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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质疑
一、旧案重提
在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史籍中，李岩历来是受到广泛注意的人物之一。
然而，有关李岩事迹的史料，也是问题最多的。早在康熙年间就有人提出过疑问。
郑廉在《豫变纪略》中说：予于诸书纪豫处，颇效忠告焉。……如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伙，岂无见闻？而不幸而陷贼者亦未闻贼中有李将军杞县人。
不知《明季遗闻》何所据而为此也。而《流寇志》（《平寇志》）诸书皆载之，不知其为乌有先生也。
尽管郑廉少年时期参加过同李自成联合作战的罗汝才起义军，在根据亲身见闻写成的书中，是以当事人谈当时事，以本地人谈本地事，但由于各种原因，他的意见从来不受重视。
其实，使人对李岩事迹产生怀疑并不仅仅是因为郑廉指出他是“乌有先生”，而是所有关于李岩的记载都不是第一手材料。
无论是现存的明代档案，还是直接参与镇压李自成起义的明代官僚的文集，都没有关于李岩事迹的确切记载。
就连一度接触过李自成起义军的人，在自己的著述里也大抵是根本不提李岩。
比如，描绘李岩在北京活动栩栩如生的材料，都是出于后来的一些著作，而不见于当时正在北京的杨士聪、徐应芬、陈济生、刘尚友、徐凝生、赵士锦等人依据亲身见闻写成的回忆录。
清初地方志保存了起义军同当地有关的大量材料，参加大顺政权的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般都可以查到。可是，只要事情一牵涉到李岩，地方志里不仅无迹可寻，而且处处唱反调。
比如，史籍说李岩是河南杞县人，《杞县志》的编者却申明杞县没有这个人；史籍中说李岩是明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李精白的家乡安徽阜阳的县志编纂人又宣称李精白同李岩毫无关系。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怀疑李岩存在的真实性。
那么，为什么有关李岩的记载竟是如此之多呢？这些记载既然无法找到原始材料，其源又是从何而来呢？二、李岩的传说是怎样混入史籍的？
（一）有关李岩的早期传说
早在李自成起义处于高潮的时候，在一部分同起义农民没有什么接触的人当中，就出现了关于“李公子”或李岩的传说。
这种传说，在当时还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比如，顾炎武在闯王进京时已经三十一岁，和李自成起义算是同时代，他由于没有亲身接触过起义军，在许多问题上只能是人云亦云。
他编的《明季实录》有这样的记载：“闻河南杞县举人李严又名李牟公子啸聚一方，互同谋逆。”又说，“闯贼的名自成，一名李炎，米脂人。”
这里，李岩（严）同李牟是一个人，而不是兄弟俩；李炎与李岩同音，又是李自成的别名。
这说明最初关于李岩的传说是相当模糊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传说中的“李公子”或李岩，往往指的是李白成。
如彭时亨在《中兴制寇策》中有这样一段话：彼所称李公子者……据中原，吞江汉，袭三秦，凌晋跨蜀，奄有四国，如建瓴然。虽古帝王之成功，不若是速矣，则民心使然也。
刘尚友在《定思小记》里记载李自成起义军进军北京时，“愚民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很明显，上述记载中的李公子并不是李岩，而是李自成。李自成被称作李岩，除了《明季实录》中说“自成，一名炎”以外，《程氏宗谱》在记湖北通山县地主武装头目程九伯杀害李自成时写的是杀“闯贼李延”
明末封建官僚曹应昌在李自成起义军席卷大河南北时写的《上高汇旃先生书》里也说，“且闻其更名李兖，以应孩儿兑上之谣”。这三条材料虽然用的字不同，但“李延”、“李炎”、“李兖”都是李岩的同音字或近音字，说明当时关于李自成又名李岩的传说是流传得相当广的。至于李自成为什么被称为李岩，目前因材料不足，尚无从判断。
在把李岩从朦胧的传说演变成有血有肉，亦言亦行的起义军显赫人物的过程中，清初的一些反动小说起了重要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懒道人编的《剿闯小史》和蓬蒿子编的《定鼎奇闻》。
《剿闯小史》出笼较早，从书中指清兵为“虏”和寄希望于南明弘光小朝廷判断，成书时间，至迟不晚于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占领南京，上距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不到一年。
从书中叙述的情节不难看出，作者对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整个过程是不大清楚的，连起义前期的著名领袖也一无所知，比如小说第一卷（即第一回）描写李自成起义时竞加上了“闯塌天兵盛称王”的标题，把叛徒刘国能的绰号安到了李自成头上。
描写李自成在北京的活动情况，则大量取材于《国变录》等书，比较符合事实。此外作者还利用当时社会上有关李岩的零碎传说虚构了不少情节。
可以说，后来史籍中出现的李岩事迹，懒道人基本上都已创作出来：《小史》出笼不久，有关李岩的情节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渗进史学著作.
在这种活动中，蓬蒿子的《定鼎奇闻》和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起的作用特别恶劣。
《定鼎奇闻》是清顺治八年刊行的一部极其无知的小说。它在许多地方直接取材于《小史》，只是在政治上由吹捧南明弘光小朝廷为歌颂满洲贵族。
蓬蒿子为了迎合清朝的政治需要，大大压缩《小史》中比较合乎事实的叙述，代之以大量荒诞无稽的虚构。
在李岩的问题上，不仅因袭了《小史》的编造，而且有所“创新”。
由于《奇闻》内容极端荒唐，本不足以欺骗世人。可是，到康熙初年出了位热心胜朝遗事的“史学家”计六奇：
他在兼收并蓄编辑《明季北略》基本结束以后，仍觉余兴未尽，看到《定鼎奇闻》如获至宝，又特别增加补遗一卷（即卷二十三），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摘录编排。
于是，李自成出身于富裕的小康之家，父亲是财主李十戈…，李自成是“杀星降凡”，当公子哥儿时还作过一首咏螃蟹的诗等奇谈怪论便相继产生。大量有关李岩的“史料”也跟着被发掘出来，涌进史学著作。
比如李岩的《劝赈歌》，李岩初见李自成时互相恭维的对话，李岩同宋献策在北京就明朝科举和佛教问题的长篇议论，以及李岩谏自成四事的上疏等等，都成了后来研究这次起义的重要“史料”。
为了使不易接触《定鼎奇闻》的读者，对《明季北略》是怎样对《定鼎奇闻》进行“史学”加工的有所了解，这里选录一段供参考。
蓬蒿子在描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河南以前，说李自成结九十八寨响马起事，被推为大元帅、闯王，有李岩、宋献策以及牛金星等二十一员“骁将”来谒，然后有以下一段叙述：
次日，自成升帐，聚集宋矮子、李岩、牛金星、唐启原等，先定各贼将文武官衔，后议分派地方，领兵前去攻杀：宋献策为开国大军师，牛金星为天祐阁大学士，唐启原为提督四路戎马大元帅，刘崇文为权将军，戈宝为正监军，冯岳为毅将军，王年为左监军，容天成为锐将军，王贾为右监军，李岩为制将军，柏止善为果将军，苗人凤为左先锋，王漪清为龙护将军，祖有光为右先锋，张泽为豹略将军，管无昏为前先锋，顾永龙为飚将军，朱浦为压队大将军，吴风典为迅将军，李承元为征西将军，赵礼为右击将军，李年为讨北将军，孙世康为协赞将军，陈泯为镇东将军，田之秀为虎贲将军，张林为图南将军。
且说闯王商定了许多伪职，即差锐将军容天成、左先锋苗人凤、右先锋祖有光统兵十万先去攻杀河南。当下制将军李岩对闯王李自成道：“吾主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禁暴恤民。”又道：“目今虽云朝廷失政，只是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因年荒饷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之中，故此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是假托仁义，佯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管事，曾经酷虐人民者勘实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那时百姓自然乐从，还要箪食壶浆，叩迎马首。”
自成听说喜得眼花没缝，无不依计而行。即令李岩前队。李岩又用一计暗差心腹多人，扮作客商，四下传布说李公子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叉编成口号教导小儿们歌：“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一回来这些百姓连遭荒欠，又遇官府横加苛敛，今听了这几句童谣，恨不得李公子之早到。只是愚民认李公子就是闯王，却不晓得是一正一付
计六奇编辑《明季北略》时，把这段情节分成两条，在题为“贼将官衔”的条目下，逐名不漏地照抄上述名单，只是把刘崇文改为刘宗敏，容天成改为谷大成，管无昏改为管抚民，李年改为李牟，田之秀改为苗之秀，并把各人名字下面的为字一律删掉。
然后加了一段按语：“以上官衔，俱自成初时所定。后入荆，复定九等。至姓氏俱有隐误者，予虽改正～二，犹未尽核也。当俟付梓时，悉取诸书与同志细核之耳。然野史所纪琐事，颇多实者。”
名单下面的一段描写，计六奇经过文字加工，编成“李岩说自成假行仁义”一条：修饰后的文字如下：
自成既定伪官，即命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李岩进曰：“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
自成悉从之。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日：“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成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民认李公子即闯王，而不知闯王乃自成也。
李岩曾举孝廉，其父精白，尚书也，故人呼岩为李公子。
应当承认，经过计六奇加工的文字，小说气味确实大大减弱，给人以颇合史裁之感。
从他在“贼将官衔”一条后面加的按语来看，是把《定鼎奇闻》当作野史，并且认为“所纪琐事，颇多实者”。
《定鼎奇闻》能否算野史，内容是否“颇多实者”？
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回答并不困难。
只要把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底进入河南以前的情况同它略加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崇祯十一年李自成义军在优势的敌军追击下，连续遭到重大挫折，剩下的部众约一千多人。
在这以后的两年里，李白成起义军活动于陕、川、鄂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避免同明军正面作战。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大义凛然地顶住了农民战争中投降受抚的逆流。这同蓬蒿子所描写的大封官职、派兵十万攻取河南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至于被计六奇赞为“颇多实者”的将领名单，不过是蓬蒿子主观想象的产物。
有关李岩的传说，正是同这些谬误一道经蓬蒿子、计六奇之流以假乱真的加工进入史籍的。
现在被当作研究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主要资料的许多大部头著作都是在康熙年间问世的。
就是说，是在《剿闯小史》和《定鼎奇闻》中的一些情节。在人们口头上已经流传了十几年以后。再加上计六奇把小说的情节编入《明季北略》，从而以讹传讹，引用《明季北略》的人越来越多，而《北略》卷二十三取材的《定鼎奇闻》，却因毫无艺术价值而逐渐湮灭无闻。
（三）钦定《明史》的恶劣影响
关于李岩，康熙年间曾有人就其真伪问题进行过辩驳。《县志》的编者，发现《樵史》和《明史纪事本末》载有杞县举人李岩在起义军中担任要职一事，写了《李公子辨》，用确凿的事实说明全属虚构。
《阜阳县志》收进了康熙年间本县进士李祖旦的一篇考证文章，论证李精白同传说中的李岩没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在这些书刊行以后，特别是郑廉明确地提出李岩是“乌有先生”之后，关于李岩真伪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澄清呢？
这就需要谈谈钦定《明史》的恶劣作用了。钦定《明史》编纂的时间是相当长的。
从康熙皇帝玄烨起到乾隆皇帝弘历止，都把编纂明史当作加强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对全国实行精神奴役的重要手段。
由于《明史》是所谓钦定的正史，李岩的传说同李自成事迹一起被采录，在清初大兴**的政治高压下，自然没有人敢出来唱反调。
就连康熙年间提出疑问的某些著述，因为同乾隆四年正式颁行的钦定《明史》相冲突，也销声匿迹了。
例如，康熙《杞县志·李公子辨》里有这样一段话：“独怪符应泰作《纪事本末》亦妄行采人。一事失真，举属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传后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录……～代信史不将来魏收之讥耶？”
编者的本意在于提醒明史馆的衮衮诸公注意核实，不要重复《明史纪事本末》的错误。
不料后来颁行的《明史》果真“公然采录”.而且比《纪事本末》还有过之无不及。
到乾隆五十三年重修《杞县志》时当事者知道如果再收入《李公子辨》，就难免被加上讥讽钦定正史为魏收“秽史”的罪状，只好忍痛割爱。
道光《阜阳县志》的编者，明知旧志中李祖旦关于李精白同李岩毫无关系的考证无可怀疑，也无可奈何地加上了一段模棱两可的文字，一方面肯定“明初以来迄精白未有家于河南者。李栩保护乡里为袁时中所害，颖人至今能言之。”另一方面又板起面孔说，“兹考《明史》所载则李信原委本末甚详备，即谓非栩而其为精白子固昭昭也。若仅依据一家谱系相辨证，而钦颁信史置之不顾，非理之可安者。”
反映了编者既想维护事实真相又要竭力避免同“钦颁信史”相对抗的矛盾心情。至于郑廉的《豫变纪略》，自康熙年间刊行后直到清王朝覆灭从未出版，原因之一可能也是书中的记载同钦定《明史》相抵触。
三、有关李岩事迹的若干考证
（一）李岩的出身和早期经历
人们经常引用的《明季北略》，对李岩投身农民起义以前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原文如下：
李岩，河南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材。弟牟，庠士。父某，进士，故世称岩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流离。
岩进白：“暂休征比，设法赈给。”
宋令曰：”杨阁部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
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子闻之，遂纠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
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日：“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
宋今急邀岩议，岩日：“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室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
众日：“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耳。”
宋闻之而惧，谓岩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共奈之何？
遂申报按察司云：“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比较？恐滋蔓难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
按察司据县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岩下狱。
百姓共怒曰：“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
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释，仓库一空.岩谓众日：“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
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口先行，随一炬而去。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民二三百而已。
这里并没提李岩是李精白的儿子，原名李信以及与红娘子有瓜葛。吴伟业从顺治九年开始编辑、康熙年间刊行的《绥寇纪略》里有以下的记载：
杞县举人李岩者，初名信，熹庙大司马李精白子也（原注：精白原籍颖州卫）。性傲傥非常，尝出家粟千石赈荒。人德之，争称李公子。李公子父阉党也，士大夫羞与齿，信恒以为憾。
因乱请之督府，用捍卫乡里，权宜窃兵柄以报其所不平（原注：传云授安义襄乡备御）。
杞人士仇之，缘他事文致为通贼（原注：中州时讨红娘子贼。红娘子，绳伎女也，获信，强委身事之，信不得已而从，后乘间窃归，为杞人所执。红娘子来救，饥民开门纳贼）.令亦恶其市名得众，遂执而锢之狱。
民之德之者日：“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乃杀令破械出之李公子之在狱也，思自成既为众所拥，叹日：“今日反决矣！”遂往投自成。自成闻其名礼重之，改名岩，伪署制将军用事。
李岩的出身和参加李自成起义军的大致情节就是这样。康熙年间编成的一些有关明未农民战争的著名书籍，如彭孙贻的《平寇志》，戴笠等的《怀陵流寇始终录》、谈迁的《困榷》，查继佐的《罪惟录》以及毛奇龄的《后鉴录》等也有类似记载。
遂至乾隆年间成书的钦定《明史》亦采纳了这些说法，于是便成了不易之铁案。然而它们是经不起查核的。
第一，杞县没有李岩，李精白同李岩也毫无关系。《杞县志》在记载该县历年所中举人和进士的《选举志》里，根本没有李岩（或李信），李岩的“父亲”李精白也榜上无名。
康熙《杞县志》的编者还专门写了《李公子辨》，申明杞县没有参加起义军的“李公子”。
李精白虽有其人，但籍贯并非杞县。《河南通志》卷四十五载，李精白中万历癸丑科进士，下注尉氏县人。
康熙《开封府志》也有同样记载。可是在《尉氏县志》卷八《选举表》中却找不到李精白。一般来说，县志出错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在科举时代本县出了一名进士或举人是被当作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尉氏县志》阙而不载，说明府志和省志的记载有问题。从《绥寇纪略》的原注中得知，李精白的籍贯有另一种说法，即“原籍颖州卫人”。平步青撰《霞外搪屑》（卷五），根据进士题名碑指出“万历癸丑，李精白，河南颖州卫军籍直隶颖州人”。
此外，《山东通志》卷四十九也载天启朝巡抚“李精白，颖州进士。”颖州在明代属南直隶，清代属安徽省，府治在今安徽阜阳县。
为什么安徽阜阳人中了进士被记载到河南开封府的《选举志》里面去了呢？《颖州府志》和《阜阳县志》对这个问题曾有回答。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在设立军卫所时造成军队同地方犬牙相制的局面，故意把颖州卫划归河南都指挥使管辖：所以，在《颖州府志》卷七《选举表》阜阳一栏里可以看到所中举人进士下注“河南中式”的人很多，这些人都是属于颖州卫籍的，李精白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李精白的家世，《阜阳县志》里有康熙年间邑人李祖旦的一篇考证文章，说：按明季河南杞县举人李信从闯贼，后改名岩，称为李公子，传为李精白子。
考李氏家乘，精白原籍山东兖州府曹县固村人。明初李天从徐达征元有功，授颖州卫右所小旗，升总旗，后为颖州人。
颖州卫籍附河南开封府乡试，故精白为开封府籍，非杞人也。
精白生子长麟孙，次鹤孙。当崇祯八年流贼破颖，鹤孙已先死。
李信之从闯则在崇祯十三年。麟孙改名栩，自崇祯八年以义勇保护乡里著。至十五年死于流贼袁时中，而李信至十七年闯贼僭号后始为牛金星谮死。
以麟孙、鹤孙存殁年分考证，殊不相符。李精白止生二子一女，麟孙、鹤孙之外无有名信者。麟孙、鹤孙俱以万历庚中年入学，鹤孙早死，麟孙于崇祯元年拔贡，亦非举人。及阅河南《杞具志》有《李公子辨》，谓岩并非相人。夫以欧阳公作五代史而李仁福韩逊皆不知其世，寇盗乌合之徒，传闻失实，大概然矣。
李祖旦根据李氏家谱说明了李精白一家的来龙去脉。指出他家祖籍山东曹县，从洪武年间起就隶籍颖州卫。由于颖州卫属河南都司管辖，卫籍的人参加乡试时附于河南开封府。
这就是《开封府志》和《河南通志》在《选举志》里记载李精白的原因，而下注“尉氏人”则是因卫籍致误。
文中还指出，李精白只有两个儿子，次子鹤孙早死，麟孙后改名李栩，是一个专门从事镇压农民起义的土豪劣绅。《阜阳县志》卷十二有《李栩传》，详细记载了他组织地主武装同农民军对抗，得到明政府的赏识，“抚按交荐于朝”，先后赏以都司和参将的职衔，最后在崇祯十五年九月被小袁营的袁时中所杀。
范光阳著《双云堂文稿》卷一也有《李栩传》，内容与《阜阳县志》近似，其中引李栩的话说：“吾先人止二子，弟已死，吾再死谁主先人祀者？”
以上材料，足以推翻李岩是杞县人，中过举，是大司马李精白的儿子等错误说法。
第二,关于李岩因出粟赈荒被县令宋某关进监狱‘红娘子和饥民营救,破城杀令，投入李自成起义军的说法，完全是莫须有。
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崇祯十五年李自成起义军占领杞县以前，杞县并没有被饥民或“红娘子”的队伍攻破过，也没有什么姓宋的县令被起义农民处死的事。
据《杞县志》卷九《职官志》记载，崇祯年间的知县元年到四年是宋玫，四年到七年是黎王田，七年到十年是申佳胤，十年到十四年是苏京，十四年到十五年杞县被起义军占领时的知县是吕翕如。
而且前面四任知县没有一个是在任期内被杀的，也没有一个在任期内发生过破城之事。四任县令中确有一人姓宋，就是宋玫，而他任知县又是在崇祯四年以前，同传说中崇祯十三年为救李岩而破城杀令的说法在时间上相隔太远。
何况宋玫在离任后当过吏科给事中和工部侍郎，直到崇祯十六年二月在山东莱阳才因清兵破城被杀。
如果说县令的姓氏搞错了，那么崇祯十三年任知县的是苏京。... -->>
李岩质疑
一、旧案重提
在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史籍中，李岩历来是受到广泛注意的人物之一。
然而，有关李岩事迹的史料，也是问题最多的。早在康熙年间就有人提出过疑问。
郑廉在《豫变纪略》中说：予于诸书纪豫处，颇效忠告焉。……如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伙，岂无见闻？而不幸而陷贼者亦未闻贼中有李将军杞县人。
不知《明季遗闻》何所据而为此也。而《流寇志》（《平寇志》）诸书皆载之，不知其为乌有先生也。
尽管郑廉少年时期参加过同李自成联合作战的罗汝才起义军，在根据亲身见闻写成的书中，是以当事人谈当时事，以本地人谈本地事，但由于各种原因，他的意见从来不受重视。
其实，使人对李岩事迹产生怀疑并不仅仅是因为郑廉指出他是“乌有先生”，而是所有关于李岩的记载都不是第一手材料。
无论是现存的明代档案，还是直接参与镇压李自成起义的明代官僚的文集，都没有关于李岩事迹的确切记载。
就连一度接触过李自成起义军的人，在自己的著述里也大抵是根本不提李岩。
比如，描绘李岩在北京活动栩栩如生的材料，都是出于后来的一些著作，而不见于当时正在北京的杨士聪、徐应芬、陈济生、刘尚友、徐凝生、赵士锦等人依据亲身见闻写成的回忆录。
清初地方志保存了起义军同当地有关的大量材料，参加大顺政权的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般都可以查到。可是，只要事情一牵涉到李岩，地方志里不仅无迹可寻，而且处处唱反调。
比如，史籍说李岩是河南杞县人，《杞县志》的编者却申明杞县没有这个人；史籍中说李岩是明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李精白的家乡安徽阜阳的县志编纂人又宣称李精白同李岩毫无关系。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怀疑李岩存在的真实性。
那么，为什么有关李岩的记载竟是如此之多呢？这些记载既然无法找到原始材料，其源又是从何而来呢？二、李岩的传说是怎样混入史籍的？
（一）有关李岩的早期传说
早在李自成起义处于高潮的时候，在一部分同起义农民没有什么接触的人当中，就出现了关于“李公子”或李岩的传说。
这种传说，在当时还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比如，顾炎武在闯王进京时已经三十一岁，和李自成起义算是同时代，他由于没有亲身接触过起义军，在许多问题上只能是人云亦云。
他编的《明季实录》有这样的记载：“闻河南杞县举人李严又名李牟公子啸聚一方，互同谋逆。”又说，“闯贼的名自成，一名李炎，米脂人。”
这里，李岩（严）同李牟是一个人，而不是兄弟俩；李炎与李岩同音，又是李自成的别名。
这说明最初关于李岩的传说是相当模糊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传说中的“李公子”或李岩，往往指的是李白成。
如彭时亨在《中兴制寇策》中有这样一段话：彼所称李公子者……据中原，吞江汉，袭三秦，凌晋跨蜀，奄有四国，如建瓴然。虽古帝王之成功，不若是速矣，则民心使然也。
刘尚友在《定思小记》里记载李自成起义军进军北京时，“愚民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很明显，上述记载中的李公子并不是李岩，而是李自成。李自成被称作李岩，除了《明季实录》中说“自成，一名炎”以外，《程氏宗谱》在记湖北通山县地主武装头目程九伯杀害李自成时写的是杀“闯贼李延”
明末封建官僚曹应昌在李自成起义军席卷大河南北时写的《上高汇旃先生书》里也说，“且闻其更名李兖，以应孩儿兑上之谣”。这三条材料虽然用的字不同，但“李延”、“李炎”、“李兖”都是李岩的同音字或近音字，说明当时关于李自成又名李岩的传说是流传得相当广的。至于李自成为什么被称为李岩，目前因材料不足，尚无从判断。
在把李岩从朦胧的传说演变成有血有肉，亦言亦行的起义军显赫人物的过程中，清初的一些反动小说起了重要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懒道人编的《剿闯小史》和蓬蒿子编的《定鼎奇闻》。
《剿闯小史》出笼较早，从书中指清兵为“虏”和寄希望于南明弘光小朝廷判断，成书时间，至迟不晚于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占领南京，上距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不到一年。
从书中叙述的情节不难看出，作者对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整个过程是不大清楚的，连起义前期的著名领袖也一无所知，比如小说第一卷（即第一回）描写李自成起义时竞加上了“闯塌天兵盛称王”的标题，把叛徒刘国能的绰号安到了李自成头上。
描写李自成在北京的活动情况，则大量取材于《国变录》等书，比较符合事实。此外作者还利用当时社会上有关李岩的零碎传说虚构了不少情节。
可以说，后来史籍中出现的李岩事迹，懒道人基本上都已创作出来：《小史》出笼不久，有关李岩的情节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渗进史学著作.
在这种活动中，蓬蒿子的《定鼎奇闻》和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起的作用特别恶劣。
《定鼎奇闻》是清顺治八年刊行的一部极其无知的小说。它在许多地方直接取材于《小史》，只是在政治上由吹捧南明弘光小朝廷为歌颂满洲贵族。
蓬蒿子为了迎合清朝的政治需要，大大压缩《小史》中比较合乎事实的叙述，代之以大量荒诞无稽的虚构。
在李岩的问题上，不仅因袭了《小史》的编造，而且有所“创新”。
由于《奇闻》内容极端荒唐，本不足以欺骗世人。可是，到康熙初年出了位热心胜朝遗事的“史学家”计六奇：
他在兼收并蓄编辑《明季北略》基本结束以后，仍觉余兴未尽，看到《定鼎奇闻》如获至宝，又特别增加补遗一卷（即卷二十三），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摘录编排。
于是，李自成出身于富裕的小康之家，父亲是财主李十戈…，李自成是“杀星降凡”，当公子哥儿时还作过一首咏螃蟹的诗等奇谈怪论便相继产生。大量有关李岩的“史料”也跟着被发掘出来，涌进史学著作。
比如李岩的《劝赈歌》，李岩初见李自成时互相恭维的对话，李岩同宋献策在北京就明朝科举和佛教问题的长篇议论，以及李岩谏自成四事的上疏等等，都成了后来研究这次起义的重要“史料”。
为了使不易接触《定鼎奇闻》的读者，对《明季北略》是怎样对《定鼎奇闻》进行“史学”加工的有所了解，这里选录一段供参考。
蓬蒿子在描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河南以前，说李自成结九十八寨响马起事，被推为大元帅、闯王，有李岩、宋献策以及牛金星等二十一员“骁将”来谒，然后有以下一段叙述：
次日，自成升帐，聚集宋矮子、李岩、牛金星、唐启原等，先定各贼将文武官衔，后议分派地方，领兵前去攻杀：宋献策为开国大军师，牛金星为天祐阁大学士，唐启原为提督四路戎马大元帅，刘崇文为权将军，戈宝为正监军，冯岳为毅将军，王年为左监军，容天成为锐将军，王贾为右监军，李岩为制将军，柏止善为果将军，苗人凤为左先锋，王漪清为龙护将军，祖有光为右先锋，张泽为豹略将军，管无昏为前先锋，顾永龙为飚将军，朱浦为压队大将军，吴风典为迅将军，李承元为征西将军，赵礼为右击将军，李年为讨北将军，孙世康为协赞将军，陈泯为镇东将军，田之秀为虎贲将军，张林为图南将军。
且说闯王商定了许多伪职，即差锐将军容天成、左先锋苗人凤、右先锋祖有光统兵十万先去攻杀河南。当下制将军李岩对闯王李自成道：“吾主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禁暴恤民。”又道：“目今虽云朝廷失政，只是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因年荒饷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之中，故此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是假托仁义，佯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管事，曾经酷虐人民者勘实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那时百姓自然乐从，还要箪食壶浆，叩迎马首。”
自成听说喜得眼花没缝，无不依计而行。即令李岩前队。李岩又用一计暗差心腹多人，扮作客商，四下传布说李公子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叉编成口号教导小儿们歌：“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一回来这些百姓连遭荒欠，又遇官府横加苛敛，今听了这几句童谣，恨不得李公子之早到。只是愚民认李公子就是闯王，却不晓得是一正一付
计六奇编辑《明季北略》时，把这段情节分成两条，在题为“贼将官衔”的条目下，逐名不漏地照抄上述名单，只是把刘崇文改为刘宗敏，容天成改为谷大成，管无昏改为管抚民，李年改为李牟，田之秀改为苗之秀，并把各人名字下面的为字一律删掉。
然后加了一段按语：“以上官衔，俱自成初时所定。后入荆，复定九等。至姓氏俱有隐误者，予虽改正～二，犹未尽核也。当俟付梓时，悉取诸书与同志细核之耳。然野史所纪琐事，颇多实者。”
名单下面的一段描写，计六奇经过文字加工，编成“李岩说自成假行仁义”一条：修饰后的文字如下：
自成既定伪官，即命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李岩进曰：“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
自成悉从之。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日：“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成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民认李公子即闯王，而不知闯王乃自成也。
李岩曾举孝廉，其父精白，尚书也，故人呼岩为李公子。
应当承认，经过计六奇加工的文字，小说气味确实大大减弱，给人以颇合史裁之感。
从他在“贼将官衔”一条后面加的按语来看，是把《定鼎奇闻》当作野史，并且认为“所纪琐事，颇多实者”。
《定鼎奇闻》能否算野史，内容是否“颇多实者”？
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回答并不困难。
只要把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底进入河南以前的情况同它略加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崇祯十一年李自成义军在优势的敌军追击下，连续遭到重大挫折，剩下的部众约一千多人。
在这以后的两年里，李白成起义军活动于陕、川、鄂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避免同明军正面作战。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大义凛然地顶住了农民战争中投降受抚的逆流。这同蓬蒿子所描写的大封官职、派兵十万攻取河南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至于被计六奇赞为“颇多实者”的将领名单，不过是蓬蒿子主观想象的产物。
有关李岩的传说，正是同这些谬误一道经蓬蒿子、计六奇之流以假乱真的加工进入史籍的。
现在被当作研究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主要资料的许多大部头著作都是在康熙年间问世的。
就是说，是在《剿闯小史》和《定鼎奇闻》中的一些情节。在人们口头上已经流传了十几年以后。再加上计六奇把小说的情节编入《明季北略》，从而以讹传讹，引用《明季北略》的人越来越多，而《北略》卷二十三取材的《定鼎奇闻》，却因毫无艺术价值而逐渐湮灭无闻。
（三）钦定《明史》的恶劣影响
关于李岩，康熙年间曾有人就其真伪问题进行过辩驳。《县志》的编者，发现《樵史》和《明史纪事本末》载有杞县举人李岩在起义军中担任要职一事，写了《李公子辨》，用确凿的事实说明全属虚构。
《阜阳县志》收进了康熙年间本县进士李祖旦的一篇考证文章，论证李精白同传说中的李岩没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在这些书刊行以后，特别是郑廉明确地提出李岩是“乌有先生”之后，关于李岩真伪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澄清呢？
这就需要谈谈钦定《明史》的恶劣作用了。钦定《明史》编纂的时间是相当长的。
从康熙皇帝玄烨起到乾隆皇帝弘历止，都把编纂明史当作加强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对全国实行精神奴役的重要手段。
由于《明史》是所谓钦定的正史，李岩的传说同李自成事迹一起被采录，在清初大兴**的政治高压下，自然没有人敢出来唱反调。
就连康熙年间提出疑问的某些著述，因为同乾隆四年正式颁行的钦定《明史》相冲突，也销声匿迹了。
例如，康熙《杞县志·李公子辨》里有这样一段话：“独怪符应泰作《纪事本末》亦妄行采人。一事失真，举属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传后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录……～代信史不将来魏收之讥耶？”
编者的本意在于提醒明史馆的衮衮诸公注意核实，不要重复《明史纪事本末》的错误。
不料后来颁行的《明史》果真“公然采录”.而且比《纪事本末》还有过之无不及。
到乾隆五十三年重修《杞县志》时当事者知道如果再收入《李公子辨》，就难免被加上讥讽钦定正史为魏收“秽史”的罪状，只好忍痛割爱。
道光《阜阳县志》的编者，明知旧志中李祖旦关于李精白同李岩毫无关系的考证无可怀疑，也无可奈何地加上了一段模棱两可的文字，一方面肯定“明初以来迄精白未有家于河南者。李栩保护乡里为袁时中所害，颖人至今能言之。”另一方面又板起面孔说，“兹考《明史》所载则李信原委本末甚详备，即谓非栩而其为精白子固昭昭也。若仅依据一家谱系相辨证，而钦颁信史置之不顾，非理之可安者。”
反映了编者既想维护事实真相又要竭力避免同“钦颁信史”相对抗的矛盾心情。至于郑廉的《豫变纪略》，自康熙年间刊行后直到清王朝覆灭从未出版，原因之一可能也是书中的记载同钦定《明史》相抵触。
三、有关李岩事迹的若干考证
（一）李岩的出身和早期经历
人们经常引用的《明季北略》，对李岩投身农民起义以前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原文如下：
李岩，河南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材。弟牟，庠士。父某，进士，故世称岩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流离。
岩进白：“暂休征比，设法赈给。”
宋令曰：”杨阁部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
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子闻之，遂纠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
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日：“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
宋今急邀岩议，岩日：“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室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
众日：“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耳。”
宋闻之而惧，谓岩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共奈之何？
遂申报按察司云：“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比较？恐滋蔓难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
按察司据县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岩下狱。
百姓共怒曰：“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
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释，仓库一空.岩谓众日：“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
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口先行，随一炬而去。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民二三百而已。
这里并没提李岩是李精白的儿子，原名李信以及与红娘子有瓜葛。吴伟业从顺治九年开始编辑、康熙年间刊行的《绥寇纪略》里有以下的记载：
杞县举人李岩者，初名信，熹庙大司马李精白子也（原注：精白原籍颖州卫）。性傲傥非常，尝出家粟千石赈荒。人德之，争称李公子。李公子父阉党也，士大夫羞与齿，信恒以为憾。
因乱请之督府，用捍卫乡里，权宜窃兵柄以报其所不平（原注：传云授安义襄乡备御）。
杞人士仇之，缘他事文致为通贼（原注：中州时讨红娘子贼。红娘子，绳伎女也，获信，强委身事之，信不得已而从，后乘间窃归，为杞人所执。红娘子来救，饥民开门纳贼）.令亦恶其市名得众，遂执而锢之狱。
民之德之者日：“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乃杀令破械出之李公子之在狱也，思自成既为众所拥，叹日：“今日反决矣！”遂往投自成。自成闻其名礼重之，改名岩，伪署制将军用事。
李岩的出身和参加李自成起义军的大致情节就是这样。康熙年间编成的一些有关明未农民战争的著名书籍，如彭孙贻的《平寇志》，戴笠等的《怀陵流寇始终录》、谈迁的《困榷》，查继佐的《罪惟录》以及毛奇龄的《后鉴录》等也有类似记载。
遂至乾隆年间成书的钦定《明史》亦采纳了这些说法，于是便成了不易之铁案。然而它们是经不起查核的。
第一，杞县没有李岩，李精白同李岩也毫无关系。《杞县志》在记载该县历年所中举人和进士的《选举志》里，根本没有李岩（或李信），李岩的“父亲”李精白也榜上无名。
康熙《杞县志》的编者还专门写了《李公子辨》，申明杞县没有参加起义军的“李公子”。
李精白虽有其人，但籍贯并非杞县。《河南通志》卷四十五载，李精白中万历癸丑科进士，下注尉氏县人。
康熙《开封府志》也有同样记载。可是在《尉氏县志》卷八《选举表》中却找不到李精白。一般来说，县志出错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在科举时代本县出了一名进士或举人是被当作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尉氏县志》阙而不载，说明府志和省志的记载有问题。从《绥寇纪略》的原注中得知，李精白的籍贯有另一种说法，即“原籍颖州卫人”。平步青撰《霞外搪屑》（卷五），根据进士题名碑指出“万历癸丑，李精白，河南颖州卫军籍直隶颖州人”。
此外，《山东通志》卷四十九也载天启朝巡抚“李精白，颖州进士。”颖州在明代属南直隶，清代属安徽省，府治在今安徽阜阳县。
为什么安徽阜阳人中了进士被记载到河南开封府的《选举志》里面去了呢？《颖州府志》和《阜阳县志》对这个问题曾有回答。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在设立军卫所时造成军队同地方犬牙相制的局面，故意把颖州卫划归河南都指挥使管辖：所以，在《颖州府志》卷七《选举表》阜阳一栏里可以看到所中举人进士下注“河南中式”的人很多，这些人都是属于颖州卫籍的，李精白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李精白的家世，《阜阳县志》里有康熙年间邑人李祖旦的一篇考证文章，说：按明季河南杞县举人李信从闯贼，后改名岩，称为李公子，传为李精白子。
考李氏家乘，精白原籍山东兖州府曹县固村人。明初李天从徐达征元有功，授颖州卫右所小旗，升总旗，后为颖州人。
颖州卫籍附河南开封府乡试，故精白为开封府籍，非杞人也。
精白生子长麟孙，次鹤孙。当崇祯八年流贼破颖，鹤孙已先死。
李信之从闯则在崇祯十三年。麟孙改名栩，自崇祯八年以义勇保护乡里著。至十五年死于流贼袁时中，而李信至十七年闯贼僭号后始为牛金星谮死。
以麟孙、鹤孙存殁年分考证，殊不相符。李精白止生二子一女，麟孙、鹤孙之外无有名信者。麟孙、鹤孙俱以万历庚中年入学，鹤孙早死，麟孙于崇祯元年拔贡，亦非举人。及阅河南《杞具志》有《李公子辨》，谓岩并非相人。夫以欧阳公作五代史而李仁福韩逊皆不知其世，寇盗乌合之徒，传闻失实，大概然矣。
李祖旦根据李氏家谱说明了李精白一家的来龙去脉。指出他家祖籍山东曹县，从洪武年间起就隶籍颖州卫。由于颖州卫属河南都司管辖，卫籍的人参加乡试时附于河南开封府。
这就是《开封府志》和《河南通志》在《选举志》里记载李精白的原因，而下注“尉氏人”则是因卫籍致误。
文中还指出，李精白只有两个儿子，次子鹤孙早死，麟孙后改名李栩，是一个专门从事镇压农民起义的土豪劣绅。《阜阳县志》卷十二有《李栩传》，详细记载了他组织地主武装同农民军对抗，得到明政府的赏识，“抚按交荐于朝”，先后赏以都司和参将的职衔，最后在崇祯十五年九月被小袁营的袁时中所杀。
范光阳著《双云堂文稿》卷一也有《李栩传》，内容与《阜阳县志》近似，其中引李栩的话说：“吾先人止二子，弟已死，吾再死谁主先人祀者？”
以上材料，足以推翻李岩是杞县人，中过举，是大司马李精白的儿子等错误说法。
第二,关于李岩因出粟赈荒被县令宋某关进监狱‘红娘子和饥民营救,破城杀令，投入李自成起义军的说法，完全是莫须有。
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崇祯十五年李自成起义军占领杞县以前，杞县并没有被饥民或“红娘子”的队伍攻破过，也没有什么姓宋的县令被起义农民处死的事。
据《杞县志》卷九《职官志》记载，崇祯年间的知县元年到四年是宋玫，四年到七年是黎王田，七年到十年是申佳胤，十年到十四年是苏京，十四年到十五年杞县被起义军占领时的知县是吕翕如。
而且前面四任知县没有一个是在任期内被杀的，也没有一个在任期内发生过破城之事。四任县令中确有一人姓宋，就是宋玫，而他任知县又是在崇祯四年以前，同传说中崇祯十三年为救李岩而破城杀令的说法在时间上相隔太远。
何况宋玫在离任后当过吏科给事中和工部侍郎，直到崇祯十六年二月在山东莱阳才因清兵破城被杀。
如果说县令的姓氏搞错了，那么崇祯十三年任知县的是苏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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