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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流寇乱天下
自寇之起于崇祯之三四年也，不过饥寒之民，啸聚山谷，所谓寇也。此五六七年间，放劫千里，出没无方，此则所谓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后，则不然矣，非复草贼行径矣。又十四五年后，则不然矣，非复窃据行径矣。夫当其作难之始，为剿为抚，固亦易耳。奈当事者寡识，竟无成策可慨也。初时握兵者，尚犹中智以上，非无战胜之威也，乃卿大夫局外易言，刻期责效，终未有成功。迨至话言有间，任用勿专，劫代毅，括代颇，始之以贪鄙之熊文灿，肆虐生灵，继之以用穴七杨嗣昌，诖误军事。于是中原陆沈矣。元恶既憝，盈庭狠顾。陈睿谟龙钟也，宋一鹤乳臭也，格例缘夤，草草推用，节制无术，将不知兵，兵不能兵。非惟是也，兵之厉民，更甚于贼，而楚事乃复大裂矣。是故民怨天怒，饥疫频仍，同类相合，人死如乱麻。于是李自成起而乘之。据中原，吞江汉，袭三秦，凌晋跻蜀，则民心使然也。夫敛重而民穷，民穷而盗起。此自古皆然，岂待智者而后知哉。明朝制度详严，内重而外轻，君尊而臣卑，法相绳，权相制，虽有奸臣，不能作大逆；虽有豪杰，不能建奇功。然而取民之制甚烦，养民之制甚略。遇闻先臣冯琦之言曰：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不在大臣，不在藩镇敌国，他日所为国家忧，惟在宫府之隔、闾合之匮耳。忆丙子岁予道淮上，见一父老谈流寇事云：此寇不速除，且与国家相终始。既而归里，从士大夫饮，闻邸报寇警，士大夫皆言草贼也，不足为大忧。有书生应言官，更历数年，将无大枭雄乘乱而起者乎？夫闾阎之匮也，寇盗之患也，五十年之前，有淮上父老知之，里巷书生知之，而当涂之卿大夫，岂尽钝根乎？盖以留情富贵，未尝以国家为念耳。迨至大厦突倾，而燕雀亦遂失其巢也。岂不伤哉！虽然，庸奸之列朝廷也，贪污之遍郡邑也，懦将悍兵之耗饷于营幕，而残贼猾寇之蹂躏夫海内也；俱天之所以开大清也。呜呼！天之所废，天之所兴，人孰得而止之？夫亦可存而不论。论而不议也已（四月十六日书）。
论明季致乱之由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与焉。一曰外有强邻：自辽左失陷以来，边事日急矣，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饷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乎贫矣。且频年动众，而兵之逃溃者，俱啸聚于山林，此乱之所由始也。二曰内有大寇：张、李之徒，起于秦、豫，斯时欲以内地戍兵御贼，则畏懦不能战，欲使边兵计贼，则关镇要冲，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剧贼益横而不可制。三曰天灾流行：假流寇扰攘之际，百姓无饥馑之虞，犹或贪生畏死，固守城池，贼势稍孤耳。奈秦、豫屡岁大饥，齐、楚比年蝗旱，则穷民无生计，止有从贼劫掠，冀缓须臾死亡矣，故贼之所至，争先启门，揖之以入，虽守令亦不能禁。而贼徒益盛，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四曰将相无人：当此天人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纲，将如汾阳、武穆，或可救乱于万一，而当时又何如也？始以温体仁之忌功，而为首辅；继以杨嗣昌之庸懦，而为总制；终以张缙彦之无谋，而为本兵；可谓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诸将，不过如唐通、姜瓖、刘泽清、白广恩之辈，皆爱生恶死，望风逃降者。将相如此，何以御外侮、除内贼邪？夫是四者有其一，亦足以乱天下，况并见于一时，有不土崩瓦解者乎？试譬之一家，强邻寇于门庭，窃盗据于堂奥，为有司者，复敲肌扑骨以婪其财，而左右仆御莫不抱头鼠窜而去，则了了一主，欲不弊得欤？更喻之人身有疾，边警者腰背之患也，张、李者腹心之患也，水旱螽虫者伤寒失热之患也，一身而有三患，势已难支，更令庸医调治之，其亡可立而待耳？明季之世，何以异此？然则必何如而后可。曰：止有和守战三策而已。忆自锦州之役，良将劲兵丧殁殆尽，遂致强邻有轻中国心，而边警日至，使当日以洪承畴为总制，吴三桂为总戎，严兵固守，而勿与战，且甘言厚币以和之，则十余万之师，固可保障东方，是则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若乃自成者，贼寇之雄也，敕孙传庭以重兵踞潼关，而命卢象升、周遇吉时出锐师策应，则高杰、白广恩等，必不覆溃，而西安固矣。西安固则自成必不能越晋而入燕。是则为秦事计者，当以守为正，而战为辅。至于献忠一凶残之贼耳，其势不逮自成远甚，则又当以战为正，而守为辅矣。苟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等会浙直兵，四面攻之，则可以败灭。献忠既破，则良玉二十万之众可与传庭十六万之师，相为犄角，内外拒战，而自成可图矣。张、李既平，则强邻虽或深入，亦未必遽至危亡。奈当事者战守无策，任用乖方，使洪、卢陷于东鄙，传庭覆于潼关，良玉溃于朱仙，遇吉死于宁武，敌寇交侵，兵民胥叛，酿成大祸，而不可救。悲夫！遇观赵宋之南渡也，兀术大举入寇，杨太据洞庭，与刘豫通，欲顺流东下，李成大陷襄阳六郡，将自江西陆行，趋浙与大会。是时天下之势亟矣，设他人当此，必有甲申之祸，幸有武穆者，为制置使以备之，奏襄阳为恢复中原根本，当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此识先后著者也。未几襄阳复、洞庭平，而金兵亦不能为大患，得以偏安江左者，百有五十载。所谓元气既固，而外疾亦渐除也。惜明季诸人，见不及此，此予故作是篇，以悉其致乱之由焉。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予编北略初成并书此论以附识之（社土夅王馆用宾氏草）
总论流寇乱天下
自寇之起于崇祯之三四年也，不过饥寒之民，啸聚山谷，所谓寇也。此五六七年间，放劫千里，出没无方，此则所谓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后，则不然矣，非复草贼行径矣。又十四五年后，则不然矣，非复窃据行径矣。夫当其作难之始，为剿为抚，固亦易耳。奈当事者寡识，竟无成策可慨也。初时握兵者，尚犹中智以上，非无战胜之威也，乃卿大夫局外易言，刻期责效，终未有成功。迨至话言有间，任用勿专，劫代毅，括代颇，始之以贪鄙之熊文灿，肆虐生灵，继之以用穴七杨嗣昌，诖误军事。于是中原陆沈矣。元恶既憝，盈庭狠顾。陈睿谟龙钟也，宋一鹤乳臭也，格例缘夤，草草推用，节制无术，将不知兵，兵不能兵。非惟是也，兵之厉民，更甚于贼，而楚事乃复大裂矣。是故民怨天怒，饥疫频仍，同类相合，人死如乱麻。于是李自成起而乘之。据中原，吞江汉，袭三秦，凌晋跻蜀，则民心使然也。夫敛重而民穷，民穷而盗起。此自古皆然，岂待智者而后知哉。明朝制度详严，内重而外轻，君尊而臣卑，法相绳，权相制，虽有奸臣，不能作大逆；虽有豪杰，不能建奇功。然而取民之制甚烦，养民之制甚略。遇闻先臣冯琦之言曰：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不在大臣，不在藩镇敌国，他日所为国家忧，惟在宫府之隔、闾合之匮耳。忆丙子岁予道淮上，见一父老谈流寇事云：此寇不速除，且与国家相终始。既而归里，从士大夫饮，闻邸报寇警，士大夫皆言草贼也，不足为大忧。有书生应言官，更历数年，将无大枭雄乘乱而起者乎？夫闾阎之匮也，寇盗之患也，五十年之前，有淮上父老知之，里巷书生知之，而当涂之卿大夫，岂尽钝根乎？盖以留情富贵，未尝以国家为念耳。迨至大厦突倾，而燕雀亦遂失其巢也。岂不伤哉！虽然，庸奸之列朝廷也，贪污之遍郡邑也，懦将悍兵之耗饷于营幕，而残贼猾寇之蹂躏夫海内也；俱天之所以开大清也。呜呼！天之所废，天之所兴，人孰得而止之？夫亦可存而不论。论而不议也已（四月十六日书）。
论明季致乱之由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与焉。一曰外有强邻：自辽左失陷以来，边事日急矣，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饷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乎贫矣。且频年动众，而兵之逃溃者，俱啸聚于山林，此乱之所由始也。二曰内有大寇：张、李之徒，起于秦、豫，斯时欲以内地戍兵御贼，则畏懦不能战，欲使边兵计贼，则关镇要冲，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剧贼益横而不可制。三曰天灾流行：假流寇扰攘之际，百姓无饥馑之虞，犹或贪生畏死，固守城池，贼势稍孤耳。奈秦、豫屡岁大饥，齐、楚比年蝗旱，则穷民无生计，止有从贼劫掠，冀缓须臾死亡矣，故贼之所至，争先启门，揖之以入，虽守令亦不能禁。而贼徒益盛，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四曰将相无人：当此天人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纲，将如汾阳、武穆，或可救乱于万一，而当时又何如也？始以温体仁之忌功，而为首辅；继以杨嗣昌之庸懦，而为总制；终以张缙彦之无谋，而为本兵；可谓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诸将，不过如唐通、姜瓖、刘泽清、白广恩之辈，皆爱生恶死，望风逃降者。将相如此，何以御外侮、除内贼邪？夫是四者有其一，亦足以乱天下，况并见于一时，有不土崩瓦解者乎？试譬之一家，强邻寇于门庭，窃盗据于堂奥，为有司者，复敲肌扑骨以婪其财，而左右仆御莫不抱头鼠窜而去，则了了一主，欲不弊得欤？更喻之人身有疾，边警者腰背之患也，张、李者腹心之患也，水旱螽虫者伤寒失热之患也，一身而有三患，势已难支，更令庸医调治之，其亡可立而待耳？明季之世，何以异此？然则必何如而后可。曰：止有和守战三策而已。忆自锦州之役，良将劲兵丧殁殆尽，遂致强邻有轻中国心，而边警日至，使当日以洪承畴为总制，吴三桂为总戎，严兵固守，而勿与战，且甘言厚币以和之，则十余万之师，固可保障东方，是则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若乃自成者，贼寇之雄也，敕孙传庭以重兵踞潼关，而命卢象升、周遇吉时出锐师策应，则高杰、白广恩等，必不覆溃，而西安固矣。西安固则自成必不能越晋而入燕。是则为秦事计者，当以守为正，而战为辅。至于献忠一凶残之贼耳，其势不逮自成远甚，则又当以战为正，而守为辅矣。苟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等会浙直兵，四面攻之，则可以败灭。献忠既破，则良玉二十万之众可与传庭十六万之师，相为犄角，内外拒战，而自成可图矣。张、李既平，则强邻虽或深入，亦未必遽至危亡。奈当事者战守无策，任用乖方，使洪、卢陷于东鄙，传庭覆于潼关，良玉溃于朱仙，遇吉死于宁武，敌寇交侵，兵民胥叛，酿成大祸，而不可救。悲夫！遇观赵宋之南渡也，兀术大举入寇，杨太据洞庭，与刘豫通，欲顺流东下，李成大陷襄阳六郡，将自江西陆行，趋浙与大会。是时天下之势亟矣，设他人当此，必有甲申之祸，幸有武穆者，为制置使以备之，奏襄阳为恢复中原根本，当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此识先后著者也。未几襄阳复、洞庭平，而金兵亦不能为大患，得以偏安江左者，百有五十载。所谓元气既固，而外疾亦渐除也。惜明季诸人，见不及此，此予故作是篇，以悉其致乱之由焉。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予编北略初成并书此论以附识之（社土夅王馆用宾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