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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庆今年六十出头了,他仍旧每天蹬三轮车载着客人满潮州跑。不是他不想坐在家里栽草种花、含苔弄孙,而是他暂时还无法与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三轮车告别。如果一天不蹬三轮车,他会感到双脚痒痒的,两天不蹬三轮车,他会感到双腿软软的,三天不蹬三轮车,他就会把酒喝得醉醺醺地发起疯来了。他一发疯就摔家里的陶罐和碗,这时候他老婆就会骂:“死老头,你疯啦!”
“哈哈,我疯啦、我疯啦!”沈国庆一边说一边把陶罐和碗摔得更加有力、痛快淋漓。然而已经没有邻居来围观看热闹劝架了,他这个臭脾气在焦营巷是尽人皆知的。
他老婆与他不是原配夫妻,嫁给他的时候带着两个拖油瓶女儿,虽是个没什么文化的纺织女工,但也算得上是个贤妻良母了。她当年相中沈国庆是个老小伙子,踏实厚道又粗壮有力气,她正需要这样的男人来支撑她母女三人的家。
沈国庆1948年2月出生于潮州,那时候他父亲是潮州城里数一数二的黄包车车夫。蒋经国来潮州时,他曾为他拉过一趟车。于是他就有了吹牛皮的资格,在黄包车车夫圈中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地红了起来,成为黄包车车夫的阿大。1950年初三轮车由上海进入潮州,沈阿大率先蹬起三轮车,接着一支三轮车队伍很快淘汰了大部分黄包车,马路上三轮车橡皮车铃那“嘎咕嘎咕”的声音就多了起来。
然而蹬三轮车无论赚再多的钱,沈阿大都不愿意让自己惟一的儿子长大蹬三轮车。毕竟蹬三轮车是最底层百姓干的粗活,他要让儿子读书做个文化人。于是沈国庆在三个姐姐都没有书读的情况下,穿上长衫、背起书包进了私塾。20世纪60年代正是大跃进时期,18岁的沈国庆进了潮州某个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父亲喜上眉梢,逢人便夸:“我儿子是教师。”
六十年代初潘阿大在潮州城里有一批固定客户,就是接送那些高级医生上下班,尤其是女医生特喜欢用坐三轮车来显示自己的身价。毕竟那时候坐三轮车的车价不薄,养尊处优的高级女医生坐在上面,总会赢来一路羡慕的目光。
鲁颜萍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护士,那年大约二十二三岁,有一天她跟随妇产科张医师坐了一次三轮车后,便与潘阿大搭熟了。
“沈师傅,明天我值夜班,你来接我上班去啊!”鲁颜萍在医院门口见到沈阿大说。
“好吧!”沈阿大乐呵呵地说。
第二天黄昏鲁颜萍穿着漂亮的花旗袍早早地等在自家弄堂的墙门口,弄堂里有不少玩耍的孩子,他们见三轮车来接鲁颜萍,便围上去调皮地说:“让我们也坐一坐?”
鲁颜萍的左邻右舍都是普通市民,他们看到鲁颜萍坐三轮车上班去都很羡慕。那个张家奶奶在墙门口遇到鲁颜萍坐上三轮车时说:“还是你有出息,听说你都做医生了?”
鲁颜萍没有吭声,只是朝张家奶奶笑笑。然后风光地由沈阿大蹬着三轮车驶出弄堂,留给弄堂一个神秘的传说。鲁颜萍自然没有高级医生那样,兜里的皮夹装满大洋小钱的。鲁颜萍没有钱,她脸红红地对沈阿大说:”能不能一个月结算一次,总付款。”
沈阿大想了想说:“好吧!”
于是鲁颜萍与那些高级女医生一样,每天上下班都由沈阿大接送。鲁颜萍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也赢来了不少羡慕的目光和男性追求者。只是月底很快就要到了,而鲁颜萍手头还没有多余的钱付车费。这一切世故的沈阿大早就看在眼里,沈阿大并不着急要车钱,他瞪三轮车载她的时候,总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讲一些旧时代的故事给她听。比如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比如黄金荣、杜月笙、比如阮玲玉、周璇等,渐渐地他们便成了忘年交。
几年后鲁颜萍已经结婚生子,她如愿以偿地嫁了一个当时最热门的年轻海军军官。谁也不知道她内心深处有一份深深的隐痛和愧疚,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当年怎么会把自己的处女膜奉献给一个比自己父亲年龄还大的三轮车夫。然而她丝毫没有怨他。却相反地想为什么他与她两个人时能和谐、能快乐,而她与年轻的海军军官两个人时就不和谐、不快乐?
鲁颜萍的这个想法在当时是黄色透顶的下流想法,所以她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时就满脸通红。年轻的海军军官看到妻子红彤彤的脸,就会开玩笑说:“脸红什么,精神焕发。”
“文革”开始时,沈阿大因为曾经为蒋经国拉过一趟黄包车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批斗、涉街、隔离审查是家常便饭,沈阿大大喊其冤,但谁也不敢证明他的历史是清白的。鲁颜萍的丈夫——那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就是沈阿大所在街道的军管会主任,可鲁颜萍只当从来不曾认识沈阿大,直至沈阿大批斗时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她也不曾在丈夫面前提起他的名字。
沈国庆见父亲在批斗会上突然去世就大吵大闹,然而由于出言不逊就立即被那个年轻的军管会主任扣了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送进拘留所,后来又被判刑坐了八年牢房。
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沈国庆被从监狱释放了出来。这时候有关鲁颜萍与他父亲的奸情,灌满了他的耳朵,这时候鲁颜萍丈夫害死他父亲的传言,也灌满了他的耳朵。他想起他父亲的死,他想起在牢房里呆了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原来都是被那对狗男女害的,就气得想杀了他们。
那时候沈国庆报仇的欲望是强烈的。他要找到那对狗男女,可那对狗男女偏偏又都换了单位不知去向。有一天晚上他在西门汽车站附近,看见一个男人无论长相和走路姿势都很像当年那个军管会主任时,就亏个箭步冲上去将那人双手反擒了起来,然而匆忙电他忘了给那人吃“馒头”那人一声大喊:“有人抢劫啦!”行人和民警就很快把他捉拿归案。
“原来是个劳改释放犯。”民警说:“你还想坐牢吗?”“我想让那个杀死我父亲的人坐牢。”
“你不能胡来。”
这一回沈国庆在拘留所里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了。35岁的他丢了小学老师的教职,也没有街道企业乐意收留一个劳改释放犯,于是只好蹬起父亲的那辆三轮车,自食其力。
他蹬起父亲三轮车的第一天,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他知道这是对父亲的一种亵渎,父亲活着时曾明言不准让他的子孙再当三轮车夫,可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子承父业。
“嘎咕嘎咕嘎咕”沈国庆按着三轮车橡皮车铃,穿梭在杭城的大街小巷。当他载着客人驶在自曾经任职的那所小学的小巷子里时,总是把头低得很低很低。倒不是怕被原来的同事看见,而是感到屈辱和委屈。
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蹬了5年三轮车的沈国庆,有了点积蓄,不想再做光棍了。他先后托人找过五个女人,都是寡妇或者离婚女人。然而那五个女人一听是劳改释放犯,就摇头。尽管这时候沈国庆已落实政策平反昭雪,但他没有固定工作,也回不到从前的小学里去教书,因为那时他只是一个民办教师,坐牢后他的名字就被学校除掉了。
沈国庆托人找的第六个女人是个寡妇,这寡妇的丈夫出车祸去世一年了,正急于找个男人帮她持家养女儿。沈国庆起先对有两个拖油瓶女儿有点犹豫,但一想白白捡来两个女儿也不错,于是就像电影李双双那样,先结婚后恋爱。
仿佛像所有的招赘女婿那样,光棍汉沈国庆住进了寡妇的家。寡妇是纺织女工,名字叫罗秀珍。罗秀珍有一个怪癖怕过年,但到腊月忙年的时候,热情却比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婶高得多。杀鸡剖鱼、酱肉酱鸭、裹粽子、爆米花、粉刷墙壁、剪窗花,还是厨房里的一把好手,能烧一桌子潮州名菜。腊月二十九日这天她通常还是兴致勃勃的,到了晚上她把全家人的新衣服放在每人的枕边,预备除夕的时候穿:然而一觉醒来,到了过年的这一天她却情绪糟糕得连饭也不想做了。
沈国庆在除夕这一天总是特别忙,回来后想吃一顿菜肴丰盛的团圆饭,总是年年吃不成。罗秀珍挺尸般地躺在床上,一会儿这里疼、一会儿那里疼地呻吟一通。沈国庆头两年心疼老婆,亲自去厨房掌勺烧出一桌子菜,与孩子们快快乐乐地吃,后来他发现罗秀珍简直是有意与他过不去,就火冒三丈地开始摔陶罐摔碗的。他一边摔还一边骂:“你想你死去的混蛋... -->>
沈国庆今年六十出头了,他仍旧每天蹬三轮车载着客人满潮州跑。不是他不想坐在家里栽草种花、含苔弄孙,而是他暂时还无法与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三轮车告别。如果一天不蹬三轮车,他会感到双脚痒痒的,两天不蹬三轮车,他会感到双腿软软的,三天不蹬三轮车,他就会把酒喝得醉醺醺地发起疯来了。他一发疯就摔家里的陶罐和碗,这时候他老婆就会骂:“死老头,你疯啦!”
“哈哈,我疯啦、我疯啦!”沈国庆一边说一边把陶罐和碗摔得更加有力、痛快淋漓。然而已经没有邻居来围观看热闹劝架了,他这个臭脾气在焦营巷是尽人皆知的。
他老婆与他不是原配夫妻,嫁给他的时候带着两个拖油瓶女儿,虽是个没什么文化的纺织女工,但也算得上是个贤妻良母了。她当年相中沈国庆是个老小伙子,踏实厚道又粗壮有力气,她正需要这样的男人来支撑她母女三人的家。
沈国庆1948年2月出生于潮州,那时候他父亲是潮州城里数一数二的黄包车车夫。蒋经国来潮州时,他曾为他拉过一趟车。于是他就有了吹牛皮的资格,在黄包车车夫圈中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地红了起来,成为黄包车车夫的阿大。1950年初三轮车由上海进入潮州,沈阿大率先蹬起三轮车,接着一支三轮车队伍很快淘汰了大部分黄包车,马路上三轮车橡皮车铃那“嘎咕嘎咕”的声音就多了起来。
然而蹬三轮车无论赚再多的钱,沈阿大都不愿意让自己惟一的儿子长大蹬三轮车。毕竟蹬三轮车是最底层百姓干的粗活,他要让儿子读书做个文化人。于是沈国庆在三个姐姐都没有书读的情况下,穿上长衫、背起书包进了私塾。20世纪60年代正是大跃进时期,18岁的沈国庆进了潮州某个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父亲喜上眉梢,逢人便夸:“我儿子是教师。”
六十年代初潘阿大在潮州城里有一批固定客户,就是接送那些高级医生上下班,尤其是女医生特喜欢用坐三轮车来显示自己的身价。毕竟那时候坐三轮车的车价不薄,养尊处优的高级女医生坐在上面,总会赢来一路羡慕的目光。
鲁颜萍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护士,那年大约二十二三岁,有一天她跟随妇产科张医师坐了一次三轮车后,便与潘阿大搭熟了。
“沈师傅,明天我值夜班,你来接我上班去啊!”鲁颜萍在医院门口见到沈阿大说。
“好吧!”沈阿大乐呵呵地说。
第二天黄昏鲁颜萍穿着漂亮的花旗袍早早地等在自家弄堂的墙门口,弄堂里有不少玩耍的孩子,他们见三轮车来接鲁颜萍,便围上去调皮地说:“让我们也坐一坐?”
鲁颜萍的左邻右舍都是普通市民,他们看到鲁颜萍坐三轮车上班去都很羡慕。那个张家奶奶在墙门口遇到鲁颜萍坐上三轮车时说:“还是你有出息,听说你都做医生了?”
鲁颜萍没有吭声,只是朝张家奶奶笑笑。然后风光地由沈阿大蹬着三轮车驶出弄堂,留给弄堂一个神秘的传说。鲁颜萍自然没有高级医生那样,兜里的皮夹装满大洋小钱的。鲁颜萍没有钱,她脸红红地对沈阿大说:”能不能一个月结算一次,总付款。”
沈阿大想了想说:“好吧!”
于是鲁颜萍与那些高级女医生一样,每天上下班都由沈阿大接送。鲁颜萍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也赢来了不少羡慕的目光和男性追求者。只是月底很快就要到了,而鲁颜萍手头还没有多余的钱付车费。这一切世故的沈阿大早就看在眼里,沈阿大并不着急要车钱,他瞪三轮车载她的时候,总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讲一些旧时代的故事给她听。比如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比如黄金荣、杜月笙、比如阮玲玉、周璇等,渐渐地他们便成了忘年交。
几年后鲁颜萍已经结婚生子,她如愿以偿地嫁了一个当时最热门的年轻海军军官。谁也不知道她内心深处有一份深深的隐痛和愧疚,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当年怎么会把自己的处女膜奉献给一个比自己父亲年龄还大的三轮车夫。然而她丝毫没有怨他。却相反地想为什么他与她两个人时能和谐、能快乐,而她与年轻的海军军官两个人时就不和谐、不快乐?
鲁颜萍的这个想法在当时是黄色透顶的下流想法,所以她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时就满脸通红。年轻的海军军官看到妻子红彤彤的脸,就会开玩笑说:“脸红什么,精神焕发。”
“文革”开始时,沈阿大因为曾经为蒋经国拉过一趟黄包车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批斗、涉街、隔离审查是家常便饭,沈阿大大喊其冤,但谁也不敢证明他的历史是清白的。鲁颜萍的丈夫——那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就是沈阿大所在街道的军管会主任,可鲁颜萍只当从来不曾认识沈阿大,直至沈阿大批斗时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她也不曾在丈夫面前提起他的名字。
沈国庆见父亲在批斗会上突然去世就大吵大闹,然而由于出言不逊就立即被那个年轻的军管会主任扣了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送进拘留所,后来又被判刑坐了八年牢房。
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沈国庆被从监狱释放了出来。这时候有关鲁颜萍与他父亲的奸情,灌满了他的耳朵,这时候鲁颜萍丈夫害死他父亲的传言,也灌满了他的耳朵。他想起他父亲的死,他想起在牢房里呆了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原来都是被那对狗男女害的,就气得想杀了他们。
那时候沈国庆报仇的欲望是强烈的。他要找到那对狗男女,可那对狗男女偏偏又都换了单位不知去向。有一天晚上他在西门汽车站附近,看见一个男人无论长相和走路姿势都很像当年那个军管会主任时,就亏个箭步冲上去将那人双手反擒了起来,然而匆忙电他忘了给那人吃“馒头”那人一声大喊:“有人抢劫啦!”行人和民警就很快把他捉拿归案。
“原来是个劳改释放犯。”民警说:“你还想坐牢吗?”“我想让那个杀死我父亲的人坐牢。”
“你不能胡来。”
这一回沈国庆在拘留所里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了。35岁的他丢了小学老师的教职,也没有街道企业乐意收留一个劳改释放犯,于是只好蹬起父亲的那辆三轮车,自食其力。
他蹬起父亲三轮车的第一天,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他知道这是对父亲的一种亵渎,父亲活着时曾明言不准让他的子孙再当三轮车夫,可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子承父业。
“嘎咕嘎咕嘎咕”沈国庆按着三轮车橡皮车铃,穿梭在杭城的大街小巷。当他载着客人驶在自曾经任职的那所小学的小巷子里时,总是把头低得很低很低。倒不是怕被原来的同事看见,而是感到屈辱和委屈。
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蹬了5年三轮车的沈国庆,有了点积蓄,不想再做光棍了。他先后托人找过五个女人,都是寡妇或者离婚女人。然而那五个女人一听是劳改释放犯,就摇头。尽管这时候沈国庆已落实政策平反昭雪,但他没有固定工作,也回不到从前的小学里去教书,因为那时他只是一个民办教师,坐牢后他的名字就被学校除掉了。
沈国庆托人找的第六个女人是个寡妇,这寡妇的丈夫出车祸去世一年了,正急于找个男人帮她持家养女儿。沈国庆起先对有两个拖油瓶女儿有点犹豫,但一想白白捡来两个女儿也不错,于是就像电影李双双那样,先结婚后恋爱。
仿佛像所有的招赘女婿那样,光棍汉沈国庆住进了寡妇的家。寡妇是纺织女工,名字叫罗秀珍。罗秀珍有一个怪癖怕过年,但到腊月忙年的时候,热情却比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婶高得多。杀鸡剖鱼、酱肉酱鸭、裹粽子、爆米花、粉刷墙壁、剪窗花,还是厨房里的一把好手,能烧一桌子潮州名菜。腊月二十九日这天她通常还是兴致勃勃的,到了晚上她把全家人的新衣服放在每人的枕边,预备除夕的时候穿:然而一觉醒来,到了过年的这一天她却情绪糟糕得连饭也不想做了。
沈国庆在除夕这一天总是特别忙,回来后想吃一顿菜肴丰盛的团圆饭,总是年年吃不成。罗秀珍挺尸般地躺在床上,一会儿这里疼、一会儿那里疼地呻吟一通。沈国庆头两年心疼老婆,亲自去厨房掌勺烧出一桌子菜,与孩子们快快乐乐地吃,后来他发现罗秀珍简直是有意与他过不去,就火冒三丈地开始摔陶罐摔碗的。他一边摔还一边骂:“你想你死去的混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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