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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殓，因而“自卖与富公，以供丧事”这个故事出于刘向说苑。
再有一种是受了欺骗，或受到威胁而被卖的，不妨称为“盗卖”彭越的好朋友栾布，几乎为汉高祖丢入锅中煮人肉汤的栾布，就曾“为人略（掠）卖为奴于燕。”
奴婢的买卖，也像买卖牛马鸡鸭那样，不但要看货色的好坏，而且也要看供求关系。汉哀帝时，曾特颁禁令，限制奴婢人数，这样便成了供过于求，奴婢的身价顿减。在通常的情况下，好比菜市场里把鸡鸭灌水、灌食物，以求增加斤两那样，把待价而卖的奴婢外表，也要修饰一番。汉书贾谊传：“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装点门面，等一成交，绣衣丝履自然归原主收回了。
私人买卖的奴婢以外，还有“官奴婢”称为“臧获”这个名词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说“臧”与“赃”相通，犯了抄家的罪，其家人子女，当作赃物一样被没收入官，所以称为“臧”“获”者逃亡而被捕获，罚为官奴婢，称为“获”
这“臧获”“二字，是指明官奴婢的由来。
另一种解释，以奴为“臧”以婢为“获”出于杨雄的法言，他说：
“荆、淮、海、岱之间，骂奴曰臧，骂婢为获。”但是，在河北、山东交界之处，又有另外说法：“齐之北鄙，燕之南郊，男子以婢为妻者，卑之曰臧；女子以奴为夫者，丑之曰获。”何以为臧，何以为获？取义何在，虽未说明，但当时确有这样的称呼，应无可疑。因为杨雄生当汉时，他的法言是记实之作。
官奴婢既为罪人的家属，籍没入官，则其人数，必与罪案的多寡，量刑的重轻成正比例。汉文帝时讼简刑清，官奴婢的人数甚少。据汉书贡禹传所记，文帝的“宫女不过十余”这虽是有意颂扬圣德，特别说少些，但加十倍，亦不过一百多。到武帝以后，迭兴大狱，特别是“告缉令”中，中人之家，大抵破产，私奴婢入官即为官奴婢。到了元帝那一代，官奴婢至十余万人之多，坐耗衣食，每年所费达“五、六万万”钱，而早在元帝的父亲宣帝时代，就有“官奴婢乏衣食”的记载，可以想见这些人所加予国库的负担是如何沉重？
这些官奴婢与私奴婢不同，他们几乎完全是消费者。宫内及设于宫城内的官署，都用官奴婢服役，大官如尚书、诗中，更特赐妙年美貌的官婢伺候，这些都称为“诗史”汉朝的官吏都住在官署内，每五天得放一天假，以便回家休息洗沐，因此“侍史”要照料官吏的起居，但不得荐寝。话虽如此，自免不了有许多风流韵事。尤其是年轻英俊，风流惆悦的富家子所集中的“郎署”更为“侍史”向往之地。
官奴婢亦供皇帝赏赐之用。史记封禅书记武帝赐方士架大“僮千人”这个“僮”字，不尽指奴，亦包括婢在内。又汉书外戚列传：“武帝赐其大姊奴婢三百人。”后汉书光武十王传：“光武赐东平宪王苍，宫人官婢五百人。”就这样动辄以数百上千人赏赐，也还有极多的官奴婢“游戏无事”
私人所有的僮仆则与官奴婢正好相反，都是生产者，在汉初，他们对当时的经济复兴，曾作了绝大的贡献。因为僮仆为主人的生产工具，所以不免有压榨劳力的情形，汉朝僮仆的苦况，有一篇文献，可以介绍。
这篇文献名为僮约，作者叫王褒，字子渊，宣帝时做到谏议大夫。他是四川人，为司马相如以后一个有名的文学家，写有甘泉、洞萧等赋。这篇约类似目前的杂文，以讽刺的笔调，抨击不合理的现象，但若非当时对待僮仆确有此种苛刻的情形，则不致叙入文中，所以虽带着“游戏文章”的味道，确为写实之作。
僮约的第一段叙明缘起：
王子渊从成都女子杨惠，买夫时髯奴便了，决卖万五千。
由此可知，当时不但丈夫可以卖妻子，妻子亦可卖丈夫，卖价是一万五千钱。
以为殓，因而“自卖与富公，以供丧事”这个故事出于刘向说苑。
再有一种是受了欺骗，或受到威胁而被卖的，不妨称为“盗卖”彭越的好朋友栾布，几乎为汉高祖丢入锅中煮人肉汤的栾布，就曾“为人略（掠）卖为奴于燕。”
奴婢的买卖，也像买卖牛马鸡鸭那样，不但要看货色的好坏，而且也要看供求关系。汉哀帝时，曾特颁禁令，限制奴婢人数，这样便成了供过于求，奴婢的身价顿减。在通常的情况下，好比菜市场里把鸡鸭灌水、灌食物，以求增加斤两那样，把待价而卖的奴婢外表，也要修饰一番。汉书贾谊传：“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装点门面，等一成交，绣衣丝履自然归原主收回了。
私人买卖的奴婢以外，还有“官奴婢”称为“臧获”这个名词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说“臧”与“赃”相通，犯了抄家的罪，其家人子女，当作赃物一样被没收入官，所以称为“臧”“获”者逃亡而被捕获，罚为官奴婢，称为“获”
这“臧获”“二字，是指明官奴婢的由来。
另一种解释，以奴为“臧”以婢为“获”出于杨雄的法言，他说：
“荆、淮、海、岱之间，骂奴曰臧，骂婢为获。”但是，在河北、山东交界之处，又有另外说法：“齐之北鄙，燕之南郊，男子以婢为妻者，卑之曰臧；女子以奴为夫者，丑之曰获。”何以为臧，何以为获？取义何在，虽未说明，但当时确有这样的称呼，应无可疑。因为杨雄生当汉时，他的法言是记实之作。
官奴婢既为罪人的家属，籍没入官，则其人数，必与罪案的多寡，量刑的重轻成正比例。汉文帝时讼简刑清，官奴婢的人数甚少。据汉书贡禹传所记，文帝的“宫女不过十余”这虽是有意颂扬圣德，特别说少些，但加十倍，亦不过一百多。到武帝以后，迭兴大狱，特别是“告缉令”中，中人之家，大抵破产，私奴婢入官即为官奴婢。到了元帝那一代，官奴婢至十余万人之多，坐耗衣食，每年所费达“五、六万万”钱，而早在元帝的父亲宣帝时代，就有“官奴婢乏衣食”的记载，可以想见这些人所加予国库的负担是如何沉重？
这些官奴婢与私奴婢不同，他们几乎完全是消费者。宫内及设于宫城内的官署，都用官奴婢服役，大官如尚书、诗中，更特赐妙年美貌的官婢伺候，这些都称为“诗史”汉朝的官吏都住在官署内，每五天得放一天假，以便回家休息洗沐，因此“侍史”要照料官吏的起居，但不得荐寝。话虽如此，自免不了有许多风流韵事。尤其是年轻英俊，风流惆悦的富家子所集中的“郎署”更为“侍史”向往之地。
官奴婢亦供皇帝赏赐之用。史记封禅书记武帝赐方士架大“僮千人”这个“僮”字，不尽指奴，亦包括婢在内。又汉书外戚列传：“武帝赐其大姊奴婢三百人。”后汉书光武十王传：“光武赐东平宪王苍，宫人官婢五百人。”就这样动辄以数百上千人赏赐，也还有极多的官奴婢“游戏无事”
私人所有的僮仆则与官奴婢正好相反，都是生产者，在汉初，他们对当时的经济复兴，曾作了绝大的贡献。因为僮仆为主人的生产工具，所以不免有压榨劳力的情形，汉朝僮仆的苦况，有一篇文献，可以介绍。
这篇文献名为僮约，作者叫王褒，字子渊，宣帝时做到谏议大夫。他是四川人，为司马相如以后一个有名的文学家，写有甘泉、洞萧等赋。这篇约类似目前的杂文，以讽刺的笔调，抨击不合理的现象，但若非当时对待僮仆确有此种苛刻的情形，则不致叙入文中，所以虽带着“游戏文章”的味道，确为写实之作。
僮约的第一段叙明缘起：
王子渊从成都女子杨惠，买夫时髯奴便了，决卖万五千。
由此可知，当时不但丈夫可以卖妻子，妻子亦可卖丈夫，卖价是一万五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