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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车内大笑的活力和气氛还记得。十一年后,他的美籍妻子Kim在网上公开遭受家庭暴力的照片:体重九十公斤的李阳骑坐在妻子背上,揪着她的头发,在地上连续撞了十几下,头部、膝部、耳朵多处挫伤。

    当天他们争吵很久,Kim是美国人,原来是“疯狂英语”的美方总编辑,结婚后在北京带着三个女儿,两年来她的驾驶执照过期,教师执照作废,母亲在美国病了,要带孩子回去探望,但李阳全国各地演讲,说他没时间陪着她办手续:“我一个月只回来一两天,不可能办好这些事情。她觉得我不能感受她的感受,我在外面这么跑,冒生命危险,女人应该隐忍一点。”

    “这个说法是不是太大男子主义了?”

    他打断我:“大男子主义也是这个文化给我的,不是我自己要大男子主义。”

    吵了数小时后,他大喊“闭嘴”。Kim说:“我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控制,你不能让我闭嘴。”李阳说:“我当时想我就不能让她有反抗,我要一次性把她制服。”他抓住她头发摁在地上时,喊的是“我要把一切都了结了”,说如果再严重一点,“我可能会杀了她”。

    “坦白地说,那一瞬间是人性的恶?”我对李阳说。

    “是,人性的魔鬼,”他眼睛避开了,眯起来看向旁边,又瞥向下方,“魔鬼完全打开了。”

    Kim之前一直不接受媒体访问,老范把女子监狱调查的节目视频发给她,她看完同意了。“我不知道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女人这样活着,如果我沉默,将来也无法保护我女儿。”

    片子里我问过这些女犯:“你们在法庭陈述的时候,有没有谈到你们承受的家庭暴力?”

    每个人都说:“没有。”

    没有人问她们。

    有女犯接受检察官讯问的时候,想要说说“这十几年是咋过的”,检察官打断她:“听你拉家常呢?就说你杀人这一段!”

    Kim被打后曾去报警,有位男性以劝慰的口气说:“你知道,这儿不是美国。”她说:“我当然知道,但肯定在中国有法律,男人不能打女人。”他说:“是啊,你说得对,男人不能打女人,但老公可以打老婆。”

    李阳曾经在一个电视综艺节目上说过二女儿脾气不好,因为“可能她妈妈怀孕的时候我打过她”,他做了一个抽耳光的动作,在场几位嘉宾呵呵一笑过去了,镜头前一个女学生对他说:“你能影响这么多人,在家庭里犯这么一点点错,Kim老师也会原谅你。”

    三十年前,“受虐妇女综合征”在北美已经从社会心理学名词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只要获得专家鉴定就可以获得轻判甚至无罪释放,但这在中国还不被认同。在女监片子的开头和结尾,老范用了同一组镜头,镜头摇过每个女犯,她们说自己的刑期:“无期,死缓,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

    有人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Kim说:“我有钱,我可以回美国,这些女人呢?她们没有路了。”

    李阳说他对家庭的理解是“成功,一定是唯一的标准”。

    “不是爱吗?”我问。

    “真正的爱是带来巨大的成功。”他公开在媒体上说不爱妻子,结婚是为了“中美教育的比较”,想把孩子作为英语“疯狂宝宝”的标签,是教育的实验品,他说:“那才是普度众生,一个小家庭能跟这个比么?”

    我问他:“你跟你父母之间有过亲密的感觉吗?”

    “没有,从来没有,我还记得在西安工作的时候我爸爸说,今天晚上就跟我睡一起吧。吓死我了,跟他睡一个床上,我宁可去死。断了,中间断掉了。”

    李阳四岁才从外婆身边返回与父母生活,一直到成年,都无法喊出“爸”、“妈”。传统家庭中的父母工作忙,对孩子严厉,他说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词是“笨蛋”“猪”。他童年口吃,懦弱到连电话响都不敢接,少年时期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仪器出了故障烫伤皮肤,他忍着痛不敢叫出声来,一直到被人发现,脸上存疤至今,说:“自卑的一个极端就是自负,对吧?中国也是这样,中国是一个自卑情结很重的国家。所以自卑的极端是自负。”

    长大成人时他想强制性地解除这个自卑,以“疯狂英语”的方式勒令自己当众放声朗诵,在后期,发展到让学生向老师下跪,鼓动女生剃发明志,率领数万名学生高喊“学好英语,占领世界”、“学好英语,打倒美帝国主义”。

    我说这已经不只是学习方法,“你提供的是很强硬的价值观。”

    他说:“强硬是我以前最痛恨的,所以才会往强硬方面走。因为我受够了懦弱。”Kim说,在每次机场登机的时候,李阳一定要等到机场广播叫他名字,直到最后一遍才登机,这样“飞机上的人会知道他的存在”。

    我问过安华:“你丈夫自己是施暴者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什么感觉?”以为她会说,是宣泄的满足。

    结果她说:“他总是有点绝望的感觉。”

    小豆说:“有一次看电视突然就问,你爱我吗?我说什么叫爱啊?我不懂,我不知道。他就对你‘啪’一巴掌,你说,爱我不爱?我不知道什么叫爱。”

    有时候,打完之后,他们也会摸摸这儿,看看那儿,问“疼吗”,就是这一点后悔之色,让女人能够几十年吮吸着一点期望活下来。但是下一次更狠。

    安华说:“我就知道他也挺可怜的。”

    “你觉得他自己想摆脱吗?”

    “当然想摆脱,因为他说过,我也不希望这个事发生。他说我自己也控制不了我,我干嘛非伤害别人啊。”她说,“所以我自己矛盾得不行,想离开他又离不开他。”

    我问过Kim:“李阳的生命中,他跟谁亲近?”

    Kim怔了一下,说:“最亲近的吗?不认识的人。他站在台上,他的学生特别爱他,两个小时后他可以走,是安全的,没时间犯错误。”

    李阳说每天早晨,起床后的半个小时“非常恐怖,非常害怕。觉得工作没有意义,活着没有意义”。他给Kim发过短信,“我揪你头发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白发,就跟我的白发一样。”他说内心深处知道妻子的很多看法是对的:“我是尊敬她的,所以每次她指责我,我才真的恐惧,恐惧积累了,就会以暴力的方式爆发。”

    打过妻子后,他没有回去安慰,却主动去看望了父母,第一次带了礼品,表示关心。我问:“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心理补偿吗?”

    他想了一下,说:“……是吧,是。”

    “那你认为你现在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吗?”

    他眼睛又再眯缝起来,避开直视,忽然有点口吃起来:“我肯定需要帮助。此时此刻我需要婚姻方面的帮助,如……如……如何有效地解决抑郁症的帮助。”

    我们采访前,Kim刚把三岁的小女儿哄睡着,这个孩子在父亲殴打母亲时,挣扎着往外拉父亲的手,被甩开,之后一直做噩梦,哭着说:“妈妈对不起,下次我用筷子、用剪子(拦他)呢。”Kim头摇得说不下去,想把哭声抿住,脖子上的筋脉全都凸起。她搂着女儿,对她说:“可以恨爸爸错误的行为,不要恨爸爸这个人。”

    在女监的那期节目里,零下二十度,坐在冰雪满地的院子里,父亲死去,母亲在狱中,安华的女儿小梅说:“一个人他的心再硬,也有自己心底的一角温柔。”

    “你觉得你爸爸有吗?”

    她想了很久,一字一顿地说:“有,只是还没有被他自己发现而已。”

    我看到院里厨房的水泥墙上用红色粉笔写着几个字,“让爱天天住我家”。是她写的,这是前一年春节联欢晚会时一家人唱的歌。十四岁的小梅喜欢这歌,她轻唱:“让爱天天住我家,让爱天天住你家,拥有……拥有……拥……”她张着嘴,发不出声音,眼泪一大颗一大颗砸在裤子上。

    这些孩子会长大,他们会有自己的家庭——那会是什么样子?

    小梅的姐姐十六岁,她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他们只有暴力。”

    她的哥哥从探视室离开就又走了,妹妹在身后喊“哥,哥”。

    他头也不回就走了,不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睡在哪儿,吃什么。那晚,他和母亲一起用绳子把父亲捆起来的,刀砍下去的时候他在现场。

    他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

    我们紧接着去做下一期,流浪少年犯罪调查。

    没有完,完不了。

    我和编导小仲去了登封。十几个少年组成的盗窃团伙,领头的十五岁,最小的十岁,都辍学,是王朔小说里打起架来不要命的“青瓜蛋子”。

    他们打架,有时是寻仇,有时是为了挣钱,有时只是娱乐。除了刀,他们还用铁链,用自制的布满钢针的狼牙棒——因为那样伤人的时候血流出来的“效果”更好。

    我问打架最狠的那个:“你不怕死?”

    “不怕。”他头一昂。

    他不是不怕,他连生死的概念都没有,所以也不会有悲悯之心。

    我找到了他的父亲。离异多年的他,早有了新家,从没想过儿子在哪儿。他是个司机,开辆面包车,车厢里污秽不堪,挡风玻璃上溅满了鸟屎,座位边上满是滚倒的翠绿啤酒瓶和空烟盒,收音机的地方是一个洞,底下是一个烟灰托,里面的黑灰已经长时间没倒了,栽满了不带过滤嘴的皱巴巴的黄烟头。

    他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对着瓶口喝啤酒,笑起来一口黑黄的牙:“等他回来,我捆起来打一顿就好了。”

    我们去找那个十岁的男孩。到了村里,推开那扇门,我对带路的村支书说:“走错了吧?这地方荒了很久了。”寒冬腊月的,院子里都是碎瓦和杂草,房子里的梁塌了半边,除了一个已经被劈开一半的衣柜,一件家具都没有。

    “应该就是这儿啊。”他也疑惑不定。

    我们转身往出走的时候,从门扇背后坐起一个人:“谁呀?”

    小男孩就睡在门背后,靠门板和墙夹出一个角来避寒,脚边是一只破铁锅,下面垫着石头,锅底下是烧剩下的草,连木头都没有,他劈不动。

    他父母已经去世两年。

    “怎么不读书呢?”

    村长说:“学校怎么管他呀?咱农村又没有孤儿院。”

    民政一个月给三十块,他笑了一下,“买方便面他也不够吃。”

    “村里不管吗?”

    “怎么管,谁还能天天管?”村长指着锅,“这都是偷来的。”

    小男孩抱了捆柴草回来,点着,满屋子腾一下都是烟,他低着头,一句话不说,把手伸在那口锅上,靠那点火气取暖。

    村长叹口气,说:“你们中央电视台厉害,我看那上头老有捐钱的,看能不能呼吁一下,给他捐点钱,啥问题都解决了。”

    警察告诉我,他们想过送这些孩子回学校,但学校没有能力管他们,更不愿意他们“把别的孩子带坏”。

    他们流浪到城市,从捡垃圾的地方,从火车站……聚集起来,他们租了一间房子,住在一起,很快就可以像滚雪球一样多起来。干脆不要床,偷了几张席梦思垫子,横七竖八在上面排着睡。生活的东西都是偷来的,那种偷简直是狂欢式的,在那个城市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制造了两百多起盗窃案。十岁的那个,负责翻墙进去打开门,他们把床上的大被单扯下来,把家电裹起来,拿根棍子大摇大摆抬着出门,然后打车离开。

    他们每个人有十几个手机,打架最狠的那个男孩说:“用来砸核桃。”

    “我们是小偷中的小偷。”他很得意。

    白天他们在家里看武打和破案片,“学功夫”,说整个城市里最安全的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小区:“兔子不吃窝边草嘛。”

    他们把偷当娱乐,刚偷过的人家,一天后再去偷一次,第三天,再去偷一次。

    一个得不到爱、得不到教育的人,对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责任感。

    案子破了,他们被抓住了,但是都不到服刑年纪,全放了。

    那个喝酒的父亲答应我去见见孩子,见了后倒没动手打,而是打量了一下儿子——离他上次见,过了几年了。他好像突然知道儿子是半个成人了,上下打量一会儿,忽然把儿子揽到一边,避开我,搂着儿子肩膀说了几句,又打了一个电话,他们父子很满意地对视笑一下,转身对我说:“记者,走啦,去办点事儿。”

    那笑容让我心里一沉。

    领头的那个孩子,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他是捡来的,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儿了。

    “能不能找点他小时候的东西我们看一下?”我问他的养母。

    “都扔了。”她说得很轻松。

    我听着这句话,一下子理解了“抛弃”这个词。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记者,采访结束就要离开。

    那个父母双亡的十岁孩子,最后一次偷窃,他分了一千多块,回来后都给了小时候养过他的老人。采访完我们留了些钱给村里人照顾他,走了几步,我回身把这孩子叫到门后,给了他一百块钱。

    “你知道阿姨为什么给你钱?”我轻声问。

    “知道。”他低着头,“因为我可怜。”

    “不是,这是你劳动所得,你今天帮我们拿了很多次带子,很辛苦,所以这是你自己挣的。我要谢谢你。”

    他抬起头,羞涩地笑了一下。

    他们租过的那个房子,收拾得还算干净。和所有十三四岁的孩子一样,墙上贴着明星的照片,窗台上放着整整齐齐的十几个牙缸,他们每天早上排好队去刷牙……他们把这个房子叫“家”。

    二〇一一年,我遇到一位律师,她告诉我采访过的女犯的消息,安华在各方帮助下,已经减刑出狱,再嫁了人。小豆在监狱里精神失常。

    二〇一〇年,中国法学会再次公布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建议建立家庭暴力庇护场所、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签发保护令,这只是一个建议稿,至今仍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预备立法项目。

    在“两会”上,我曾去找过关心此事的代表委员,担任警察职务的男代表说,现在刑法里已经有人身伤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对女性造成人身伤害,那就按现有的法条来判,为什么要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

    一位女性代表说:“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伤害那样处理。”

    现场有些争起来了:“你们这么说,只因为你们也是女人。”

    “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是人应该关心人。”这位女代表说。

    李阳最终没有去做心理治疗,也没有回去陪伴家人,他的时间用来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准备成为“反家暴大使”。

    两个月后,Kim申请与他离婚。

    他曾经对Kim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文化。”

    Kim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人是一样的。我觉得中国人,美国人,所有人,我们的相似之处远多过不同,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快乐的家庭,我们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梦想真的是让中国更好、更国际化,我希望他能从自己做起。”

    去采访Kim前,我做完采访提纲,合上笔记本,按习惯想一想,如果我是她,交谈时还需要注意什么。

    奇怪的是,那一小会儿闭上眼的沉浸里,我想起的却是自己早已经忘了的事,中学时有天中午上学路上,那个小混混喝了酒,从身后把我扑倒了,磕在街边的路沿上,我爬不起来,被一个烂醉的人压着,是死一样的分量。旁边人嬉笑着把他拉扯起来,我起来边哭边走,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也不是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觉——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认为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

    我带了一束花给Kim。

    她接过报纸包的百合花,有点意外,找了一会儿才找出一只瓶子插上,又拿出几个大本子给我看,里面是一家人的合影,李阳与她合作录的英语磁带,写的工作便条,还有一页,夹着某年结婚纪念日她提醒李阳买的玫瑰花——虽然是秘书买来送到的——花朵是完整的,每片叶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压平保存着,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我要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个男人。”

    这些早就干枯失血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大概是一九八〇年,我和妹妹柴敏,在纺织厂的照相馆里拍下的照片。我妈在工厂的理发店给我烫个卷毛,隔了这么多年,脑袋上包个黄色蛇皮袋的烫热感还有,是文明让人不舒服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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