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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小说网 www.qqxsw.mx,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印度与缅甸

    在1942年,中国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缅甸,是由第五军和第六军组成的,这是蒋介石所能调度的最好军队,但结局十分凄惨。刚开始中国军队和英军发生争执,延误了入缅的时间,等到进入缅甸时,一切已经太迟了。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日军在盟军后方实施大规模的迂回包围战术,中国军队和英军只好忙着撤退。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发现自己的退路被敌军切断,于是烧掉卡车,焚毁辎重,企图在雨季穿越陌生的那迦山(nagahills),到达西北边的印度阿萨密省。但是只有少数人到达终点,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将军,名字是史迪威。

    又经过一番争执后,决定设立一支新部队,就是中国驻印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的残余人马,在印度心脏地带比哈尔省(bihar)的蓝伽重新整军。英军负责粮食和衣服等后勤事务,美军负责供应战略物资及提供训练。飞机运送来整补的中国军队,不只要强化两个受损的师,还要成立第三个师,此外还有三个野战炮兵团、两个工兵团、数个坦克营、以及运输与通讯单位。三个步兵师组成新一军,由中将郑洞国率领,接受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的管辖。

    在不幸的缅甸第一次战役中,蒋介石犯了一次很可惜的错误。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总指挥,却没有充分授权。这次任命多多少少出于外交的考量,以为史迪威会满意这样的头衔,因此军队补给将不虞匮乏,而且史迪威还代表第三方的势力,可以和英军维持较好的关系,保障中国的权益。但是,一方面遵行中国军队的传统,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习惯,蒋介石从来不曾放弃直接指挥属下的权力,并没有透过总指挥来传达。这样无异于以国家元首来执行军事否决权。在过去,由于中国将领背景迥异,军人的来源十分复杂,这种做法有其必要。但是这种暧昧不明的运作手法,却激起史迪威很深的怨恨,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1942年春天,史迪威想在缅甸集结大军,他的中国属下却看到英军逃离,暴露中国军队侧翼,日军快速冲向后方,想形成陷阱,因此属下无意充当英雄。高阶指挥官要不就忽略孤单的美国将军,要不就吼回去,史迪威不曾忘却这次屈辱。他建立驻印军时,决定算清两笔账:一是必须在被迫撤军的同一地区打败日军,二是必须在实质上成为中国军队的统帅。为达成第二项目标,他将第一次战役中的资深中国军官全逐出蓝伽。选择新一军的指挥官,这一度成为重庆高阶将领的话题。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个人交情是很重要的。身为下级军官的我,常在司令部进进出出,因为凭着推荐信函,我得以拜访将军,被他们接见。基本上来说,军政部并没有能力处理所有的人事公文,也不可能提供后勤支持,安排所有的运输事宜,因此必须容忍我们不按正规的举动。军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实施一套严苛的升等制度。我们全受限于从军校毕业的日期,除非学长升官,否则轮不到自己,在高层就比较有弹性。在打造国民党军队及铲除军阀的初期,蒋介石对军阶的授予不可能太严苛,不过,这并不代表资历不受重视。此外,高阶军官的内在向心力,是由一个非常小的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而成的,那就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教官与学生,成都中央军校不过是其延伸。

    中国军队的创造,可以说比时代早一步。军队和社会缺乏联系,就像异物飘浮其上。其间的危险之处在于,资深高阶将领占据同一地区太久,就会想透过个人关系和军队的资金建立与该省的关系,这就是军阀的起源。对日抗战时,国民党军队仍然需要若干旧军阀的协助。但国民党无意培养新军阀。“黄埔系”所以赫赫有名,要归诸于环境,尤其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校长蒋介石亲自挑选,六个月的训练也由委员长亲自督导。毕业后,这一批不到五百名的学生并没有全部担任军官,有些不过是班长,不到一年,许多人死于战事。他们对国民党的忠贞奉献,成为人尽皆知的特色。郑洞国就是黄埔一期生。

    此时的郑洞国看起来内向保守、温文儒雅,但很少有人知道,年轻时的他曾带领士兵冲锋陷阵,攻城掠地。他行动缓慢稳重,不能免于安逸舒适的诱惑,休闲时喜欢下跳棋。西方并不熟悉他的名声,但他在中国将领之间以谦逊知名。他从来不曾邀功,听任长官和同僚决定游戏规则。他对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让他们行事,总是替他们说话。蒋介石派他去统率新一军时,似乎找到在史迪威手下做事的适合人选。

    数年后,我担任郑洞国的副官,有机会更加了解他。他的长处在于坚忍不拔。他是昆仑关一役的英雄,对我解说在1939年冬季时,如何从日军手中攻下这个高地。当时两边人马对峙已久,双方都筋疲力竭。他统领的荣一师,前线上只剩下四五百人,包括他自己和三个团长在内。敌军之所以没有歼灭他们,是因为他们自身情况也很糟。这时我方补充了一师,带来进攻的命令。两团人马从师的所在位置奋力进攻,但损伤惨重。参谋长舒适存少将判断昆仑关会被攻陷。他对了。我军发起另一波攻势,剩下的两三百名士兵成功攻顶,此役存活的日军并不多。

    舒将军也是新一军在蓝伽的参谋长。郑将军不愿浪费他的才华,后来推荐他担任别的职务。郑将军提到他时,总是说好话“像舒适存这样的人可以算是成熟的。”这时我已经知道,对郑来说,成熟是很高的赞语。舒将军不是黄埔的毕业生,他毕业自省立军校(校案:应指各省的武备学堂或讲武堂一类的学校),因此只好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不起眼的职位做起,慢慢往上爬。在他晋升到目前的地位前,坎坷不断。他的军队曾经溃败,他被迫逃生。有一次他受军法审判,被判死刑,虽然撤退是前线的事,他并没有下命令。他终究被赦免,有机会戴罪立功,继续他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因为运气不好或委屈而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郑将军把舒的失败经历视为良好的资历,这点必须站在国民党军中的观点才能了解。众所公认的是,在特定时点中,任何军官都可能时运不济。通过考验后,舒仍然勇往直前,证明自己身经百战,可以成为优秀的将领。

    在金钱的诚实方面,我和郑将军意见不同。国民党管理军队的方式是,在缺乏军队的地区,军政部会给当地的高阶将领一大笔整数的金钱,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因此,资金运用的诚实与否,其间分际就很模糊,有时差异不过是程度上而已。然而,我还是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看法,表达下级军官的意见,指出高阶军官贪污腐化。“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郑将军会轻轻斥责我。他为他的一个长官辩护,说这位前黄埔军校的教官“几乎无米可炊”这段话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郑将军要说的是,虽然该将领表面上经手很多钱,但他必须养活部下,其中有的失业,有的家有急难,还要尽种种特殊义务,剩下的金额不足让全家维持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准。就这个特殊案例来看,我没有被说服。不过将军言语直率,让我从新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高级将领的生活及挣扎。我开始了解,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没有人有太多的行动自由。一旦成为高级将领,就必须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能做想做的事。你无法顺自己的心愿,将想要的军官网罗成部下。更糟的是,你必须将不想要的人纳入属下,有些甚至是你想踢掉的人。

    我多次受惠于郑将军的亲切善意。我们在重庆时,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山脚下,自己走上一百英尺的泥泞路,到我们家的简陋小屋探视我母亲,后来他要夫人致赠三万法币(约十八美元)。但更重要的是,郑将军让我自由发挥,我可以做许多不符合军事传统的事。例如,看到很多将军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不是依官阶向他们行礼,而是随我自己对各个将军的敬意而定。“黄参谋,”将军有一次提醒我“最近你在高阶将领前的态度不是很好。瞧你窝在沙发上的样子。”他接着说,如果我不是在他手下做事,我会大大惹祸,这倒是真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在东北,他推荐我去美国进修,我担心可能过了期限。他说不用担心,两天后国防部长白崇禧会来,他会对他提这件事。他说到做到,不过后来我们才发现,根本没有必要,原来野战部队的期限已经延后。

    郑在东北时,接到最糟的任务。他攻下长春,奉命守城,时间几达三年。他的司令部仿如北大荒中的孤岛。在最后数星期,在连小机场都没有的情况下,军队奋力守城。共产党军队以高射炮围城,封杀空投物资的任何可能。他的两位将领投降。司令部拼命打了半天仗,最后只得败降,但将军坚持绝对不投降,最后被共产党军队俘虏。多年来我不知他的下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的照片刊登在中国画报上。图片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他为“爱国人士”我深感欣慰。

    但这是后话。在1943年2月,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去他在重庆的旅舍客房见他,谈了数分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官拜上尉。在我和总指挥之间,有无数的层级。那时我们根本不在乎总指挥是谁。我们先遣部队有十八个军官,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只有于上校例外,他是师级以上的副官,年龄约三十五岁上下。当时能够走访外国是很大的震撼。在四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们看到白雪覆盖的山头,最后总算看到印度。当c47开始降低高度时,布拉马普特拉河的风貌完整呈现眼前。大河漫延无边,直通天际,之间必定有无数的水道、小岛与沙洲。我们一度只能见到沙和水,倾斜在机翼尾侧,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景观真是动人。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样的景色只适宜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闪亮耀眼的彩色画页中。

    我们早已得知,印度这个国家拥有无限的大自然魅力,但却非常肮脏。这样的描写并没错,不过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在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印度中部的干燥气候对我反而是新鲜事。到了晚上,繁星密布,整个苍穹显得更深邃,想必已激发许许多多诗人和小说家的想象力,难怪会诞生神圣牧羊人和转世马车夫的传说。印度人使用色彩的能力,也同样吸引住我们。在中国,绝大部分的人穿蓝衣服。庙宇的柱子总是涂上一层特别的红漆,称作“朱砂红”除此之外,街道上并没有太多色彩。在印度,颜色的组合喧闹放纵,绿配紫,橘色滚蓝紫边,再穿插金色条纹,即使是农妇,照样穿得多彩多姿。另外一件我们觉得奇怪的事,就是当地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头上。在中国,较轻的东西用肩扛,重物也是用肩扛。在印度,水罐和轻巧的提篮用头顶,盒子和箱子也是用头顶。

    在我们到达不久前,印度人才发起“退出印度”运动,让英国人很是尴尬。因此,我们在蓝伽营地时,英军谨慎观察我们,担心民族主义旺盛的中国人会有新的举动,重新点燃当地人的民族主义情操。其实,这个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唯一接触的印度人,就是在营区流浪、白天时睡在树下的贱民阶层。我们才到达,军中的厨师就立刻雇用他们。懒散的厨子让他们整理厨房,洗碗盘,用剩菜当工资。从此以后,依照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已经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毫无翻身的可能。在军营的裁缝店中,偶尔可以看见服饰奇丽的印度妇女,但她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多年后,我读到西方作家写的文章,指出在训练营中,我们多么感激享有物质上的福利。这话既对也错。最满意的当属战地军官。排长和连长不用再担心士兵会脱逃,他们都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军官不可能像我在云南时一样烦恼:当时一名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着红肿,泪眼婆娑;脚上的坏疽永远好不了,因为雨天时必须不断踩在泥泞路上。衣着方面,我们配发到印度式的陆军制服。后勤部队的军官会定期收走穿旧的制服,送到营本部,换取新衣。

    对我们来说,食物就不甚精彩了。经历过云南的军旅生涯后,我实在不该这么说。不过营养不等于美味,饮食无聊乏味,晚餐绝对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连续三个月吃白饭配腌牛肉丝,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让我们显得很可笑,衬衫上的纽扣是橡胶做的,裤子上则是铝扣。奇怪的是,裤子上没有扣环,腰带无从安放。靴子和袜子永远大上很多号。因此,为了美观和舒适起见,我们开始自掏腰包,去买量身订做的制服。对我们的卢比津贴而言,这是不小的开支。我们也把橡胶处理过的床单拿到裁缝店,改成中国式的军便帽,再别上国民党的大齿轮徽章。理论上,这些橡胶床单似乎应改装成南美式的大斗篷或吊床,以利丛林作战,改成帽子既未经过核准,更在史迪威将军的禁令之内。不过,防水的军便帽十分有用,不久后史迪威自己也戴了一顶。他战时的照片正可证明,他违反自己颁布的命令。

    在我们抵达蓝伽的头两星期,我们无法分辨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何不同,他们都是穿着卡其军服的白种人。但到达营地已好几个月的老兵,却对我们的无知很是愤慨。“你们为什么看不出差别呢?”美国人的卡其军服比较闪亮,甚至连士兵的制服都上过浆,熨得服服帖帖。更不要说中士的臂章尖端朝上,不像英军的臂章翻转向下。英国士兵比较粗野,衣服总是皱成一团,和我们没有多大差别。很多英国兵二头肌上刺着刺青,更常讲脏话。邻近蓝溪(ranchi)的歌舞杂耍厅总是挤满了英国兵,一名肥胖的白种妇女扭着臀部唱“喔,我的战舰”时,士兵哄堂大笑。美国人比较喜欢把钱花在休假上,去加尔各答和大吉岭。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大兵的薪水是英国兵的四五倍。

    我们和驻印军的英军参谋团军官混熟后,他们邀我们吃晚餐。我们才开始了解到,我们的盟友之间简直有天壤之别。英国军官彼此以军阶相称,但只到上尉为止。中尉是“先生”而士兵则是“其他层级”共同的友人是“老兄”他们对每件事都有正确的应对进退之道。如果我们觉得吃东西很难不发出声音,正可以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可以让最坚硬的食物在口中溶化,同时保持一派从容的态度。他们说的英语也不一样。他们紧抿着嘴唇说出:“我也这么觉得”(ayesirp波osesoo)时,和我们在电影上听到的很不相同,和其他层级及美国大兵的英语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的自卑心态作祟。在蓝伽,我的军阶多少有些尴尬。只有英军参谋团门口的印度卫兵,会用前后一致的态度表示重视。他们总是向我敬礼,而且夸张用力地举起手臂,因此手停在印度头巾边缘时,还不时晃动。但在军营另一边的美国卫兵,只会瞪着我衣领上的徽章瞧,仿佛是不可解的谜。他会让我进去,但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敬礼,所以我也默默走进去。有一天,我原先预期受到同样的对待,却发现站岗的卫兵换了。他突然立正敬礼。由于事出突然,我毫无准备。偶尔会有美国兵走近我,指着我的徽章说:“嗨,老兄,你是什么官阶?上尉吗?”(hey,man,wot’syoorank,lootennit?)

    美国人对蓝伽的训练课程很引以为傲。同样地,要看从哪一面来看。就基本的战略而言,他们的授课内容和我们在军校所学只有小小的差异。基本上来说,我想无论是哪一国家,所有军校内教的陆地作战战术,都有相同的来源,其中德国人的贡献不少。如果你翻开美军、日本皇军或国民党军队的步兵操典,你会发现有许多相同的章节,甚至词汇用语都是相同的。我们所欠缺的,正是操典所提的构成现代战争的要素。

    美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正是战略物资,不只是因为其充分,还包括他们用有系统的方式去处理。许多我的军官同袍都充分善用此一良机,去上坦克驾驶课程及野战炮兵训练。由于我在总部服役,我错过了这类机会,但我至少参加汽车班,学习如何驾驶卡车。在当时的中国,即使脚踏车都很少见,没有人知道如何开车。蓝伽驾驶课程开放给中国军官时,有些上校就和年轻的中尉一样热心学习。我们的课程是由一名美国下士督导,一些中国兵充当助理教练。课程一早就开始,持续到下午,接连好几天。最有趣的课程是倒车,大概有三十部两吨半重的卡车排在一英里长的场地中,一起倒车时彼此间隔很近。课程结束后,每个人的脖子都很僵硬。

    另外一项刺激的事,是骑兵营中的阿拉伯马穿过果园。这些马身高腿长,骑着奔驰在成排的果树间,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马都被驯服得妥妥帖帖,有时仍然野性未改。有一次一名中士(事实上还是驯马师)被摔出马鞍外,但他的一只靴子太大,卡在马镫上。他被马拖着跑,马更加惊慌,甩不开骑士,决定跑回马厩。马跳过一个木篱,不幸的中士一头撞在横木上,头颅因此破裂。这次意外对我们多少有些吓阻作用,至少持续了一阵子。

    我们和美国下层军官的关系或许还算和睦,但和上层就没有机会称得上满意。首先,整个国民党深信,中国事务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来处理,西方人永远不可能了解个中因由,甚至也没有必要加以解释。这样的态度大错特错。即使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想通,我还是要说,中国并没有如此神秘。国民党的所有问题在于,它打算动员过时的农业社会,打一场现代的战争。中国的军队需要现代工业的支持,但事实上在我们背后的,只有村落单位的庞大集结。我们的上层组织,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有许多漏洞和罅隙,必须以私人关系及非常手段去填补。要用这样的解释让不耐烦的美国人同情,的确令人存疑。但是,如果不去解释,我们所暴露出的弱点只会招惹所有的道德谴责。任何外国观察家都可以说,我们贪污无能。我们愈想遮掩,情况就愈糟。我们似乎明知故犯,恶习难改,种种恶行包括攀亲拉故、浪费物资、侵占资金、乱搞关系及明目张胆地偏心。更糟的是,我们还全盘接受,认为这些是必要的罪恶。

    同样地,我们对美国人的观念也很奇特。我们认为英国人对自己人很绅士,对其他人就不然。我们相信美国人又大方又天真。所谓的天真,就是没有被破坏的纯真,这是一种好的特质,但这又是错误的想法。美国让我们开走全新的吉普车,又提供汽油及零件,的确很好,但目的绝不在于展现他们如何大方慷慨。我们这两国是在联合对抗共同敌人。战略物资的运用,是为了赢得战争。当时美国的考量在于让中国持续应战,因为如果中国阵线一垮,美国所花的战争代价会更大。我们如果缺乏实力,也很难和美国盟友交涉。但是如果以为他们乱撒战略物资给我们,是出于慈善的目的,可就是不切实的期待。

    至于我们必须接触的美国高阶军官,既不大方也不天真。他们很清楚我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因此决定反其道而行。他们也感觉到,美国政府对我们太大方,他们忠于美国纳税人,因此随时准备对我们严苛。而且,天真并不是美国的美德,在外交上,天真的人可能送出一项优势,却没有要求对方回馈,这种做法几乎等于无能。像史迪威及其助手等中国老手,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对任何想占他们便宜的中国人,他们随时等着要让这些人失望。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盟友,但每一方都盘算着对方的弱点。

    史迪威将军和身边军官的心态,可以形容成“戈登情结”军事史家可能觉得,被指派到中国来的美国将领多少有些自我牺牲,因为他们错过在欧洲上演的“大戏”这种说法值得讨论,因为即使奉派到别处,他们也必须赢过同胞,以求实现自己的野心。然而,对职业军人来说,中国仍具备相当特殊的吸引力。不管传说是真是假,中国似乎有丰富的未开发资源,如果加以妥善运用,可以帮助这些将军取得名声及财富。事实上,这些资源可能对全球规模的战争贡献良多,却只花美国微不足道的成本,尤其是在人力资源方面。

    中国农人是好士兵的素材,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他们坚忍不拔,刻苦耐劳,愿意服从,性情开朗,有自树一格的勇敢风格,却仍然够聪明,可以吸收基本的军事技术。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领导,而对外国人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产生领导人。对和蒋介石交涉的美国将领来说,这正是绝佳机会,可以用租借的物质来换取在中国的领导权。

    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是英军少校。他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在1863年加入中国军队,他旗下的四千名中国兵穿着西方军服,配备西方武器,军官都是欧洲人。镇压太平天国时,戈登的部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从此他被称为“中国人戈登”八十年后,史迪威将驻缅军视为他的“小成本军队”有一天会“扩大到相当的规模”他想以同样方式再造历史。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史迪威将军无法发挥中国部队总指挥的功能,原因就在于他缺乏可以指挥的幕僚。在蓝伽,他靠巧妙的手法来加以弥补。我们到达营地后不久,发现将军的总部——所谓的“指挥部”——不过是枚硬币,一头印着“美国”另一头印着“中华民国”大致而言,这是史迪威中国—缅甸—印度剧场的印度办公室,隶属美国管辖。但由于史迪威也是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他同时要动用美国及驻印军的幕僚时,不必有额外的授权。因此,其中各式各样军阶的军官,大多数不曾去过中国,不会说中文,也不熟悉中国事务,但全担任国民党军队中的指挥及幕僚工作。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不同的文具,以便从一国换到另一国去服务。在实务上,在重庆的军政部送来许多军官,担任史迪威的幕僚。除非这些人靠个人的努力,让自己对美国人有用,尤其主要是口译及笔译方面,否则不如将这趟印度之旅视为研究印度文或梵文的大好机会。没有人会向他们请教军务。

    史迪威将军去重庆时,由他的参谋长柏德诺(haydonboatner)准将掌理指挥部。在郑洞国的参谋长舒适存到达后不久,柏德诺派了一辆橄榄褐色的轿车来,让新的部队长使用。新二十二师提供一位司机给我们。次日,司机打开引擎盖检查引擎时,吸引了一群好奇的观众,因为没有人能分辨汽化器和帮浦的不同,也无法解释风扇如何连接电力系统。司机于是大大炫耀了一番,我们都大为佩服。对旁观者来说,我们正嘻嘻哈哈在拆解车子。柏德诺将军正是其中之一,他刚好经过,看到我们,当时却什么也没说。

    不久后,舒将军坐着这辆轿车到指挥部去做礼貌性拜会,受到柏德诺将军热诚的接待。然而,等到舒将军起身道别时,表情严肃的柏德诺说,他必须走回去,因为汽车已被收回,重归指挥部管辖,随后会补送备忘录说明这件事。

    我们的参谋长就此结束礼貌性拜会,之后走了一英里路回到营区,既感震惊又觉得被羞辱。正如柏德诺所言,美方送来备忘录,提到为显示对新司令官的善意,指挥部送来轿车,方便他的使用。不过,由于轿车显然并没有得到妥当的照顾,因此车辆必须送回美方的车库。舒因此回了一封道歉函,解释那一天早上发生的事。这时柏德诺将军态度才软化,让轿车回到我们的总部。这事件落幕后,舒将军召集我们,念出他和柏德诺的往返信函。这时郑洞国都还没有到印度。

    数天后,我们首度得知,新一军的总部没有指挥权。我们的总指挥郑将军只要负责维持中国部队的军纪即可。他不只负责三个步兵师的纪律,连所有支持单位也包括在内。指挥部送来一份备忘录,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而且说,我们已经有太多军官,不能再要求从中国空运更多军官来。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理解,是谁和美国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总指挥毫无指挥权,只能充当宪兵司令,而总司令部也只能充当军法官的办公室。郑将军很不赞成,我们也有同感,不过,所有的意见与抗议全部无效。后来指挥部让郑将军带来第二批军官,是他从以前统率的第八军之中抽调而来的。但在指挥权方面,美方立场坚定,绝无退让余地。郑将军于印度及缅甸执勤时,唯一可以有效指挥的军队,只不过是一整排由中尉统领的卫兵。第二次缅甸之役开打时,中国兵投入战场,事先都没有通知他。起先,指挥部的先遣司令部直接下令给各团及各营,后来战事扩大,命令才下到师长级。命令都以英文下达,而且都打了字。美国人有一套联络官和口译人员的联络网,遍布中国军队中,可下达营这一级。我们都是透过下层单位,间接知道指挥部的指令。

    在史迪威文件(stilwellpapers)中,郑洞国被形容成“那个白痴”这位尖酸刻薄的美国将军所以达成这样的结论,和某一事件大有关系。郑洞国在蓝伽安顿后,两个师的师长都邀请他去校阅军队。我们先去新二十二师。他们选给将军骑坐的马很是高大,但却不太习惯中国号角声。号角手在军队第一列前方大吹号角,声音又大又响,正对着领头的这匹马。它眼睛突出,忽然跳了起来,将新的部队长摔在地上,一只短靴还甩在空中。我们全都吓呆了,全场悄无声息,将军努力站起来,穿上靴子,再度骑上马。执勤的营长派了一名士兵来,抓牢马鞍,让马继续走在部队前方。这次事件并没有呈报,不过后来英方及美方军官在场时,郑将军仍然由一名安全人员抓着马鞍,史迪威不禁笑了。说来讽刺,这次事件姑且不论,郑洞国将军的马上功夫并不坏。

    郑将军虽然看起来安静随和,却相当坚守某些原则。我两次劝他,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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