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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想象。”

    我有点懵:“我们平常接触的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学生,难道你没有吗?”

    “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怪这个学生?”

    哦。

    他说好感与反感是最有危害的心态:“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总是想着这个,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我说:“那很多人觉得,你只是一个生活中陪着他们的人,你并没有在教育他们啊?”

    他说了一句,当时我没有注意,日后却不知不觉盘踞在我心里:“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

    我憋不住,直接问:“那这个孩子说你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话你听了不会感到不舒服吗?”

    他笑了一下,脸上纹路很稠,说:“我把命交给他们了,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要承受了。”

    在课堂上,有时男孩子大叫大闹,甚至骂他嘲笑他,卢安克无法上课,就停下来。他说自己也有发脾气的冲动,但立刻抑制,“我受不了凶”,这个抑制比发火会更快地让班里安静下来,男孩说:“我管不住自己,你让我出去站一会儿。”卢安克就开门让他出去站着。

    我转述孩子的话:“他们说你太温柔了,如果凶一点会更好。”

    他说:“有的人他没有承受能力,别人骂他,或者对待他不好,他承受不了,所以他必须反应,本来不想打人,但因为受不了就必须打人。他控制不了自己,就是心里不自由。”

    所以他说:“我像接受淋雨一样,接受他们带来的后果。”

    我问过卢安克,为什么学生之间的攻击行为很频繁?

    “那是他们的教育方式,跟父母学的。学生也互相这样教育,他们没有看到更好的方式。”

    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

    他让学生一起画画、做音乐,一起拍电视剧,主人公是一个最终明白“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的孩子。他说:“要通过行为来学习,不是说话,说话是抽象的,不侵入他们的感受,但用行为去学习,更直接。”

    “但你觉得他们能理解吗?”

    “可能头脑想不到,但他们的头脑中都存在,他们已经接受了,没理解,但大了,他们会回忆,会理解。”

    卢安克说:“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

    那个黑脸的小皮孩,只有待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一待十几分钟,像只小熊一样窝着不动。即使别人挑衅他,他也能暂时不还手。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已经六年级,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卢安克把这些记下来拼在一起,他说,“创造本来就是乱来。”

    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

    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

    “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指着卢安克:“他。”

    做这期节目时,我和老范一反常态,只谈技术与结构问题,不谈任何内心的事。后来看她文章我才知道,她也在这过程中无数次地问自己:“我自问我为什么心里总是这么急呢,做节目的时候急,没节目做也急,不被理解急,理解了之后也急,改变不了别人急,改变了也急。为什么我心里,总有那么多的放不下,那么多的焦虑呢?”

    我问过卢安克:“你写过,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怎么叫‘太着急了’?”

    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我说:“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那人就是我,那人就

    是我。

    他说:“小学老师教了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

    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当时一惊,担心他坠入虚无:“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

    “改变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语。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

    听他说话,内心长久砌起来的砖石一块块土崩瓦解——不是被禅悟式的玄妙一掌推翻,是被严整的逻辑体系,一步步,一块块,卸除的过程。

    我问:“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在这期节目后的留言里,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有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卢安克,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一旦了解了卢安克,就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卢安克并不是要打翻什么,他只是掀开生活的石板,让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对原有的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是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这次采访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我曾以为卢安克有信仰,我直接问了,他笑了一下,说:“为了自己的灵魂和需要向神倾诉吗?太自私了吧。”

    他明确地写过,很多人的信仰是没有独立个人意识的迷信,是一种提出条件的思想——“如果我做什么,就得到什么结果”,这是一种“教育上的误会”,想要影响人类的精神,故意采取什么固定的策略是无效的。

    人们惊叹他的“神性”,这是与他最相悖之处,他认为人的内在毫无神秘可言。他在广西的山村里,把十几本德文的精神科学的书翻译成中文,就是想揭示精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破坏和脱离精神依赖并得到独立意识的手段就是相信自然科学。人们只有相信科学,才能独立思考,才能在精神方面获得自由。”

    这过程意味着人人可得。

    在这期节目的结尾,我本来有一段串场。这是节目的常规格式,通常需要点明主题,这节目报题是以关心留守儿童的主题去报的,就得这么点题收尾评论。我大概说“一个国家的未来,在小学课堂上就已经决定了”如何如何。

    梁主任在审片的时候把它拿掉了。他说:“这个人不需要为他抒情,他的行为就是他的力量。”

    年底常规,主持人都需要送节目去评奖,我说那就拿卢安克这期吧。对方好意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

    我说,送这期节目是我们对评委的尊重,如果他们有兴趣就看看,没有也不要紧。

    老范也说,许多人听说卢安克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问她,“这个德国人在中国乡村到底做了什么?有成果吗?教出了什么牛人吗?”

    她说:“我每次都难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卢安克的教育方式实在无法用常规意义上的‘标准’和‘成功’来形容。非要这么衡量的话,那么他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

    以八年前板烈小学五年级一个班里的四十六个学生为例,他们中,只有八人坚持到了初中毕业,大多没毕业就到城里打工去了,有的还没读完初一就结婚了,甚至有个父亲来找他说:“我的儿子就因为学你,变得很老实,吃了很多亏。”

    老范写:“从世俗的意义上说,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他做的事情,很可能无踪无影,悄没声息地就被吞没在中国茫茫的现实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卢安克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他很难被效仿,也根本不鼓励别人来做志愿者。

    节目播出后那个暑假,有三所大学和几十个志愿者去板烈小学给学生补课,搞晚会,来来去去。卢安克说,学生“被忘记”的状态改变了,成为“被关注后又被忘记”。他在博客上写:“请你先弄清楚:你是不是只因为我才想来?是不是期待着看到什么?如果是,你面对学生就不是真实的,对学生不可能是纯粹的,所以你也就会被他们否认。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学生,你也不一定需要选择一个已经有志愿者的学校。”

    在给老范的回信中他写过:“有很多其他的人被学生吸引到这里,但他们都没有留下来。为什么呢?他不可能留下来,是因为他与当地之间没有了命运关系。”

    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收到上千封的信件,博客点击量骤增,每天十几万。

    卢安克说那些来寻找他的人“一下子要求我离开学生去休养,一下子要我写什么,要我带头什么”,他不得不躲到学生家去,因为“我午睡的时候随时都有一位陌生人坐在我的床头等我醒来”。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要嫁给他的陌生女性。有人写“我不敢想象你在你的学生和理解你的人心目中有多么伟大”,想在他身边生活半年,研究他这个人。

    他回信说:“我不要你们关心我,我要你们关心我的教育方法。”

    她来信说:“我不太理解你的教育方法,但非常理解你。”

    他写过:“我最害怕的是崇拜者,因为崇拜基于的往往是幻想。崇拜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望。”

    也有记者短信我:“请告诉我卢安克的电话,我要给他一个版来报道他,帮助他。”

    我回信说:“他有公开的邮件地址,你先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再说吧。”

    他自信满满:“不,我直接电话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我写:“他没电话,另外,我觉得还是尊重他的意愿。”

    他回我:“那我去找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我没有再回了。

    过了半小时,他又发短信来,说已经登上火车,留下余音袅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还有次开会,碰到一个人,带点诡异的神色说:“你做了卢安克的节目?”

    我说:“是”。

    饭桌上他坐我对面,忽然把脸凑近来,耸着肩,带着狎昵的口气极轻地说:“我觉得他是个恋童癖。”

    一只流浪猫探头探脑地走过来,想找点吃的。他突然站起来,暴喝“滚,滚”,圆瞪着双眼冲过去,把猫赶了出去。

    卢安克半合法的身份开始变得敏感,他暂时关闭博客,声明自己没有取得志愿者与教师资格。但这引起了更大风波,媒体认为当地政府要驱逐他,舆论的压力很大。

    我写信询问情况,征得他同意后,在博客里作了说明——他在板烈的生活和工作正常,没有离开中国,也没有被要求离开学校。他希望媒体和公众“千万不要给广西公安厅和教育部门压力”,他“需要的身份”也正在解决当中,希望不要再有人去板烈看他。

    我在信中问他,我们是否能与当地政府联系,沟通解决他身份的问题。

    他说很多人都试图帮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非常规渠道,因为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

    这话刺动我,我感到茫然,不知要怎么做,只能等待。

    更多的媒体开始介入这件事,认为向广西政府与公安部门施压可以让卢安克的状况变好,河池官方不得不派电视台到板烈小学拍摄卢安克的生活,来澄清驱逐的传言。

    日后我看到卢安克在博客里写:“现代社会人的追求就是想要有保障,对一切的保障。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人们马上就要找一个负责人,让上级负责任。上级就很紧张,怕出事,所以要管好一切,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反过来说,我们为什么要提那么多要求?偏偏这些要求给我们带来的是不自由。”

    二〇一〇年,为了避开这种状态,卢安克离开板烈小学,暂时回国,很多人嗟呀欷歔。不过,春节后知道他以旅游签证重回板烈,我并不意外。

    二〇〇四年,他在板烈曾经出过一次车祸,农用车轮子脱落,车从几十米的山坡滚下去,差两米就要掉进红水河,被一棵巨树挡住。一个朋友死亡,而他的脊柱压缩了三厘米,日后才慢慢恢复。

    我问过他,这样的结果一般的人会承受不了的,对吧?

    他说,如果承受不了能怎么样呢?

    “会选择走的。”

    “离开就不会再有车祸吗?”

    我本能地说:“但最起码不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贫穷的地方,和得不到医生的地方。”

    “我觉得这次车祸就把我的命跟这个地方连得更紧了,走了就没有命了。”

    他还会回来,是因为他要陪伴春节父母不回来的孩子。我问过他:“他们会长大,他们会离开这个学校,离开你。”

    他说:“当然,都会过去。”

    “那你怎么办呢?”

    “没有考虑以后的,不考虑那么多。我考虑那么多,活得太累了,反正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也值得,没什么遗憾。”

    最理解他的人是他的学生。学生说过:“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

    知道他回到板烈后,我写信对他说:“因为我们的报道,才对板烈的孩子和你的生活造成了这些没有想到的不良影响,对不起。包括我在内,很多人从这期节目中受到好的影响,但与不良的影响相比,这种好的影响好像显得很自私了,以至于我都不能开口向你表示

    感谢。”

    他回信说:“其实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学会和发挥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会学会。”

    我没有再回复这封信。

    我再没有可以说给他的话。他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去知道自己是多么重要,他说过:“以为自己的名字能给别人力量,是最坏的一种幻觉或者邪教。”

    我也没有什么困惑要向他请教。他一再说:“很多人需要我告诉他们一个怎么样才正确的生活,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假如我知道那么多,这些积累的知识也只会阻碍我的行为。如果一个老师不理睬自己的感受,仅仅根据知识去做,这会让学生感到虚假。怎么会有对和错的事呢?根据自己的感受去做,这就是对的吧。”

    他写过,“感受”不是欲望和情绪,没有“要达到什么”的动机,只是“诚实和持续不断地对事物平静观察”。卢安克要的不是别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让人从“非人”的社会经验里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自己。人们不需要在他那里寻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饱含的人性。

    我没有写这封回信,还有一点,是怕我一旦非要写什么,我会不由自主地写下对他来说毫无必要的感谢……曾有过无数次,在被自身弱点挟持的时候,我挣扎着想以“卢安克会怎么做”来脱身。改善常常是不可能的,但多多少少,因为他的存在,我体会到了一些从没想过、未曾明白的东西——把自我交付出去,从此就活在命运之中的必然与自由。

    节目播出三年之后,二〇一二年,我收到卢安克的信件,他寄给我一份跟孩子一起拍的电视剧,说希望留给有愿望的人,“我可能没有机会继续跟我的学生做事。”

    在二〇一〇年,他与一位认识八年的中国女志愿者结了婚。我祝贺他,他回信有些低落:“既然我同意成家,那我就要跟着老婆走。虽然我感觉到,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孩子,板烈就是我的家,但我不能要求老婆也这么看。她有她的梦想和需要,我不能不理她。我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这些。”

    这话里有些让我不解。再问才知在成家时,双方原想一起在山村里为留守儿童做事,但是时间推移,妻子有了对生活另外的愿望,希望他离开农村,去杭州一家工厂上班。

    我从没把世俗的事情与他联系在一起,意料之外,但转念也觉得是情理之中,“家庭的温暖和情感,一定会是另一种安慰吧,也许还有未来作为父亲的感受。”

    他没有直接回答,说他如果离开学生,“心都死去了”。

    “那么,有一个问题,请原谅我问得直接一些,在上次我采访你时,你曾说过,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一旦走了就放不开的’‘一个人属于另一个人的爱情’。那么,现在对你来说,你的看法改变了吗?如果我的问题太私人,请你不用回答就是。”

    他没有直接回答,只说:“我已经不是一个单身汉,已经不可以根据我一个人的想法来决定事情。真是对不起。”

    我们在板烈再见时,卢安克穿着跨栏的背心,晃晃荡荡从稻田边上走过来,瘦了些,笑起来眼纹深了,淡金的眉毛已经发白了,整张脸上几乎只有浅蓝的眼睛有颜色。我问“你好吗”,他说“也好,也不好”。

    四面人多,不好说话,他带我去了山上一个学生家,是班上最沉默寡言的小孩,叫小罗,与智障的哥哥同班,父母打工,他们相依为命。小罗一进门,先找盆淘米,拿一把扳手,在电饭锅坏的按钮处拧了几把,把饭做上了,山里人家来了客都是这样。

    猪圏旁有一丛小西红柿,才成人指甲盖大,他俩往下摘,我问:‘这么小能吃了就?”卢安克说:“这更有味道。”递给我一个,我在衣服袖子上擦了擦,尝尝还不错。家里没有别的菜,只有桌上放着一些扁豆,有些日子了,我们把卷边的角摘了,打算跟小西红柿炒在一起。卢安克与上次我见到时有些不同,满腹心事,把豆角一只只掰断,我埋头摘了一会儿,说:“我一路上想着你这次恐怕跟以前心情不太一样。”

    他说是。

    我扔了一把豆角在铝盆里:“难道有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回来吗?”

    他不看我,“我担心有这种可能。”

    我抬起眼,“记得上次采访的时候,你说这个地方有你的命,你要是离开你的命就没了?”

    “从心里来理解是这样的。”

    “你理解你妻子吗?”

    他说:“理解,她是女人。”我听见旁边老范和编导蚂蚁齐叹息。

    他起身劈柴生火,准备炒菜。我问他:“怎么跟他们解释呢?跟孩子?”

    他点着火,烟窜了出来,“就给他们说,那个是我老婆的选择。”

    “他们能接受吗?”

    “他们不接受。”

    静了一会儿,他问我:“但我怎么处理?”

    我怔住了,没回答,也没说不知道。我从没想到过他会问别人他内心的困惑,我被这个困惑之深惊住了。

    他起身劈柴,蹲在地上,左手扶着柴火,右手小铁斧一下一下劈开缝子,嵌进去的斧子拉起木头来再用力剁下去,我蹲在附近捡碎片,拢进火里。老范说看回放的时候,很长时间,都只有劈柴在火里烧裂时毕剥的声音,和溅出来的几星火烬。

    这次的采访全部是卢安克的安排,他挑选的地点、时间,他让我们拍烈日下刚收割完的稻子,拍小罗家边上的晚霞,我们想选择更好的时间,他坚持:“不拍天要黑了。”他甚至写了采访的提纲,手里攥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中文和德文交织密密的字,“我怕我自己忘了什么。”

    我没见过他这么失稳,也没见过他这样在意。

    我采访的孩子中,有一个扮演电视剧主角容承,其他老师说他在班上最调皮,常带着男孩们闹事,被称为“老大”。他接受采访时有些紧张,拿着饭盒的勺子僵坐在桌边,要求卢安克一定要在边上。

    我问了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演容承?”“觉得他性格是什么样的?”……他都说“不知道”,几个问题下来,我看他是真不知道,带了一点放弃的感觉,转头对卢安克说“可以了”。

    孩子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捂着肚子倒在桌子上。我说怎么了这是,赶紧看他,他说肚子疼。疼得枕在胳膊上,一只拳头按着自己胃。

    我以为他是吃饭时说话着凉了。倒杯热水给他,他不喝,问他要药吗,他摇头。

    卢安克蹲在他身边,抚摸他的背,对他并不说什么,跟我说了一句“我做德语口语翻译的时候,也会肚子疼”。

    我明白他指什么,但不确定,俯身对孩子说:“是因为我的问题给你压力了吗?如果是,那我真的对不起了,韩运。”

    他埋在胳臂里摇头,“不是”,挣扎起来,脸上还挂着泪水,但表情毅然,“你问吧”。

    是他这一句话,让我觉得,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蹲在孩子身边,不看我,轻声谈:“这里是农村,自然的力量很强,叫他爬山,他什么山都爬,但叫他反思自己的一些问题他会很痛苦的。”

    卢安克陪他回了宿舍,老范看我的神色,知道不理我为好,带着大家去拍外景,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六年级教室里,气恼不已,“三年了,三年了我还在犯错,我怎么这么蠢,我又问错了。”我心里知道,是我心里那点放弃他的想法,流露在了脸上,男孩觉察了。

    坐了半个小时,我绞着手,下去吃饭,小潘老师杀了一只鸭子熬了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大家都坐定了,卢安克在他旁边给我留了把竹椅子。吃了几口热的,我缓过来点儿了,背地里我问他:“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

    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有半天的时间,卢安克带着我们组和韩运走了三个小时山路,去爬山,在刚下过雨的小山涧里捉螃蟹,躺在草地上,一直到快日落。他说不用去安抚和沟通什么:“跟他沟通没有用,跟他一起行动有用。创作就是这个道理,一起做某一件事,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

    孩子家里每人都有一张自己参与的电视剧DVD,看过了无数遍,还是嘻嘻哈哈又看一遍,遇到同学再看一遍,说起一起偷吃大米或者烂泥巴埋到下巴的细节,是真快乐。我们被招待吃了三顿饭,杀了一只鸡,孩子在水龙头底下洗内脏,卢安克蹲着给他打伞。临走时韩运又拿出中午剩下的饭和碗筷继续留人,只为了拖延点时间和卢安克多待一会儿。

    卢安克说不吃了,孩子不吭声,坐在了门口凳子上。

    卢安克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背,柔声说:“再见。”

    韩运没抬头,卢安克出了门。

    我们收拾完东西,出门的时候对孩子说:“再见。”他还是没有抬头,也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小潘老师说他哭了。

    拐过一个弯,卢安克站在那里,看着夕阳快下的山,一动不动地站着,事后他告诉我,离开孩子时他也哭了。

    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在离开之前他要交托于人,留下一样东西来替代他:“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可以给他们归属。”

    当年我们采访的六年级学生,现在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会加入帮派,卢安克说这是一种归属的需要。他在信中提到一个在非洲塞拉利昂参加内战的十二岁小孩,杀了很多人,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吸毒。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解释:“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

    他说这跟留守儿童的情况是相似的,只不过极端得多,夸张得多,“中国的社会没有那样的背景情况,但中国的留守儿童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

    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在通信中,我们曾谈到,“创作”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成是一种“手段”——用来吸引孩子学习更多的手段,或者一种学习之外的调节。好像生活中总有一个伟大庄严的目的,一切都为这个目的服务。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服务于一种意志吧,当这个意志让你去改造世界时,你要具有改造需要的知识。而创作在卢安克不是手段,就是归属本身。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入,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却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采访结束后,卢安克说他已经满足,现在可以去满足妻子的愿望了。“承受新来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说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意味。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使命,这个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么结果,也许过了几年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你想检验自己?”

    他好像触动了一下,说对。

    我说那你害怕那些对你有期待的人会失望吗。

    他说:“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会有希望。”

    当时暴雨初晴,强光照透了天地,我说:“人生的变化很多,也许三年后我们会再见,再谈一次,谢谢你。”

    他微笑,说:“也谢谢你。”

    采访完第二天,卢安克离开板烈,去了杭州,进了妻子联系的工厂,一个星期后他辞职,因为手续问题,去往越南,等待命运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作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有人以为那是超能,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在我写到这里时,他仍然在越南,身处在语言不通、无法工作的边境。除了保持与他的通信,我也没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场最后的采访,是在山间高处一片梯田里的水泥储水台上,开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里有一把破旧的大遮阳伞,是前几天收麦子的农民留下来的,卢安克把它张了起来,足够我们几个、加五六个小孩子、还有一个看热闹的老农民容身。小罗站在我身边,帮我拿着本子,两手抱在胸前。雨下了好一会儿,从伞檐上穿了线,山明一会儿,暗一会儿,大家紧靠着,面向各方自看暴雨里青绿的田野,很久,有一点金光从东山破过来,乌青的云滚动奔跑,相互推移,雨就要过去了。

    就是此时的感受,让我想起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在这期叫《告别卢安克》的节目结尾我说,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药家鑫用这双弹钢琴的手刺死了张妙,他的未来也从此熄灭。“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很大程度上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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