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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学科决定立项研究通俗文学，这一课题并被列为“七五”国家社科重点尊案。
不久，几位研究通俗、文学的朋友相继来信，说起“武侠北派四大家”中，宫白羽、李寿明、郑证因三人的生平，人们多已知晓，惟王度庐，至令不知何许人也，问我可有这方面的线索。
经过他们的“强化刺激”猛然想起母校的王度庐老师。他是我高中同班同学王膺的父亲，没给我们上过课，也从未听说他写过武侠小说，但姓名倒一字不差，估且问问看。
很快就收到了母校回信，得知王老师巴经逝世，但因此却找到了王老师的夫人，我们当年的舍务老师李丹荃女士，并且确认了那位四十年代闻名全国的“侠情小说大师”果然就是王膺的爸爸。
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王老师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我除在课外活动小组“文学研究会”听过她一次报告，并听说他知识渊博，是“老师的老师”外，对他一无所知。所以，研读他的作品的过程也就是我逐步了解他的过程。
海内外研究通俗文学的学者对王老师评价极高，称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言情武侠小说的完善形态”“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但当时除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对王老师的侠情小说有较详细的评介外，未见他人作过更系统的研究。王老师的言情武侠小说代表作是“鹤铁系列”五部作：‘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
当时这些作品在大陆还未重印，港台版本又难搜求，我是跑了苏州、上海、天津、北京四市图书馆，加上朋友帮忙，才得以看全的。
这五部作品写了四代侠士侠女的爱情故事。与过去的武侠小说截然不同，王老师笔下的这些侠者既是英雄，又不太像英雄。我觉得王老师有意不肯赋予他们包打天下、救国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无上功能。他们的行动集中于一个目的为捍卫自己爱的权利而斗争，而爱的责任又常常令他们困惑，因为他们为所爱者所做的一切、甚至牺牲，往往并不能给对方带来幸福。他们的爱情悲剧固然是外部因素如封建势力、封建礼教造成的，但又并非完全知此。作为武艺高强、足智多谋的侠者，他们对外部势力的斗争一般能够取得胜利，然而一旦面对自己性格、心理方面的弱点（包括根深蒂固的傅统观念），他们却难免“吃败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敌人正是自己。就作品深度而言，王老师不但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且把外部斗事引入了他们的心灵深处。这种悲剧，正是典型的“性格悲剧”
中古时代被称为“英雄时代”而“非英雄”、“反英雄”正是现代意识的鲜明特征。以古代为故事的背景，写的又是武侠小说，王老师当然不能不写“英雄”；然而如上所述，他的侠情小说又带有明显的“非英雄色彩”和个性主义思想倾向（与此相应，他笔下的江湖社会则有强烈的平民性）。
直至四十年代初，我国的绝大多数武侠小说都未突破“情节中心”的构思模式，王老师的构思则直指人的内部冲突和人性的复杂内涵，这就不仅使武侠小说的构思模式向“性格中心”实现转栘，而且突破了拘于表层善恶、正邪斗争的传统窠臼。
由此，我感到王老师的作品在当时是含有很强的现代性的。
在悲剧作品里，悲剧精神总是爆发于“极限情境”；而在王老师的作品里，悲剧精神却常常弥漫于“极限情境”之外；那些侠士侠女在战胜外敌之时，往往横刀四顾，茫然若失；或者，当他们退隐江湖之际，平的外表之下实埋藏粑尴薇凉。
这使我想起弗洛伊德关于“心理剧”的一段议论，他说，在心理剧中“造成痛苦的斗争是在主角的心灵中进行，上这是一个不同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结束决不是主角的消逝，而是他的一个冲动的消逝；这就是说，斗争必须在自我克制中结束”
王老师笔下的侠士侠女，则在“自我克制”实现之后，其心灵深虚的波动，犹远远不会停止。所以，他的作品不仅是性格悲剧，而且鲜明地具有上述心理悲剧的美学特征。
（后来李丹荃老师告欣我，王老师在三四十年代确实读过不止一部弗洛伊德和厨川白村的作品。）
这又使我感到，王老师虽然写的是傅统形式的武侠小说，但他与大部分通俗小说作家完全不同，思想一点不旧，他不仅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而且也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潮，并且几乎不露痕迹地化入了自己的作品之中，这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查阅王老师“鹤铁五部作”的过程中，我不仅读了他的其他侠情小说，而且知道他还写过许多社会书情小说。我想，研读遣些社会言情小说，一定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创作。
李老师告诉我，王老师的主要作品几乎全都写于青岛，她已多年未回青岛，很想去一次。
于是，我决定带五名研究生前往青岛查阅原始资料，并在那里和李老师相会。
五月的青岛气侯宜人，风光秀美。我们无暇领略海滨景色，一头钻进市档案馆，查阅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以‘青岛新民报’为主的有关报章。时间紧迫，旧报虽残缺不全，数量仍极庞大。于是决定每人负责一段，通捡每天的报纸，重点阅读... -->>
我所在的学科决定立项研究通俗文学，这一课题并被列为“七五”国家社科重点尊案。
不久，几位研究通俗、文学的朋友相继来信，说起“武侠北派四大家”中，宫白羽、李寿明、郑证因三人的生平，人们多已知晓，惟王度庐，至令不知何许人也，问我可有这方面的线索。
经过他们的“强化刺激”猛然想起母校的王度庐老师。他是我高中同班同学王膺的父亲，没给我们上过课，也从未听说他写过武侠小说，但姓名倒一字不差，估且问问看。
很快就收到了母校回信，得知王老师巴经逝世，但因此却找到了王老师的夫人，我们当年的舍务老师李丹荃女士，并且确认了那位四十年代闻名全国的“侠情小说大师”果然就是王膺的爸爸。
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王老师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我除在课外活动小组“文学研究会”听过她一次报告，并听说他知识渊博，是“老师的老师”外，对他一无所知。所以，研读他的作品的过程也就是我逐步了解他的过程。
海内外研究通俗文学的学者对王老师评价极高，称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言情武侠小说的完善形态”“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但当时除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对王老师的侠情小说有较详细的评介外，未见他人作过更系统的研究。王老师的言情武侠小说代表作是“鹤铁系列”五部作：‘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
当时这些作品在大陆还未重印，港台版本又难搜求，我是跑了苏州、上海、天津、北京四市图书馆，加上朋友帮忙，才得以看全的。
这五部作品写了四代侠士侠女的爱情故事。与过去的武侠小说截然不同，王老师笔下的这些侠者既是英雄，又不太像英雄。我觉得王老师有意不肯赋予他们包打天下、救国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无上功能。他们的行动集中于一个目的为捍卫自己爱的权利而斗争，而爱的责任又常常令他们困惑，因为他们为所爱者所做的一切、甚至牺牲，往往并不能给对方带来幸福。他们的爱情悲剧固然是外部因素如封建势力、封建礼教造成的，但又并非完全知此。作为武艺高强、足智多谋的侠者，他们对外部势力的斗争一般能够取得胜利，然而一旦面对自己性格、心理方面的弱点（包括根深蒂固的傅统观念），他们却难免“吃败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敌人正是自己。就作品深度而言，王老师不但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且把外部斗事引入了他们的心灵深处。这种悲剧，正是典型的“性格悲剧”
中古时代被称为“英雄时代”而“非英雄”、“反英雄”正是现代意识的鲜明特征。以古代为故事的背景，写的又是武侠小说，王老师当然不能不写“英雄”；然而如上所述，他的侠情小说又带有明显的“非英雄色彩”和个性主义思想倾向（与此相应，他笔下的江湖社会则有强烈的平民性）。
直至四十年代初，我国的绝大多数武侠小说都未突破“情节中心”的构思模式，王老师的构思则直指人的内部冲突和人性的复杂内涵，这就不仅使武侠小说的构思模式向“性格中心”实现转栘，而且突破了拘于表层善恶、正邪斗争的传统窠臼。
由此，我感到王老师的作品在当时是含有很强的现代性的。
在悲剧作品里，悲剧精神总是爆发于“极限情境”；而在王老师的作品里，悲剧精神却常常弥漫于“极限情境”之外；那些侠士侠女在战胜外敌之时，往往横刀四顾，茫然若失；或者，当他们退隐江湖之际，平的外表之下实埋藏粑尴薇凉。
这使我想起弗洛伊德关于“心理剧”的一段议论，他说，在心理剧中“造成痛苦的斗争是在主角的心灵中进行，上这是一个不同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结束决不是主角的消逝，而是他的一个冲动的消逝；这就是说，斗争必须在自我克制中结束”
王老师笔下的侠士侠女，则在“自我克制”实现之后，其心灵深虚的波动，犹远远不会停止。所以，他的作品不仅是性格悲剧，而且鲜明地具有上述心理悲剧的美学特征。
（后来李丹荃老师告欣我，王老师在三四十年代确实读过不止一部弗洛伊德和厨川白村的作品。）
这又使我感到，王老师虽然写的是傅统形式的武侠小说，但他与大部分通俗小说作家完全不同，思想一点不旧，他不仅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而且也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潮，并且几乎不露痕迹地化入了自己的作品之中，这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查阅王老师“鹤铁五部作”的过程中，我不仅读了他的其他侠情小说，而且知道他还写过许多社会书情小说。我想，研读遣些社会言情小说，一定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创作。
李老师告诉我，王老师的主要作品几乎全都写于青岛，她已多年未回青岛，很想去一次。
于是，我决定带五名研究生前往青岛查阅原始资料，并在那里和李老师相会。
五月的青岛气侯宜人，风光秀美。我们无暇领略海滨景色，一头钻进市档案馆，查阅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以‘青岛新民报’为主的有关报章。时间紧迫，旧报虽残缺不全，数量仍极庞大。于是决定每人负责一段，通捡每天的报纸，重点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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