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十章法律成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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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发了疯似地从西方向我国边界的铁丝网爬来，好让我们根据刑法典第七十一条“擅自返回苏俄罪”把他们毙掉的人群在哪里？与科学的预见相反，竟没有出现这种人群，因此，向库尔斯基授意的这个条文就落了空。全俄罗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怪人就是萨温科夫，但就是对他也没有用上这个条文。可是另一种相反的惩罚——代替枪决的驱逐出境，却广泛地毫不迟延地试用了。
还在起草刑法典的那些日子里，列宁灵机一动于五月十九日写道：
“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谈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这件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不准备好我们会干出蠢事。这事应当这样处理：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封信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
由于此项措施的重要性和教育意义，这个便条自然具有机密性。苏联国内一刀切似地红白分明的阶级力量配置，单单被这个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轮廓不清的凝块破坏了。这个旧知识界在思想领域起着真正的军事间谍作用——因此除了把这一团思想淤血赶快刮干净并扔出国境以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列宁同志本人已经病倒了，但政治局委员们显然表示了赞同，于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就实行了捕捉，一九二二年底把将近三百名知名俄国文学家装上了驳船？不，装上了一艘轮船送进欧洲垃圾堆（在那里站住了脚并出了名的人中有哲学家洛斯基、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斯捷朋、维舍斯拉夫采夫、卡尔萨文、弗兰克、伊林；有历史学家梅尔左诺夫、米亚科金、基泽维捷尔、拉普申等；文学家和政论家瓦尔德、伊兹戈耶夫、奥索尔金、佩舍霍诺夫。在一九二三年初还有分小批驱逐出去的，如列夫-托尔斯泰的秘书布尔加科夫。因交友不慎被牵扯进去的还有一些数学家，如谢利瓦诺夫）。
然而，不断地抓——没有做到。也许是因为流亡者们大喊大叫说这是给他们送来“礼物”反正弄明白了这个办法也不是最好的，白白地放走了枪决材料，而在那个垃圾堆里还可能长出有毒的花来。于是就放弃了这个办法。以后的清洗办法，或者是去见杜鹤宁，或者是去“群岛”
1926年批准的（一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改善了的刑法典把所有以前的分散的政治条文拧在一起，织成一张五十八条的结实的拉网——专门用来干这种捕捞的活儿。捕捞的对象很快就扩大到工程技术知识界——它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实力地位，并且单靠一个“先进学说”很难加以控制。现在明白过来了，那次为奥尔登博格尔昭雪的审判是错误的。（那时本可以揪出一个挺像样的中心！）——还有克雷连科打的那张包票：“在一九二0——二一年已经谈不到工程师的怠工”也说得太急了。不是怠工，比怠工更坏——是暗害行为（这个词儿好像是沙赫特案件的一名普通侦查员的发明）。
刚刚明白了现在要抓暗害行为，——尽管这个概念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工业部门、在各个生产单位，这种行为就一件一件毫不费力地揭发出来了。然而，在这些零零碎碎的发现中还没有完整的意图，执行的技术也不够完美，而这正是斯大林的天性以及我国司法机关的侦缉部门一贯追求的目标。并且我们的法律终于到了成熟期，可以拿出点真正完美的东西叫全世界瞧瞧了！这东西就是一次统一的、大型的、协调得很好的审判，这一次是对工程师们审判。这样就搞起了
11）沙赫特案件（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五日）。苏联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维辛斯基（当时还是第一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主要公诉人h-b-克雷连科（意义重大的相遇！好似传送法律接力棒），五十三名被告，五十六名证人。真是规模宏大呀！
可是，在规模宏大中也包含着这次审判的弱点：如果在每一个被审人身上哪怕只牵三条线，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九条，而克雷连科却只有十根指头，维辛斯基也只有十根。当然“被告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但不是全体，这样做的只有十六个人。十三个人“狡辩”二十四人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这就造成了不可容许的口径不一致，而群众一般说是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除了优点（然而都是以前的审判中已经有过的）——被告和辩护人的束手无策，他们无能改变或推倒判决，——这一起新案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别人不说，在有经验的克雷连科看来这是不能原谅的。
我们眼看着就要迈进无阶级社会，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实现平冲突审判（反映着我们制度的内部无冲突性）的能力。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检察长、辩护人和被告都应当同心协力地奔向一个目标。
何况，沙赫特案件的规模——只是一个煤炭工业，而且只是顿巴斯一地，与时代是不相称的。
显然，在沙赫特案件结束之日，克雷连科马上就开始另外挖一个容量大的新坑（连他经办沙赫特案件时的两个同事——社会公诉人奥萨德奇和舍因也掉进了这个坑）。不用说，他得到已经抓在雅戈达的坚强手里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整个机关多么热心和熟练的帮助。需要制造出一个全国范围的工程界的组织，然后再把它揭发出来。为此，需要搞出几名为首的有影响的暗害人物来。工程界里谁不知道彼得-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就是这么一个绝对有影响的、十分矜持的人物呢？他在本世纪之初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采矿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了整个俄国工业为战争出力的工作，它在战争进程中弥补了沙皇备战工作的缺陷。在二月革命后他成了工商次长。他在沙皇时代因进行革命活动受过迫害；十月革命后曾三次被捕入狱（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二）；从一九二0年起是矿业学院的教授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顾问（关于他的详细情形见本书第三部第十章）。
这个帕尔钦斯基也就是被内定为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审判的主要被告。然而，轻举妄动的克雷连科，尽管已经有了十年名声响亮的检察长工作经历，在进入对他完全生疏的工程之邦时，不仅不懂材料力学，而且连可能发生的心灵阻抗也一窍不通。克雷连科的选择证明是错误的。帕尔钦斯基经受住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能施展的一切手段——没有屈膝投降，没有在任何胡说八道的东西上签名便死去了。冯-梅克和维利奇科与他一起经受了考验，看来也没有屈服。他们是死于刑讯还是遭到枪决——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他们证明了，是可以反抗的并且是可以顶住的——从而给后来所有那些著名的被告留下了火辣辣的责难。
雅戈达为掩盖自己的失败，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了一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他们三人因进行重大暗害活动而被枪决的简短公告和对其他许多不提名的人的谴责。
白费了多少时间呀！——几乎整整一年！多少审讯之夜呀！多少侦查员的想象力呀！——都落空了。克雷连科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找寻一个有名望、有影响而同时又是很软弱、很容易摆布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个该死的工程界实在了解得太差，以至又在各种不成功的试验品上花费了一年时间。从一九二九年夏天起，他在赫连尼科夫身上用了一番工夫，但赫连尼科夫没有同意扮演卑鄙角色就死掉了。费多托夫这个老家伙倒是被制服了，但是他太老，而且又是个纺织工作者，一个油水不大的部门。一年又白白地过去了。全国都在等着一次包罗一切的暗害案的审判，斯大林同志也在等待——而克雷连科的好戏却迟迟不能出笼。只是在一九三0年夏天，不知道难找到并提出了一个对象：热工研究所所。长拉姆津！——于是就把他提起来，前后用了三个月时间排练并演出了一出好戏——我国司法界的真正完美杰作，世界司法界望尘莫及的范例——
12）“工业党”审判（一九三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最高法院专门庭，仍是那个维幸斯基，仍是那个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仍是我们心爱的克雷连科。
现在已经不存在那些妨碍读者看到我们手头拿的这本完整的速记记录或不让外国记者旁听的“技术性原因”了。
意图宏伟：在受审人席上的是国家的整个工业界、它的各部门和计划机关（采矿工业和铁路运输部门从哪条缝里漏走了，这只有主办者的眼睛才看得见）。同时，节约用材：被告只有八人（考虑到了在沙赫特案件上犯的错误）。
你们会叫起来：八个人能代表整个工业界吗？能，我们甚至感到太多了！八个人当中——光代表作为最重要的国防部门的纺织业的就有三个人。那末想必有成群的证人吧？总共七个，也是在押的暗害分子。那末总会有成堆的作为罪证的文件？图纸？设计方案？指示？通报？意见？检举材料？私人笔记？一概没有！就是说——一张小纸条也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怎么这样马虎？——抓了那么多人都一张纸条也没有捞到？“有过许多”但“都销毁了”因为：“在哪里保存档案呢？”拿到审判庭上来的只是几篇公开的报纸文章——流亡分子的和我国的。可是怎样提起公诉呢？！咳，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在嘛。不是第一天干这号事了。“在一切情况下最好的罪证终究还是受审人的供认。”
而且，是怎样的供认呀，——不是被迫的，这时，忏悔从胸中挖掘出大段大段的独白，一心想说啊说啊，揭发呀，鞭笞呀！让费多托夫老头儿（六十六岁）坐下，已经够了！——不，他死气白赖地还要提供解释和说明！接连五次开庭甚至都轮不上提问题：被告不断地说啊，说啊，解释啊，说完了又请求发言，还要对遗漏的内容作补充。他们用演绎法把起诉所需要的一切内容说得一清二楚，无需提出任何问题。拉姆津在做了若干次长篇说明之后，为了把意思说明白，还像对蠢笨的学生讲课似的作了简要的小结。被告们最怕的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解释清楚，还有什么人没有被揭发，还有谁的姓名没有点到，还有谁的暗害意图没有说明白。而且什么难听的话都往自己头上扣！——“我是阶级敌人”“我是被收买的”“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检察长：“这是你的错误？”察尔诺夫斯基：“和罪行！”克雷连科干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五次开庭他只是喝茶；吃饼干，或者吃给他送上来的别的东西。
但是这种感情激动的场面被告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没有磁带录音，可是辩护人奥采普描述：“被告们说话像履行公事，冷冰冰地，好像练熟了，一点也不慌张。”真是想不到！——这样强烈的忏悔的激情——怎么又像履行公事？又是冷冰冰？看来还不仅如此呢，他们各人那篇编得很顺溜的充满悔恨的词儿，也说得有气无力，含糊不清，以至维辛斯基常常请他们说得响一些，说得清楚一些，因为什么都听不见。
辩护方面也丝毫没有破坏审判的严整性：检察长提出的一切建议它都同意，它把检察长的公诉词称做有历史意义的.把自己摆出来的那些理由说成是狭隘的违心之论，因为“苏维埃辩护人首先是苏联公民”他对被辩护人的罪行“与全体劳动者一起感到愤慨”（工业党审判第四八八页）在进行法庭调查时，辩护人提出一些小心翼翼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果维辛斯基打断他们的话，他们就赶紧缩回去。律师们本来也只为两名没有多大问题的纺织工作者辩护，他们既不对犯罪构成进行争论，也不对行为的评定提出异议，而只是说：能否使被辩护人免于枪决？审判员同志，清考虑什么更有用些“他的尸体还是他的劳动”？
这些资产阶级工程师们所犯下的发着恶臭的罪行有哪一些呢？请看吧。做计划时降低发展速度（例如，工人群众决心每年增产百分之四、五十，而计划中年产量的增长率总共只有百分之十——三十）。放慢了地方燃料开采的速度。未能以足够速度发展库兹巴斯。利用经济理论上的争论（用不用德聂伯河水电站向顿巴斯供电？修不修莫斯科一顿巴斯的超级干线？）来拖延重大问题的解决（工程师们在争论，事情摆着不动！）。拖延工程设计的审查（没有一眨眼工夫就批准）。讲授材料力学的时候推行反苏路线。安装陈旧设备。使资金呆滞（把它们投入了造价昂贵的和旷日持久的建筑工程）。实施了不需要的（！）修理。对金属材料使用不善（钢材品种不全）。在各车间之间、在原料和加工能力之间造成比例失调（这在纺织部门特别突出：和当年棉花收获量相比，多建了一两座纺织厂）。后来又发生了从低指标一下子跳到高指标的现象。对这个倒霉的纺织工业开始实行了显然是暗害性的加速发展。最主要的是：他们制定了破坏动力工业的计划（但是无论在哪里，一次也没有实行）。因此暗害活动不是表现为个别机器的毁坏，——而是在计划上、业务上的暗害，它应当在一九三0年造成总危机甚至经济瘫痪！所以未能得逞——全是由于存在着群众自下而上的“生产财务对应计划”（把各项数字翻了一番！）
“那——那——那”——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想说些什么。
怎么？你们嫌少吗？但是，如果我们在法庭上把每一条都重复倒嚼它五次、八次，那也许就不少了吧？
“那——那——那”——60年代的读者还是拖长声调想说些什么——所以发生这种事情，会不会正是“生产财务对应计划”造成的？如果任何一个工会会员大会都可以不问国家计委随便改变任何比例，那你的比例难得失调。
啊，检察长这碗饭可不好吃呀！因为决定了要把每句话都公布！那就是说，工程师们也会读的。既是名为蘑菇，就应听人采食！干是克雷连科便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对工程技术的细节问题大发议论，反复审讯！于是各大报的正页和附页便登满了小号字排的技术奥妙。算盘是这样打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傻眼，晚上时间再搭上休息日，他都不够用，这样他就不会从头到尾地读，只会注意到每隔几段重复出现的：暗害！暗害！暗害！
但是，如果还是从头读呢？而且每一行都读呢？
那时候，透过编得既不聪明也不巧妙的令人生厌的自我诽谤，他便看出卢宾卡的绳索担负了一件不能胜任的使命。粗拙的羁绊拴不住翅膀强健的二十世纪的思想。囚犯们人虽被捉，被驯服，被压倒，但思想却不听管束。被告尽管惊恐万状，舌敝唇焦，但仍能来得及向我们吐露全部真情。
请看他们的工作环境。卡林尼科夫：“我们这里造成了一种技术上不信任的气氛。”拉里切夫：“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这是上边的命令）因为在任何条件下，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反正是办不到的。”（第三二五页）
我国不幸的一代工程师的整个工作就是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热工研究所完成了一个足以自豪的主要研究项目，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用系数；从这个情况出发，远景规划里减少了对燃料开采的需求——这就表示他们通过压低燃料平衡的办法进行暗害活动——运输计划中列入了全部车厢改装成自动挂钩的措施——这是进行暗害，使资金呆滞！（自动挂钩需要一个较长期限才能全面推广和显示经济效果，可是我们要你明天就拿出结果来！）——为了更好地利用单线铁路，决定加大机车和车厢。这应当说是现代化吧？不，这是暗害行为！——因为这就需要花费资金去加固桥梁和线路的上部结构！费多托夫看到，在美国，设备便宜，人力昂贵，而我国情况恰恰相反，所以不能像猴子似地模仿人家，从这个深刻的经济上的判断出发，他得出结论：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购买适合于传送带生产的价格昂贵的美国机器，最近十年内还是购买木那么完美的英国机器，少花点钱，多用几个工人对我们更合算。反正不管什么机器十年以后总是要更换的，那时再去买贵一些的。这是暗害行为！——他打着节约的幌子，其实是不想让苏联工业拥有先进的机器！——建设新厂不再用比较省钱的混凝土，改用钢筋混凝土，并且说明白一百年之内会显出很好的经济效果——这是暗害行为！使资金呆滞！大量耗费短缺的钢筋！（保存下来镶牙用吗？）
费多托夫在受审人席上干脆痛快地让步说：“当然，如果今天每一戈比都要精打细算，你们可以把这认为是暗害行为。就像英国人说的：我还没有阔气到可以买便宜东西的程度
他企图委婉地向顽固的检察长解释：
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会提出一些准则，而这些准则归根结底都是、（都将被认为是！）暗害性的（第三六五页）
是啊，一个吓怕了的被告还能怎样说得更明白呢？对我们来说是理论，在你们眼里就是暗害行为！因为你们只要抓住今天，而毫不考虑明天
老费多托夫试图说明，由于五年计划的毫无道理的匆忙做法，几十万、几百万卢布是在什么地方白白糟踏的：棉花不是在产地拣选分级，以便给每个厂送去适合用途的品种，而是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送去。但检察长不听这些！他抱着冥顽不灵的固执态度在审判过程中上十次地回到回到回到那个比较直观的用积木搭成的问题：为什么要建造“宫殿式的工厂”——高高的楼层、宽大的走廊和太好的通讯设备？难道这不是明显的暗害行为吗？须知这是使资金呆滞，不可挽回的呆滞！资产阶级暗害分子们向他解释说：劳动部想在无产阶级国家里为工人建筑宽敞的、空气好的房屋（那就是说，劳动部里也有暗害分子，记下来！），卫生部门要求一层的高度为九米，费多托夫降低到了六米——那为什么不降低到五米呢？这就是暗卖行为！（要是降低到了四米半——那就更是胆大妄为的暗害行为：想要给自由的苏联工人造成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可怕条件。）他们向克雷连科说明，按照包括设备在内的整个工厂的总造价，这里所涉及的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不行，他还是还是还是提出每层楼的高度问题！还有：怎么竟敢安装功率这么大的通风机？它们是为夏天最热的日子设计的为什么要考虑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日子让工人们稍稍蒸发蒸发吧！
其实：“比例失调是先天的糊涂的组织在‘工程师中心’以前就造成了失调。”（第二0四页）（察尔诺夫斯基）“用不着采取什么暗害的行动只要采取规定的行动就够了，那时一切会自然发生。”（第二0二页）他不能说得再明白了！要知道这是在卢宾卡蹲了许多个月之后，而且是从被告席上讲的话。采取规定的（即上级糊涂蛋所指示的）行动就够了——不可思议的计划自己就会拆垮自己的台。瞧这就是他们的暗害行为之一：“譬如说我们有生产一千吨的能力，们必须（就是说依照荒谬可笑的计划）生产三千吨，而我们却没有采取措施去完成这个生产指标。”
对于当年官方的、经过审阅的、经过剔除的速记记录来说——应当选，这已经不少了。
好多次，克雷连科把自己的演员们弄到懒得说话的程度——被那些硬要他们重复的胡说八道搞烦了，简直替剧作者难为情，但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再演下去。
克雷连科：“你同意了？”
费多托夫：“我同意虽然一般说我不认为”（第四二五页）
克雷连科：“你确认吗？”
费多托夫；“说实话在某些部分好像大体上是。”（第三五六页）
工程师们（外面还没有被关起来的，经过法庭上对工程师阶层的这番臭骂之后，他们还必须振作精神去工作）——他们是没有出路的。什么都不好。是也不好，不是也不好。往前不好，往后也不好。着急——是暗害性的匆忙做法，不着急——是暗害性的破坏速度。谨慎地发展某一部门——是故意延缓，怠工；服从于任意的跳跃——是暗害性的比例失调。修理、改进、大准备——是使资金呆滞；拼设备——是破坏！（并且所有这些事侦查员将从他们自己嘴里挖出来，办法是：不让睡觉——关禁闭——现在请你举出几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你可能在哪些方面进行暗害。）
不耐烦的克雷连科催逼：“拿出鲜明的例子来！拿出你的暗害行为的鲜明例子来！”
（会拿出来的，会给你们拿出鲜明的例子来的！总会有人在不久的将来把那些年代的技术史也写出来的！他将给你们拿出所有的例子和非例子。他将对你们发癫痫病似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种种抽搐都作出评价。我们那时就会知道，多少人民的财富和力量白白糟踏了。我们会知道，所有最好的方案是怎样被断送了的，而执行的却是一些最坏的方案，并且是用最坏的方法。是啊，如果让红卫兵来领导搞尖端的工程师们——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半瓶子醋的热心家们比昏庸的首长们干的事更加荒唐。）
是啊，说得太细了——是不利的，搞得越细，罪行不知怎么的就越够不上枪毙。
但是，别忙，还没有完呢！最主要的罪行还在前面！瞧，就是它，就是它，连不识字的人都觉得又浅显又易懂！工业党：1-为外国武装干涉作准备；2.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拿钱；3.进行间谍活动；4.分配了未来政府中的席位。
再没有二话了！所有的嘴都给堵上了。所有的反对者都低下头去了。于是，只听到窗外传来的游行示威的脚步声和怒吼声：“处死！处死！处死！”
可是——说得稍详细些不行吗？——干吗你还要再详细些呢？好吧，那就请吧，只是还要更可怕些。一切都是由法国总参谋部指挥的。因为法国没有自己要操心的事情，没有困难，没有党派斗争，只要哨子一吹——大军就会开来进行武装干涉！起初预定在一九二八年进行。但是没有商量好，没有协调好。好吧，那就移到一九三0年。又没有商量妥当。好吧，那就改为一九三一年吧。说实在话，法国并不是亲自要来打仗，而只是把右岸乌克兰的一部分地区攫为己有（作为对全面组织工作的酬劳）。美国——更不会来打仗，但答应派舰队到黑海和波罗的海来进行威胁（为此给它的酬劳是高加索的石油），主要的军人是十万名流亡分子（他们早已东分西散，但一吹哨就会集合起来的）。然后是波兰（给它半个乌克兰）。罗马尼亚（大家都知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辉煌战绩，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拉脱维亚！还有爱沙尼亚！（这两个小国巴不得抛掉对自己的年轻国家体制的操心，将倾巢而出进行征服）。而尤其可怕的是主要打击的方向。怎么，已经知道了？是的！它将从比萨拉比亚开始，然后，以德聂伯河右岸为依托，直接向莫斯科推进！而在这个致命的时刻在各条铁路上将发生爆炸？——不，将造成阻塞！而在各发电站里，工业党也将拧掉塞子，于是全苏联就将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所有的机器都将停下来，其中也包括纺织机器！到处将发生破坏（被告注意！在不公开审讯前不得说出破坏的方法！不得说出工厂的名称！不得说出地点！不得说出姓名政p国的不许说，连本国的也不行！）。请你们再加上到那时候将要实行的对纺织业的致命打击！请再补充上，有二、三个纺织工厂正在暗害性地修建在白俄罗斯境内，它们将成为武装干涉者的根据地！（第三五六页，一点也不是开玩笑。）据有了纺织工厂之后，武装干涉者便会一往无前地冲向莫斯科！但最狡猾的阴谋是：他们想排干库班河下游的低岸和小岛地带、波列西耶的沼泽地和伊尔明湖附近的沼泽（维辛斯基禁止说出确切的地点来，但一个证人说漏了嘴）——那时便给武装干涉者们开放出最短的途径，他们将人不湿脚马不湿蹄地直达莫斯科。（当时鞑靼人为什么那么困难？拿破仑为什么没有找到莫斯科？全是由于波列西耶和伊尔明湖一带的沼泽。他们如果把沼泽排干——白石城就会暴露在他们面前了！）还要，还要请补充上，表面上修建了一些锯木工厂，其实是（地点不要说出来！）飞机库，以便武装干涉者的飞机不至于停放在露天淋雨，而可以滑行到那里面去。还建造了（地点不要说出来！）供武装干涉者居住的房屋（以前历次战争的离乡背井的占领者都是在哪里宿营呢？）。一切有关的指标，被告都是从神秘的外国主干k和p（姓名决不可说出来，国名也不要说出来！）那里得到的（第四0九页）。而在最近时期甚至着手“准备在红军的个别部队中搞策反”（兵种不要说出来！部队番号不要说出来！姓名不要说出来！）诚然，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可是曾经图谋（也没有做）在某个中央一级的军事机关里纠集一个金融家和前白军军官的小组（啊，白军？记下来，逮捕！）。还有一些抱反苏情绪的大学生小组（大学生？——记下来，逮捕。）
（不过，也要适可而止。可别使劳动者懊丧起来，以为现在一切都完蛋了，苏维埃政权过去怎么这样马虎。还要说明这个方面策划的很多，但做到的很少！哪一个工业部门都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
但为什么武装干涉终究没有实现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一会儿是因为彭加洛在法国没有当选，一会儿是因为我国的流亡工业家们认为，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把他们过去的企业充分恢复起来——让布尔什维克再好好干一阵吧。还有，同波兰、罗马尼亚怎样也商量不好。
很好，武装干涉没有成为事实，但工业党仍是事实！你们听到杂沓的脚步声吗？你们听到劳动群众的怒吼声吗？“处死！处死！处死！”现在上街游行的是那些“一旦发生战争，将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人们”（第四三七页，引自克雷连科的公诉词。）
（看得多么透彻：正是这些轻信的示威者们将要在一九四一年用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是，检察长，你的手指头指向哪里？你的手指头指向什么地方？）
那末——为什么是“工业党”呢？为什么是党，而不是工程技术中心？我们可已经习惯于——中心！
不错，是有过一个中心。但我们决定改组为党。这样更像样些。这样更易于在未来的政府中争夺部长席位。这能“动员工程技术群众去争夺权力”同谁争夺呢？——同其他政党呗！首先是同劳动农民党，要知道那个党拥有二十万人呀！其次——同孟什维克党！那末，中心呢？三个党一起本来要组成一个联合中心。但是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粉碎了。好在是把我们粉碎了！（被告们都感到高兴。）
（又粉碎了三个政党，对斯大林面子上多么好看！粉碎三个“中心”能添得了多少光彩！）
既然有党，那就有中央委员会，不错，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诚然，无论代表会议，无论选举，一次都没有举行过。谁愿意，谁就进入，约有五个人。大家彼此相让。主席的职位大家也你推我让。会议也没有开过——无论中央（谁也不记得，但拉姆津记得很清楚，他会说出来的！），无论各工业部门小组，都没有开过会。连人也不知道在哪里察尔诺夫斯基：“工业党并没有正式成立。”那有多少党员呢？拉里切夫：“党员人数难以计算，不知道确实有多少。”那怎样进行暗害呢？怎样传达指示呢？是这样，谁跟谁在机关里碰到了——口头转告。往后每一个人就自觉地去进行暗害（拉姆津有把握地说有两千党员。既然有两千，那就抓它五千。根据法院的资料，在苏联共有三四万名工程师。那就等于每七个要进去一个，其余六个也要出一身汗）——怎样同劳动农民党进行接触呢？在国家计委或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遇见了——就一起“策划反对农村共产党员的有系统的行动”
我们在哪里已经看到过这种景象呢？噢，是了，是在“阿伊达”里，欢送拉达梅斯出征，乐队奏着乐，站立着八个戴盔持矛的军人，而两千名则是画在后面的布上的。
工业党就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关系，行，能演得好的！（现在甚至不能相信，这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可畏，多么严肃。）台词还要多次重复，以便加深印象。每一段情节都要在观众面前出现几遍。这样一来可怕的幻想便成倍地增加。为了不显得平淡无味，被告还要突然地“忘掉了”什么零碎“企图抵赖”——这时便会“用交叉供述的方法迫使他们就范”演出效果和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一样生动。
但是克雷连科做过了头。他打算从另一方面对工业党进行剖析——揭示它的社会基础，这种对阶级本质的分析决不会出毛病，于是克雷连科就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没有分配角色，转入了即兴表演：让每个人讲讲自己的生平，对革命的态度，怎样堕落到去从事暗害活动。
这一段冒失的插曲，这一个有人情味的场景，突然把整个五幕戏都破坏了。
首先我们惊异地得知——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台柱，所有这八个人，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农民的儿子、多子女的办事员的儿子、手艺人的儿子、乡村教师的儿子、货郎的儿子所有这八个人都是清苦求学的，他们自己挣钱来使自己受到教育，而且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十二、十三、十四岁。有的教课，有的在机车上干活。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挡住他们的求学之路！他们都正常地毕业于实科中学，然后是高等技术院校，成了知名的大教授。（怎能这样呢？告诉我们的是，在沙皇制度下只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才能年历总不会错了吧？）
而现在，在苏维埃时代，这些工程师们的处境却很困难：他们几乎不可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我们想起来了，知识分子的子女——这是最次的品种呀！）。法庭没有争辩。克雷连科也没有争辩（被告们自己赶紧声明，当然，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这是无关紧要的）。
这些被告在我们眼里开始稍稍有点区别了（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讲话是很相似的）。他们不同的年龄特征——也就是他们正派程度的特征。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开外的人——他们的自白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但是四十三岁的拉姆津与拉里切夫和三十九岁的奥奇金（这就是那个在一九二一年告发了燃料管理总局的人）则是活跃而无耻。关于工业党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全部主要供述都是来自他们。拉姆津是这样一个人（在少年得志的情况下），整个工程界都不肯伸出手和他握手，——但是他满不在乎！在法庭上，对于克雷连科的暗示，只要说出四分之一个字，他就能领会，而且马上提供出明确的说法。全部起诉的罪状也正是建筑在拉姆津的记忆上的。他具有那样的自制力和坚决性，的确可以（当然是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在巴黎进行关于武装干涉的全权谈判——奥奇金也是相当走运的：二十九岁的年纪“已经得到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无限信任”
六十二岁的察尔诺夫斯基教授的情形就不同。在大学里，一群匿名的学生在墙报上围攻他；叫他这个讲了二十三年课的老教授到学生大会上去“报告自己的工作”（没有去）。
而卡林尼科夫教授曾在一九二一年领导了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斗争！——教授罢教！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就争得了学院自治权（委任职务、选举校长等）。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们选举卡林尼科夫继任校长，但人民委员部不同意，任命了一个自己选定的人。然而，教授们举行了罢教，学生也支持他们（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学生）——这样，卡林尼科夫就违背苏维埃政权的意志当了一整年的校长（只是在一九二二年才砍掉了他们的自治权，大概免不了也要抓一些人）。
费多托夫——六十六岁，而他的工程师的工龄比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大十一岁。他在俄国所有的纺织工厂里都工作过，（这样的人多么可恶，多么想把他们赶快甩掉！）在一九0五年，他放弃了莫罗佐夫手下的厂长职位，丢掉了高工资，宁可去参加抬着被哥萨克屠杀的工人们的棺材进行的“红色葬礼”现在他体弱多病，视力很差，晚上不能出门，连看戏也不能去。
是他们——准备了武装干涉？造成经济崩溃？
察尔诺夫斯基接连许多年都没有空闲的晚上，他那么忙于教课和新学科研究（生产组织、合理化的科学原理）。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保留了那些年代的理工教授的形象，他们正是这样的一些人：晚上，准备毕业论文的、搞设计的学生们、研究生们纷纷去烦扰他们，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他们才能回家。要知道在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全国只有三万个这样的人——他们恨不能分成几瓣！
他们准备引起危机？他们为了得到点小恩小惠而进行间谍活动？
拉姆津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老实话：“暗害的道路是与工程师们的内部结构格格不入的。”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克雷连科强迫被告躬身自责，承认自己“缺乏知识”政治上“无知”因为政治——这是比任何金属学或锅轮机制造学要难得多、高得多的一门学问！——因为在这方面无论脑瓜子、无论文化水平都帮不了你的忙。不，请回答吧——你是抱着什么心情迎接十月革命的？——抱着怀疑态度——那就是说，一开始就敌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克雷连科提出一串理论问题去难为他们——可是我们却通过他们符合人之常情的（不符合角色的台词的）几句平平常常的失言，稍稍看到一点核心的真相——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整个气泡是靠什么吹起来的。
工程师们在十月变革中首先看到的是——混乱（三个年头确实只是一片混乱）。他们还看到——最普通的自由权利的被剥夺（这些自由权利后来永远没有恢复）。工程师们怎么能够接受工人的专政——接受他们在工业中的这些缺少专门技能、既不懂生产的科学规律也不懂它的经济规律的帮手们的专政呢？——但这些人却占据着领导工程师的主要地位。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该认为由那些能合理地指引社会事务的人来领导社会是较为自然的社会结构呢？今天的社会控制论，除了未涉及对社会的道德领导之外，——难道不正是导致这个方向吗？难道那些职业政治家们不是长在社会脖子上妨碍它的头部自由转动和双手自由动作的疖子吗？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能有政治观点呢？因为政治——这甚至不是一种科学，这是一种任何数学工具不能表述的经验领域，而且还是受到人的利己主义和盲目欲望影响的一种领域。（察尔诺夫斯基甚至在法庭上说：“政治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还应当以技术的结论为指导。”）
军事共产主义的野蛮压力只能使工程师们感到厌恶，一个工程师是不会参与荒谬事情的——所以在一九二0年以前，他们大多数人无所作为，尽管过的是洞穴人似的贫苦生活。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工程师们积极地参加了工作：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当局变得通情达理起来了的一种征兆。但是，客观条件变了：工程师们不仅被看成是一个可疑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甚至没有权利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工程师们不仅得到比自己对生产的贡献低得难以计量的报酬，而且，一方面要他们对生产成效和生产纪律负责——同时又剥夺了他们维持纪律的权利。现在任何一个工人不仅可以不执行工程师的命令，而且还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他，甚至打他——而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者，工人总是对的。
克雷连科反驳说：“你记得奥尔登博格尔一案的审判吗？”（意思是你看我们是怎样保护过他。）
费多托夫：“不错。为了引起对工程师处境的注意，当时需要丧失一条生命。”
克雷连科（大失所望）：“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费多托夫：“他死了，但死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他是自愿死的，而许多人是被杀死的。”（第二二八页）
克雷连科默不作声。可见，说的是实话。（请再翻阅一下奥尔登博格尔的案卷，想象一下那种围攻的情形。再加上这个结尾：“许多人是被杀死的。”）
所以说，一个工程师在还没有犯什么过失的时候，就已经动辄得咎了！如果他在哪方面真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也是个人呀）——那时，如果同事们不替他遮盖，他就会被撕个粉碎。难道他们会看重忠诚坦白吗？所以工程师们有时也不得不在党的首长们面前说几句谎话？
为了恢复工程师们的威信和威望，他们的确需要联合起来互相救助——他们全都面临着威胁。但为了这种联合并不需要开什么代表会议，并不需要有什么党证。像思路清晰的聪明人之间任何的相互谅解一样，这种联合只要轻轻地甚至偶然地说上三言两语就可以做到，而完全不需要投票表决。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需要决议和党的棍子（斯大林也好，侦查员们也好，以及整个他们这一伙，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一点！——他们没有这种人的相互关系的经验，他们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是啊，俄国工程师们之间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一个没有文化的任性胡为者的大国里早就存在了，它已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而现在新政权察觉了它，感到惊慌不安。
这时，一九二七年到来了。新经济政策的合乎情理的做法烟消云散了——原来整个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场无耻的骗局。这时提出了各种胡闹的不现实的超工业化跃进方案，宣布出各种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和任务。在这些条件下，工程师们的集体智慧——国家计委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里当头头的工程师们该怎么办呢？服从于丧失理智的做法？自动靠边站？他们自己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纸上可以写任何数目字——但“我们的同志们，实际工作者们，将无力去完成这些任务”那末，就需要把这些计划尽量压缩，合理调整，最过头的任务干脆取消。因此就需要形成一个自己的工程师的“国家计委”它应当纠正领导人的愚蠢行为。最可笑的是，这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工业和人民的利益，因为那些倾家荡产的决定将会被取消，漏掉和撤掉的百万卢布将会从地上被拾回来。在关于数量、关于计划和改订计划的一片喧嚷中，应当坚持“质量是技术的灵魂”的原则。对学生们也要这样进行教育。
这就是最微妙、最细致的真相。这就是实际情况。
但是在一九三0年要把它明说出来吗？——已经够得上枪毙！
可是为了激起民愤——这太少，太不显眼！
因此才需要把工程师们这项讳莫如深的救国救民的密约改头换面，涂抹成为暗害行为和武装干涉的粗俗画面。
在下面这个插进来的一场戏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没有形体的——也是没有结果的！——真相的影子。导演的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了，费多托夫已经脱口说出他坐牢八个月中间的那些不眠之夜（！）；泄露出不久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某个重要工作人员曾经握过他的手（？）（这是一种约定吗？你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国家政治保卫局日后会实践自己的诺言？）瞧，证人们（尽管他们的角色要小得多）也开始不知所云了。
克雷连科：“你参加过这个小组吗？”
证人基尔波津科：“研究武装干涉问题时参加过两三次。”
这正合需要！
克雷连科（勉励地）：“往下说吧！”
基尔波津科（停顿）：“除此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了。”
克雷连科启发，提醒。
基尔波津科（迟钝地）：“除了武装干涉外我再也不知道什么了。”（第三五四页）
同库普利扬诺夫对质的时候他连事实都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克雷连科生了气，冲着这些笨头笨脑的囚犯们叫嚷：
“那就应当想办法做到使你们的回答互相一致！”（第三五八页）
但是，在剧场休息时间，一切又重新弄得合乎标准。所有的被告又重新系上线，每一个都等待着扯动。克雷连科同时把八个一下子牵动起来：瞧，流亡国外的工业家们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没有同拉姆津和拉里切夫进行过任何谈判，也不知道什么“工业党”说被告的供述多半是用刑讯逼出来的。对此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老天爷！被告们多么愤慨呀！他们争先恐后地请求赶快让他们表态！几天前他们污辱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们的时候的那种疲惫的无动于衷神情往哪里去了呀！流亡分子简直要把他们的肺气炸了！他们急忙要给报纸写书面声明——被告们维护国家政治保卫局所采取方法的集体书面声明！（喂，这难道不是点缀吗？这难道不是金刚钻吗？）
拉姆津：“我们在这里出庭的事实，就足以证明我们没有受到刑讯和折磨！”
那种把人搞得不能出庭的刑讯又有什么用呢！
费多托夫：“坐牢不止给我一个人带来好处我在监牢里甚至比在外面感觉得更好些。”
奥奇金：“我也是，我也是感觉得更好些！”
克雷连科和维辛斯基完全是出于高风格才没有允许搞这种书面集体声明。要是写了才好哩！要是签上名才好哩！
也许有人暗地里还抱着怀疑？那末，克雷连科同志便请他们分享一点他的逻辑的光彩：“如果对于这些人说的是不是真话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那末请你回答：为什么偏偏把他们逮捕起来，为什么忽然这些人都招认了？”（第四五二页）
多么有力的思想呀！——几十年来公诉人都没有猜想到：逮捕的事实本身就证明有罪！如果被告无罪——那为什么要把他们逮捕呢？如果已经逮捕了——那就说明有罪！
还有，真的：他们为什么会招认呢？
“刑讯的问题我们要排除！但是可以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认罪？然而我要问：他们除了认罪还有什么办法？”（第四五四页）
说得多么确切！多么符合心理学！凡在这类机关里蹲过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还有什么办法？
（伊万诺夫一拉祖姆尼克写道，一九三八年，在布蒂尔卡，他曾经与克雷连科同关在一个监室里，克雷连科的位置是在板铺下面。那里的情景如今我仍历历在目（自己爬过）：那里板铺是那么低，只有全身趴在肮脏的沥青地上才能爬进铺下去，但新来的人一开始不懂这个窍门，他们跪在地上爬。脑袋倒是可以塞进去，而突起的屁股就得留在外面。我想最高检察长准是特别难以掌握这个窍门，他那还没有瘦下去的屁股准是长久地极在那里为苏维埃司法增光。我幸灾乐祸地想象着这个搁浅了的屁股，实在罪该万死，但当我长久地描述这些案子时，它好似是对我的一种安慰。）
不但如此，检察长还继续发挥说，即使种种（关于刑讯逼供的）说法一概属实——那仍不明白，有什么东西能迫使他们众口一致地、彼此没有任何偏差和分歧地招认？他们在什么地方能够实行这种大规模的串供？——要知道他们在侦查期间彼此是没有往来的！？！
（过几页有一个幸存的证人会给我们说出在什么地方）
现在不是我向读者，而是请读者向我说明，臭名昭著的“三十年代莫斯科审判之谜”究竟在什么地方（人们起先是对“工业党”觉得惊讶，后来又觉得对党的领袖人物的审判是一个谜）？
要知道与此案有关的人并没有两千，提交法庭公审的也并没有两三百人，而只有八个人。指挥八个人组成的合唱团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难题。而且克雷连科可以从成千人里选择，并且选作了两年。帕尔钦斯基不屈服——枪毙了（而且死后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在供述中也是这样提到他，虽然从他嘴里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来）。后来希望从赫连尼科夫那里逼出所需要的东西——赫连尼科夫没有向他们低头。故而在页末出现了一个小号字的脚注：“赫连尼科夫在侦查期间亡故。”用小号字是印给傻瓜们看的，而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将用两倍大的字体写上“在侦查期间被折磨致死！”（他在死后也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但是哪怕他讲出了一件事实也罢，哪怕他为这个大合唱增添了一份供词也罢，——一概没有！因为他一样也没有提供！）突然有了一个难得的发现——拉姆津！有能量！精明强干！为了活命——什么都干得出来。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他是夏末在开庭审判前不久才被捕的，但他不仅已经进入了角色。而且好象整个剧本就是他写的，他掌握了一大堆边缘材料，现编现唱，任何姓名，任何事实，要啥有啥。有时还像功勋演员那样懒洋洋地卖弄几句辞藻：“工业党的活动分布得那么广泛，以至十一天的开庭审理都不可能把它详尽无遗地揭示出来。”（意思是，找吧！继续找吧！）“我坚定地相信，一个不大的反苏阶层还保留在工程界里。”（再抓！再抓！）瞧，他的本事真不小：他知道，这是一个谜，而解释谜语是需要有一点艺术性的。于是这个无感觉的棍棒似的东西，突然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俄国式的犯罪特征，这样的犯罪只有通过面向全民的悔过才能清洗”
拉姆津不公道地被俄国人忘掉了。我想他完全有资格成为那种既无耻透顶又使人眼花缭乱的叛徒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叛卖行为的精彩表演！在这个时代不止他一个，但他是最显眼的。
如此说来，克雷连科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部困难只在人选上不要犯错误。但风险是不大的：侦查期间的废品随时可以送进坟墓。粗筛细罗都通过了的，可以治冶病，养养肥，然后押上法庭！
那末这个谜在什么地方呢？对他们事先怎样加工？就这样：你想活吗？（你自己不想活了，那也该为子女、为孙子孙女着想呀。）不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院子就可以把你枪毙，这算不了一回事，你明白吗？（这毫无疑问。谁还不明白，谁就去上一学期卢宾卡的磨练课。）如果你们去演一出戏，对你我双方都有利，你们是专家，台词由你们自己写，我们这些检察长会把它背熟，还要使劲记住技术名词（在法庭上，克雷连科有时背错了词，把机车轴说成车厢轴）。出台表演对你们是不愉快的，耻辱的——应当忍耐过去！因为活着更可贵！——你们以什么保证以后木枪毙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要报复你们？你们是很好的专家，什么过错也没有，我们重视你们。瞧，已经审过多少暗害案件，所有表现好的，我们都让活着（饶恕前次审判中听话的被告——是未来的审判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像沿着一根链条似的，这个希望一直传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但是必得全部履行我们的一切条件！审判应当发挥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
于是被告们就履行一切条件
他们就把有高度智力的工程界反对派的全部精微奥妙都作为连最次的扫盲对象也能理解的肮脏的暗害行为端出来。（但还没有在劳动者的盘子里撒玻璃屑的情节——检察机关也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然后是思想动机。他们为什么搞暗害？——出于敌对思想。但是现在为什么一致认罪？——也有思想基础，他们被五年计划第三年火焰熊熊的高炉形象征服了（在监牢里）！在最后陈述中他们虽然也请求留给生路，但这对他们不是主要的。（费多托夫：“我们罪不容赦！公诉人说得对！”）对于这些现在站在死亡门槛上的奇怪的被告说来，主要的——是要使人民和全世界相信苏联政府的绝对正确和有远见。拉姆津特别颂扬“无产阶级群众及其领袖们的革命意识”他们找到了比学者们所主张的“正确无数倍的经济政策的道路”他们准确得多地计算出了国民经济的速度。现在“我懂得了应当实现猛冲，应当实现跃进，应当突击占领”（第五0四页）等等。拉里切夫：“苏联是不会被一天天衰亡下去的资本主义世界所战胜的。”卡林尼科夫：“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人民的利益和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融合成一个坚定目标。”顺便还说到在农村中“党的总路线、消灭富农阶级的做法是正确的。”在等待死刑中他们竟然有时间去闲扯这一切这群悔悟了的知识分子的喉咙里甚至还能通过这一类预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生活应当逐渐缩小集体意志是最高的形式。”（第五一0页）
这样，经过了八套马车的努力，审判的所有目标都达到了：
1.国内的种种匾乏，饥饿也好，受冻也好，没有衣穿也好，紊乱现象也好，以及明显的蠢事，统统都算到了暗害分子一工程师的帐上；
2人民被迫在眉睫的外国武装干涉吓坏了，准备作出新的牺牲；
3.工程界的团结一致被破坏了，整个知识界吓怕了，搞散了。
为了不留下怀疑的余地，再一次由拉姆津清楚地说出审判的这一目标：
“我希望经过这一次对工业党的审判，整个知识界的黑暗可耻的过去可以认为是被彻底埋葬了。”（第四十九页）
拉里切夫还加上：“这个帮派必须摧毁在工程界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忠诚！”（第五0八页）奥奇金也说：知识界“这是一摊烂泥似的东西，正如国家公诉人所说，它是没有脊梁骨的，这是绝对的无骨气无产阶级的嗅觉不知道要高多少倍。”（第五0九页）（不知为什么无产阶级那里主要的总是——嗅觉一切都是通过鼻孔。）
这样的一些热心分子干嘛要毙掉？起先判几名主犯死刑，马上改判为十年。（于是拉姆津便前去组织一个“沙拉施卡”一天堂岛了。）
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几十年间就是这样写的——从一九二年的革出教门（读者还记得：“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黑将军们的同盟者”、“帝国主义的雇佣代理人”）到一九三0年的革出教门。
“知识分子”一词在我国成了一句骂人话，这还值得奇怪吗？
公开的法庭审判原来是这样搞法！探索中的斯大林思想终于达到了理想境界。（希特勒和戈塔尔这些半瓶醋是望尘莫及的，他们搞的那个国会纵火案是自我丢脸）
标准已经树立了——今后许多年可以照此办理，只要总导演一句话，哪怕每个季度重复一次也行。总导演的旨意是把下一出戏定在三个月之后开演。排演期限很紧，但是没有关系。快来瞧，快来听！只此一家！首次公演。
13孟什维克联盟局审判（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月）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不知为什么换了什维尔尼克，其他都是各在其位——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克雷连科、他的助手罗根斯基。导演们信心十足（涉及的材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弄熟了的政党问题）——带上舞台的有十四名被告。
一切经过得不仅顺顺当当，而且顺当得令人发傻。
我当时是十二岁，已经第三个年头认真阅读大消息报上的全部政治新闻。我一行一行地读了审理这两个案件的速记记录。在“工业党”一案中，我的儿童的心灵里已经感觉到有添枝加叶、弄虚作假、暗中安排的情形，但那里至少有宏伟的布景——全面的外国武装干涉！整个工业的瘫痪！分配部长职位！而在孟什维克一案里，挂出来的还是那些布景片，但已经褪了色，演员念台词没精打采，戏乏味得令人打呵欠，沉闷而平庸的重复。（莫非斯大林通过自己那犀牛般的皮肤竟能感觉到了这一点吗？怎样解释劳农党一案的撤销和几年里没有搞审判呢？）
如果又是依据速记记录去分析，可能很枯燥。但我手头有这次审判的一名主要受审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博维奇的新鲜证明材料，目前，他那份历数了种种作弊手段的要求恢复名誉的申请书已经传给了我们的救命恩人——私下出版物，人们已经能读到当时的情况。
他恢复名誉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对他们的审判事件已经载入了我国历史的金色史册，一块石头也不能抽出来——否则整个大厦就会垮掉！给雅库博维奇留着前科，但为了安慰起见，决定发给他个人特定养老金，以照顾他的革命经历。我们这里真是无奇不有。
他的叙述用实例向我们说明了三十年代莫斯科的一连串审判的真相。
根本不存在的“联盟局”是怎样组成的呢？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个列入计划的任务：证明孟什维克抱着反革命的目的钻进了国家机关并夺取了许多重要职位。实际情况和这个公式不对头：真正的孟什维克没有人担任国家职务，并且这种人也没有陷进这个案子。（据说，b-k-伊科夫的确是那无声无息、什么事也不做的孟什维克莫斯科局的成员——但是审判中不知道这一情节，也就作为次要人物走了个过场，得到了八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是；要有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两名，贸易人民委员部两名，国家银行两名，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一名，国家计委一名（多么令人厌烦的老一套！一九二0年也是规定“策略中心”里要有两名是“复兴同盟”的，两名是“社会活动家委员会”的，两名是）。因此，抓人是根据职务是否合适。至于他们真的是不是孟什维克——只是根据耳闻。有些被抓进去的人根本不是孟什维克，但命令他们认为自己是孟什维克。被告的真正政治观点，国家政治保卫局完全不感兴趣。被定罪的同案人有的彼此连认都不认识。把人犯凑齐了，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孟什维克当证人（后来所有的证人也都必然地得到了自己的刑期）。
库兹马-格沃兹捷夫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命运悲惨的人——他担任过军工委员会工人小组主席，二月革命把他从克列斯特监狱解放出来，后来使他当了劳动部长。格沃兹捷夫成了古拉格长期受难者。肃委头一次抓他是在一九一九年，但他设法溜掉了（他的家属长期受软禁，如同坐牢，也不让孩子上学）。后来撤销了逮捕令。但一九二八年最终抓进去了，一直蹲到一九五七年。那年放回了家，一身重病，不久就死了。
拉姆律也作为证人出庭，做过极力效劳的、冗长噜苏的发言。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寄希望于主要被告弗拉基米尔-古斯塔沃维奇-格罗曼（声名狼藉的国家杜马活动人物）和好细彼图宁身上。
现在来介绍一下雅库博维奇。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是那么早，连中学都没有能毕业。一九一七年三月他已经是斯摩棱斯克苏维埃的主席了。由于具有坚定的信仰（它总驱使他去追求什么目标），他是一个很有力的成功的演说家。在西部战线代表大会上他冒失地把那些号召继续进行战争的新闻记者称为人民公敌——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呀！他差点儿被赶下讲台，他道了歉，但是他马上把话头一转，把听众牢牢地抓在手里，所以在讲话结尾再次把他们称为人民公敌时竟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并被选进了派往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团。由于当时办事手续简便，他刚一到那里就被增选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 -->>
但是，那些发了疯似地从西方向我国边界的铁丝网爬来，好让我们根据刑法典第七十一条“擅自返回苏俄罪”把他们毙掉的人群在哪里？与科学的预见相反，竟没有出现这种人群，因此，向库尔斯基授意的这个条文就落了空。全俄罗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怪人就是萨温科夫，但就是对他也没有用上这个条文。可是另一种相反的惩罚——代替枪决的驱逐出境，却广泛地毫不迟延地试用了。
还在起草刑法典的那些日子里，列宁灵机一动于五月十九日写道：
“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谈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这件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不准备好我们会干出蠢事。这事应当这样处理：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封信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
由于此项措施的重要性和教育意义，这个便条自然具有机密性。苏联国内一刀切似地红白分明的阶级力量配置，单单被这个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轮廓不清的凝块破坏了。这个旧知识界在思想领域起着真正的军事间谍作用——因此除了把这一团思想淤血赶快刮干净并扔出国境以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列宁同志本人已经病倒了，但政治局委员们显然表示了赞同，于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就实行了捕捉，一九二二年底把将近三百名知名俄国文学家装上了驳船？不，装上了一艘轮船送进欧洲垃圾堆（在那里站住了脚并出了名的人中有哲学家洛斯基、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斯捷朋、维舍斯拉夫采夫、卡尔萨文、弗兰克、伊林；有历史学家梅尔左诺夫、米亚科金、基泽维捷尔、拉普申等；文学家和政论家瓦尔德、伊兹戈耶夫、奥索尔金、佩舍霍诺夫。在一九二三年初还有分小批驱逐出去的，如列夫-托尔斯泰的秘书布尔加科夫。因交友不慎被牵扯进去的还有一些数学家，如谢利瓦诺夫）。
然而，不断地抓——没有做到。也许是因为流亡者们大喊大叫说这是给他们送来“礼物”反正弄明白了这个办法也不是最好的，白白地放走了枪决材料，而在那个垃圾堆里还可能长出有毒的花来。于是就放弃了这个办法。以后的清洗办法，或者是去见杜鹤宁，或者是去“群岛”
1926年批准的（一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改善了的刑法典把所有以前的分散的政治条文拧在一起，织成一张五十八条的结实的拉网——专门用来干这种捕捞的活儿。捕捞的对象很快就扩大到工程技术知识界——它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实力地位，并且单靠一个“先进学说”很难加以控制。现在明白过来了，那次为奥尔登博格尔昭雪的审判是错误的。（那时本可以揪出一个挺像样的中心！）——还有克雷连科打的那张包票：“在一九二0——二一年已经谈不到工程师的怠工”也说得太急了。不是怠工，比怠工更坏——是暗害行为（这个词儿好像是沙赫特案件的一名普通侦查员的发明）。
刚刚明白了现在要抓暗害行为，——尽管这个概念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工业部门、在各个生产单位，这种行为就一件一件毫不费力地揭发出来了。然而，在这些零零碎碎的发现中还没有完整的意图，执行的技术也不够完美，而这正是斯大林的天性以及我国司法机关的侦缉部门一贯追求的目标。并且我们的法律终于到了成熟期，可以拿出点真正完美的东西叫全世界瞧瞧了！这东西就是一次统一的、大型的、协调得很好的审判，这一次是对工程师们审判。这样就搞起了
11）沙赫特案件（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五日）。苏联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维辛斯基（当时还是第一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主要公诉人h-b-克雷连科（意义重大的相遇！好似传送法律接力棒），五十三名被告，五十六名证人。真是规模宏大呀！
可是，在规模宏大中也包含着这次审判的弱点：如果在每一个被审人身上哪怕只牵三条线，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九条，而克雷连科却只有十根指头，维辛斯基也只有十根。当然“被告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但不是全体，这样做的只有十六个人。十三个人“狡辩”二十四人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这就造成了不可容许的口径不一致，而群众一般说是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除了优点（然而都是以前的审判中已经有过的）——被告和辩护人的束手无策，他们无能改变或推倒判决，——这一起新案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别人不说，在有经验的克雷连科看来这是不能原谅的。
我们眼看着就要迈进无阶级社会，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实现平冲突审判（反映着我们制度的内部无冲突性）的能力。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检察长、辩护人和被告都应当同心协力地奔向一个目标。
何况，沙赫特案件的规模——只是一个煤炭工业，而且只是顿巴斯一地，与时代是不相称的。
显然，在沙赫特案件结束之日，克雷连科马上就开始另外挖一个容量大的新坑（连他经办沙赫特案件时的两个同事——社会公诉人奥萨德奇和舍因也掉进了这个坑）。不用说，他得到已经抓在雅戈达的坚强手里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整个机关多么热心和熟练的帮助。需要制造出一个全国范围的工程界的组织，然后再把它揭发出来。为此，需要搞出几名为首的有影响的暗害人物来。工程界里谁不知道彼得-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就是这么一个绝对有影响的、十分矜持的人物呢？他在本世纪之初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采矿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了整个俄国工业为战争出力的工作，它在战争进程中弥补了沙皇备战工作的缺陷。在二月革命后他成了工商次长。他在沙皇时代因进行革命活动受过迫害；十月革命后曾三次被捕入狱（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二）；从一九二0年起是矿业学院的教授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顾问（关于他的详细情形见本书第三部第十章）。
这个帕尔钦斯基也就是被内定为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审判的主要被告。然而，轻举妄动的克雷连科，尽管已经有了十年名声响亮的检察长工作经历，在进入对他完全生疏的工程之邦时，不仅不懂材料力学，而且连可能发生的心灵阻抗也一窍不通。克雷连科的选择证明是错误的。帕尔钦斯基经受住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能施展的一切手段——没有屈膝投降，没有在任何胡说八道的东西上签名便死去了。冯-梅克和维利奇科与他一起经受了考验，看来也没有屈服。他们是死于刑讯还是遭到枪决——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他们证明了，是可以反抗的并且是可以顶住的——从而给后来所有那些著名的被告留下了火辣辣的责难。
雅戈达为掩盖自己的失败，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了一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他们三人因进行重大暗害活动而被枪决的简短公告和对其他许多不提名的人的谴责。
白费了多少时间呀！——几乎整整一年！多少审讯之夜呀！多少侦查员的想象力呀！——都落空了。克雷连科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找寻一个有名望、有影响而同时又是很软弱、很容易摆布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个该死的工程界实在了解得太差，以至又在各种不成功的试验品上花费了一年时间。从一九二九年夏天起，他在赫连尼科夫身上用了一番工夫，但赫连尼科夫没有同意扮演卑鄙角色就死掉了。费多托夫这个老家伙倒是被制服了，但是他太老，而且又是个纺织工作者，一个油水不大的部门。一年又白白地过去了。全国都在等着一次包罗一切的暗害案的审判，斯大林同志也在等待——而克雷连科的好戏却迟迟不能出笼。只是在一九三0年夏天，不知道难找到并提出了一个对象：热工研究所所。长拉姆津！——于是就把他提起来，前后用了三个月时间排练并演出了一出好戏——我国司法界的真正完美杰作，世界司法界望尘莫及的范例——
12）“工业党”审判（一九三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最高法院专门庭，仍是那个维幸斯基，仍是那个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仍是我们心爱的克雷连科。
现在已经不存在那些妨碍读者看到我们手头拿的这本完整的速记记录或不让外国记者旁听的“技术性原因”了。
意图宏伟：在受审人席上的是国家的整个工业界、它的各部门和计划机关（采矿工业和铁路运输部门从哪条缝里漏走了，这只有主办者的眼睛才看得见）。同时，节约用材：被告只有八人（考虑到了在沙赫特案件上犯的错误）。
你们会叫起来：八个人能代表整个工业界吗？能，我们甚至感到太多了！八个人当中——光代表作为最重要的国防部门的纺织业的就有三个人。那末想必有成群的证人吧？总共七个，也是在押的暗害分子。那末总会有成堆的作为罪证的文件？图纸？设计方案？指示？通报？意见？检举材料？私人笔记？一概没有！就是说——一张小纸条也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怎么这样马虎？——抓了那么多人都一张纸条也没有捞到？“有过许多”但“都销毁了”因为：“在哪里保存档案呢？”拿到审判庭上来的只是几篇公开的报纸文章——流亡分子的和我国的。可是怎样提起公诉呢？！咳，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在嘛。不是第一天干这号事了。“在一切情况下最好的罪证终究还是受审人的供认。”
而且，是怎样的供认呀，——不是被迫的，这时，忏悔从胸中挖掘出大段大段的独白，一心想说啊说啊，揭发呀，鞭笞呀！让费多托夫老头儿（六十六岁）坐下，已经够了！——不，他死气白赖地还要提供解释和说明！接连五次开庭甚至都轮不上提问题：被告不断地说啊，说啊，解释啊，说完了又请求发言，还要对遗漏的内容作补充。他们用演绎法把起诉所需要的一切内容说得一清二楚，无需提出任何问题。拉姆津在做了若干次长篇说明之后，为了把意思说明白，还像对蠢笨的学生讲课似的作了简要的小结。被告们最怕的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解释清楚，还有什么人没有被揭发，还有谁的姓名没有点到，还有谁的暗害意图没有说明白。而且什么难听的话都往自己头上扣！——“我是阶级敌人”“我是被收买的”“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检察长：“这是你的错误？”察尔诺夫斯基：“和罪行！”克雷连科干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五次开庭他只是喝茶；吃饼干，或者吃给他送上来的别的东西。
但是这种感情激动的场面被告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没有磁带录音，可是辩护人奥采普描述：“被告们说话像履行公事，冷冰冰地，好像练熟了，一点也不慌张。”真是想不到！——这样强烈的忏悔的激情——怎么又像履行公事？又是冷冰冰？看来还不仅如此呢，他们各人那篇编得很顺溜的充满悔恨的词儿，也说得有气无力，含糊不清，以至维辛斯基常常请他们说得响一些，说得清楚一些，因为什么都听不见。
辩护方面也丝毫没有破坏审判的严整性：检察长提出的一切建议它都同意，它把检察长的公诉词称做有历史意义的.把自己摆出来的那些理由说成是狭隘的违心之论，因为“苏维埃辩护人首先是苏联公民”他对被辩护人的罪行“与全体劳动者一起感到愤慨”（工业党审判第四八八页）在进行法庭调查时，辩护人提出一些小心翼翼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果维辛斯基打断他们的话，他们就赶紧缩回去。律师们本来也只为两名没有多大问题的纺织工作者辩护，他们既不对犯罪构成进行争论，也不对行为的评定提出异议，而只是说：能否使被辩护人免于枪决？审判员同志，清考虑什么更有用些“他的尸体还是他的劳动”？
这些资产阶级工程师们所犯下的发着恶臭的罪行有哪一些呢？请看吧。做计划时降低发展速度（例如，工人群众决心每年增产百分之四、五十，而计划中年产量的增长率总共只有百分之十——三十）。放慢了地方燃料开采的速度。未能以足够速度发展库兹巴斯。利用经济理论上的争论（用不用德聂伯河水电站向顿巴斯供电？修不修莫斯科一顿巴斯的超级干线？）来拖延重大问题的解决（工程师们在争论，事情摆着不动！）。拖延工程设计的审查（没有一眨眼工夫就批准）。讲授材料力学的时候推行反苏路线。安装陈旧设备。使资金呆滞（把它们投入了造价昂贵的和旷日持久的建筑工程）。实施了不需要的（！）修理。对金属材料使用不善（钢材品种不全）。在各车间之间、在原料和加工能力之间造成比例失调（这在纺织部门特别突出：和当年棉花收获量相比，多建了一两座纺织厂）。后来又发生了从低指标一下子跳到高指标的现象。对这个倒霉的纺织工业开始实行了显然是暗害性的加速发展。最主要的是：他们制定了破坏动力工业的计划（但是无论在哪里，一次也没有实行）。因此暗害活动不是表现为个别机器的毁坏，——而是在计划上、业务上的暗害，它应当在一九三0年造成总危机甚至经济瘫痪！所以未能得逞——全是由于存在着群众自下而上的“生产财务对应计划”（把各项数字翻了一番！）
“那——那——那”——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想说些什么。
怎么？你们嫌少吗？但是，如果我们在法庭上把每一条都重复倒嚼它五次、八次，那也许就不少了吧？
“那——那——那”——60年代的读者还是拖长声调想说些什么——所以发生这种事情，会不会正是“生产财务对应计划”造成的？如果任何一个工会会员大会都可以不问国家计委随便改变任何比例，那你的比例难得失调。
啊，检察长这碗饭可不好吃呀！因为决定了要把每句话都公布！那就是说，工程师们也会读的。既是名为蘑菇，就应听人采食！干是克雷连科便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对工程技术的细节问题大发议论，反复审讯！于是各大报的正页和附页便登满了小号字排的技术奥妙。算盘是这样打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傻眼，晚上时间再搭上休息日，他都不够用，这样他就不会从头到尾地读，只会注意到每隔几段重复出现的：暗害！暗害！暗害！
但是，如果还是从头读呢？而且每一行都读呢？
那时候，透过编得既不聪明也不巧妙的令人生厌的自我诽谤，他便看出卢宾卡的绳索担负了一件不能胜任的使命。粗拙的羁绊拴不住翅膀强健的二十世纪的思想。囚犯们人虽被捉，被驯服，被压倒，但思想却不听管束。被告尽管惊恐万状，舌敝唇焦，但仍能来得及向我们吐露全部真情。
请看他们的工作环境。卡林尼科夫：“我们这里造成了一种技术上不信任的气氛。”拉里切夫：“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这是上边的命令）因为在任何条件下，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反正是办不到的。”（第三二五页）
我国不幸的一代工程师的整个工作就是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热工研究所完成了一个足以自豪的主要研究项目，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用系数；从这个情况出发，远景规划里减少了对燃料开采的需求——这就表示他们通过压低燃料平衡的办法进行暗害活动——运输计划中列入了全部车厢改装成自动挂钩的措施——这是进行暗害，使资金呆滞！（自动挂钩需要一个较长期限才能全面推广和显示经济效果，可是我们要你明天就拿出结果来！）——为了更好地利用单线铁路，决定加大机车和车厢。这应当说是现代化吧？不，这是暗害行为！——因为这就需要花费资金去加固桥梁和线路的上部结构！费多托夫看到，在美国，设备便宜，人力昂贵，而我国情况恰恰相反，所以不能像猴子似地模仿人家，从这个深刻的经济上的判断出发，他得出结论：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购买适合于传送带生产的价格昂贵的美国机器，最近十年内还是购买木那么完美的英国机器，少花点钱，多用几个工人对我们更合算。反正不管什么机器十年以后总是要更换的，那时再去买贵一些的。这是暗害行为！——他打着节约的幌子，其实是不想让苏联工业拥有先进的机器！——建设新厂不再用比较省钱的混凝土，改用钢筋混凝土，并且说明白一百年之内会显出很好的经济效果——这是暗害行为！使资金呆滞！大量耗费短缺的钢筋！（保存下来镶牙用吗？）
费多托夫在受审人席上干脆痛快地让步说：“当然，如果今天每一戈比都要精打细算，你们可以把这认为是暗害行为。就像英国人说的：我还没有阔气到可以买便宜东西的程度
他企图委婉地向顽固的检察长解释：
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会提出一些准则，而这些准则归根结底都是、（都将被认为是！）暗害性的（第三六五页）
是啊，一个吓怕了的被告还能怎样说得更明白呢？对我们来说是理论，在你们眼里就是暗害行为！因为你们只要抓住今天，而毫不考虑明天
老费多托夫试图说明，由于五年计划的毫无道理的匆忙做法，几十万、几百万卢布是在什么地方白白糟踏的：棉花不是在产地拣选分级，以便给每个厂送去适合用途的品种，而是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送去。但检察长不听这些！他抱着冥顽不灵的固执态度在审判过程中上十次地回到回到回到那个比较直观的用积木搭成的问题：为什么要建造“宫殿式的工厂”——高高的楼层、宽大的走廊和太好的通讯设备？难道这不是明显的暗害行为吗？须知这是使资金呆滞，不可挽回的呆滞！资产阶级暗害分子们向他解释说：劳动部想在无产阶级国家里为工人建筑宽敞的、空气好的房屋（那就是说，劳动部里也有暗害分子，记下来！），卫生部门要求一层的高度为九米，费多托夫降低到了六米——那为什么不降低到五米呢？这就是暗卖行为！（要是降低到了四米半——那就更是胆大妄为的暗害行为：想要给自由的苏联工人造成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可怕条件。）他们向克雷连科说明，按照包括设备在内的整个工厂的总造价，这里所涉及的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不行，他还是还是还是提出每层楼的高度问题！还有：怎么竟敢安装功率这么大的通风机？它们是为夏天最热的日子设计的为什么要考虑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日子让工人们稍稍蒸发蒸发吧！
其实：“比例失调是先天的糊涂的组织在‘工程师中心’以前就造成了失调。”（第二0四页）（察尔诺夫斯基）“用不着采取什么暗害的行动只要采取规定的行动就够了，那时一切会自然发生。”（第二0二页）他不能说得再明白了！要知道这是在卢宾卡蹲了许多个月之后，而且是从被告席上讲的话。采取规定的（即上级糊涂蛋所指示的）行动就够了——不可思议的计划自己就会拆垮自己的台。瞧这就是他们的暗害行为之一：“譬如说我们有生产一千吨的能力，们必须（就是说依照荒谬可笑的计划）生产三千吨，而我们却没有采取措施去完成这个生产指标。”
对于当年官方的、经过审阅的、经过剔除的速记记录来说——应当选，这已经不少了。
好多次，克雷连科把自己的演员们弄到懒得说话的程度——被那些硬要他们重复的胡说八道搞烦了，简直替剧作者难为情，但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再演下去。
克雷连科：“你同意了？”
费多托夫：“我同意虽然一般说我不认为”（第四二五页）
克雷连科：“你确认吗？”
费多托夫；“说实话在某些部分好像大体上是。”（第三五六页）
工程师们（外面还没有被关起来的，经过法庭上对工程师阶层的这番臭骂之后，他们还必须振作精神去工作）——他们是没有出路的。什么都不好。是也不好，不是也不好。往前不好，往后也不好。着急——是暗害性的匆忙做法，不着急——是暗害性的破坏速度。谨慎地发展某一部门——是故意延缓，怠工；服从于任意的跳跃——是暗害性的比例失调。修理、改进、大准备——是使资金呆滞；拼设备——是破坏！（并且所有这些事侦查员将从他们自己嘴里挖出来，办法是：不让睡觉——关禁闭——现在请你举出几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你可能在哪些方面进行暗害。）
不耐烦的克雷连科催逼：“拿出鲜明的例子来！拿出你的暗害行为的鲜明例子来！”
（会拿出来的，会给你们拿出鲜明的例子来的！总会有人在不久的将来把那些年代的技术史也写出来的！他将给你们拿出所有的例子和非例子。他将对你们发癫痫病似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种种抽搐都作出评价。我们那时就会知道，多少人民的财富和力量白白糟踏了。我们会知道，所有最好的方案是怎样被断送了的，而执行的却是一些最坏的方案，并且是用最坏的方法。是啊，如果让红卫兵来领导搞尖端的工程师们——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半瓶子醋的热心家们比昏庸的首长们干的事更加荒唐。）
是啊，说得太细了——是不利的，搞得越细，罪行不知怎么的就越够不上枪毙。
但是，别忙，还没有完呢！最主要的罪行还在前面！瞧，就是它，就是它，连不识字的人都觉得又浅显又易懂！工业党：1-为外国武装干涉作准备；2.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拿钱；3.进行间谍活动；4.分配了未来政府中的席位。
再没有二话了！所有的嘴都给堵上了。所有的反对者都低下头去了。于是，只听到窗外传来的游行示威的脚步声和怒吼声：“处死！处死！处死！”
可是——说得稍详细些不行吗？——干吗你还要再详细些呢？好吧，那就请吧，只是还要更可怕些。一切都是由法国总参谋部指挥的。因为法国没有自己要操心的事情，没有困难，没有党派斗争，只要哨子一吹——大军就会开来进行武装干涉！起初预定在一九二八年进行。但是没有商量好，没有协调好。好吧，那就移到一九三0年。又没有商量妥当。好吧，那就改为一九三一年吧。说实在话，法国并不是亲自要来打仗，而只是把右岸乌克兰的一部分地区攫为己有（作为对全面组织工作的酬劳）。美国——更不会来打仗，但答应派舰队到黑海和波罗的海来进行威胁（为此给它的酬劳是高加索的石油），主要的军人是十万名流亡分子（他们早已东分西散，但一吹哨就会集合起来的）。然后是波兰（给它半个乌克兰）。罗马尼亚（大家都知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辉煌战绩，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拉脱维亚！还有爱沙尼亚！（这两个小国巴不得抛掉对自己的年轻国家体制的操心，将倾巢而出进行征服）。而尤其可怕的是主要打击的方向。怎么，已经知道了？是的！它将从比萨拉比亚开始，然后，以德聂伯河右岸为依托，直接向莫斯科推进！而在这个致命的时刻在各条铁路上将发生爆炸？——不，将造成阻塞！而在各发电站里，工业党也将拧掉塞子，于是全苏联就将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所有的机器都将停下来，其中也包括纺织机器！到处将发生破坏（被告注意！在不公开审讯前不得说出破坏的方法！不得说出工厂的名称！不得说出地点！不得说出姓名政p国的不许说，连本国的也不行！）。请你们再加上到那时候将要实行的对纺织业的致命打击！请再补充上，有二、三个纺织工厂正在暗害性地修建在白俄罗斯境内，它们将成为武装干涉者的根据地！（第三五六页，一点也不是开玩笑。）据有了纺织工厂之后，武装干涉者便会一往无前地冲向莫斯科！但最狡猾的阴谋是：他们想排干库班河下游的低岸和小岛地带、波列西耶的沼泽地和伊尔明湖附近的沼泽（维辛斯基禁止说出确切的地点来，但一个证人说漏了嘴）——那时便给武装干涉者们开放出最短的途径，他们将人不湿脚马不湿蹄地直达莫斯科。（当时鞑靼人为什么那么困难？拿破仑为什么没有找到莫斯科？全是由于波列西耶和伊尔明湖一带的沼泽。他们如果把沼泽排干——白石城就会暴露在他们面前了！）还要，还要请补充上，表面上修建了一些锯木工厂，其实是（地点不要说出来！）飞机库，以便武装干涉者的飞机不至于停放在露天淋雨，而可以滑行到那里面去。还建造了（地点不要说出来！）供武装干涉者居住的房屋（以前历次战争的离乡背井的占领者都是在哪里宿营呢？）。一切有关的指标，被告都是从神秘的外国主干k和p（姓名决不可说出来，国名也不要说出来！）那里得到的（第四0九页）。而在最近时期甚至着手“准备在红军的个别部队中搞策反”（兵种不要说出来！部队番号不要说出来！姓名不要说出来！）诚然，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可是曾经图谋（也没有做）在某个中央一级的军事机关里纠集一个金融家和前白军军官的小组（啊，白军？记下来，逮捕！）。还有一些抱反苏情绪的大学生小组（大学生？——记下来，逮捕。）
（不过，也要适可而止。可别使劳动者懊丧起来，以为现在一切都完蛋了，苏维埃政权过去怎么这样马虎。还要说明这个方面策划的很多，但做到的很少！哪一个工业部门都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
但为什么武装干涉终究没有实现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一会儿是因为彭加洛在法国没有当选，一会儿是因为我国的流亡工业家们认为，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把他们过去的企业充分恢复起来——让布尔什维克再好好干一阵吧。还有，同波兰、罗马尼亚怎样也商量不好。
很好，武装干涉没有成为事实，但工业党仍是事实！你们听到杂沓的脚步声吗？你们听到劳动群众的怒吼声吗？“处死！处死！处死！”现在上街游行的是那些“一旦发生战争，将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人们”（第四三七页，引自克雷连科的公诉词。）
（看得多么透彻：正是这些轻信的示威者们将要在一九四一年用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是，检察长，你的手指头指向哪里？你的手指头指向什么地方？）
那末——为什么是“工业党”呢？为什么是党，而不是工程技术中心？我们可已经习惯于——中心！
不错，是有过一个中心。但我们决定改组为党。这样更像样些。这样更易于在未来的政府中争夺部长席位。这能“动员工程技术群众去争夺权力”同谁争夺呢？——同其他政党呗！首先是同劳动农民党，要知道那个党拥有二十万人呀！其次——同孟什维克党！那末，中心呢？三个党一起本来要组成一个联合中心。但是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粉碎了。好在是把我们粉碎了！（被告们都感到高兴。）
（又粉碎了三个政党，对斯大林面子上多么好看！粉碎三个“中心”能添得了多少光彩！）
既然有党，那就有中央委员会，不错，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诚然，无论代表会议，无论选举，一次都没有举行过。谁愿意，谁就进入，约有五个人。大家彼此相让。主席的职位大家也你推我让。会议也没有开过——无论中央（谁也不记得，但拉姆津记得很清楚，他会说出来的！），无论各工业部门小组，都没有开过会。连人也不知道在哪里察尔诺夫斯基：“工业党并没有正式成立。”那有多少党员呢？拉里切夫：“党员人数难以计算，不知道确实有多少。”那怎样进行暗害呢？怎样传达指示呢？是这样，谁跟谁在机关里碰到了——口头转告。往后每一个人就自觉地去进行暗害（拉姆津有把握地说有两千党员。既然有两千，那就抓它五千。根据法院的资料，在苏联共有三四万名工程师。那就等于每七个要进去一个，其余六个也要出一身汗）——怎样同劳动农民党进行接触呢？在国家计委或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遇见了——就一起“策划反对农村共产党员的有系统的行动”
我们在哪里已经看到过这种景象呢？噢，是了，是在“阿伊达”里，欢送拉达梅斯出征，乐队奏着乐，站立着八个戴盔持矛的军人，而两千名则是画在后面的布上的。
工业党就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关系，行，能演得好的！（现在甚至不能相信，这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可畏，多么严肃。）台词还要多次重复，以便加深印象。每一段情节都要在观众面前出现几遍。这样一来可怕的幻想便成倍地增加。为了不显得平淡无味，被告还要突然地“忘掉了”什么零碎“企图抵赖”——这时便会“用交叉供述的方法迫使他们就范”演出效果和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一样生动。
但是克雷连科做过了头。他打算从另一方面对工业党进行剖析——揭示它的社会基础，这种对阶级本质的分析决不会出毛病，于是克雷连科就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没有分配角色，转入了即兴表演：让每个人讲讲自己的生平，对革命的态度，怎样堕落到去从事暗害活动。
这一段冒失的插曲，这一个有人情味的场景，突然把整个五幕戏都破坏了。
首先我们惊异地得知——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台柱，所有这八个人，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农民的儿子、多子女的办事员的儿子、手艺人的儿子、乡村教师的儿子、货郎的儿子所有这八个人都是清苦求学的，他们自己挣钱来使自己受到教育，而且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十二、十三、十四岁。有的教课，有的在机车上干活。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挡住他们的求学之路！他们都正常地毕业于实科中学，然后是高等技术院校，成了知名的大教授。（怎能这样呢？告诉我们的是，在沙皇制度下只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才能年历总不会错了吧？）
而现在，在苏维埃时代，这些工程师们的处境却很困难：他们几乎不可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我们想起来了，知识分子的子女——这是最次的品种呀！）。法庭没有争辩。克雷连科也没有争辩（被告们自己赶紧声明，当然，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这是无关紧要的）。
这些被告在我们眼里开始稍稍有点区别了（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讲话是很相似的）。他们不同的年龄特征——也就是他们正派程度的特征。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开外的人——他们的自白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但是四十三岁的拉姆津与拉里切夫和三十九岁的奥奇金（这就是那个在一九二一年告发了燃料管理总局的人）则是活跃而无耻。关于工业党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全部主要供述都是来自他们。拉姆津是这样一个人（在少年得志的情况下），整个工程界都不肯伸出手和他握手，——但是他满不在乎！在法庭上，对于克雷连科的暗示，只要说出四分之一个字，他就能领会，而且马上提供出明确的说法。全部起诉的罪状也正是建筑在拉姆津的记忆上的。他具有那样的自制力和坚决性，的确可以（当然是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在巴黎进行关于武装干涉的全权谈判——奥奇金也是相当走运的：二十九岁的年纪“已经得到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无限信任”
六十二岁的察尔诺夫斯基教授的情形就不同。在大学里，一群匿名的学生在墙报上围攻他；叫他这个讲了二十三年课的老教授到学生大会上去“报告自己的工作”（没有去）。
而卡林尼科夫教授曾在一九二一年领导了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斗争！——教授罢教！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就争得了学院自治权（委任职务、选举校长等）。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们选举卡林尼科夫继任校长，但人民委员部不同意，任命了一个自己选定的人。然而，教授们举行了罢教，学生也支持他们（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学生）——这样，卡林尼科夫就违背苏维埃政权的意志当了一整年的校长（只是在一九二二年才砍掉了他们的自治权，大概免不了也要抓一些人）。
费多托夫——六十六岁，而他的工程师的工龄比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大十一岁。他在俄国所有的纺织工厂里都工作过，（这样的人多么可恶，多么想把他们赶快甩掉！）在一九0五年，他放弃了莫罗佐夫手下的厂长职位，丢掉了高工资，宁可去参加抬着被哥萨克屠杀的工人们的棺材进行的“红色葬礼”现在他体弱多病，视力很差，晚上不能出门，连看戏也不能去。
是他们——准备了武装干涉？造成经济崩溃？
察尔诺夫斯基接连许多年都没有空闲的晚上，他那么忙于教课和新学科研究（生产组织、合理化的科学原理）。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保留了那些年代的理工教授的形象，他们正是这样的一些人：晚上，准备毕业论文的、搞设计的学生们、研究生们纷纷去烦扰他们，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他们才能回家。要知道在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全国只有三万个这样的人——他们恨不能分成几瓣！
他们准备引起危机？他们为了得到点小恩小惠而进行间谍活动？
拉姆津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老实话：“暗害的道路是与工程师们的内部结构格格不入的。”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克雷连科强迫被告躬身自责，承认自己“缺乏知识”政治上“无知”因为政治——这是比任何金属学或锅轮机制造学要难得多、高得多的一门学问！——因为在这方面无论脑瓜子、无论文化水平都帮不了你的忙。不，请回答吧——你是抱着什么心情迎接十月革命的？——抱着怀疑态度——那就是说，一开始就敌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克雷连科提出一串理论问题去难为他们——可是我们却通过他们符合人之常情的（不符合角色的台词的）几句平平常常的失言，稍稍看到一点核心的真相——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整个气泡是靠什么吹起来的。
工程师们在十月变革中首先看到的是——混乱（三个年头确实只是一片混乱）。他们还看到——最普通的自由权利的被剥夺（这些自由权利后来永远没有恢复）。工程师们怎么能够接受工人的专政——接受他们在工业中的这些缺少专门技能、既不懂生产的科学规律也不懂它的经济规律的帮手们的专政呢？——但这些人却占据着领导工程师的主要地位。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该认为由那些能合理地指引社会事务的人来领导社会是较为自然的社会结构呢？今天的社会控制论，除了未涉及对社会的道德领导之外，——难道不正是导致这个方向吗？难道那些职业政治家们不是长在社会脖子上妨碍它的头部自由转动和双手自由动作的疖子吗？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能有政治观点呢？因为政治——这甚至不是一种科学，这是一种任何数学工具不能表述的经验领域，而且还是受到人的利己主义和盲目欲望影响的一种领域。（察尔诺夫斯基甚至在法庭上说：“政治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还应当以技术的结论为指导。”）
军事共产主义的野蛮压力只能使工程师们感到厌恶，一个工程师是不会参与荒谬事情的——所以在一九二0年以前，他们大多数人无所作为，尽管过的是洞穴人似的贫苦生活。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工程师们积极地参加了工作：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当局变得通情达理起来了的一种征兆。但是，客观条件变了：工程师们不仅被看成是一个可疑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甚至没有权利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工程师们不仅得到比自己对生产的贡献低得难以计量的报酬，而且，一方面要他们对生产成效和生产纪律负责——同时又剥夺了他们维持纪律的权利。现在任何一个工人不仅可以不执行工程师的命令，而且还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他，甚至打他——而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者，工人总是对的。
克雷连科反驳说：“你记得奥尔登博格尔一案的审判吗？”（意思是你看我们是怎样保护过他。）
费多托夫：“不错。为了引起对工程师处境的注意，当时需要丧失一条生命。”
克雷连科（大失所望）：“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费多托夫：“他死了，但死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他是自愿死的，而许多人是被杀死的。”（第二二八页）
克雷连科默不作声。可见，说的是实话。（请再翻阅一下奥尔登博格尔的案卷，想象一下那种围攻的情形。再加上这个结尾：“许多人是被杀死的。”）
所以说，一个工程师在还没有犯什么过失的时候，就已经动辄得咎了！如果他在哪方面真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也是个人呀）——那时，如果同事们不替他遮盖，他就会被撕个粉碎。难道他们会看重忠诚坦白吗？所以工程师们有时也不得不在党的首长们面前说几句谎话？
为了恢复工程师们的威信和威望，他们的确需要联合起来互相救助——他们全都面临着威胁。但为了这种联合并不需要开什么代表会议，并不需要有什么党证。像思路清晰的聪明人之间任何的相互谅解一样，这种联合只要轻轻地甚至偶然地说上三言两语就可以做到，而完全不需要投票表决。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需要决议和党的棍子（斯大林也好，侦查员们也好，以及整个他们这一伙，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一点！——他们没有这种人的相互关系的经验，他们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是啊，俄国工程师们之间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一个没有文化的任性胡为者的大国里早就存在了，它已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而现在新政权察觉了它，感到惊慌不安。
这时，一九二七年到来了。新经济政策的合乎情理的做法烟消云散了——原来整个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场无耻的骗局。这时提出了各种胡闹的不现实的超工业化跃进方案，宣布出各种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和任务。在这些条件下，工程师们的集体智慧——国家计委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里当头头的工程师们该怎么办呢？服从于丧失理智的做法？自动靠边站？他们自己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纸上可以写任何数目字——但“我们的同志们，实际工作者们，将无力去完成这些任务”那末，就需要把这些计划尽量压缩，合理调整，最过头的任务干脆取消。因此就需要形成一个自己的工程师的“国家计委”它应当纠正领导人的愚蠢行为。最可笑的是，这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工业和人民的利益，因为那些倾家荡产的决定将会被取消，漏掉和撤掉的百万卢布将会从地上被拾回来。在关于数量、关于计划和改订计划的一片喧嚷中，应当坚持“质量是技术的灵魂”的原则。对学生们也要这样进行教育。
这就是最微妙、最细致的真相。这就是实际情况。
但是在一九三0年要把它明说出来吗？——已经够得上枪毙！
可是为了激起民愤——这太少，太不显眼！
因此才需要把工程师们这项讳莫如深的救国救民的密约改头换面，涂抹成为暗害行为和武装干涉的粗俗画面。
在下面这个插进来的一场戏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没有形体的——也是没有结果的！——真相的影子。导演的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了，费多托夫已经脱口说出他坐牢八个月中间的那些不眠之夜（！）；泄露出不久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某个重要工作人员曾经握过他的手（？）（这是一种约定吗？你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国家政治保卫局日后会实践自己的诺言？）瞧，证人们（尽管他们的角色要小得多）也开始不知所云了。
克雷连科：“你参加过这个小组吗？”
证人基尔波津科：“研究武装干涉问题时参加过两三次。”
这正合需要！
克雷连科（勉励地）：“往下说吧！”
基尔波津科（停顿）：“除此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了。”
克雷连科启发，提醒。
基尔波津科（迟钝地）：“除了武装干涉外我再也不知道什么了。”（第三五四页）
同库普利扬诺夫对质的时候他连事实都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克雷连科生了气，冲着这些笨头笨脑的囚犯们叫嚷：
“那就应当想办法做到使你们的回答互相一致！”（第三五八页）
但是，在剧场休息时间，一切又重新弄得合乎标准。所有的被告又重新系上线，每一个都等待着扯动。克雷连科同时把八个一下子牵动起来：瞧，流亡国外的工业家们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没有同拉姆津和拉里切夫进行过任何谈判，也不知道什么“工业党”说被告的供述多半是用刑讯逼出来的。对此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老天爷！被告们多么愤慨呀！他们争先恐后地请求赶快让他们表态！几天前他们污辱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们的时候的那种疲惫的无动于衷神情往哪里去了呀！流亡分子简直要把他们的肺气炸了！他们急忙要给报纸写书面声明——被告们维护国家政治保卫局所采取方法的集体书面声明！（喂，这难道不是点缀吗？这难道不是金刚钻吗？）
拉姆津：“我们在这里出庭的事实，就足以证明我们没有受到刑讯和折磨！”
那种把人搞得不能出庭的刑讯又有什么用呢！
费多托夫：“坐牢不止给我一个人带来好处我在监牢里甚至比在外面感觉得更好些。”
奥奇金：“我也是，我也是感觉得更好些！”
克雷连科和维辛斯基完全是出于高风格才没有允许搞这种书面集体声明。要是写了才好哩！要是签上名才好哩！
也许有人暗地里还抱着怀疑？那末，克雷连科同志便请他们分享一点他的逻辑的光彩：“如果对于这些人说的是不是真话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那末请你回答：为什么偏偏把他们逮捕起来，为什么忽然这些人都招认了？”（第四五二页）
多么有力的思想呀！——几十年来公诉人都没有猜想到：逮捕的事实本身就证明有罪！如果被告无罪——那为什么要把他们逮捕呢？如果已经逮捕了——那就说明有罪！
还有，真的：他们为什么会招认呢？
“刑讯的问题我们要排除！但是可以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认罪？然而我要问：他们除了认罪还有什么办法？”（第四五四页）
说得多么确切！多么符合心理学！凡在这类机关里蹲过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还有什么办法？
（伊万诺夫一拉祖姆尼克写道，一九三八年，在布蒂尔卡，他曾经与克雷连科同关在一个监室里，克雷连科的位置是在板铺下面。那里的情景如今我仍历历在目（自己爬过）：那里板铺是那么低，只有全身趴在肮脏的沥青地上才能爬进铺下去，但新来的人一开始不懂这个窍门，他们跪在地上爬。脑袋倒是可以塞进去，而突起的屁股就得留在外面。我想最高检察长准是特别难以掌握这个窍门，他那还没有瘦下去的屁股准是长久地极在那里为苏维埃司法增光。我幸灾乐祸地想象着这个搁浅了的屁股，实在罪该万死，但当我长久地描述这些案子时，它好似是对我的一种安慰。）
不但如此，检察长还继续发挥说，即使种种（关于刑讯逼供的）说法一概属实——那仍不明白，有什么东西能迫使他们众口一致地、彼此没有任何偏差和分歧地招认？他们在什么地方能够实行这种大规模的串供？——要知道他们在侦查期间彼此是没有往来的！？！
（过几页有一个幸存的证人会给我们说出在什么地方）
现在不是我向读者，而是请读者向我说明，臭名昭著的“三十年代莫斯科审判之谜”究竟在什么地方（人们起先是对“工业党”觉得惊讶，后来又觉得对党的领袖人物的审判是一个谜）？
要知道与此案有关的人并没有两千，提交法庭公审的也并没有两三百人，而只有八个人。指挥八个人组成的合唱团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难题。而且克雷连科可以从成千人里选择，并且选作了两年。帕尔钦斯基不屈服——枪毙了（而且死后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在供述中也是这样提到他，虽然从他嘴里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来）。后来希望从赫连尼科夫那里逼出所需要的东西——赫连尼科夫没有向他们低头。故而在页末出现了一个小号字的脚注：“赫连尼科夫在侦查期间亡故。”用小号字是印给傻瓜们看的，而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将用两倍大的字体写上“在侦查期间被折磨致死！”（他在死后也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但是哪怕他讲出了一件事实也罢，哪怕他为这个大合唱增添了一份供词也罢，——一概没有！因为他一样也没有提供！）突然有了一个难得的发现——拉姆津！有能量！精明强干！为了活命——什么都干得出来。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他是夏末在开庭审判前不久才被捕的，但他不仅已经进入了角色。而且好象整个剧本就是他写的，他掌握了一大堆边缘材料，现编现唱，任何姓名，任何事实，要啥有啥。有时还像功勋演员那样懒洋洋地卖弄几句辞藻：“工业党的活动分布得那么广泛，以至十一天的开庭审理都不可能把它详尽无遗地揭示出来。”（意思是，找吧！继续找吧！）“我坚定地相信，一个不大的反苏阶层还保留在工程界里。”（再抓！再抓！）瞧，他的本事真不小：他知道，这是一个谜，而解释谜语是需要有一点艺术性的。于是这个无感觉的棍棒似的东西，突然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俄国式的犯罪特征，这样的犯罪只有通过面向全民的悔过才能清洗”
拉姆津不公道地被俄国人忘掉了。我想他完全有资格成为那种既无耻透顶又使人眼花缭乱的叛徒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叛卖行为的精彩表演！在这个时代不止他一个，但他是最显眼的。
如此说来，克雷连科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部困难只在人选上不要犯错误。但风险是不大的：侦查期间的废品随时可以送进坟墓。粗筛细罗都通过了的，可以治冶病，养养肥，然后押上法庭！
那末这个谜在什么地方呢？对他们事先怎样加工？就这样：你想活吗？（你自己不想活了，那也该为子女、为孙子孙女着想呀。）不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院子就可以把你枪毙，这算不了一回事，你明白吗？（这毫无疑问。谁还不明白，谁就去上一学期卢宾卡的磨练课。）如果你们去演一出戏，对你我双方都有利，你们是专家，台词由你们自己写，我们这些检察长会把它背熟，还要使劲记住技术名词（在法庭上，克雷连科有时背错了词，把机车轴说成车厢轴）。出台表演对你们是不愉快的，耻辱的——应当忍耐过去！因为活着更可贵！——你们以什么保证以后木枪毙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要报复你们？你们是很好的专家，什么过错也没有，我们重视你们。瞧，已经审过多少暗害案件，所有表现好的，我们都让活着（饶恕前次审判中听话的被告——是未来的审判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像沿着一根链条似的，这个希望一直传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但是必得全部履行我们的一切条件！审判应当发挥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
于是被告们就履行一切条件
他们就把有高度智力的工程界反对派的全部精微奥妙都作为连最次的扫盲对象也能理解的肮脏的暗害行为端出来。（但还没有在劳动者的盘子里撒玻璃屑的情节——检察机关也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然后是思想动机。他们为什么搞暗害？——出于敌对思想。但是现在为什么一致认罪？——也有思想基础，他们被五年计划第三年火焰熊熊的高炉形象征服了（在监牢里）！在最后陈述中他们虽然也请求留给生路，但这对他们不是主要的。（费多托夫：“我们罪不容赦！公诉人说得对！”）对于这些现在站在死亡门槛上的奇怪的被告说来，主要的——是要使人民和全世界相信苏联政府的绝对正确和有远见。拉姆津特别颂扬“无产阶级群众及其领袖们的革命意识”他们找到了比学者们所主张的“正确无数倍的经济政策的道路”他们准确得多地计算出了国民经济的速度。现在“我懂得了应当实现猛冲，应当实现跃进，应当突击占领”（第五0四页）等等。拉里切夫：“苏联是不会被一天天衰亡下去的资本主义世界所战胜的。”卡林尼科夫：“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人民的利益和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融合成一个坚定目标。”顺便还说到在农村中“党的总路线、消灭富农阶级的做法是正确的。”在等待死刑中他们竟然有时间去闲扯这一切这群悔悟了的知识分子的喉咙里甚至还能通过这一类预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生活应当逐渐缩小集体意志是最高的形式。”（第五一0页）
这样，经过了八套马车的努力，审判的所有目标都达到了：
1.国内的种种匾乏，饥饿也好，受冻也好，没有衣穿也好，紊乱现象也好，以及明显的蠢事，统统都算到了暗害分子一工程师的帐上；
2人民被迫在眉睫的外国武装干涉吓坏了，准备作出新的牺牲；
3.工程界的团结一致被破坏了，整个知识界吓怕了，搞散了。
为了不留下怀疑的余地，再一次由拉姆津清楚地说出审判的这一目标：
“我希望经过这一次对工业党的审判，整个知识界的黑暗可耻的过去可以认为是被彻底埋葬了。”（第四十九页）
拉里切夫还加上：“这个帮派必须摧毁在工程界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忠诚！”（第五0八页）奥奇金也说：知识界“这是一摊烂泥似的东西，正如国家公诉人所说，它是没有脊梁骨的，这是绝对的无骨气无产阶级的嗅觉不知道要高多少倍。”（第五0九页）（不知为什么无产阶级那里主要的总是——嗅觉一切都是通过鼻孔。）
这样的一些热心分子干嘛要毙掉？起先判几名主犯死刑，马上改判为十年。（于是拉姆津便前去组织一个“沙拉施卡”一天堂岛了。）
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几十年间就是这样写的——从一九二年的革出教门（读者还记得：“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黑将军们的同盟者”、“帝国主义的雇佣代理人”）到一九三0年的革出教门。
“知识分子”一词在我国成了一句骂人话，这还值得奇怪吗？
公开的法庭审判原来是这样搞法！探索中的斯大林思想终于达到了理想境界。（希特勒和戈塔尔这些半瓶醋是望尘莫及的，他们搞的那个国会纵火案是自我丢脸）
标准已经树立了——今后许多年可以照此办理，只要总导演一句话，哪怕每个季度重复一次也行。总导演的旨意是把下一出戏定在三个月之后开演。排演期限很紧，但是没有关系。快来瞧，快来听！只此一家！首次公演。
13孟什维克联盟局审判（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月）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不知为什么换了什维尔尼克，其他都是各在其位——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克雷连科、他的助手罗根斯基。导演们信心十足（涉及的材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弄熟了的政党问题）——带上舞台的有十四名被告。
一切经过得不仅顺顺当当，而且顺当得令人发傻。
我当时是十二岁，已经第三个年头认真阅读大消息报上的全部政治新闻。我一行一行地读了审理这两个案件的速记记录。在“工业党”一案中，我的儿童的心灵里已经感觉到有添枝加叶、弄虚作假、暗中安排的情形，但那里至少有宏伟的布景——全面的外国武装干涉！整个工业的瘫痪！分配部长职位！而在孟什维克一案里，挂出来的还是那些布景片，但已经褪了色，演员念台词没精打采，戏乏味得令人打呵欠，沉闷而平庸的重复。（莫非斯大林通过自己那犀牛般的皮肤竟能感觉到了这一点吗？怎样解释劳农党一案的撤销和几年里没有搞审判呢？）
如果又是依据速记记录去分析，可能很枯燥。但我手头有这次审判的一名主要受审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博维奇的新鲜证明材料，目前，他那份历数了种种作弊手段的要求恢复名誉的申请书已经传给了我们的救命恩人——私下出版物，人们已经能读到当时的情况。
他恢复名誉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对他们的审判事件已经载入了我国历史的金色史册，一块石头也不能抽出来——否则整个大厦就会垮掉！给雅库博维奇留着前科，但为了安慰起见，决定发给他个人特定养老金，以照顾他的革命经历。我们这里真是无奇不有。
他的叙述用实例向我们说明了三十年代莫斯科的一连串审判的真相。
根本不存在的“联盟局”是怎样组成的呢？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个列入计划的任务：证明孟什维克抱着反革命的目的钻进了国家机关并夺取了许多重要职位。实际情况和这个公式不对头：真正的孟什维克没有人担任国家职务，并且这种人也没有陷进这个案子。（据说，b-k-伊科夫的确是那无声无息、什么事也不做的孟什维克莫斯科局的成员——但是审判中不知道这一情节，也就作为次要人物走了个过场，得到了八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是；要有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两名，贸易人民委员部两名，国家银行两名，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一名，国家计委一名（多么令人厌烦的老一套！一九二0年也是规定“策略中心”里要有两名是“复兴同盟”的，两名是“社会活动家委员会”的，两名是）。因此，抓人是根据职务是否合适。至于他们真的是不是孟什维克——只是根据耳闻。有些被抓进去的人根本不是孟什维克，但命令他们认为自己是孟什维克。被告的真正政治观点，国家政治保卫局完全不感兴趣。被定罪的同案人有的彼此连认都不认识。把人犯凑齐了，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孟什维克当证人（后来所有的证人也都必然地得到了自己的刑期）。
库兹马-格沃兹捷夫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命运悲惨的人——他担任过军工委员会工人小组主席，二月革命把他从克列斯特监狱解放出来，后来使他当了劳动部长。格沃兹捷夫成了古拉格长期受难者。肃委头一次抓他是在一九一九年，但他设法溜掉了（他的家属长期受软禁，如同坐牢，也不让孩子上学）。后来撤销了逮捕令。但一九二八年最终抓进去了，一直蹲到一九五七年。那年放回了家，一身重病，不久就死了。
拉姆律也作为证人出庭，做过极力效劳的、冗长噜苏的发言。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寄希望于主要被告弗拉基米尔-古斯塔沃维奇-格罗曼（声名狼藉的国家杜马活动人物）和好细彼图宁身上。
现在来介绍一下雅库博维奇。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是那么早，连中学都没有能毕业。一九一七年三月他已经是斯摩棱斯克苏维埃的主席了。由于具有坚定的信仰（它总驱使他去追求什么目标），他是一个很有力的成功的演说家。在西部战线代表大会上他冒失地把那些号召继续进行战争的新闻记者称为人民公敌——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呀！他差点儿被赶下讲台，他道了歉，但是他马上把话头一转，把听众牢牢地抓在手里，所以在讲话结尾再次把他们称为人民公敌时竟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并被选进了派往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团。由于当时办事手续简便，他刚一到那里就被增选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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