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在洋葱地窖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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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默先生，一个无线电商人，他也到我们的地窖里来了。他们两人一起抱头痛哭。据昨天来探望我的克勒普说，不久前，他们结了婚。
从星期二到星期六——洋葱地窖星期日不营业——客人们在享用了洋葱之后，便啰唆地把憋在心里的人的存在的真正悲剧发泄出来了。保留给星期一的客人的，虽然不再是充当最可悲的哭泣者，但也能充当最剧烈的哭泣者。星期一价钱便宜。施穆以半价为青年供应洋葱。来的多半是医科男大学生和各种女大学生。艺术学院的男大学生也来，但主要是日后要当绘画教师的那些人，他们把一部分奖学金花在买洋葱上。我至今存疑的是：那些中学最高班的男女学生又从哪里弄钱来买洋葱呢？
年轻人的哭法不同于年长者。年轻人的问题也完全不同。并非总是为考试或中学毕业考试操心之类。，自然也有人谈到父子矛盾、母女悲剧等等。尽管年轻人感觉到自己不被人理解，然而，他们认为不被人理解并不值得为之哭泣。奥斯卡高兴的是，年轻人一如既往地为了爱而哭泣，不单是为了两性之爱而哭泣。格哈德和古德龙，他们起初总是坐在下面，后来才一起到回廊上面去哭泣。
她，高大，壮实，女手球运动员，学化学。头发结成一条辫子拖在脑后。苍白然而像慈母一般，如同战争结束前的数年间在妇女同盟的宣传画上所能看到的那样。她目光清晰，多半直视前方。她的前额隆起，乳白色，光滑，健全，然而，她的不幸却明明白白地挂在脸上。从喉结到结实的圆下巴直到面颊，都留下了男人胡子的糟糕痕迹，虽说这位不幸女子不断地刮脸。她的细嫩的皮肤自然也经受不住那刮脸刀片。她的脸发红，有裂口，长小脓疤，她的女人胡子不断长出来，古德龙为此哭泣。格哈德后来才来洋葱地窖。他们两人并非如皮奥赫小姐和福尔默先生那样是在电车上而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坐在她的对面，两人都刚过完学校的假期回来。他立刻爱上了她，不管她长着胡子。她即使由于自己长胡子而不敢爱他，但欣赏格哈德的孩子屁股般光滑的下巴，而这正是他的不幸。这个年轻男子不长胡子，这使他在年轻姑娘面前显得腼腆。然而，格哈德却同古德龙搭话，当他们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下车时，他们至少已经缔结了友谊。从那天起，他们天天见面，他们谈这谈那，交换了一部分想法，只是从来不提及该有而没有的胡子和不该有却不断长出来的胡子。格哈德也体贴古德龙，由于她的受折磨的皮肤而从不吻她。所以，他们的爱是纯洁的，虽说他们两人都不注重纯洁，因为她的志趣在于化学，而他则要当医学家。他们两人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们说，有这么一个洋葱地窖。但他们只是鄙夷不屑地报以一笑，因为怀疑乃是化学家和医学家共有的特点。最后他们还是去了，但互相保证说，目的是去考察。奥斯卡很少见到年轻人这样哭过。他们一再来，从嘴里省下六马克四十芬尼，为该有却没有的胡子和蹂躏少女细嫩皮肤的胡子而哭泣。有几次，他们试图回避洋葱地窖。某个星期一不见他们来，但到了下个星期一他们又来了，一边用手指捻碎洋葱丁，一边哭泣着透露，他们想省下那六马克四十芬尼。他们两人在大学生宿舍里用便宜的洋葱做试验，但效果与可不是一回事。谁都需要听众。在团体中哭泣要容易得多。当左边、右边和上边的回廊里这个或那个系的同学、艺术学院的大学生以及中学生都在流泪时，大家便能产生一种真正的共同感情。
格哈德和古德龙光顾洋葱地窖的结果，除了流泪外，还慢慢地得到了治疗。可能是泪水冲走了他们的精神压抑。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他们相互接近了，他吻她的受折磨的皮肤，她亲他的光滑的皮肤，从某一天起，他们不再来洋葱地窖了，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几个月以后，奥斯卡在国王林yīn道碰见他们，起先都认不出他们两个来了。他，光下巴的格哈德，留了一副密密的红金色大胡子。她，皮肤多刺的古德龙，仅仅上唇上方还有淡淡的黑汗毛，这对于她的脸倒是有益无害。古德龙的面颊和下巴却泛出黯淡的光泽，再也不是杂草丛生了。这两人已结成了一对大学生夫妻。奥斯卡听着，而他们就像已是五十岁的人正在对孙子辈讲述往事。她，古德龙说：“从前，你们的爷爷还没有胡子的时候——”他，格哈德说：“从前，你们的奶奶还为长胡子而苦恼的时候，我们两个每逢星期一都要去洋葱地窖。”
读者会问，你们三位乐师何苦还坐在舷梯或者鸡棚梯子下面呢？洋葱地窖里既然是一片哭声、嚎声、咬牙切齿声，又何苦固定请来这么一个正正经经的乐队呢？
是啊，我们三个，等客人们哭干眼泪、倾吐衷肠之后，便操起乐器，用音乐使客人们过渡到日常的谈话中去，使他们轻松地离开洋葱地窖，好给新到的客人腾出座位。克勒普、朔勒和奥斯卡是反对洋葱的。我们同施穆签订的合同里也有一条，禁止我们以类似于客人的方式来享用洋葱。我们本来也不需要洋葱。朔勒，吉他手，没有诉苦的缘由，人家总看见他是幸福而满意的，即使在雷格泰姆音乐演奏到一半而他的班卓琴上的两根弦一下子都断了的时候。在我的朋友克勒普的脑子里，哭和笑的概念至今模糊不清。他觉得哭是开心的，在安葬他的姑妈时——他结婚前，她一直帮他洗衬衫和袜子——他放声大笑，我过去从未见他这么笑过。那么，奥斯卡又怎么样呢？奥斯卡有足够的缘由放声大哭。难道不该用泪水冲刷掉道罗泰娅姆姆以及在椰子纤维地毯上的那个漫长而徒劳的黑夜吗？我的玛丽亚，难道她不是使我诉苦的根由吗？她的老板，施丹策尔，不是在比尔克公寓出出进进吗？小库尔特，我的儿子，见到这位美食店老板兼狂欢节参加者，不是先叫他“施丹策尔叔叔”，尔后又叫他“施丹策尔爸爸”了吗？在我的玛丽亚背后，他们，我可怜的妈妈、扬-布朗斯基、只会用汤来表达自己感情的厨师马策拉特，不是都躺在遥远的萨斯佩公墓松散的沙土下面或者布伦陶公墓的黏土下面吗？当然需要为他们痛哭一番的。可是，奥斯卡属于少数不需要洋葱便能流泪的幸福者之列。我的鼓帮助我。只需要特定的几小节，奥斯卡就找到了眼泪，不好不坏，恰同洋葱地窖昂贵的眼泪一样。
老板施穆也从不摆弄洋葱。他休息时在树篱和灌木丛中打到的麻雀，可以顶替洋葱，而且价值相当。施穆打完麻雀，把打下的十二只麻雀排列在一张报纸上，他的眼泪就落到这十二个有时还温和的羽毛团上。当他把乌饲料撒向莱茵草地和卵石河岸时，他还在哭泣，这种情形不是经常可以看到吗？，为他提供了发泄心中痛苦的另一种途径。每周一次粗野地咒骂管盥洗室的女工，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经常用相当陈旧的名堂称呼她，例如：娼妓，野鸡，淫妇，荡妇，扫帚星。“滚蛋！”施穆又在大声尖叫了，“从我眼皮底下滚开，妖婆！”他立即解雇了管盥洗间的女工，换了一个新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遇上麻烦了。他再也找不到管盥洗间的女工了，只得再雇用被他解雇过一次或多次的女人。她们也愿意回到洋葱地窖来，因为施穆的骂人话有一大部分她们听不懂，而且，这里钱挣得多。由于哭泣，洋葱地窖的客人去盥洗间的次数比别的饮食店的客人多；哭泣着的人也比眼睛干的人慷慨大方。尤其是男宾们，当他们哭红哭肿了脸，泪痕满面“到后面”去时，都愿意多给小费。管盥洗间的女工还卖给洋葱地窖的客人们有名的洋葱图案手帕，手帕的对角线上印有“”字样。这些手帕样子可笑，不仅可以拭干眼泪，而且可以当头巾用。洋葱地窖的男宾们，让人把这些彩色手帕缝成三角旗，悬在他们的汽车的后窗里面，在休假期间带着施穆的洋葱地窖旗驶向巴黎、蓝色海岸、罗马、拉文纳、里米尼，甚至远往西班牙。
我们三个乐师和我们的音乐还肩负另一个任务。有些时候，尤其在一些客人连续切了两个洋葱之后，洋葱地窖里就会突然大发作，很容易酿成放荡行为。施穆不喜欢这种毫无顾忌的行为，一见到几位先生解领带，几位女子解衬衫扣子时，便吩咐我们奏乐，用音乐去对付刚露苗头的不知羞耻的举动。可是，另一方面，正是施穆自己，见到一些特别缺乏抵抗力的客人切完第一个洋葱后便递去第二个，于是为他们由发作转向放荡开放绿灯，只不过他规定了一个限度罢了。
我所知道的洋葱地窖里最厉害的一次发作，对于奥斯卡来说，如果不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那也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经历。施穆的妻子比莉，爱寻欢作乐。她不常来地窖，如果来的话，她总带着施穆不愿见到的那些男朋友。一天晚上，她带着音乐评论家伍德和抽烟斗的建筑师瓦克莱来了。这两位先生是洋葱地窖的常客，随身带着相当无聊的苦闷。伍德哭泣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他想改宗或者已经改宗或者已经第二次改宗。抽烟斗的瓦克莱哭泣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二十年代为了一个放肆的丹麦女子而放弃了大学教授职位，可是，这个丹麦女子却嫁给了一个南美人，替他生了六个孩子。这使瓦克莱耿耿于怀，又使他不能安稳地抽烟斗。有点阴险的伍德劝施穆的妻子切洋葱。她切了，眼泪来了，开始把心里话往外掏，揭发老板施穆。她讲的事情，奥斯卡得体地加以保密，不再向诸君转述。施穆一听，向他的妻子猛扑过去。这非得有好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来阻拦才行，因为桌子上到处放着厨房用的刀子。他们拦住这个狂怒的家伙，直到轻率的比莉跟她的男朋友伍德和瓦克莱溜走为止。
施穆激动而慌张。我看见他双手在颤抖，一再去整理他的洋葱方巾。他几次走到帷帘后面，咒骂管盥洗室的女工，末了，拿了满满一篮子洋葱回来，强作笑容，以不自然的高兴劲头向客人们宣布，他，施穆，今天兴致勃勃要当施主，免费赠送每位客人一个洋葱，说罢就分给大家。
当时，连一向觉得人生这类痛苦的经历犹如一出好戏的克勒普也看傻了，如果他不是若有所思的话，那也是相当紧张的。他拿起长笛准备吹奏。我们都明白，紧接着给这些敏感而有教养的女士们先生们提供第二次失去控制而哭泣的机会，是多么危险。
看到我们拿起乐器准备奏乐的施穆，偏偏禁止我们演奏。在一张张桌子上，厨房用刀开始它们的切碎工作。几层很美的、花梨木色的表皮已经被推到一边，遭人冷落。带淡绿纹道的透明洋葱肉陷于乱刀之下。奇怪的是，哭泣并非从女士们开始。那些正值最佳年龄的先生们，一位大碾磨厂老板，一位携带淡施脂粉的男友的饭店经理，一位贵族总代表，满满一桌到城里来开董事会会议的、身穿绅士服的工厂主，一位秃头演员——我们都叫他“格格响”，因为他在哭泣时总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所有这些先生们，在女士们帮忙之前，先流开了眼泪。可是，女士们和先生们并非沉溺于第一个洋葱所引起的那种使人得到解脱的哭泣之中，向他们袭来的是一阵阵痉挛式的啼泣。“格格响”咬牙切齿，委实吓人，活像一个要引诱剧场里每一个观众都跟着他一起格格地咬牙的演员。大碾磨厂老板让他的修饰整洁的灰发脑袋一下接一下地朝桌面上撞去。饭店经理把他的啼泣痉挛同他那位妩媚男友的痉挛混在一起。施穆站在梯子旁边，板着面孔，不无享受地审视着已经半失去控制的女士们先生们。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当着她的女婿的面撕破了自己的衬衫。那位饭店经理的男友，他的色相早已引人注目，此刻光了膀子，露出天然的棕色皮肤，从一张桌子蹦到另一张，跳起舞来。大概是东方舞蹈吧，他宣告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开始了。这开端虽然激烈，但由于缺乏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幼稚可笑，所以不值得详尽地加以描摹。
不仅施穆失望了，连奥斯卡也厌烦地皱起了眉头。一些低级的脱衣场面，几位绅士穿上了女子内衣，男子气概的女士们抓起领带和背带，有几个双双钻到桌子底下。值得一提的倒是那位“格格响”，他用牙齿撕碎了一个胸罩，咀嚼着，也许已经吞下了一部分。
这种可怕的吵闹声，这种毫无内容的“哟喔”、“呜哇”的叫声，八成使施穆失望了。他也可能害怕警察当局，再也站不住了。他向坐在鸡棚梯子下面的我们探过脑袋来，先捅了一下克勒普，随后捅捅我，细声说：“音乐！你们听着，奏乐！奏乐，结束这场胡闹！”
事实表明，容易满足的克勒普开心得很。他笑得前俯后仰，没法吹长笛了。把克勒普当师傅看待的朔勒，是他的跟屁虫，这时也跟着他一起哈哈大笑。这样一来，只剩下奥斯卡一个人了，而施穆是可以信赖我的。我从凳子底下拽出铁皮鼓，镇定地点上一支烟，开始击鼓。
我毫无计划便击起鼓来，只想让人家明白我的鼓声的含义。我把通常的夜总会音乐的曲目全都丢在脑后。奥斯卡也不演奏爵士乐。我不喜欢人家把我看成一个发狂的打击乐手。虽说我是个老练的鼓手，然而我不是纯血统的爵士乐师。我喜爱爵士音乐一如我喜爱维也纳华尔兹。这两种音乐我都会演奏，可我不想演奏。施穆请我击鼓时，我不演奏我会的，而是演奏源自心里的。奥斯卡成功地让一个曾经永远是三岁的奥斯卡捏住鼓棒。我回头沿着老路敲去，让三岁孩子视角中的世界清晰地显现出来，首先控制住这个没有能力进入真正的宗教仪式中去的战后社交界。说得明白些，我带领他们走到波萨道夫斯基路，走进考尔阿姨的幼儿园，我已经让他们垂下下巴，手拉着手，脚尖朝里，等待着我，他们的捕鼠人。我于是离开鸡棚梯子，站到女士们先生们的排首。作为试验，我先给他们来了一段《烘烘烘，烘蛋糕》，他们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而我的成绩也已记录在案。我随即引起他们的巨大的恐惧，敲响了《黑厨娘，你在吗？》。我从前有时害怕黑厨娘，现在我越来越怕她。我让她出场，身影巨大，黑如煤炭，可憎可怕，暴跳如雷，我于是达到了老板施穆用洋葱达到的效果：女士们先生们，像孩子似的哭出了圆滚滚的泪水，害怕至极，颤抖着求我怜悯。我于是又敲鼓，借以安慰他们，帮他们穿上内衣、外衣，丝绸的、天鹅绒的：《绿绿绿，我的衣裳全都绿》，《红红红，我的衣裳全都红》，《蓝蓝蓝……》，《黄黄黄……》。我敲出了各种颜色和中间色调，直到我面前的社交人士又文雅地穿戴整齐，随后让幼儿园搬迁，领他们穿过洋葱地窖，仿佛这里是耶施肯山谷路，仿佛正在登上埃尔布斯山，绕着古滕贝格纪念碑走去，仿佛这里盛开着真正的雏菊，他们，女士们先生们，像孩子一样高兴地去采摘。我允许他们，所有在场的人，包括老板施穆，为在玩耍中度过的幼儿园的下午留下一件纪念品。当我们快到黑暗的魔鬼峡谷，打算去采山毛榉果实时，我在鼓上说：孩子们，你们现在可以去小便了。于是，他们满足了孩子的小小需要，尿了，所有的人，女士们和先生们，老板施穆，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朔勒，甚至坐在远处的管盥洗间的女工，全都尿了，嘘嘘嘘地尿了，尿湿了裤子，一边蹲下来，听着。好一支儿童管弦乐队！他们演奏时，奥斯卡只是马马虎虎地敲敲边鼓。他们的乐声一止，我一阵急擂，过渡到无拘无束的快活气氛中去，奏出一段淘气的曲子：
玻璃，玻璃，小酒杯，
没啤酒，有白糖，
霍勒太太打开窗，
弹钢琴，叮咚当……
我带领那些欢呼着、吃吃笑着、用孩子的笨嘴咿咿呀呀不停地说着的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到了衣帽间。惊愕万状的大胡子大学生帮施穆的客人们穿上大衣。接着，我为女士们先生们敲了一支他们喜爱的小曲《谁愿见到勤快的洗衣妇》，送他们走上水泥台阶，从穿羊皮大衣的门房身边走过，到了街上。一九五○年春之夜，清新，没有星星，童话一般，好像是预先定做的。我让女士们先生们解散，可他们还在旧城像小孩子似的胡闹了好一阵子，忘了回家的路。末了，警察帮他们恢复了本来的年纪、体面与尊严以及对自己家电话号码的记忆。
我，奥斯卡，则留，吃吃地笑，抚弄铁皮。施穆一直在那里鼓掌，叉开两腿，湿了裤裆，站在鸡棚梯子旁。看样子，在考尔阿姨的幼儿园里他感到很高兴，同成年人施穆在莱茵草地上打麻雀时一样高兴——
福尔默先生，一个无线电商人，他也到我们的地窖里来了。他们两人一起抱头痛哭。据昨天来探望我的克勒普说，不久前，他们结了婚。
从星期二到星期六——洋葱地窖星期日不营业——客人们在享用了洋葱之后，便啰唆地把憋在心里的人的存在的真正悲剧发泄出来了。保留给星期一的客人的，虽然不再是充当最可悲的哭泣者，但也能充当最剧烈的哭泣者。星期一价钱便宜。施穆以半价为青年供应洋葱。来的多半是医科男大学生和各种女大学生。艺术学院的男大学生也来，但主要是日后要当绘画教师的那些人，他们把一部分奖学金花在买洋葱上。我至今存疑的是：那些中学最高班的男女学生又从哪里弄钱来买洋葱呢？
年轻人的哭法不同于年长者。年轻人的问题也完全不同。并非总是为考试或中学毕业考试操心之类。，自然也有人谈到父子矛盾、母女悲剧等等。尽管年轻人感觉到自己不被人理解，然而，他们认为不被人理解并不值得为之哭泣。奥斯卡高兴的是，年轻人一如既往地为了爱而哭泣，不单是为了两性之爱而哭泣。格哈德和古德龙，他们起初总是坐在下面，后来才一起到回廊上面去哭泣。
她，高大，壮实，女手球运动员，学化学。头发结成一条辫子拖在脑后。苍白然而像慈母一般，如同战争结束前的数年间在妇女同盟的宣传画上所能看到的那样。她目光清晰，多半直视前方。她的前额隆起，乳白色，光滑，健全，然而，她的不幸却明明白白地挂在脸上。从喉结到结实的圆下巴直到面颊，都留下了男人胡子的糟糕痕迹，虽说这位不幸女子不断地刮脸。她的细嫩的皮肤自然也经受不住那刮脸刀片。她的脸发红，有裂口，长小脓疤，她的女人胡子不断长出来，古德龙为此哭泣。格哈德后来才来洋葱地窖。他们两人并非如皮奥赫小姐和福尔默先生那样是在电车上而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坐在她的对面，两人都刚过完学校的假期回来。他立刻爱上了她，不管她长着胡子。她即使由于自己长胡子而不敢爱他，但欣赏格哈德的孩子屁股般光滑的下巴，而这正是他的不幸。这个年轻男子不长胡子，这使他在年轻姑娘面前显得腼腆。然而，格哈德却同古德龙搭话，当他们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下车时，他们至少已经缔结了友谊。从那天起，他们天天见面，他们谈这谈那，交换了一部分想法，只是从来不提及该有而没有的胡子和不该有却不断长出来的胡子。格哈德也体贴古德龙，由于她的受折磨的皮肤而从不吻她。所以，他们的爱是纯洁的，虽说他们两人都不注重纯洁，因为她的志趣在于化学，而他则要当医学家。他们两人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们说，有这么一个洋葱地窖。但他们只是鄙夷不屑地报以一笑，因为怀疑乃是化学家和医学家共有的特点。最后他们还是去了，但互相保证说，目的是去考察。奥斯卡很少见到年轻人这样哭过。他们一再来，从嘴里省下六马克四十芬尼，为该有却没有的胡子和蹂躏少女细嫩皮肤的胡子而哭泣。有几次，他们试图回避洋葱地窖。某个星期一不见他们来，但到了下个星期一他们又来了，一边用手指捻碎洋葱丁，一边哭泣着透露，他们想省下那六马克四十芬尼。他们两人在大学生宿舍里用便宜的洋葱做试验，但效果与可不是一回事。谁都需要听众。在团体中哭泣要容易得多。当左边、右边和上边的回廊里这个或那个系的同学、艺术学院的大学生以及中学生都在流泪时，大家便能产生一种真正的共同感情。
格哈德和古德龙光顾洋葱地窖的结果，除了流泪外，还慢慢地得到了治疗。可能是泪水冲走了他们的精神压抑。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他们相互接近了，他吻她的受折磨的皮肤，她亲他的光滑的皮肤，从某一天起，他们不再来洋葱地窖了，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几个月以后，奥斯卡在国王林yīn道碰见他们，起先都认不出他们两个来了。他，光下巴的格哈德，留了一副密密的红金色大胡子。她，皮肤多刺的古德龙，仅仅上唇上方还有淡淡的黑汗毛，这对于她的脸倒是有益无害。古德龙的面颊和下巴却泛出黯淡的光泽，再也不是杂草丛生了。这两人已结成了一对大学生夫妻。奥斯卡听着，而他们就像已是五十岁的人正在对孙子辈讲述往事。她，古德龙说：“从前，你们的爷爷还没有胡子的时候——”他，格哈德说：“从前，你们的奶奶还为长胡子而苦恼的时候，我们两个每逢星期一都要去洋葱地窖。”
读者会问，你们三位乐师何苦还坐在舷梯或者鸡棚梯子下面呢？洋葱地窖里既然是一片哭声、嚎声、咬牙切齿声，又何苦固定请来这么一个正正经经的乐队呢？
是啊，我们三个，等客人们哭干眼泪、倾吐衷肠之后，便操起乐器，用音乐使客人们过渡到日常的谈话中去，使他们轻松地离开洋葱地窖，好给新到的客人腾出座位。克勒普、朔勒和奥斯卡是反对洋葱的。我们同施穆签订的合同里也有一条，禁止我们以类似于客人的方式来享用洋葱。我们本来也不需要洋葱。朔勒，吉他手，没有诉苦的缘由，人家总看见他是幸福而满意的，即使在雷格泰姆音乐演奏到一半而他的班卓琴上的两根弦一下子都断了的时候。在我的朋友克勒普的脑子里，哭和笑的概念至今模糊不清。他觉得哭是开心的，在安葬他的姑妈时——他结婚前，她一直帮他洗衬衫和袜子——他放声大笑，我过去从未见他这么笑过。那么，奥斯卡又怎么样呢？奥斯卡有足够的缘由放声大哭。难道不该用泪水冲刷掉道罗泰娅姆姆以及在椰子纤维地毯上的那个漫长而徒劳的黑夜吗？我的玛丽亚，难道她不是使我诉苦的根由吗？她的老板，施丹策尔，不是在比尔克公寓出出进进吗？小库尔特，我的儿子，见到这位美食店老板兼狂欢节参加者，不是先叫他“施丹策尔叔叔”，尔后又叫他“施丹策尔爸爸”了吗？在我的玛丽亚背后，他们，我可怜的妈妈、扬-布朗斯基、只会用汤来表达自己感情的厨师马策拉特，不是都躺在遥远的萨斯佩公墓松散的沙土下面或者布伦陶公墓的黏土下面吗？当然需要为他们痛哭一番的。可是，奥斯卡属于少数不需要洋葱便能流泪的幸福者之列。我的鼓帮助我。只需要特定的几小节，奥斯卡就找到了眼泪，不好不坏，恰同洋葱地窖昂贵的眼泪一样。
老板施穆也从不摆弄洋葱。他休息时在树篱和灌木丛中打到的麻雀，可以顶替洋葱，而且价值相当。施穆打完麻雀，把打下的十二只麻雀排列在一张报纸上，他的眼泪就落到这十二个有时还温和的羽毛团上。当他把乌饲料撒向莱茵草地和卵石河岸时，他还在哭泣，这种情形不是经常可以看到吗？，为他提供了发泄心中痛苦的另一种途径。每周一次粗野地咒骂管盥洗室的女工，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经常用相当陈旧的名堂称呼她，例如：娼妓，野鸡，淫妇，荡妇，扫帚星。“滚蛋！”施穆又在大声尖叫了，“从我眼皮底下滚开，妖婆！”他立即解雇了管盥洗间的女工，换了一个新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遇上麻烦了。他再也找不到管盥洗间的女工了，只得再雇用被他解雇过一次或多次的女人。她们也愿意回到洋葱地窖来，因为施穆的骂人话有一大部分她们听不懂，而且，这里钱挣得多。由于哭泣，洋葱地窖的客人去盥洗间的次数比别的饮食店的客人多；哭泣着的人也比眼睛干的人慷慨大方。尤其是男宾们，当他们哭红哭肿了脸，泪痕满面“到后面”去时，都愿意多给小费。管盥洗间的女工还卖给洋葱地窖的客人们有名的洋葱图案手帕，手帕的对角线上印有“”字样。这些手帕样子可笑，不仅可以拭干眼泪，而且可以当头巾用。洋葱地窖的男宾们，让人把这些彩色手帕缝成三角旗，悬在他们的汽车的后窗里面，在休假期间带着施穆的洋葱地窖旗驶向巴黎、蓝色海岸、罗马、拉文纳、里米尼，甚至远往西班牙。
我们三个乐师和我们的音乐还肩负另一个任务。有些时候，尤其在一些客人连续切了两个洋葱之后，洋葱地窖里就会突然大发作，很容易酿成放荡行为。施穆不喜欢这种毫无顾忌的行为，一见到几位先生解领带，几位女子解衬衫扣子时，便吩咐我们奏乐，用音乐去对付刚露苗头的不知羞耻的举动。可是，另一方面，正是施穆自己，见到一些特别缺乏抵抗力的客人切完第一个洋葱后便递去第二个，于是为他们由发作转向放荡开放绿灯，只不过他规定了一个限度罢了。
我所知道的洋葱地窖里最厉害的一次发作，对于奥斯卡来说，如果不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那也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经历。施穆的妻子比莉，爱寻欢作乐。她不常来地窖，如果来的话，她总带着施穆不愿见到的那些男朋友。一天晚上，她带着音乐评论家伍德和抽烟斗的建筑师瓦克莱来了。这两位先生是洋葱地窖的常客，随身带着相当无聊的苦闷。伍德哭泣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他想改宗或者已经改宗或者已经第二次改宗。抽烟斗的瓦克莱哭泣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二十年代为了一个放肆的丹麦女子而放弃了大学教授职位，可是，这个丹麦女子却嫁给了一个南美人，替他生了六个孩子。这使瓦克莱耿耿于怀，又使他不能安稳地抽烟斗。有点阴险的伍德劝施穆的妻子切洋葱。她切了，眼泪来了，开始把心里话往外掏，揭发老板施穆。她讲的事情，奥斯卡得体地加以保密，不再向诸君转述。施穆一听，向他的妻子猛扑过去。这非得有好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来阻拦才行，因为桌子上到处放着厨房用的刀子。他们拦住这个狂怒的家伙，直到轻率的比莉跟她的男朋友伍德和瓦克莱溜走为止。
施穆激动而慌张。我看见他双手在颤抖，一再去整理他的洋葱方巾。他几次走到帷帘后面，咒骂管盥洗室的女工，末了，拿了满满一篮子洋葱回来，强作笑容，以不自然的高兴劲头向客人们宣布，他，施穆，今天兴致勃勃要当施主，免费赠送每位客人一个洋葱，说罢就分给大家。
当时，连一向觉得人生这类痛苦的经历犹如一出好戏的克勒普也看傻了，如果他不是若有所思的话，那也是相当紧张的。他拿起长笛准备吹奏。我们都明白，紧接着给这些敏感而有教养的女士们先生们提供第二次失去控制而哭泣的机会，是多么危险。
看到我们拿起乐器准备奏乐的施穆，偏偏禁止我们演奏。在一张张桌子上，厨房用刀开始它们的切碎工作。几层很美的、花梨木色的表皮已经被推到一边，遭人冷落。带淡绿纹道的透明洋葱肉陷于乱刀之下。奇怪的是，哭泣并非从女士们开始。那些正值最佳年龄的先生们，一位大碾磨厂老板，一位携带淡施脂粉的男友的饭店经理，一位贵族总代表，满满一桌到城里来开董事会会议的、身穿绅士服的工厂主，一位秃头演员——我们都叫他“格格响”，因为他在哭泣时总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所有这些先生们，在女士们帮忙之前，先流开了眼泪。可是，女士们和先生们并非沉溺于第一个洋葱所引起的那种使人得到解脱的哭泣之中，向他们袭来的是一阵阵痉挛式的啼泣。“格格响”咬牙切齿，委实吓人，活像一个要引诱剧场里每一个观众都跟着他一起格格地咬牙的演员。大碾磨厂老板让他的修饰整洁的灰发脑袋一下接一下地朝桌面上撞去。饭店经理把他的啼泣痉挛同他那位妩媚男友的痉挛混在一起。施穆站在梯子旁边，板着面孔，不无享受地审视着已经半失去控制的女士们先生们。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当着她的女婿的面撕破了自己的衬衫。那位饭店经理的男友，他的色相早已引人注目，此刻光了膀子，露出天然的棕色皮肤，从一张桌子蹦到另一张，跳起舞来。大概是东方舞蹈吧，他宣告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开始了。这开端虽然激烈，但由于缺乏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幼稚可笑，所以不值得详尽地加以描摹。
不仅施穆失望了，连奥斯卡也厌烦地皱起了眉头。一些低级的脱衣场面，几位绅士穿上了女子内衣，男子气概的女士们抓起领带和背带，有几个双双钻到桌子底下。值得一提的倒是那位“格格响”，他用牙齿撕碎了一个胸罩，咀嚼着，也许已经吞下了一部分。
这种可怕的吵闹声，这种毫无内容的“哟喔”、“呜哇”的叫声，八成使施穆失望了。他也可能害怕警察当局，再也站不住了。他向坐在鸡棚梯子下面的我们探过脑袋来，先捅了一下克勒普，随后捅捅我，细声说：“音乐！你们听着，奏乐！奏乐，结束这场胡闹！”
事实表明，容易满足的克勒普开心得很。他笑得前俯后仰，没法吹长笛了。把克勒普当师傅看待的朔勒，是他的跟屁虫，这时也跟着他一起哈哈大笑。这样一来，只剩下奥斯卡一个人了，而施穆是可以信赖我的。我从凳子底下拽出铁皮鼓，镇定地点上一支烟，开始击鼓。
我毫无计划便击起鼓来，只想让人家明白我的鼓声的含义。我把通常的夜总会音乐的曲目全都丢在脑后。奥斯卡也不演奏爵士乐。我不喜欢人家把我看成一个发狂的打击乐手。虽说我是个老练的鼓手，然而我不是纯血统的爵士乐师。我喜爱爵士音乐一如我喜爱维也纳华尔兹。这两种音乐我都会演奏，可我不想演奏。施穆请我击鼓时，我不演奏我会的，而是演奏源自心里的。奥斯卡成功地让一个曾经永远是三岁的奥斯卡捏住鼓棒。我回头沿着老路敲去，让三岁孩子视角中的世界清晰地显现出来，首先控制住这个没有能力进入真正的宗教仪式中去的战后社交界。说得明白些，我带领他们走到波萨道夫斯基路，走进考尔阿姨的幼儿园，我已经让他们垂下下巴，手拉着手，脚尖朝里，等待着我，他们的捕鼠人。我于是离开鸡棚梯子，站到女士们先生们的排首。作为试验，我先给他们来了一段《烘烘烘，烘蛋糕》，他们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而我的成绩也已记录在案。我随即引起他们的巨大的恐惧，敲响了《黑厨娘，你在吗？》。我从前有时害怕黑厨娘，现在我越来越怕她。我让她出场，身影巨大，黑如煤炭，可憎可怕，暴跳如雷，我于是达到了老板施穆用洋葱达到的效果：女士们先生们，像孩子似的哭出了圆滚滚的泪水，害怕至极，颤抖着求我怜悯。我于是又敲鼓，借以安慰他们，帮他们穿上内衣、外衣，丝绸的、天鹅绒的：《绿绿绿，我的衣裳全都绿》，《红红红，我的衣裳全都红》，《蓝蓝蓝……》，《黄黄黄……》。我敲出了各种颜色和中间色调，直到我面前的社交人士又文雅地穿戴整齐，随后让幼儿园搬迁，领他们穿过洋葱地窖，仿佛这里是耶施肯山谷路，仿佛正在登上埃尔布斯山，绕着古滕贝格纪念碑走去，仿佛这里盛开着真正的雏菊，他们，女士们先生们，像孩子一样高兴地去采摘。我允许他们，所有在场的人，包括老板施穆，为在玩耍中度过的幼儿园的下午留下一件纪念品。当我们快到黑暗的魔鬼峡谷，打算去采山毛榉果实时，我在鼓上说：孩子们，你们现在可以去小便了。于是，他们满足了孩子的小小需要，尿了，所有的人，女士们和先生们，老板施穆，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朔勒，甚至坐在远处的管盥洗间的女工，全都尿了，嘘嘘嘘地尿了，尿湿了裤子，一边蹲下来，听着。好一支儿童管弦乐队！他们演奏时，奥斯卡只是马马虎虎地敲敲边鼓。他们的乐声一止，我一阵急擂，过渡到无拘无束的快活气氛中去，奏出一段淘气的曲子：
玻璃，玻璃，小酒杯，
没啤酒，有白糖，
霍勒太太打开窗，
弹钢琴，叮咚当……
我带领那些欢呼着、吃吃笑着、用孩子的笨嘴咿咿呀呀不停地说着的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到了衣帽间。惊愕万状的大胡子大学生帮施穆的客人们穿上大衣。接着，我为女士们先生们敲了一支他们喜爱的小曲《谁愿见到勤快的洗衣妇》，送他们走上水泥台阶，从穿羊皮大衣的门房身边走过，到了街上。一九五○年春之夜，清新，没有星星，童话一般，好像是预先定做的。我让女士们先生们解散，可他们还在旧城像小孩子似的胡闹了好一阵子，忘了回家的路。末了，警察帮他们恢复了本来的年纪、体面与尊严以及对自己家电话号码的记忆。
我，奥斯卡，则留，吃吃地笑，抚弄铁皮。施穆一直在那里鼓掌，叉开两腿，湿了裤裆，站在鸡棚梯子旁。看样子，在考尔阿姨的幼儿园里他感到很高兴，同成年人施穆在莱茵草地上打麻雀时一样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