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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悄悄地用他那唯一好使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像是怕惊醒正在打瞌睡的我。忽然，他叹了一口气：“拖累你们了！”正伏在父亲病床边的我，眼泪立即夺眶而出——父亲真的老了，父亲已不再年轻。
在这阳光充盈的病房里，父亲的拐杖静静地靠在床头，父亲已经习惯用它来支撑半瘫的病躯，而我总觉得那是一个不该醒来的梦。我从北京学习归来的凌晨，妻子在我懵懵将睡时才告诉我，父亲在我离开这座城市的第三天清晨，就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被家人送到医院抢救。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在我印象中个子虽然矮小、却一直十分健壮的父亲，在他一觉醒来之后，如何就再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了？当我急匆匆地赶到医院时，父亲正举着一只手盘算着我的归期。一见到我，他像一个委屈已久的孩子，哭个不停。我在北京的二十天时间里，初躺在病榻上一动也不能动的父亲，用含糊不清的发音，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的母亲和兄姊们，千万不要在电话里透露他患病的音信，一定要让我安心学习。然而，他每天又都要盘问日期，盼着我归家的日子。
这是父亲平生首次患病住院。他在参加辽沈、平津战役、大别山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时，因为机智灵活、身体健壮，多次在枪林弹雨中出色完成通信任务，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复员参加工作后，他平稳地驾驶了四十多年汽车，直到交通部门因为他年龄太大，不再给他办理驾驶证时，他才退休回家。几年来，年逾七十的父亲，从来不肯静静地怡养天年，每天不是帮邻居干活，就是义务清理街道旁的垃圾、脏水，甚至帮助收废品的人推车上坡。退休的日子，他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几乎没有清闲的时候。
听家人说，在病房里神智初醒的父亲，发现在临床瘫躺的病人与他同样曾是声名显赫的东北四野的战士，两人便每天大谈过去经历的战事，各自夸奖自己的部队战功卓著。到后来，三十八军的病友终于让四十二军的父亲折服了，父亲在他的病友出院后跟我说：“他们的部队确实厉害！”父亲的诚实与忠厚，不仅是在战场，在送知青们远赴异地上山下乡时，在海城那次大地震余波未平，我们这座城市派出慰问团时，在每天贪黑将近午夜为公交车加油时，父亲握着他钟爱一生的方向盘，始终是得到母亲的嗔怨和单位领导、同事们的叹服。
我出生时低矮、阴暗的小平房，父亲与母亲仍然在一直居住着。成家后的我，每次回家看望他们，都会看见父亲在街头张望我的目光。在住院后，父亲不时地会想起家里的一砖一瓦，一会儿告诉我房顶上有劈柴可以烧火，一会告诉我家里的煤堆已掺进了黄土。
每次在医院陪护父亲过夜后，父亲总是要问我昨天晚上休息得怎样，把他一早听到的天气预报给我讲一遍，告诉我雪大天寒要添衣。父亲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自己麻利地起床下地了，而每当我为父亲穿衣、套袜、穿鞋、递拐杖时，我总会想起我刚上小学时，每天父亲总是把我轻轻唤醒，用他那双粗糙而温暖的双手给我穿衣戴帽。
父亲老了，而他为之辛勤劳作了半个世纪的共和国依然年轻。
父亲老了，血脉里流着父亲的血的我，依然还很年轻。
(2000年2月)
父亲悄悄地用他那唯一好使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像是怕惊醒正在打瞌睡的我。忽然，他叹了一口气：“拖累你们了！”正伏在父亲病床边的我，眼泪立即夺眶而出——父亲真的老了，父亲已不再年轻。
在这阳光充盈的病房里，父亲的拐杖静静地靠在床头，父亲已经习惯用它来支撑半瘫的病躯，而我总觉得那是一个不该醒来的梦。我从北京学习归来的凌晨，妻子在我懵懵将睡时才告诉我，父亲在我离开这座城市的第三天清晨，就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被家人送到医院抢救。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在我印象中个子虽然矮小、却一直十分健壮的父亲，在他一觉醒来之后，如何就再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了？当我急匆匆地赶到医院时，父亲正举着一只手盘算着我的归期。一见到我，他像一个委屈已久的孩子，哭个不停。我在北京的二十天时间里，初躺在病榻上一动也不能动的父亲，用含糊不清的发音，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的母亲和兄姊们，千万不要在电话里透露他患病的音信，一定要让我安心学习。然而，他每天又都要盘问日期，盼着我归家的日子。
这是父亲平生首次患病住院。他在参加辽沈、平津战役、大别山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时，因为机智灵活、身体健壮，多次在枪林弹雨中出色完成通信任务，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复员参加工作后，他平稳地驾驶了四十多年汽车，直到交通部门因为他年龄太大，不再给他办理驾驶证时，他才退休回家。几年来，年逾七十的父亲，从来不肯静静地怡养天年，每天不是帮邻居干活，就是义务清理街道旁的垃圾、脏水，甚至帮助收废品的人推车上坡。退休的日子，他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几乎没有清闲的时候。
听家人说，在病房里神智初醒的父亲，发现在临床瘫躺的病人与他同样曾是声名显赫的东北四野的战士，两人便每天大谈过去经历的战事，各自夸奖自己的部队战功卓著。到后来，三十八军的病友终于让四十二军的父亲折服了，父亲在他的病友出院后跟我说：“他们的部队确实厉害！”父亲的诚实与忠厚，不仅是在战场，在送知青们远赴异地上山下乡时，在海城那次大地震余波未平，我们这座城市派出慰问团时，在每天贪黑将近午夜为公交车加油时，父亲握着他钟爱一生的方向盘，始终是得到母亲的嗔怨和单位领导、同事们的叹服。
我出生时低矮、阴暗的小平房，父亲与母亲仍然在一直居住着。成家后的我，每次回家看望他们，都会看见父亲在街头张望我的目光。在住院后，父亲不时地会想起家里的一砖一瓦，一会儿告诉我房顶上有劈柴可以烧火，一会告诉我家里的煤堆已掺进了黄土。
每次在医院陪护父亲过夜后，父亲总是要问我昨天晚上休息得怎样，把他一早听到的天气预报给我讲一遍，告诉我雪大天寒要添衣。父亲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自己麻利地起床下地了，而每当我为父亲穿衣、套袜、穿鞋、递拐杖时，我总会想起我刚上小学时，每天父亲总是把我轻轻唤醒，用他那双粗糙而温暖的双手给我穿衣戴帽。
父亲老了，而他为之辛勤劳作了半个世纪的共和国依然年轻。
父亲老了，血脉里流着父亲的血的我，依然还很年轻。
(200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