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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女作家席慕蓉曾说过,人生总是在擦一张桌子。而我,曾在人事局干部科的那张桌子上,一擦就是十年。
学校毕业踏入社会,参加工作两年后,19岁的我意外地走进了政府机关大院,调到了当时许多人还感到有些神秘和畏惧的人事局工作。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整个社会还非常保守,到处像被冰层覆盖,许多规定还比较死板,很少人性化的东西,一些人的命运在这里有时就因为一张纸、一句话而完全改写。
进入人事局,首先面对的是档案室里那一排又一排、一橱又一橱的干部档案。橱与橱之间,空间十分狭小,查找档案,有时一不小心脑袋就会撞到敞开的橱门上,眼冒金花。每个人的档案按姓氏比划排序,分别在橱子里占一个的位置,就像在社会上的角色和位置。有的经常变动,有的却是安静地呆着,一呆就是十年、二十年。每年都有新的档案放进来,比如新毕业的学生、新分配的军转干部;每年也都有档案拿出去,比如调到外地,比如退休,比如死亡。
每个人的档案都是一个长方形的硬壳纸袋子,里面是一摞厚厚的材料,记载着一个人从求学、到工作一路走来的各种经历,记载一个人在生命旅途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转折,记载着一个人光荣或者不太光荣的历史。有人说,学历、年龄、工龄是一个干部的生命,而最权威、最准确的依据就是出自这个小小的袋子。在人事局工作的十年间,我几乎翻遍了这些橱里的所有的档案,有的还不止翻过一次。
干部科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调配干部。多数是本地调动,从上面调到下面,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当时,许多人就像一块砖头,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很少有商量的余地。根据工作需要,是调动谈话最通常的理由。而服从组织分配,则是对当事人最基本的要求。那些年,由于频繁的机构改革,人员流动比较快,根据局长的决定,每年我都会开出上千份干部调动的介绍信。而每开出一份介绍信,都会伴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伴随一个人生活境遇的变化。有的人因为一次调动,而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也有人因为一次调动,使一生陷入窘境。但人在江湖,许多时候,身不由己,尤其在那比较封闭的年月,个人的主动权很小,个人的命运自己难以掌控,你不能选择,也无法选择。在那些年里,因为调动谈话,我看到了太多的笑脸和惊喜,也看到了太多哀怨的眼神和泪水。
从外地调入,或者调到外地,运作的时间比较长,多数是为了解决夫妻分居或者叶落归根回原籍。程序一般经过发商调函、调档、落实单位等环节,最快几个月,有的甚至几年。想商调的人,有的跨市,有的跨省,新疆、西藏、青海都有。申调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远离故土,都有各自的甜酸苦辣,都有各自的人生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下乡的一些知识青年。有的已经人到中年,在这里结了婚,有了孩子。再想回到原来出生的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寻一个归宿,极其困难,需要经过重重的关口,需要忍受许多的屈辱。有一位35岁的漂亮女士,丈夫去世,为了能够使自己和孩子顺利地调回老家青岛,只好嫁给了比她大20多岁的一位老头。还有一位中年女人,抛夫别子,几经波折,去了北京,路子同样是嫁给了一位已经白发苍苍的老者。其中的辛酸和甘苦,难以言说。
从1986年开始,机关进人实行考试。每次招考,都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轰动。报名的那天,常常人山人海。而组织考试,则是如临大敌,如履薄冰,一旦出了纰漏,根本无法交代。有几次,监考人员,用的是当地驻军的士兵,一些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那些时候,我的神经总是高度紧张,一边跑前跑后,一边冥思苦索,生怕在一些细节上出现问题。领取试卷、分发试卷、密封试卷这些事总是要亲自来做,保密室的钥匙总要亲自来拿。有时也会带上巡考的标志到考场里转悠,看着别人答题,体验一种小时候梦想的给别人考试的快感。
科里那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办理知识分子家属农转非。在当时,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个户口,影响了多少人的婚姻与爱情,影响了多少人的幸福和人生。而够不够条件,年龄、学历、工龄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就因为这条红线,把一些人的幸福挡在了门外;就因为这条红线,给一些人留下终身的痛楚和遗憾。
那些年,我的心单纯如一张白纸,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事情。几乎所有的心思,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生活说复杂复杂,说简单极其简单。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打夜班,几乎是家常便饭,吃夜餐,成了一种习惯。常常为了完成任务,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而到第二天,再困乏,再难受,都照常上班,毫无怨言。总想把工作做得最好,总想最大限度地得到领导的认可。整天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条条杠杠面前,一点都不敢偏离,生怕树叶子掉下来砸破头。有时候甚至做得有些过分和不近人情,应该通融的地方而没有通融,能够照顾的而没有照顾。现在想起来,对一些人,心底里还不免怀有深深的歉意。
十年的人事局,是我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恋爱、结婚、生子,都是在那个时期。期间,换过五任局长,都是我敬重的老领导,他们的品德、智慧,他们的言传身教和关心厚爱,都是我一生的自豪、一生的财富。十年间,我还拥有了一帮朝夕相处的朋友,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感受,留下了同样美好、温馨的记忆。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岁月老去,我都以那段在人事局工作的日子为荣。
记得女作家席慕蓉曾说过,人生总是在擦一张桌子。而我,曾在人事局干部科的那张桌子上,一擦就是十年。
学校毕业踏入社会,参加工作两年后,19岁的我意外地走进了政府机关大院,调到了当时许多人还感到有些神秘和畏惧的人事局工作。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整个社会还非常保守,到处像被冰层覆盖,许多规定还比较死板,很少人性化的东西,一些人的命运在这里有时就因为一张纸、一句话而完全改写。
进入人事局,首先面对的是档案室里那一排又一排、一橱又一橱的干部档案。橱与橱之间,空间十分狭小,查找档案,有时一不小心脑袋就会撞到敞开的橱门上,眼冒金花。每个人的档案按姓氏比划排序,分别在橱子里占一个的位置,就像在社会上的角色和位置。有的经常变动,有的却是安静地呆着,一呆就是十年、二十年。每年都有新的档案放进来,比如新毕业的学生、新分配的军转干部;每年也都有档案拿出去,比如调到外地,比如退休,比如死亡。
每个人的档案都是一个长方形的硬壳纸袋子,里面是一摞厚厚的材料,记载着一个人从求学、到工作一路走来的各种经历,记载一个人在生命旅途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转折,记载着一个人光荣或者不太光荣的历史。有人说,学历、年龄、工龄是一个干部的生命,而最权威、最准确的依据就是出自这个小小的袋子。在人事局工作的十年间,我几乎翻遍了这些橱里的所有的档案,有的还不止翻过一次。
干部科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调配干部。多数是本地调动,从上面调到下面,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当时,许多人就像一块砖头,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很少有商量的余地。根据工作需要,是调动谈话最通常的理由。而服从组织分配,则是对当事人最基本的要求。那些年,由于频繁的机构改革,人员流动比较快,根据局长的决定,每年我都会开出上千份干部调动的介绍信。而每开出一份介绍信,都会伴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伴随一个人生活境遇的变化。有的人因为一次调动,而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也有人因为一次调动,使一生陷入窘境。但人在江湖,许多时候,身不由己,尤其在那比较封闭的年月,个人的主动权很小,个人的命运自己难以掌控,你不能选择,也无法选择。在那些年里,因为调动谈话,我看到了太多的笑脸和惊喜,也看到了太多哀怨的眼神和泪水。
从外地调入,或者调到外地,运作的时间比较长,多数是为了解决夫妻分居或者叶落归根回原籍。程序一般经过发商调函、调档、落实单位等环节,最快几个月,有的甚至几年。想商调的人,有的跨市,有的跨省,新疆、西藏、青海都有。申调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远离故土,都有各自的甜酸苦辣,都有各自的人生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下乡的一些知识青年。有的已经人到中年,在这里结了婚,有了孩子。再想回到原来出生的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寻一个归宿,极其困难,需要经过重重的关口,需要忍受许多的屈辱。有一位35岁的漂亮女士,丈夫去世,为了能够使自己和孩子顺利地调回老家青岛,只好嫁给了比她大20多岁的一位老头。还有一位中年女人,抛夫别子,几经波折,去了北京,路子同样是嫁给了一位已经白发苍苍的老者。其中的辛酸和甘苦,难以言说。
从1986年开始,机关进人实行考试。每次招考,都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轰动。报名的那天,常常人山人海。而组织考试,则是如临大敌,如履薄冰,一旦出了纰漏,根本无法交代。有几次,监考人员,用的是当地驻军的士兵,一些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那些时候,我的神经总是高度紧张,一边跑前跑后,一边冥思苦索,生怕在一些细节上出现问题。领取试卷、分发试卷、密封试卷这些事总是要亲自来做,保密室的钥匙总要亲自来拿。有时也会带上巡考的标志到考场里转悠,看着别人答题,体验一种小时候梦想的给别人考试的快感。
科里那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办理知识分子家属农转非。在当时,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个户口,影响了多少人的婚姻与爱情,影响了多少人的幸福和人生。而够不够条件,年龄、学历、工龄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就因为这条红线,把一些人的幸福挡在了门外;就因为这条红线,给一些人留下终身的痛楚和遗憾。
那些年,我的心单纯如一张白纸,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事情。几乎所有的心思,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生活说复杂复杂,说简单极其简单。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打夜班,几乎是家常便饭,吃夜餐,成了一种习惯。常常为了完成任务,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而到第二天,再困乏,再难受,都照常上班,毫无怨言。总想把工作做得最好,总想最大限度地得到领导的认可。整天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条条杠杠面前,一点都不敢偏离,生怕树叶子掉下来砸破头。有时候甚至做得有些过分和不近人情,应该通融的地方而没有通融,能够照顾的而没有照顾。现在想起来,对一些人,心底里还不免怀有深深的歉意。
十年的人事局,是我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恋爱、结婚、生子,都是在那个时期。期间,换过五任局长,都是我敬重的老领导,他们的品德、智慧,他们的言传身教和关心厚爱,都是我一生的自豪、一生的财富。十年间,我还拥有了一帮朝夕相处的朋友,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感受,留下了同样美好、温馨的记忆。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岁月老去,我都以那段在人事局工作的日子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