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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上,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号,连报纸都得到三十公里远的州府去买,搞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打电话请示领导。张洁说:“别回来了,前两天调查拍的东西都废了,现在做不了专题,都是新闻。”

    我发短信给老郝:“怎么着?”

    她说:“已经不让记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台里怕前方的资源支持不了,有人身危险。”

    我问罗永浩,他正带着人在前方赈灾。

    “已经有疫情了。”老罗说。

    我回:“知道了。”

    “日,就知道你会更来劲。”这个糙汉。

    我改了行程回国,直接转机去成都。上飞机前,我买了份《纽约时报》,从报纸上撕下两张照片,贴身放着——一张是一对四川夫妇,站在雨里,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怀里,戴着眼镜的男人脸色苍白,抱着妻子,闭着眼睛,脸向着天,脚边是蓝色塑料布,覆盖着孩子遗体。一张是年轻士兵怀抱着一个孩子,带着一群人从江边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江水惨绿,人们伏在乱石上匍匐向前。

    到了绵阳,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记者。

    我拿着在医院帐篷找到的几样东西——一个满是土和裂缝的头盔,一只又湿又沉的靴子和一块手表,讲了三个故事:男人骑了两千里路的摩托车回来看妻子;士兵为了救人,耽误疗伤,肠子流了出来;还有一个女人在废墟守了七天,终于等到丈夫获救。

    我拿着这些物品一直讲了七分钟。

    史努比也在灾区直播点。我说的时候他就站在直播车边上看着。看完没说话,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欢。

    我说怎么了,他说得非常委婉,生怕伤着我:“你太流畅了。”

    “你是说我太刻意了?”

    “你准备得太精心。”

    “嗯,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非要这样说的。”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看到你的编导蹲在地上给你举着话筒,心里就咯噔一下。他还给你递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不舒服,这么大的事儿发生了,不该有这些形式和设计。其实那些东西放在地上,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停一下,说,我去拿一下,更真实。”

    还有些话,他没说。

    后来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议论。

    那个等了七天的女人,终于等到丈夫获救,出于保护,他眼睛被罩着,看不见她。她想让男人知道自己在身边,又不愿意当着那么多人大喊,于是伸出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她说:“我这二十多年来每晚都拉着他的手睡。”

    他蒙着眼睛,笑了。

    她也笑了。

    我讲到这里,也忍不住微笑。

    有人很反感。一开始,我以为是这笑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表情太轻飘。后来我看了一遍视频。是我在说这一段时,只顾着流利,嘴里说着,心里还惦记着下一个道具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直播的时间掐得准不准。我只是在讲完一个故事,而不是体会什么是废墟下的七天,什么是二十年的一握,我讲得如此轻松顺滑,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笑与泪,都带着装饰。

    这一点,观众看得清清楚楚。

    史努比委婉地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一句话:“你是真的么?”

    第二天,在绵阳,我们赶上了六级余震。

    跳下车,往九洲体育馆跑,那是灾民临时安置点。馆里空空荡荡,八九千人已经安全撤离,只有一个人坐在里头。

    我走过去,他背靠墙坐着,也不看我。

    我蹲下去问他:“现在这儿不安全,你怎么不出去呢?”

    他抬起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黧黑的脸,两只胳膊搭在膝盖上:“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我还跑什么呢?”

    我蹲在那儿说不出话。

    他安慰我:“你出去吧,这儿不安全。”

    晚上的直播,我讲了这个细节。又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调子太灰色。

    这两次直播给我一个刺激,这两个细节不说不真实,可是笑和泪,这么简单地说出来,确也不扎实。我想起零三年的新疆,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但并不完整。

    到了北川,在消防队附近安顿下来,晚上迎头遇上一个当地电视台的同行。

    他摇摇晃晃,酒气很大。我扫了一眼,想避开,路灯下他脸上全是亮晶晶的汗,好像发着高烧,眼睛赤红,手抖得厉害。

    “干嘛喝这么多?”我带了点责怪的口气。

    “受不了了。”他张开着嘴巴,就好像肺里的空气不够用一样,在用嘴痛苦地呼吸。他瘫坐在地上:“那个血的味儿……”

    我听不清。

    “就在两个大石板底下……”

    我蹲下,听见他说:“她说叔叔,你救我。”

    他呓语一样:“我说我会救你的,可是我搬不动啊,我喊了,我疯了一样地使劲,我搬不动啊柴静,我只给了她两个大白兔奶糖。”他转过头来,脸憋得青紫,啃咬着自己的拳头,要把什么东西堵住,再这样他会憋死的。

    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像拍婴儿一样拍着。

    他的喉咙里像是突然拔掉塞子一样,哭声仰面向天喷出来:“只有两个……糖……啊……”

    我没带纸,兜里只有一个皱巴巴的口罩,我拿出来,把铁线抽了,给他。

    他攥着,拧着,也不擦脸,头上全是青筋。

    我们俩盘腿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头顶是三楼灯泡昏暗的光。他大声号哭,我默然坐着,身边常常有人走过,没人奇怪,也没人注意。他们已经看得太多。

    那天晚上,罗陈、陈威、老金和我,几个“新闻调查”的同事商量了一下,一起退出了直播。我们要做一期有足够时间的节目,不管能不能播。

    第二天在九洲体育馆,几千人从灾民临时安置点回家,我们看着乌泱泱的人,商量“拍谁呢”。想法也一样:“谁都行。”

    一对夫妻,男人穿旧的深绿呢子军服,四十岁左右,绵羊一样的眼睛,有点张皇。女人挽一桶食用油,拿网兜拎着脸盆。就他们吧,我迎上去。

    跟叶哥叶嫂坐车回家。他们家就在北川县城边的杨柳坪村,上山的路都垮了,房子大小的石头和土方砸在路上,只有摩托车能过,每辆车载两个人。我坐在叶嫂身后,搂着她腰,到了半山一拐弯,路的一半生生劈掉了,一辆摩托车孤零零地悬在边上。往上开,到了海拔一千三四百米处,稠白的雾气像河一样,重得要用灯破开。

    叶哥的家在一树梨花底下,深山冷,花还开着。房子从后面看是完整的青砖墙,一绕过来,前头全塌没了,地基、堡坎都震坏了,这是叶哥叶嫂在震后第一次见到自己房子,站着,呆看着,手里挽的东西不知觉地落在地上。

    镜头也那样呆着,谁都不说话,三四分钟。山里非常安静,只有些微的鸟叫,雨落在椿树的叶子上,细密地簌簌作响。

    叶哥走进废墟,翻找出一样东西,用手抹上面的土灰,抹了又抹,站在那儿不动。我走过去看,是儿子在遇难前一天跟他下的象棋。房梁上挂着一串纸鹤,绿色方格作业本的纸,叠得很笨拙,像大元宝,是两个月前,三八节那天,儿子送给叶嫂的。

    地震那天,他家附近四面山摇晃不停,地里干活的女人以为山神发怒,跪下来转圈向四面祈祷。叶哥一个大跳出屋,跃到土豆地里,片刻恍惚后,大叫一声,撒腿往山底下跑。山底下就是县城,曲山小学在城里,儿子在上课。路已经断了,房子一样高的石头在路上堵着,路边的陡崖上都是树和灌木,叶哥从崖上往下连跑带跳,“像疯了一样”,二十多分钟到了县城旧城边上。县城被王家岩和景家岩两座山夹着,最窄的地方只有一公里,路已被埋,巨石下露出压成片的出租车前盖。只有从崖边往上运人,人们正接力把伤者传出来。

    他可以回头再找别的路去学校,但犹豫了一下,他伸手接住了递过来的一个伤者。

    我是一个外来的人,听他说完,除了陪他们站着,一起去捡一只锅,或者往灶底下塞一把柴火,没有别的办法。

    叶哥叶嫂把房子前头的荒地铲平,拿废墟里的碎水泥块把四边垫上,怕雨水进来,帐篷还没到,就找了块破烂的彩条布,搭在门口的梨树上,把房子里的床垫拖出来,放在里头。细雨纷纷,越下越密,落在人头上。我问过叶哥怎么不在灾民安置点等一等再回来,他说:“不要紧,那么多残疾人,我们好手好脚的,能把自己的家建起来。”

    他搬了两块石头,找了只铁锅,把蓄水池前两天残留的一点雨水烧开,泡了碗方便面,没有拆调料袋,红色塑料袋子转着圈漂在面上。

    他们俩坐在一杆木头上吃,一边跟我说话。叶嫂差不多四十岁了,她说,将来还要生一个我那样的儿子,我一定好好地养育他。

    叶哥补了一句:“就像对第一个一样。”

    我听见背后有呜咽声,回头看是编导罗陈,他跟他俩差不多大,也有一个儿子。

    我们在山上住了下来。陈威搭了帐篷,没自来水没电,也没有手机信号。每天走一段山路,用小碗从一口快干涸的山泉眼舀点水,倒在桶里拎回去,顺便找个有信号的地方给台里打电话。草姐姐负责片子的后期,第一天拍的东西传回去,她说领导觉得这段还是有些灰色,先不播了。

    领导这么想也很正常,不过生活会自己长出来的。

    “那你们要拍什么主题啊?”草姐姐问。

    我说:“不知道。”

    以前我害怕“不知道”这三个字,做节目前,没有一个策划案、一个主题方向,我就本能的不安。可这次我觉得,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那怎么办?”草姐姐得负责播出,“要不要找找镇里和村委会,做点全景式的采访?”

    我挺奇怪地想起一件无关的事,铁凝三十多岁的时候,见过一次冰心,冰心问她:“姑娘,成家了没有?”

    “没有。”

    “嗯,不要找,要等。”

    后来,我们谁也没找,就等在原地。

    晚上睡觉,山里静,静得不容易睡着。

    知道死,和经历它,是不一样的。

    二〇〇三年冬天,奶奶去世,家人没在电话里告诉我,只说病了。但我听到我妹的声音,大概也就明白了。回到家的时候,一屋子的人,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人要安慰。

    等人少一点的时候,我想看她一眼。

    移开棺木,她脸色如常,只不过闭着眼睛,就像我幼年时夜夜看着她的样子。从婴儿时我跟她睡,每晚她抚摸我背才能睡着,长大一点,晚上睡下我常常侧头看她,她被子上盖一个深灰大褂,枕头上铺一只青色格子手帕,我把脸偎过去,手帕上是洗净后在炉边烤干的肥皂味儿。她的嘴微微地张着,我听她呼吸,有一会儿害怕了,觉得呼吸好像停了,就轻轻拿手摸一下她的脸,暖和的,这才放心,又想她死了我怎么办,自己哭半天。

    我把手探进棺木,用手背在她右侧的脸上慢慢滑了一下。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忍受。

    我知道,对叶哥叶嫂,没什么采访可言,没法儿问,问什么呢?我也不想试图劝谁别难过。

    他们允许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够了。烧火做饭时,我帮着填点柴。有时候机器开着,很长时间也没人说话,只是柴火噼啪的声音,火苗的蓝尖飘过人的脸,热一阵,冷一阵。叶哥叶嫂要是想说话了,我们就听着,有时候两口子商量以后怎么盖房子生活下去,挺有雄心的样子。有时候又沉默着,干什么都没有心思。

    这就是生活吧,不可能靠喊口号就度过去。

    过两天他们帮邻居打蒜薹,邻家的女人遇难了,只剩父子俩,孩子十二岁,叫文超。杨柳坪村八十八户人家,遇难二十二人。不同于群居的北方农村,山村里住的人少而分散,路远,主要靠家族和血亲的纽带,能来的都来了,十几个人。

    文超穿件圆领小红衫,裤头膝盖上钉着小熊,不爱说话。

    我问他怎么不去山下学校过儿童节。

    他说不想去。

    边上他姨说:“他不想下山,别人都去,就他不去,说也不听。”

    我说:“舍不得你爸吗?”

    他哭了,拿袖子掩着眼。我不再问,搂他肩膀摇一摇。

    打完蒜薹,女人们张罗着吃饭,叶哥戴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黄色矿工安全帽,前沿磕破了,从废墟里头几块水泥底下扒拉腊肉,很满意的样子:“嗯,这个没偷走。”

    大伙用石头垒了个灶,找点柴火,拿石片把腊肉外面的灰刮掉,放在锅里煮。水热了,再捞出来,用刷子吃力地擦着肉外头熏的黑焦色,擦完成了蜡黄。我负责切肉,一刀下去,热气直往上蹿,大厚肉片子,透明的油“滋”一声。

    叶嫂扭头喊:“你去地里找找有没有土豆。”

    男人挖了十几颗回来,滚刀切大块,煮,炒。

    居然还从哪家塌了的梁底下找出一塑料壶玉米酒来,大伙有了一点兴致。

    把废墟清一清,露天摆了三张矮桌子,天已经擦黑,村里人舍不得点火,借着麻蓝的天上一点晶明的星光挤着坐,狗在膝盖底下蹭来蹭去,不扔东西给它,它就拿嘴拱你腰一下,往后一坐,眼巴巴望着。叶哥一边扔点肉皮一边笑:“它好久没见着人了。”

    陈威得拍这段,几米之外盯着机器。

    村里人不觉得我们是来工作的,那个机器他们看惯了,就像他们的铁锹一样,直对着镜头招呼他“来吃嘛”。

    陈威坐在机器后面的石头上,扬扬手里的烟:“我抽完这根。”

    我坐在桌上,文超的小叔是个年轻人,举起了小酒盅:“地震之后第一次这么多人见面,算个团圆酒,来。”

    这一杯下去,我的胃里像着了火一样。

    文超的小叔叫志全,他的女儿也在县城上小学。

    我们跟他一块去挑水,路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村里人,跟他打招呼,“嗳”一声,男人之间那种口气。

    那人偏过头对我说:“是他把我儿子从土里拽出来的。”志全听了却脸色一黯,不说话,走着走着,拿树枝抽了一下路边的石头。

    晚上火堆边上我们才谈这事。

    他说:“我爱人就是怪我这事,我原来是军人,她知道如果我路上没耽误,去了一定能救出我女儿。”

    我想说他已经尽力了,这是无能为力的事。但觉得这话没有意义,他也不需要我说什么。四川人说“火落在脚背上”,这个痛别人明白不了,烙着他,折磨着他,没办法了,喃喃自语一样说出来。他说最难受的就是觉得孩子不会怪他,“她如果活着,要是写作文,肯定会写《我的爸爸》。”

    火堆照明不够拍摄,罗陈坐在我左手边,举着我们带来的蜡烛,滚热的白蜡油流在手上,他没动,一滴一滴,火烛在风里蹿动。

    志全说:“她那天早上说,爸爸,给我买一个冰淇淋,我没给买。我就是后悔,两块钱一个的冰淇淋,我为什么没给她买?”

    文超趴在他膝盖上哭得抬不起头。

    志全摸着侄子的头发:“你爷爷十二岁讨饭到这里,才有这个家,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不要哭。”

    片子里有只小猫,地震后幸存的,刚出生,找不着妈了。

    小家伙细弱得站都站不住,常常钻在我的迷彩服深处,拼命吮吸,以为那黑暗温暖处是它的母亲。小利爪把我抓疼了,我“呀”一声,陈威就把它揪过来,竖在脸前,露着白肚子,夹着烟那只手指着它的脸,教育一顿。猫一声不叫,可怜巴巴地在烟雾里眯缝着眼睛看他,他叹一口气,把它放下了。

    文超也没有了妈妈。我们送他的牛奶,他倒在矿泉水瓶盖里,用食指蘸着,一点一点让小猫舔,猫的脸比蓝色瓶盖大不了多少,尖细的绯红舌头一卷一卷。吃饭的时候,他右手拿筷子夹菜,左手掌心里托一块大窝笋,给它练牙。

    “村里人都认为它活不了,你也这么想吗?”我问他。

    “是。”

    “那你为什么还养它?”

    “它也是一条命。”他低头抚摸它。

    文超走到哪里,猫就踉踉跄跄跟着。到我走的时候,它已经可以站在狂吠的大狗鼻子前头,不躲不闪,面无惧色。

    受难者不需要被施予,或者唱《感恩的心》,我们心怀敬意拍这个片子。

    我们找了一家日常开农家乐的村民,给了一些钱,就在他家做饭吃。他家房子没大碍,还养有一百多只鸡,灾后容易有瘟,女人拿把菜刀,把大蒜切成白片,又剁成末喂它们。但还是有一些鸡走在我们边上,脚一软,就扑腾着倒下去了,歪成一团。大家都用眼角扫彼此一下,装作没看见,不提这事。幸好山高风冽,没暑热。

    猪也没有吃的了,村民把猪捆住脚运下山去喂,横放在摩托车上,夹在两人之间,后面那人一手抓着猪脚,一只手揪着猪耳朵。猪不吭声,大概是注意到有人在看它,就抬起头,两只眼睛乌溜溜的,眉心里有一个被砸伤的红口子。我们对视着,它的脸被扯起来,像有点惊讶的样子,一直看着我,车拐了一个弯,就不见了。

    山上没粮了。

    镇里发粮食的干部只有三个人。卷头发的胖大姐满头全是土。瘦得凹着脸、眼睛全陷下去的主任,砸伤后没包扎,一瘸一拐,脚肿得鞋都扣不上。上百人围着他分粮油。大卡车一过轰得满天灰,他大声吆喝着,口罩耷拉在下巴上。他说几天没回家了。我说那你家里人谁照顾呢。他停了好久说:“只有他们自己照顾自己了。”

    我问:“其他干部呢?”

    他说:“当时正在开会,都没跑出来。”

    “多少人?”

    “三十多人……死的太多了。”他用力地眨眼睛,胸口一起一伏,“不说了,不说了。”

    我们记录的都是生活里的片断。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在叶哥家门口坐着。有时候下场雨后太阳出来,杉树上水淋淋闪着光,雨滴在房上,汇成极细的水流在瓦间蜿蜒钻行,从残破的瓦头没遮没拦地挂下来。

    陈威不爱多说,不搭讪,他身上有股寥落的劲儿,一脸胡茬,总是稍远一坐,烧杯苦极了的野茶,听着别人说话。但我知道,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更愿意待在这儿。

    他有那么一双眼睛。

    当年拍雪灾,广州车站十几万人被困数天,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士兵拉着绳子围成一个细的通道,人群急吼吼地往里走,一个大兵喊“快点快点”。

    陈威的镜头摇过去,旁边的长官急得嗓子都劈了:“什么他妈的快走,快走就出事儿了,走稳,走稳。”

    人群到了站台上,一个姑娘拿着箱子,往车上赶,眼看着到了跟前,摔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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