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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调动频繁,屯田之时,兵士多不肯用心,屯田亦开始废弛。”
“除此之外,边军轮戍,但边将却往往一镇数年,因此,对于手下兵卒,往往苛待煎迫过甚,克扣军饷,侵占军屯为私田,擅自挪用官军的行为比比皆是,又反过来增加了出逃边军,长此以往,边境局面方糜烂至此。”
不愧是在边境待了这么久的大臣,王翱的这番分析十分深刻,让朱祁钰都忍不住眼前一亮。
但是他的这番话,却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
杨洪黑着脸,开口道:“王大人此言,未免偏颇了,边境如今的状况,岂能全归罪于边将?”
第341章边防整饬
大明的边防军队,其实原本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体制。
太祖皇帝建国之后,对于北元的残余势力十分警惕,因此,不仅多次派兵肃清边境,追击蒙古各部,而且还设计了一套以屯田为基础的边境镇守军队。
这种屯田不是简单的让军队去耕种,而是混合了放牧,耕田,巡逻为一体的新型方式。
这套体制有两个基本的支撑点,即镇守地方的军户世代相传,以及洪武时控制的广大草场。
那个时候,在宣府和大同往北,上千里的范围内,都属于大明的领土。
因为当地的军户世代以此为家,所以屯田和草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赖以生计的产业。
在敌人入侵的时候,他们也不仅仅是作为军队在保护边境,更是在保护自己生活的家园,自然军心稳固,战力十足。
与此同时,太祖皇帝册封了十三塞王,给予了极大的自主权,以保护边境的安全。
同样的道理,因为是自己的封地,所以塞王们会好好经营,保护当地的繁荣,严防外敌的入侵。
所以在洪武时代,个个塞王对于军队的操练,屯田,放牧都十分的尽心尽力。
在这种体制下,朝廷其实不用耗费太大的精力和财力,就能够保持边军的战力持续强盛。
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
这种体制最大的缺点,就在于边军在军屯,放牧,中盐法的相互辅助下,几乎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不依赖于中央朝廷。
这是太祖皇帝留下的唯一漏洞。
既然不依赖于中央朝廷,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央朝廷对于边军的控制力直线下降。
尤其是在各大塞王具备军事,民政等各项重要权力的情况下,一旦放任他们经营数十年,乃至两三代,边境自然是稳固。
但是这些塞王们,成为完全不受朝廷控制的封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事实上,建文皇帝的削藩并不能说是错误的行为,换了任何一个人登上皇位,都不可能对这种风险熟视无睹。
只不过建文的方向虽然没有错,但是他的政治能力确实不行,自己把自己给作没了。
所以在太宗皇帝登基之后,针对边境的体制,他老人家做了一番大的调动。
太宗皇帝自己就是塞王,自然清楚,这套体制的核心在何处。
为了加强中央朝廷对于边军的控制,他先是撤销了藩王的军权,边军的控制权,被收归到了朝廷任命的边将手中。
与此同时,他将原本时代驻守边境的军队调入内地,命令内地军队轮换到边境驻守。
兵将分离,彻底杜绝了边军对于中央朝廷的威胁。
但是如此一来,边军都是轮值,对于边境其实没有什么归属感,战力自然也不如洪武之时。
而且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边军是轮值,所以没有办法持续的保持放牧。
毕竟军屯的田地就摆在那里,但是牛羊马等却是需要人长期照料的,边军几乎是隔几年就轮调一次,所以很难保持大批量的长期放牧。
不能放牧,那么关外庞大的草场就没有了任何的价值,反而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巡逻。
因此,在永乐后期,太宗皇帝放弃了大宁,开平,东胜等关外的据点,将防线后撤,希望建立新的边防秩序。
可惜,原本的秩序一旦崩坏,想要建立新的秩序,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也是太宗不断北征的原因所在。
边境的防线已经受到了破坏,所以想要保持边境的安宁,那么就只能主动出击。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和太宗一样马上得天下。
草原上的部族,总是春风吹又生,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便会迅速强大起来。
放弃了大宁,开平,东胜等关外据点之后,宣府,大同,宁夏等几个据点,就成了直面蒙古部族的重镇。
没有了这些关外据点缓冲,新的边防体系又没有建成,再加上某个太上皇好大喜功,土木之役的惨败,其实早已经埋下了祸根。
作为在边境几乎待了一辈子的杨洪,对于边军的状况,其实比所有人都要了解。
但正因于此,他才对王翱的说法不能苟同。
“朝廷任命边将统兵镇守,为的是保边境安宁,屯田耕种,本是为了缓解朝廷压力,但是这些年,朝廷一再缩减边境军费,这种情况下,若不加大屯田力度,如何保证将士们的军饷?”
“边将之中,固然有少数不轨之辈,役使边军为己用,但是这些不轨之辈,自然有朝廷巡查御史纠劾,不会影响大局,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军费不足,轮调频繁,这才导致边军战力下降。”
“若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根子上入手,增加边境军费,边境军饷充足,出逃的兵士自然会减少,边将也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操练上,提高边军的战力。”
自从正统以后,朝廷对于边境的控制加强了,但是每年拨付的军费,实际上却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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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调动频繁,屯田之时,兵士多不肯用心,屯田亦开始废弛。”
“除此之外,边军轮戍,但边将却往往一镇数年,因此,对于手下兵卒,往往苛待煎迫过甚,克扣军饷,侵占军屯为私田,擅自挪用官军的行为比比皆是,又反过来增加了出逃边军,长此以往,边境局面方糜烂至此。”
不愧是在边境待了这么久的大臣,王翱的这番分析十分深刻,让朱祁钰都忍不住眼前一亮。
但是他的这番话,却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
杨洪黑着脸,开口道:“王大人此言,未免偏颇了,边境如今的状况,岂能全归罪于边将?”
第341章边防整饬
大明的边防军队,其实原本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体制。
太祖皇帝建国之后,对于北元的残余势力十分警惕,因此,不仅多次派兵肃清边境,追击蒙古各部,而且还设计了一套以屯田为基础的边境镇守军队。
这种屯田不是简单的让军队去耕种,而是混合了放牧,耕田,巡逻为一体的新型方式。
这套体制有两个基本的支撑点,即镇守地方的军户世代相传,以及洪武时控制的广大草场。
那个时候,在宣府和大同往北,上千里的范围内,都属于大明的领土。
因为当地的军户世代以此为家,所以屯田和草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赖以生计的产业。
在敌人入侵的时候,他们也不仅仅是作为军队在保护边境,更是在保护自己生活的家园,自然军心稳固,战力十足。
与此同时,太祖皇帝册封了十三塞王,给予了极大的自主权,以保护边境的安全。
同样的道理,因为是自己的封地,所以塞王们会好好经营,保护当地的繁荣,严防外敌的入侵。
所以在洪武时代,个个塞王对于军队的操练,屯田,放牧都十分的尽心尽力。
在这种体制下,朝廷其实不用耗费太大的精力和财力,就能够保持边军的战力持续强盛。
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
这种体制最大的缺点,就在于边军在军屯,放牧,中盐法的相互辅助下,几乎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不依赖于中央朝廷。
这是太祖皇帝留下的唯一漏洞。
既然不依赖于中央朝廷,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央朝廷对于边军的控制力直线下降。
尤其是在各大塞王具备军事,民政等各项重要权力的情况下,一旦放任他们经营数十年,乃至两三代,边境自然是稳固。
但是这些塞王们,成为完全不受朝廷控制的封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事实上,建文皇帝的削藩并不能说是错误的行为,换了任何一个人登上皇位,都不可能对这种风险熟视无睹。
只不过建文的方向虽然没有错,但是他的政治能力确实不行,自己把自己给作没了。
所以在太宗皇帝登基之后,针对边境的体制,他老人家做了一番大的调动。
太宗皇帝自己就是塞王,自然清楚,这套体制的核心在何处。
为了加强中央朝廷对于边军的控制,他先是撤销了藩王的军权,边军的控制权,被收归到了朝廷任命的边将手中。
与此同时,他将原本时代驻守边境的军队调入内地,命令内地军队轮换到边境驻守。
兵将分离,彻底杜绝了边军对于中央朝廷的威胁。
但是如此一来,边军都是轮值,对于边境其实没有什么归属感,战力自然也不如洪武之时。
而且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边军是轮值,所以没有办法持续的保持放牧。
毕竟军屯的田地就摆在那里,但是牛羊马等却是需要人长期照料的,边军几乎是隔几年就轮调一次,所以很难保持大批量的长期放牧。
不能放牧,那么关外庞大的草场就没有了任何的价值,反而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巡逻。
因此,在永乐后期,太宗皇帝放弃了大宁,开平,东胜等关外的据点,将防线后撤,希望建立新的边防秩序。
可惜,原本的秩序一旦崩坏,想要建立新的秩序,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也是太宗不断北征的原因所在。
边境的防线已经受到了破坏,所以想要保持边境的安宁,那么就只能主动出击。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和太宗一样马上得天下。
草原上的部族,总是春风吹又生,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便会迅速强大起来。
放弃了大宁,开平,东胜等关外据点之后,宣府,大同,宁夏等几个据点,就成了直面蒙古部族的重镇。
没有了这些关外据点缓冲,新的边防体系又没有建成,再加上某个太上皇好大喜功,土木之役的惨败,其实早已经埋下了祸根。
作为在边境几乎待了一辈子的杨洪,对于边军的状况,其实比所有人都要了解。
但正因于此,他才对王翱的说法不能苟同。
“朝廷任命边将统兵镇守,为的是保边境安宁,屯田耕种,本是为了缓解朝廷压力,但是这些年,朝廷一再缩减边境军费,这种情况下,若不加大屯田力度,如何保证将士们的军饷?”
“边将之中,固然有少数不轨之辈,役使边军为己用,但是这些不轨之辈,自然有朝廷巡查御史纠劾,不会影响大局,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军费不足,轮调频繁,这才导致边军战力下降。”
“若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根子上入手,增加边境军费,边境军饷充足,出逃的兵士自然会减少,边将也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操练上,提高边军的战力。”
自从正统以后,朝廷对于边境的控制加强了,但是每年拨付的军费,实际上却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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