，黏糊糊的毫无光泽，但还是发着光。太阳焕发出光芒。他难道没发觉，窗玻璃要比外面的太阳更热吗？在有轨电车拐弯之前，太阳并没有打搅我。也许它还在另一边玻璃窗那里吧，我不希望自己到达阿布那里时汗流浃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调换一下位置，乘客那么少，他们一定会盯着我看的。人们需要一个理由。那个父亲可以在任何时候坐到背阴的地方，一个小孩子就是一个理由。孩子一旦哭起来，父亲就可以换位置了，看看孩子是不是因为太阳而哭。车里如果装满了人，那绝对不行。只要有一个空座位就很好了，孩子爱怎么哭就让他怎么哭，谁也不会想到是太阳的缘故，而是会问，是否这个傻瓜父亲没有给这个爱哭爱叫的孩子准备橡皮xx头。
的，冰淇淋杯子、冰淇淋也是圆的。然后马蜂来了，它们急切地想填饱自己的肚子，它们的头是圆鼓鼓的。尽管我每花一分钱都要掂三掂，可我还是无法吃掉我花钱买的东西。
这种毫无意义比漫无目的更容易对付，比之在工厂里的撒谎，我现在开始杜撰城里的目标。我尾随在和我同龄的女人后面。我长达数小时之久地待在服装店里，试穿她们喜欢的衣服。就在昨天，我穿了一件条纹连衣裙，故意背对着前面，来回拉扯着，将手作为领子搁在开领处，手指遮在上面当饰带。我一开始很喜欢这件连衣裙。有一点我没有考虑到，我感觉我要离开自己了。这件连衣裙看起来好像我必须马上要和自己告别似的。那时我的嘴里酸酸的，在我拥有的极短时间里，对该和自己说什么，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我在离开之前不想认输，我说道：
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呢，没有我的脚，你无法走远。
因为这些人彼此在大声地说话，我的说话声音很大，我的脸都红起来了，我不希望自己是那种看上去形容丑陋的人。有人在唱歌。我不希望有人在我旁边摇头，因为我把思考和说话混淆在一起了。被完全陌生的人听见，要比没有被看到和被撞倒更叫人丢脸。尽管一个女人肯定听见我在说话，但她趁我不在的时候，拉开了我那小房间的窗帘，不假思索地将她的包放在椅子上，说道：
这里有人吗？
您瞧，您是在和我说话，可不是和空气。
情急之中，我已经不知道尾随在身后的这个女人的下落了。为了尽量让自己变得漂亮，我去试穿连衣裙。我在其他女人想要购买的连衣裙中，实在没什么好找的，至少对我是这样。那些连衣裙在惩罚我，如果我们穿同样的连衣裙，我要比其他女人更难看。我在工厂里穿着最漂亮的连衣裙，像一只珍珠鸡一样走过包装车间，一直走到门口，然后再回来。如果连衣裙是为西方人缝制的话，那么每次交货前我都会到楼上的莉莉那里去。我依次穿上两三套时装。
现在挺不错，莉莉说。
因为这是严格禁止的。穿裙子、裤子和夹克衫不如穿衬衣和连衣裙那么严格。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还有一次在八月法西斯主义奴役解放日之前，我们可以从厂里买下那些连衣裙来。大多数连衣裙都是办公室里的人购买的。这些连衣裙更有风度，也不比店里的更贵，遗憾的是，衣服上面全是编织上的毛病，而且被缝纫机弄得油渍斑斑。否则的话，它们和我们的皮肤是很般配的。很多人都买上一大包衣服。我宁愿要这些编织毛病永远无法清除的和油渍斑斑的衣服，也不要店里那些灰不溜秋的难看的衣服。我无法忍受那些编织毛病和斑斑油渍，我也知道那些我们无法买到的衣服有多么漂亮。意大利人、加拿大人、瑞典人、法国人，他们每一个季节都穿得漂漂亮亮，过着简单的日子，裁剪、缝合、上浆、熨烫、包装，于是知道，人们不值得买那些现成的东西。当然很多人想到了这一点：
与其什么也没有，不如有几个粗糙的编织毛病和黑色油斑。
因为有编织毛病和油斑，也因为我不希望把整天度过的工厂放在家里的柜子里，所以我也不买那些衣服。每逢周日，我的同事们穿着工厂的劣等品在公园里散步，在咖啡馆里吃冰淇淋。人们用嫉妒的眼光看着那些连衣裙，人们会想到，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在哪儿上班，从哪儿弄来的衣服。
我和莉莉下班后到那条商业街去，当我到商店里溜达而不去散步时，她就在外面等我。我不必急匆匆地逛商店，如果很快回来，反而不中莉莉的意了。她背对橱窗站着，看着天空、树木、沥青，肯定也看老男人。我不得不拉着她的手臂，好像是我在等她，而不是她在等我。我说：
嗯，来吧。
你那么急吗？她问，我们不是在散步吗？
我们可以慢慢走，只是要离开这里。
你不喜欢那些衣服吗？
那你喜欢这儿什么？
她咂咂舌头：
迈着碎步，稍稍弯着身子，我喜欢这个。
那么。
什么那么？
你看到多少？我问道。
莉莉对商店不感兴趣，这和工厂无关。莉莉以前就对衣服无动于衷。尽管如此，那些男人仍盯着她看。如果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是不会让莉莉逃过我的目光的。莉莉穿得越是难看，她的漂亮就越是显眼。她挺走运的，我小时候就是个爱虚荣的人。五岁那年，我发觉新大衣太大时，不禁痛哭流涕。我爷爷说：
你还会长的，你多穿一点，这衣服正好合身。从前，如果还算不错的话，那一个人一辈子也就是两三件大衣，而且这还是在有钱人家里。
我一下子套上大衣，因为我必须套上。而就在面包厂边上第一个角落后面，我脱下了衣服。有两个冬天，我更多地是将大衣放在胳膊上，而不是穿在身上，与其穿着难看，还不如着凉。在下下个冬天下雪的时候，大衣终于合我身了，我还是把它脱了下来，因为它已经太老太难看了。
我若是想去理发，现在就得在大学生宿舍中间下车。我最想烫个发，或者那种老秘书的肉圆发型。啊呀，最好剃个光头，当我十点整敲阿布办公室门的时候，最好我认不出自己来才好。失去理智，在吻我手的时候脑子完全糊涂了。阳光将驾驶员的脸颊晒得暖暖的，他旁边的窗玻璃开着，外面没有风。他从自己的座位上擦去盐粒，第二个小面包他还没动。他为什么要买三个面包呢，如果吃一个面包就饱了的话？将有轨电车停在大路上，急匆匆地赶到商店里，等回来的时候向所有等待的人显示他肚子很饿，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个孩子手里拿着手绢睡着了。父亲将头倚靠在玻璃上，尽管他的头发好几天没有洗过，黏糊糊的毫无光泽，但还是发着光。太阳焕发出光芒。他难道没发觉，窗玻璃要比外面的太阳更热吗？在有轨电车拐弯之前，太阳并没有打搅我。也许它还在另一边玻璃窗那里吧，我不希望自己到达阿布那里时汗流浃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调换一下位置，乘客那么少，他们一定会盯着我看的。人们需要一个理由。那个父亲可以在任何时候坐到背阴的地方，一个小孩子就是一个理由。孩子一旦哭起来，父亲就可以换位置了，看看孩子是不是因为太阳而哭。车里如果装满了人，那绝对不行。只要有一个空座位就很好了，孩子爱怎么哭就让他怎么哭，谁也不会想到是太阳的缘故，而是会问，是否这个傻瓜父亲没有给这个爱哭爱叫的孩子准备橡皮xx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