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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周朝开始，对河东士人的歧视，导致大量河东人才无法进入朝廷，最终流向了藩镇节度使，也是安史之乱的重要因素。
苏泽说道：“在古代，经济发展主要就是田产，适宜种田的地方自然就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而有了土地才能有有粮食，有了粮食才能有可以完全脱产的人口读书。”
申时行点点头，这一点已经是共识了。
而中国的粮食产区，也是随着气候和土地资源的开发而逐渐变化。
隋唐富庶的关中地区，随着关中水利设施的老旧和黄土高原过度开发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再加上气候的变化，到了宋代就到了开封地区。
而随着气候变化，粮食主要产区进一步的向南移动。
从元代开始，江南逐步开始成为天下粮食中心。
才有大明江南文教风声。
苏泽说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过在我们东南，经济基础已经变了。”
“除了农业之外，工商也成为地方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形成了一部分工商业主的阶层，他们也有能力让子女脱产读书。”
申时行点点头，其实在苏泽造反之前，江南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
工商业主甚至要比地主更富有，而江南发达的经济，也让这些工商业主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在开海之后，这种现象就变得更明显了。
商品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人都开始有了分工。
以往的乡下地主，其实日子过得也并不是很好。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买不到的。
在明代以前的时代，一个高级贵族所需要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自己势力范围内生产的。
这一点在《红楼梦》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贾府所需要的东西，都是他们府里田庄产出的，家里的奇珍异宝，也都是家里的铺子或者工坊制造进贡的。
从吃的到用的，贾府很少有东西是外购的，整个贾府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朝贡体系。
所以大部分的乡下土财主，也只能吃自己家田地的产出，偶尔才能从集市上换一些东西。
而想要过上比较丰富的日子，就需要大量的土地，这就不是普通地主能够做到的了。
在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大部分人其实反而过得好了。
只需要赚钱就可以购买到想要的东西，而所有人需要关心的就只有赚钱这么一件事，其余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交换得到。
分工，沿海地区很多人有了发展自己的时间，而不是将自己都困在乡野的土地上。
就连一些温饱家庭，也开始将孩子送入机械工坊学习成为机械师，将孩子送入算学学校学习算学，让孩子报名参加军校。
最早开放的南直隶、浙江、福建三省，就最早进入到了这种状态。
苏泽说道：“其实江西本来也是科举大省，甚至一度超过福建。”
申时行点点头，江西科举也是很厉害的，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严嵩严阁老，就是从江西卷出来的进士。
“但是农业时代的科举，参与的人再多，也比不上现在的吏员考试。”
申时行也点点头，一个文教很好的县，一届能考出来一两个举人就不错了，而苏泽当年在南平参加乡试，前几届都没人能中举。
一座县城，在家读书参加科举的人，最多也就在只有一百人左右。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松江府下的一个县，算术学堂三个月速成班，只要有些算学基础和识字的都可以报名参加，一年就能培养几百个能写能算的学生。
而这些人，都只是参加户房和工房有关的吏员考试的学生，因为只有这两房吏员考试最侧重于算学。
所以吏员考试开始后，江西本地的读书人不是竞争不过外地人。
而是本地人想要考的都已经考上了！而剩余的岗位都被从三省来的考生占据了。
苏泽说道：“现在已经不同了，如今各地发展，除了农业基础之外，城市的交通、位置、矿产，都是影响整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申时行点点头，这些确实都是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苏泽话锋一转说道：“但是文教也不完全是经济作用，也是当地文化传统和教育投入有关系，经济也只是客观因素。”
申时行也点头赞同。
苏泽说道：“而且我说的，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并不是各地主观的发展动因。”
主观客观的辩证法，这也是苏泽多次撰写文章发书阐述是过的理论，申时行这些东南的高级官员都研究过。
在影响一个地方的发展因素中，客观的就是自然禀赋和区块位置，这些都是没办法改变的。
但是当地执政主要官员的主观想法，也确实能影响地区发展。
这就是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发展。
申时行在担任教育大臣之前，是松江府的知府。
作为东南发展最迅猛的府，松江府的发展就是这个辩证法的最佳阐释。
比如松江府下的上海县，就是依靠前后几任主官的大力发展，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从一个不到十万人的小县城，迅速发展成仅次于松江府甲县华亭县的第二大县。
甚至在港口、码头和证券交易中心在上海县建立之后，上海县隐约有超过华亭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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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周朝开始，对河东士人的歧视，导致大量河东人才无法进入朝廷，最终流向了藩镇节度使，也是安史之乱的重要因素。
苏泽说道：“在古代，经济发展主要就是田产，适宜种田的地方自然就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而有了土地才能有有粮食，有了粮食才能有可以完全脱产的人口读书。”
申时行点点头，这一点已经是共识了。
而中国的粮食产区，也是随着气候和土地资源的开发而逐渐变化。
隋唐富庶的关中地区，随着关中水利设施的老旧和黄土高原过度开发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再加上气候的变化，到了宋代就到了开封地区。
而随着气候变化，粮食主要产区进一步的向南移动。
从元代开始，江南逐步开始成为天下粮食中心。
才有大明江南文教风声。
苏泽说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过在我们东南，经济基础已经变了。”
“除了农业之外，工商也成为地方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形成了一部分工商业主的阶层，他们也有能力让子女脱产读书。”
申时行点点头，其实在苏泽造反之前，江南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
工商业主甚至要比地主更富有，而江南发达的经济，也让这些工商业主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在开海之后，这种现象就变得更明显了。
商品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人都开始有了分工。
以往的乡下地主，其实日子过得也并不是很好。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买不到的。
在明代以前的时代，一个高级贵族所需要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自己势力范围内生产的。
这一点在《红楼梦》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贾府所需要的东西，都是他们府里田庄产出的，家里的奇珍异宝，也都是家里的铺子或者工坊制造进贡的。
从吃的到用的，贾府很少有东西是外购的，整个贾府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朝贡体系。
所以大部分的乡下土财主，也只能吃自己家田地的产出，偶尔才能从集市上换一些东西。
而想要过上比较丰富的日子，就需要大量的土地，这就不是普通地主能够做到的了。
在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大部分人其实反而过得好了。
只需要赚钱就可以购买到想要的东西，而所有人需要关心的就只有赚钱这么一件事，其余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交换得到。
分工，沿海地区很多人有了发展自己的时间，而不是将自己都困在乡野的土地上。
就连一些温饱家庭，也开始将孩子送入机械工坊学习成为机械师，将孩子送入算学学校学习算学，让孩子报名参加军校。
最早开放的南直隶、浙江、福建三省，就最早进入到了这种状态。
苏泽说道：“其实江西本来也是科举大省，甚至一度超过福建。”
申时行点点头，江西科举也是很厉害的，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严嵩严阁老，就是从江西卷出来的进士。
“但是农业时代的科举，参与的人再多，也比不上现在的吏员考试。”
申时行也点点头，一个文教很好的县，一届能考出来一两个举人就不错了，而苏泽当年在南平参加乡试，前几届都没人能中举。
一座县城，在家读书参加科举的人，最多也就在只有一百人左右。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松江府下的一个县，算术学堂三个月速成班，只要有些算学基础和识字的都可以报名参加，一年就能培养几百个能写能算的学生。
而这些人，都只是参加户房和工房有关的吏员考试的学生，因为只有这两房吏员考试最侧重于算学。
所以吏员考试开始后，江西本地的读书人不是竞争不过外地人。
而是本地人想要考的都已经考上了！而剩余的岗位都被从三省来的考生占据了。
苏泽说道：“现在已经不同了，如今各地发展，除了农业基础之外，城市的交通、位置、矿产，都是影响整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申时行点点头，这些确实都是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苏泽话锋一转说道：“但是文教也不完全是经济作用，也是当地文化传统和教育投入有关系，经济也只是客观因素。”
申时行也点头赞同。
苏泽说道：“而且我说的，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并不是各地主观的发展动因。”
主观客观的辩证法，这也是苏泽多次撰写文章发书阐述是过的理论，申时行这些东南的高级官员都研究过。
在影响一个地方的发展因素中，客观的就是自然禀赋和区块位置，这些都是没办法改变的。
但是当地执政主要官员的主观想法，也确实能影响地区发展。
这就是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发展。
申时行在担任教育大臣之前，是松江府的知府。
作为东南发展最迅猛的府，松江府的发展就是这个辩证法的最佳阐释。
比如松江府下的上海县，就是依靠前后几任主官的大力发展，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从一个不到十万人的小县城，迅速发展成仅次于松江府甲县华亭县的第二大县。
甚至在港口、码头和证券交易中心在上海县建立之后，上海县隐约有超过华亭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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