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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到车站送行。
这一年来，二妹也真不容易，拖着个有孕之身，既要上班，又要伺候父亲看病，还要招呼家人，真难为她了。我们走了，让她好好歇歇吧。
在车上，父亲还硬撑着上了一次厕所。第二天（12月31日）早上4点多钟，火车到达新乡车站。由于需要转车，我和母亲赶紧把父亲和行李弄下车。让父亲先坐到行李上。父亲畏缩成一团，记得那时的天特别冷。为了尽快转移到长治方向的侯车站台上，拖着父亲和一大堆行李，我只好多次往返穿越多道站台和轨道，先掂过一件行李放到远处对面的站台上，再把父亲抱过去坐好，再让母亲过来，招呼着父亲，我再一件件的把行李倒过来。父亲在地上蜷伏着坐了两个多小时，那时我真的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无助和无奈。7点钟后，我们终于登上开往长治的火车。
父亲一路躺着，下午2点多，火车终于抵达长治车站。四妹的男朋友李忠找了来车接。父亲已经站不起来了，车到家赶快让父亲躺下休息不提。我回到纤维板厂家里已是1978年最后一天的深夜。
1979年元旦一大早，父亲情况不好，我们全家立即赶了过去，并叫来橡胶厂徐厂长和妻哥德祥。
徐厂长赶来看父亲时，父亲哆哆嗦嗦地拿出医院诊断，给领导说自己真是病了，病好后一定早日上班。厂长劝父亲安心养病，不要想得过多。
妻哥德祥叫来他的朋友——专医院刘医生，刘医生给父亲作了检查和紧急处理，插上氧气管呼吸，安慰父亲说没事。
中午刚过（1点多点），我正在里间，姐姐跑进来叫我，看爸爸怎么啦！我赶忙过去，只见妻子紧张地守在父亲身旁，父亲面部痛苦地抽搐着，嘴里吃力的吐着气。儿女们大声叫着，爸爸！你怎么啦？父亲没有回答，长喘一口气，吹出一些吐沫，与世长辞。临终前一点交代都没有。
他，就是我们的父亲—程丙森，四川省广安市人。1910年阴历8月13日生，1979年元月1日去世，享年69岁。
父亲出生在广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起只身一人到重庆学徒谋生，自此、再未回过广安老家。1942年父亲和母亲结婚，并把我爷爷从老家接到重庆一起生活，到1950年，哥哥、姐姐、我以及二妹姊妹四人陆续出生，此时的家庭俨然成为一个6口之家的大家庭了。1952年，为支援内地建设，父亲从重庆长安兵工厂调到山西长治淮海机械厂，我们举家6口搬到长治，之后5年里家里又舔了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父亲辛劳一辈子，养育了我们姊妹7人，试想一下，7个子女个个要生存、要上学、要进入社会、要成家立业，这对于仅靠父亲每月80余元收入的9口之家来说谈何容易，但父亲挺过来了。日子再难再艰辛，我从未听到父亲的哀声叹气。在这个家里，他老人家的功劳无人能比。如今就要过上好日子了，却没能躲过病魔这一关。苍天啊，睁睁眼吧，但愿父亲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息！
事后，我曾多次设想，如果我们晚一天从北京出来，父亲可能会有两种情况：或许还能撑几天，也说不定会在半路上咽气。天哪！
能到车站送行。
这一年来，二妹也真不容易，拖着个有孕之身，既要上班，又要伺候父亲看病，还要招呼家人，真难为她了。我们走了，让她好好歇歇吧。
在车上，父亲还硬撑着上了一次厕所。第二天（12月31日）早上4点多钟，火车到达新乡车站。由于需要转车，我和母亲赶紧把父亲和行李弄下车。让父亲先坐到行李上。父亲畏缩成一团，记得那时的天特别冷。为了尽快转移到长治方向的侯车站台上，拖着父亲和一大堆行李，我只好多次往返穿越多道站台和轨道，先掂过一件行李放到远处对面的站台上，再把父亲抱过去坐好，再让母亲过来，招呼着父亲，我再一件件的把行李倒过来。父亲在地上蜷伏着坐了两个多小时，那时我真的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无助和无奈。7点钟后，我们终于登上开往长治的火车。
父亲一路躺着，下午2点多，火车终于抵达长治车站。四妹的男朋友李忠找了来车接。父亲已经站不起来了，车到家赶快让父亲躺下休息不提。我回到纤维板厂家里已是1978年最后一天的深夜。
1979年元旦一大早，父亲情况不好，我们全家立即赶了过去，并叫来橡胶厂徐厂长和妻哥德祥。
徐厂长赶来看父亲时，父亲哆哆嗦嗦地拿出医院诊断，给领导说自己真是病了，病好后一定早日上班。厂长劝父亲安心养病，不要想得过多。
妻哥德祥叫来他的朋友——专医院刘医生，刘医生给父亲作了检查和紧急处理，插上氧气管呼吸，安慰父亲说没事。
中午刚过（1点多点），我正在里间，姐姐跑进来叫我，看爸爸怎么啦！我赶忙过去，只见妻子紧张地守在父亲身旁，父亲面部痛苦地抽搐着，嘴里吃力的吐着气。儿女们大声叫着，爸爸！你怎么啦？父亲没有回答，长喘一口气，吹出一些吐沫，与世长辞。临终前一点交代都没有。
他，就是我们的父亲—程丙森，四川省广安市人。1910年阴历8月13日生，1979年元月1日去世，享年69岁。
父亲出生在广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起只身一人到重庆学徒谋生，自此、再未回过广安老家。1942年父亲和母亲结婚，并把我爷爷从老家接到重庆一起生活，到1950年，哥哥、姐姐、我以及二妹姊妹四人陆续出生，此时的家庭俨然成为一个6口之家的大家庭了。1952年，为支援内地建设，父亲从重庆长安兵工厂调到山西长治淮海机械厂，我们举家6口搬到长治，之后5年里家里又舔了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父亲辛劳一辈子，养育了我们姊妹7人，试想一下，7个子女个个要生存、要上学、要进入社会、要成家立业，这对于仅靠父亲每月80余元收入的9口之家来说谈何容易，但父亲挺过来了。日子再难再艰辛，我从未听到父亲的哀声叹气。在这个家里，他老人家的功劳无人能比。如今就要过上好日子了，却没能躲过病魔这一关。苍天啊，睁睁眼吧，但愿父亲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息！
事后，我曾多次设想，如果我们晚一天从北京出来，父亲可能会有两种情况：或许还能撑几天，也说不定会在半路上咽气。天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