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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章明的一篇令人气闷的朦胧针对朦胧诗中的一些使人读不懂的意象给予批评。致使“朦胧”一词在一开始便带有贬义，然而我要说，这是令人兴奋的朦胧。
诗歌是歌颂生活以及表达个人情感的一种文体。由于1949年我国在制度上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中华人民站起来了”于是，全国人民像拥戴封建时代皇帝似的顶礼膜拜，尊毛主席为神。“早请示，晚汇报”有人甚至每人给毛主席磕头，请安。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吗？不，中国人民再一次跪下了，与此同时跪下的还有中国的诗歌，谢冕曾说，那一代为共和国创立和建设讴歌的诗人，以他们与时代高度和谐的诗的强音，赢得了历史性的评价。连胡风那种歌颂时代的政治抒情诗都不能容纳的时代，是无论如何也出不了“入世”的诗人的。贺敬之、郭小川、邵燕祥成了时代的歌颂者，时代的代言人，这些时代的“喜鹊”们得以在诗坛叱咤风云，而那些真正的“百灵”却遭受打击，甚至只能转入地下，如此一个不宽容，文化专制的时代使我怎么也不相信那些主流诗歌的价值。有人说，在奥斯维辛中写诗是野蛮的，我认为，在“革命”中歌颂时代，歌颂领袖的则更野蛮，尤其在这一时代结束之后还极力失去自我的讴歌。动乱结束后，迎来了更新诗歌的年代，新的诗潮崛起，诗歌艺术终于由枯竭转向滋荣，由灭绝而新生。北岛、顾城、杨炼、江河、芒克、多多，梁小斌、舒婷这些朦胧诗人们或理性批判，或忧伤抒情，从多个角度对生活、历史、社会进行思考。这时，他们在用自己的大脑进行思考，他们不再用圣洁的诗歌去配合生活中的那些政治事件。于是，类似章明的一些人开始张狂、迷茫。一个习惯被束缚的人突然给他自由是很痛苦的，他们由于自己艺术多行作祟而失去了自由创作的能力，于是，他们不去自己思考，让别人也不要思考。
谢冕曾在历史将证明价值中说，一首难以理解的诗，并不等同于不好的或失败的诗，除非它是不可感的。而一首好诗决不是读了之后能说出什么，而是我们感觉到了什么。
在“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我看到了北岛对于压制思想自由乃至人身自由的回答。在“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我感受到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豪迈，一种勇于牺牲，敢于追求的的战斗精神。在宣告中“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诗人运用地平线、天空、地上、刽子手、风这几个意象，使我意识到了诗人的生存状态，在只能选择生与死的年代，诗人向往生，而选择死，体现了诗人决绝的对那个时代的否定。舒婷无疑是朦胧诗人中最具浪漫色彩的“我如果爱你决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决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茵重复单调的歌曲。诗人浪漫的爱情观得以体现，对于女性要求平等，而平等绝不仅仅体现在法律上，更体现在爱情中，我不是大男子主义者，也不是女权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我希望是诗人诗中的一株木棉。诗人对于那些“喜攀高枝”“单向付出”的虚假爱情的否定，突破了朦胧诗这一概念。诗人还对“寒潮”“风雷”“霹雳”这些企图阻碍真正爱情的势力进行挑战，我们有“铜枝铁干”我们有“红硕的花朵”我们会共同分担。具有童话般诗人之称的顾城是个天真的孩子，他的诗中充满了童话般的想象，诗人对于理想的追求十分执著“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种种梦幻不时在诗人脑海中浮现出来。诗人想用画笔画下“自由”、“眼睛”、“天空”、“羽毛”、“树叶”、“夜晚”、“苹果”、“微笑”、“小河”、“烛光”、“枫叶”、“节日”然而“画笔”被收走了，画画的权力被剥夺了，留下的“只有撕碎的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在只允许有“国家”“民族”“政治”等宏大名词的时代，诗人的这些个体名词只能显得苍白。诗人的“任性”任的是人的本性、人性，而压制“任性”的时代显然是被顾城否定了，面对强大的时代，顾城只能像一个孩子一样的说“我被劫了”然而无能为力，只能伸出小孩子孱弱的胳臂“紧紧拉住渐渐模糊的你”诗人的幻觉和跳动的闪念使诗具有了跨度的空间感。
在这些诗中，诗人多强调抒情主体的独立性与独特性，强调真实的表达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的内心世界。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评价生活，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人生，体现出独特的生命体验，完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自我创造。在艺术追求上，表现出对传统表现方式的反叛和对新的表现方式的探求，更加注重个人心理的真实，多用象征、隐喻、暗示等手法建立起意象，也增加了诗的含蓄性和多义性，并且注重表现诗的总体情绪，重视诗人的知觉。在视觉上随意转换，时空随意切剪，具有很大的跳动性。
与以前的政治抒情诗不同，朦胧诗更加注重个体，尊重个体，这是在建国后几次运动、革命被否定的文学态度。所以，朦胧诗的出现，是令我兴奋的，他代表着一种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的意识的真实流露，使诗歌，使文学摆脱被政治化的危险。余杰说过“有权利歌唱的，不是百灵，而是喜鹊，有权利写作的，不是大师，而是御用文人”朦胧诗人们至少还获得了写作的权力，不管权利的尺度如何，总算是令人兴奋的“朦胧”
1980年，章明的一篇令人气闷的朦胧针对朦胧诗中的一些使人读不懂的意象给予批评。致使“朦胧”一词在一开始便带有贬义，然而我要说，这是令人兴奋的朦胧。
诗歌是歌颂生活以及表达个人情感的一种文体。由于1949年我国在制度上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中华人民站起来了”于是，全国人民像拥戴封建时代皇帝似的顶礼膜拜，尊毛主席为神。“早请示，晚汇报”有人甚至每人给毛主席磕头，请安。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吗？不，中国人民再一次跪下了，与此同时跪下的还有中国的诗歌，谢冕曾说，那一代为共和国创立和建设讴歌的诗人，以他们与时代高度和谐的诗的强音，赢得了历史性的评价。连胡风那种歌颂时代的政治抒情诗都不能容纳的时代，是无论如何也出不了“入世”的诗人的。贺敬之、郭小川、邵燕祥成了时代的歌颂者，时代的代言人，这些时代的“喜鹊”们得以在诗坛叱咤风云，而那些真正的“百灵”却遭受打击，甚至只能转入地下，如此一个不宽容，文化专制的时代使我怎么也不相信那些主流诗歌的价值。有人说，在奥斯维辛中写诗是野蛮的，我认为，在“革命”中歌颂时代，歌颂领袖的则更野蛮，尤其在这一时代结束之后还极力失去自我的讴歌。动乱结束后，迎来了更新诗歌的年代，新的诗潮崛起，诗歌艺术终于由枯竭转向滋荣，由灭绝而新生。北岛、顾城、杨炼、江河、芒克、多多，梁小斌、舒婷这些朦胧诗人们或理性批判，或忧伤抒情，从多个角度对生活、历史、社会进行思考。这时，他们在用自己的大脑进行思考，他们不再用圣洁的诗歌去配合生活中的那些政治事件。于是，类似章明的一些人开始张狂、迷茫。一个习惯被束缚的人突然给他自由是很痛苦的，他们由于自己艺术多行作祟而失去了自由创作的能力，于是，他们不去自己思考，让别人也不要思考。
谢冕曾在历史将证明价值中说，一首难以理解的诗，并不等同于不好的或失败的诗，除非它是不可感的。而一首好诗决不是读了之后能说出什么，而是我们感觉到了什么。
在“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我看到了北岛对于压制思想自由乃至人身自由的回答。在“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我感受到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豪迈，一种勇于牺牲，敢于追求的的战斗精神。在宣告中“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诗人运用地平线、天空、地上、刽子手、风这几个意象，使我意识到了诗人的生存状态，在只能选择生与死的年代，诗人向往生，而选择死，体现了诗人决绝的对那个时代的否定。舒婷无疑是朦胧诗人中最具浪漫色彩的“我如果爱你决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决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茵重复单调的歌曲。诗人浪漫的爱情观得以体现，对于女性要求平等，而平等绝不仅仅体现在法律上，更体现在爱情中，我不是大男子主义者，也不是女权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我希望是诗人诗中的一株木棉。诗人对于那些“喜攀高枝”“单向付出”的虚假爱情的否定，突破了朦胧诗这一概念。诗人还对“寒潮”“风雷”“霹雳”这些企图阻碍真正爱情的势力进行挑战，我们有“铜枝铁干”我们有“红硕的花朵”我们会共同分担。具有童话般诗人之称的顾城是个天真的孩子，他的诗中充满了童话般的想象，诗人对于理想的追求十分执著“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种种梦幻不时在诗人脑海中浮现出来。诗人想用画笔画下“自由”、“眼睛”、“天空”、“羽毛”、“树叶”、“夜晚”、“苹果”、“微笑”、“小河”、“烛光”、“枫叶”、“节日”然而“画笔”被收走了，画画的权力被剥夺了，留下的“只有撕碎的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在只允许有“国家”“民族”“政治”等宏大名词的时代，诗人的这些个体名词只能显得苍白。诗人的“任性”任的是人的本性、人性，而压制“任性”的时代显然是被顾城否定了，面对强大的时代，顾城只能像一个孩子一样的说“我被劫了”然而无能为力，只能伸出小孩子孱弱的胳臂“紧紧拉住渐渐模糊的你”诗人的幻觉和跳动的闪念使诗具有了跨度的空间感。
在这些诗中，诗人多强调抒情主体的独立性与独特性，强调真实的表达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的内心世界。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评价生活，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人生，体现出独特的生命体验，完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自我创造。在艺术追求上，表现出对传统表现方式的反叛和对新的表现方式的探求，更加注重个人心理的真实，多用象征、隐喻、暗示等手法建立起意象，也增加了诗的含蓄性和多义性，并且注重表现诗的总体情绪，重视诗人的知觉。在视觉上随意转换，时空随意切剪，具有很大的跳动性。
与以前的政治抒情诗不同，朦胧诗更加注重个体，尊重个体，这是在建国后几次运动、革命被否定的文学态度。所以，朦胧诗的出现，是令我兴奋的，他代表着一种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的意识的真实流露，使诗歌，使文学摆脱被政治化的危险。余杰说过“有权利歌唱的，不是百灵，而是喜鹊，有权利写作的，不是大师，而是御用文人”朦胧诗人们至少还获得了写作的权力，不管权利的尺度如何，总算是令人兴奋的“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