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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小说网 www.qqxsw.mx,贞观政要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用正直的人而废弃邪恶的人,百姓就心服归顺。’如今圣上推崇的治国原则,确实体现了政教的根本,极尽至公的要义,可以用来囊括宇内,教化天下。”太宗说:“这正是我所想的,但我怎能只对你们说说而不去实行呢?”

    长乐公主是太宗文德皇后所生。贞观六年将要出嫁,太宗敕令有司陪送的财礼,比当年高祖之女永嘉长公主出嫁时高出一倍。魏徵上奏说:“以前东汉明帝准备封赏他的儿子,说道:‘我的儿子怎么能跟先帝的儿子得到同样多的封赏呢?参照先帝之子楚王、淮阳王的一半去封赏吧。’以前的史家以此作为美谈。现在皇帝的姊妹称为长公主,女儿称为公主,既然在前面多了一个长字,那么就说明要比公主的身份尊贵,虽然在感情上不尽相同,可是道理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公主的礼节逾越了长公主,道理上恐怕是不妥的,希望您能够三思。”太宗十分赞同。于是将这些话告诉了皇后,皇后听完赞叹道:“曾经听说您对魏徵十分敬重,可是对于其中的缘故知之甚少,现在听到他进谏的这番话,可见他能够用道义来抑制帝王的私欲,真是国家社稷忠臣啊!我和您结发做了夫妻,承蒙您的敬重礼待,情深意重,每当有话要说的时候,也要察言观色,尚且不敢轻易触怒您的威严,何况作为臣下,和陛下情谊疏远、礼仪相隔呢?因此韩非子将此称为‘说难’,东方朔将其称为‘不易’,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拥有家国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如果能采纳这些忠言,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如果杜绝这些忠言,政局就会混乱不堪,我希望您能够仔细体会其中的含义,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于是,长孙皇后请求太宗派遣中使带五百匹锦帛送到魏徵家中赏赐他。

    刑部尚书张亮因谋反罪被关进监狱,唐太宗下诏,命令百官商议惩处他的办法,许多人都说张亮应该杀头,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上奏说张亮谋反的证据不足,应赦免其无罪。但唐太宗当时正处在盛怒之下,竟把张亮给杀掉了。不久,刑部侍郎空缺,唐太宗叫宰相精心选择称职的人,可宰相多次上奏推荐人才,唐太宗都没有同意。太宗说:“其实,我已找到合适的人了,先前李道裕在拟议处置张亮的办法时,说‘他谋反证据不足’,可见此人很公平。我当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至今仍追悔莫及。”于是就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现在孜孜不倦地寻找贤才,想要把心思都用在治理国家政治上,一听说哪里有贤能的人才,就派使者前去打探。但人们还是议论纷纷,说‘那些官员都是朝廷重臣的亲戚、朋友’。但是你们做事不要因此而有所忌讳和回避,古人说,‘推举人才对内不避亲,对外不避仇’,只要推举的人是真正的贤才。唯才是举,只要是人才,即使是自己的子弟或仇人,也不可不推举。”

    贞观十一年,当时常常有宦官外出担任使者,他们欺瞒朝廷,胡乱上报情况,事情败露后,唐太宗非常生气。魏徵说:“宦官虽然卑微,但他们侍奉在天子左右,常常发表议论,容易使天子轻信,慢慢地,便造成很大的危害。现在陛下圣明,可以无此顾虑,可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可不断绝这种祸患。”唐太宗说:“不是你,我怎么会听到如此中肯的意见呢?从今以后,宦官不可再担任使者。”魏徵事后又写了一篇奏书,进献唐太宗:

    我听说国君贵在表扬善事,贬斥劣迹,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如果善事得到发扬,那么君子就会为国效劳;贬斥劣迹,那么小人就会自行隐退。亲近君子,那么朝廷不会有劣政,远离小人,则不会偏听。小人并非没有微小的优点,君子并非没有小小的差错。君子小小的过失,是白玉上的瑕疵。小人那小小的优点,则如铅刀上锋利的地方。铅刀上那一点锋利的地方能工巧匠是不会看重的,这小小的优点不足以掩盖许多缺点。白玉微瑕,好的商人不会嫌弃,小小的斑点不会妨碍白玉整体的美丽。赞扬小人的优点,而认为这是对善的正确判断;贬斥君子的过失,而认为这是对恶的正确判断,这如同认为蒿草和兰花的香味一致,白玉和顽石的质地一样,是美丑不分,善恶不辨,这也是屈原投江自尽,卞和吐血的原因。如果认识了玉石的差别,蒿兰的不同,但不能进善退恶,也是不明智的,这也是历史上郭国之所以被齐国所灭、史鱼之所以抱恨终生的原因。

    陛下聪明神武,天姿英睿,爱护百姓,广开言路。能从各种途径选拔人才,但陛下喜好贤才却不善于选择贤才,痛恨邪恶,但还没能远离小人。并且,陛下言语毫不隐讳,疾恶如仇,听到善行未必全信,听到劣迹就认为绝无错误。虽有远见卓识,但臣恐怕陛下有些地方还有不妥之处。为什么呢?君子愿意表扬别人的善行,小人专门诋毁别人的缺点,如果听到劣迹就确信无疑,那么就会助长小人的气焰。听到善行就怀疑,那么君子会很失望。为了国家的利益着想,急于进用君子而斥退小人,结果反使君子受怀疑,小人得志,那么就会君臣失序、上下隔阂、国家混乱。哪里还称得上政治清明呢?并且,世俗之人,缺乏深思熟虑,喜欢搬弄是非。一般而言,我们把戮力同心做好事称作同德,把一起参与做坏事称作朋党。可现在清浊同流,善恶无别,把奸邪的人视为诚实正直,把同心同德的人称作朋党。被称作朋党的人,他们的言行就不被信任;被称作诚实正直的人,那么他们的一切都是可取的。这就是为什么陛下的恩德没有散布臣子中间,臣子的忠诚没有传达到朝廷上的原因。地位高的大臣们不敢矫正朝廷的偏差,地位低的臣子们又不敢指出来,于是这种做法就形成风气,对国家极为有害,这足以助长奸邪,扰乱视听,如果不断绝这种风气的根源,将贻害无穷。幸运的是,如今国家还没有出现大的祸害,这完全归功于陛下的深谋远虑,国政现在虽然有所偏差,可是必然能够改正。如果现在遇到小的祸害,不加以制止,任由其发展,将来定会悔之莫及,这样的话,既不能将社稷传给后代,又拿什么作为后世的楷模呢?扬善除恶,有利于人,以古为鉴,有利于己。照容貌,要用平静的水面做镜子;照自己的德行,要以前的圣哲作借鉴。如果能以古代圣明的帝王为自己的借鉴,那么自己行为的善恶就一目了然,何须史官的评判,何须百姓们的议论,帝王自然会功勋卓著,声名远扬。国君追求的不正是这样吗?

    我听说,若论道德的崇高,没人可以超过黄帝、尧帝;若论仁义的深厚,没人可比得上舜帝、大禹,如果要追慕黄帝、唐尧的风范,追上虞舜、夏禹的业绩,只有推行道德仁义,择善而从。如果不能选拔有才能的臣子,而把政务委托给凡庸的人,他们没有眼光和胸襟,必然会使国家的大体丧失殆尽。如果严刑峻法,以控制天下的百姓,要想无为而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圣贤的国君治理天下,移风易俗,不用严刑峻法,只是推行“仁义”二字,没有“仁”就无法广泛地在天下施行,没有“义”就无法端正自身,用“仁”来向天下人施行恩惠,用“义”来端正自身,这样,国家政务就可以不严酷而达到太平,教化就可以不严峻而有所成就。仁义是治国的根本,而刑罚是治国的辅助手段。用刑罚来治国,就像赶马车用鞭子,百姓们都已服从教化,那么刑罚就没有地方可施行了;马能自觉地尽力奔跑,那么鞭子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由此可见,刑罚不能使国家太平,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所以王符在潜夫论中写道:“帝王的治国之道没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了。百姓有自己的本性、情感,行为、风俗。本性、情感是根本;行为、风俗是枝节。因此圣明的君主治国,崇本抑末,顺应民心,从而矫正他们的行为。百姓本性纯正,那么奸邪之念就不会产生。所以有着上上智的圣人,无不关注和教化民心,所以说:‘听百姓的心声,顺从民意,是为了让百姓没有意见。”君王用礼去教化百姓,使他们本性淳厚,明白他们的心愿。百姓相互爱护,坚守仁义之道,那么就不会彼此伤害怀疑。这些都不是刑罚能够办得到的,只有依赖教化之功。圣人崇尚道德礼仪,轻视刑罚,所以舜命令契推行五教,可是后来又让咎繇设置了五种酷刑。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制裁百姓的短处和错误的,而是用来防范邪恶、补救祸患、约束邪恶从而使其纳入正道的。人们受到好的教化,就会怀有君子之心;受到恶政的统治就会产生邪乱之意。所以好的教化对于人民的作用,就像酿酒工匠手中的曲酵一样。全国的老百姓就像温室里有待发酵的豆麦,怎样发展变化,全在于治政者的善恶啊!遇到好的官吏就心怀忠信而言行仁厚;遇到坏的官僚就心怀奸邪而言行浅薄。人们都忠厚了,就可以使国家太平;人们都浅薄了,就会导致国家危亡。因此,圣明的君主都致力于德化而鄙薄酷刑。德,是用来要求自己的;威,是用来管束别人的。人生在世就像炉中化金一样,铸出来的东西的方圆厚薄全在于模子的形状啊!因此,世事的善恶,风俗的厚薄都取决于一国之君。治世的君主如果真能使普天下的人民都怀有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意,有奉公之善而无奸邪之恶,那么淳朴的风俗就又可以出现了。”后来的帝王虽然不能这样崇尚仁义,也应当慎重地运用刑典,力求公正无私,所以管子上说:“圣君用法度礼仪而不用酷刑奸智,用至公之道而不用营私之心。”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治理好国家。

    贞观初年,国家的法令一视同仁,人民如果有违法乱纪的,都依法严办了。即使断案有轻有重,朝廷听到臣下议论,无不欣然接受意见。百姓知道皇帝惩罚他们并非出于私心,所以都心悦诚服;臣子看到自己直言进谏并没有触犯龙颜,于是也更加尽职尽忠。可是近年来,您处理政事慢慢变得严苛,即使仍有网开一面之心,但是仍然过分苛刻地审察,常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事物、做出取舍,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赏罚的轻重。对于自己喜爱的人,即使罪过再大也会网开一面,寻找各种理由为他开脱;对于厌恶的人,即使过失非常微小,也会挖空心思加重他的刑罚。执法失去了准确的定罪法则,凭着自己的心情和好恶来减轻或者加重罪名;臣子如果直言进谏,就会被怀疑是结党营私,欺瞒圣上。因此受冤枉的人有口难辩,知情的官员不敢直言。不去想如何使他们心服,反而只是强逼他们闭嘴,这样一来,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另外,五品以上的官员犯罪,曹司必须上奏圣上。这样做的本意是想明察真实的情况,从而酌情减刑;可是现在却是一味探求小节,甚至有些反而加重了刑罚,致使掌管司法的官员加大了对那些犯法官吏的打击,甚至因为自己的打击力度不够而深感遗憾。有的事情并没有重罚的法律规定,就在法律之外寻找理由重罚,十有六七都是这样做的,所以近年来犯法的官员都害怕被皇帝知道,一旦得知自己被交付司法纠察的部门,都觉得侥幸。这致使告讦的人接踵而来,加大治理却不能平息,君主在上面按照私心办事,官吏则在下面心怀欺诈,过于追究细节,不顾大体,对一个人处罚,却引起了众人的营私舞弊,这是与刑罚的公正背道而驰的,背弃了大禹对罪人哭泣的初衷,这样却希望人们和睦相处,使诉讼平息,是办不到的。

    所以体论上说:“奸淫盗窃,是百姓所痛恨的。我顺从百姓的心意处罚他们,即使过重,百姓也不会认为残暴,这是因为我是出于公心的缘故。怨旷饥寒,也是百姓所痛恨的,为了摆脱这种境遇而触犯法律,我体谅他们而宽大处理,百姓也不会认为是偏私,这也是因为我是出于公心的缘故。法律重处的是百姓憎恶的事物,从轻处罚的是百姓所怜惜的。所以应该奖赏微薄却能鼓励善行,减轻刑罚却能禁止奸邪。”这样说来,刑法如果是出于公心的,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量刑过轻也是可以的。如果刑法是出于私心的就没有好处了,量刑过轻就会助长奸恶,量刑过重就会伤害到善良的人。圣人实施刑法都是出于公心了,然而仍然担心有不完善的地方,于是就加上教化来补救,这是古代的人所关注的地方。后世治理刑狱的人却并不这样做;还没有审讯有罪的人,就已经先主观臆断,到了审讯他的时候,就将预先想好的罪名强加给他,并且将这种行为称为有才能;不探究犯人犯罪的原因,却生硬的将其分类,按照皇帝的旨意作为处罚标准,却将这种行为称为忠心。为官有才干之名,事主有忠诚之称,那么名利都会随之而来,这些人再驱逐百姓陷入法网,有这样的风气存在而想要使国家的道德教化纯正、隆厚,恐怕是很难的。

    凡是审理案子,都要按照父子的亲情,依照君臣的情分,权衡轻重先后,测量深浅程度。展现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将忠君爱民之心发挥到极致,如果有疑问就和大家一起商讨。存在疑问就从轻量刑,这就是对刑法的慎重。所以舜告诫咎繇:“你作为一名官吏,在量刑的时候要心存怜悯。”又规定一个案子要经过群臣、群吏、万民三次审讯,大家都认可了,才能定罪。可见,律令必然也参有人情。所以左传说:“大小案子,虽然不能明察,但肯定有人情的因素在里面。”但是,那些世俗苛刻、不知变通的官吏,用人情来获取财物,对有人情案子就放宽处理,对于仇人,就加以陷害。为什么世俗小人的人情和古人宽大为怀的情感有着天壤之别呢?主管部门因为这样的人情而对司法官员们产生了怀疑,天子又因为这样的人情而对主管部门产生了怀疑。这是君臣之间上下之间在互相怀疑,这样却想要群臣树立节操,尽忠为国,那就太难了。

    凡是审理案件的情形,必须以犯罪事实为主,不严刑逼供,不节外生枝,不以牵连的头绪多来显示审判者的聪明。所以要对检举弹劾的法律加以修正,多方取证,广泛调查,是为了弄清事实,而不是要掩盖事实;多方调查,听取意见,是为了不使狱吏徇私枉法的奸计得逞。孔子说:“古人审理案子,是为被告的人寻找生存的理由,今天呢,是千方百计地要将其置于死地。”所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任何案件都要定罪,施展手段强加罪名的情形就出现了。淮南子上写道:“沣水有十仞深,可是把金铁放在里面也看得见。如果水不清或者很浅,鱼也不会在里面生存。”所以,作为上司,把苛刻当做明察,把功多当做明智,把刻薄下属当忠心,把诽谤他人当功劳,这就像一张大皮,虽然很大,但用来制造用品,就得裁开使用。赏赐应该从重,处罚应该从轻,君王应宽厚为怀,这是历代帝王普遍的治国之术。刑罚轻还是重,恩遇厚还是寡,被人感念还是嫉恨,这两种做法的效果,怎可同日而语呢?法律,犹如国家的准绳和天平,天平是用来称重量的,准绳是用来测定曲直的。法律贵在宽大公平,而判人之罪却极其严酷如今法律轻重全由人的喜怒而定。这就等于舍掉准绳来端正曲直,抛开权衡来确定轻重,怎能不令人迷惑不解呢?诸葛亮只是小国蜀国的丞相,他还说:“我的心是一杆秤,不能因人而使标准有别。”更何况大国的君主呢?在天下升平的时候,怎能随意放弃法律的公平,让老百姓心生怨恨呢?

    陛下有时做的一些小事,不想让别人知道,就以威严和权力压人,以此来消除舆论。只要做得对,让老百姓知道又何妨呢?如果做得不对,掩盖又有何用?所以谚语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若要人不听见,除非自己不说。”做了却想不被人知,就像遮住眼睛捕捉麻雀,掩住耳朵去偷铃,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是荒唐可笑的举动。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又听说,没有永远动荡的国家,没有不能治理的百姓,国君的善恶是根据教化的厚薄而定的,所以大禹、商汤时天下太平,夏桀、商纣时天下大乱;周文王、周武王时国泰民安,周幽王、周厉王时遭到危亡。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尽心尽力却不埋怨别人,严于律己不苟责臣下。所以说:“大禹、商汤责备自己,故国家兴旺;夏桀、商纣怪罪别人,所以迅速灭亡。”苛责过多,与恻隐之心相违,其实是为奸邪开辟了方便之门。汉代温舒曾上书说狱吏太残酷,只可惜不被采纳,我听说过尧专门设置了进谏用的锣鼓,大禹树立了提意见用的木头,商汤有专门处罚官吏过错的史富,周武王在桌几、盘碟、盆盖上写有告诫自己要谨慎的铭文,这样做是防微杜渐,虚心接受各方意见的表现。魏武帝曹操说:“有德的君王高兴听到逆耳的忠言,他们亲近忠臣,厚待进谏的臣子,斥退小人,是希望保全自身和国家,避免灭亡的灾害。”凡是承受天命君临天下的国君,纵使做不到君臣同德、上下一心,难道不想保全自己和国家,避免灭亡吗?然而自古以来能够功成名就、建立伟业的国君,没有不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虚心纳谏、改正错误的。

    以前在贞观初期,陛下兢兢业业身体力行,虚怀若谷,谦虚待人。因为您闻善必行,即使偶尔有小过失,都可以接纳忠言规谏,每当听到直言良谏,都会喜形于色。因此只要是忠烈之士,都竭尽自己的忠诚来进谏。但近年来,四海升平,外族降服,陛下志得意满,处理事务就跟以前不同了。尽管口中高谈阔论自己如何痛恨邪恶,却只喜欢听阿谀之辞,空口说倡导直言敢谏的行为,却厌恶逆耳之言。私心渐起,公道日消,路上来往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了这种变化。自古国家兴盛与衰亡,无不因此而起。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怎能不小心警惕呢?我数年以来,每次接到圣明的旨意,都非常担忧群臣不能竭尽忠诚直言国政的得失。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发现近来臣子上书,不敢畅所欲言。如果所述之事有所出入,就只看到您批评他的缺点,而不见表扬其长处的。再加上您的地位至高无上,龙鳞难犯,臣子偶尔有机会,也不敢轻率进言,即使有时上书,也不能全部表达其意,事后再想进言,却找不到机会了。而且就算自己所说的合情合理,也未必能加官晋爵得到荣宠;但是如果万一忤逆圣意,就会落到耻辱的结局。群臣不能尽忠直言,可能就是因此而起的。即使您左右的侍从,与您朝夕相处,但遇到触犯龙颜之事,都心怀顾虑。更何况一些被疏远的下臣百姓,又怎么竭尽自己的忠恳之意呢?您曾经宣称:“臣子有事,只管前来进谏,但为什么任何意见,都希望我能采纳呢?”这其实是拒绝进谏之辞,而非接纳忠言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臣子冒着顶撞圣上的危险进谏,实则在成就君王的美名,纠正君王的过失。如果君主一听见直谏心里就不痛快,所提的建议也未必能实行,即使让臣子们尽情直言心中所想,竭尽全力辅佐帮助,仍然会担心他会恐惧而不能尽忠。如果像陛下的诏书那样,就是一方面要臣子顺从自己言行,一方面又要臣子能够直言敢谏,不知道这样臣子应该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进退呢?要想使臣下大胆进谏,关键在于君主是否真正喜好这样做。因此过去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国境之内的臣民再没有穿其他颜色的服饰。楚王喜欢细腰的美女,结果后宫佳丽很多都因节食而饿死了。像这些供耳目之娱的行为,国人尚且宁愿豁出性命去追求,何况是明君征召天下忠诚中正之士,那些忠诚中正之士不远千里来应招,必定并非难事。如果只是一句空话罢了,而没有切实实行的打算,却要想听到臣下的忠言,是万万不可能的。

    看后,唐太宗亲自写了诏书作为答复:

    我仔细看了你前后几次讽喻的奏疏,都情正意切,这本来就是我对你所寄予厚望之处。我当年生长在民间,年幼时,没有得到老师的训诫,更很少听到先哲的至理名言。正遇到隋炀帝荒淫无道,隋代分崩离析,生灵涂炭,天灾人祸,老百姓流离失所。我十八岁,就怀有拯济天下之心,投身军旅,手持刀枪,不畏寒暑,东征西讨,劳碌终日,没有一天过得安宁。幸而苍天护佑,遵守庙堂的韬略,使义军所到之处,都能所向披靡。弱水、流沙这些偏远蛮夷之地都派遣使者来进贡;风俗大相径庭的异族,也都身穿华夏服装。国家法律颁布之后,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我接管天下登上皇位,继承先帝留下的基业,休养生息,崇尚无为而治,四海升平,尘埃不起,已经十几年了。这全都仰仗众位大臣运筹帷幄,善战武将竭尽骁勇,戮力同心,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业绩。可是我是一个寡德少能的人,却享受着如此洪福,因此一想到自己肩负天下重任,忧患责任深重,于是总是担心政治得失,不能兼听四方民众的疾苦,因此常常战战兢兢,夜不能寐。我常常询问公卿大臣,甚至是下臣小吏,对人推心置腹,以希望自己能够耳聪目明,做出一番能够垂范后世的功德,将其刻于钟鼎碑石之上;让我们大唐的德行,能够永垂史册。能够协助我传播盛名伟业的人,我一直把你当成第一个。我因为自己才德微薄,愧对前世圣君明主,如果不能依靠贤明大臣的辅佐,怎么能够建立起宏功伟业呢?就好像如果不使用船和浆,怎么能够渡过大江大河?如果不依赖你们做的盐和梅,我怎能调出五味?因此,赐给你绢三百匹以示嘉奖。

    <b>评析</b>

    君王处理政事,贵在客观公正。处事不公正,奸邪之人就会有机可乘,正直之人难免蒙受冤屈;处事公正,人心归顺统一,久而久之,社会风气就会焕然一新。太宗秉公无私,主持公正,不优先照顾自己的旧部下与亲眷,减少公主的嫁妆,表现出不徇私情的平允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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