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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帝国补二章：霸府初期的改革概述（光绪十七年——光绪二十年）
“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在掌握政权，基本上控制京畿军务后，刘云、文易等人连续召开了几次“过来人”的全会，基地的人员也分批参加了会议。其目的是统一思想，讨论如何在当前的国情下建设新的中华。
刘云提出的逐步消灭社会封建残余，牛金提出的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扶植民族资本，鼓励工商，文易提出渐进废除不平等条约，田正宏提醒注意的贫富分化问题，逐步建立福利制度的建议以及马丰、提出的现代科研教育体系的方案大家都没有什么大的意见，但是对于清庭的处理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大致分成了立宪派和共和派两大派别。
立宪派的主要理由就是国家发展需要稳定，列强虎视眈眈于周边，没有必要增加新的动乱。这一派以文易、马峰、田正宏等文官为多。
共和派的主要理由就是革命不彻底，“扫把不到，灰尘不会主动跑掉”，对未来的发展必然造成阻碍。清廷是一个包袱，应该早点放下它轻装前进。这一派以钟夏火、丁介云、武定国等武将为多。
两派理念不同，开始的争吵很快变成了相互的攻击，立宪派说共和派就知道打仗不懂政治，只会破坏不会建设；共和派说立宪派是被荣华富贵腐蚀掉的软骨头，其中马丰被武定国讥笑为“钻裙子的”，不但马丰本人额头青筋直冒，虽被旁边的同志们拉住还是挣扎着要和武定国决斗，就连一直不表态的刘云也是脸色微变。
刘云和文易私下对此多次交换意见，他清楚知道不但如今权力很大部分来自帝党体系，而且国内的时流革命根本还不得人心，革命现在是不成熟，今后就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在红旗下成长的同志们不都理解这一点是正常的，但这个时候重要的是不能发生内部的分裂。他觉得应该做总结发言了。
“同志们，”刘云环视迅速安静下来的全场，满意地看到昔日训练仍然起着作用，说道：“革命和改革是为了什么？在我们的世界里，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做了精辟论断：‘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利益，甚至做好了必要的时候牺牲生命的准备，因为我们拥有更加伟大的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于采用革命还是改革，都是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的手段。”
“腐朽的封建制度和野蛮的民族压迫必须解除，这是不容怀疑的事情。但是君主制度还是共和制度，完全是政体层次的问题，和国家的体制没有关系，在我们的世界里，西方实行君主立宪的大有国在，并没有因为君主制度就让他们变得如何落后。但是，”刘云表情一寒，“君主只能是一个象征性质的存在，名义上是国家的代表而已。当然，他如果学习新知，未尝不可以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科学研究——马峰你说呢？”
“啊？”
就这样共和派的意见被刘云暂时压制。趋向于保留帝制，同时可能别有想法的文易的军政分离案从实际上削弱了“过来人”中的共和分子的势力。随着时间推移，因为出入上层社会，周旋于富贵之间，立宪派的声音在“过来人”为主的禁卫军官团中也日渐变大了起来。
刘云政变后，后党被大批清洗，朝中为之一空，使他在精兵简政之余大量安插了“过来人”在新的政府架构内负责军政要职。面对这批志士对于政权的把持，帝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随着新政陆续出台，翁同和为首的大部分士绅纷纷反对，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尊皇”的口号，被对方称为“古旧派”，但是少数，特别是从后党中转化过来，以醇亲王为首的王公及张之洞等洋务派中较为激进的大臣则把政治筹码压到刘云他们的身上。醇亲王为此曾向光绪奏道：“非刘卿不得保国祚，不从，身后亦未可期。”光绪对于刘云等人的凡是写“请予准奏”的奏请都写“阅”字或者“知道了”，其他的也极少批驳，至多命其复议，只在刘云等人明确写上：“恭请圣裁”字样才发表意见，不能说和醇亲王的进言没有关系。他们希望在变革中转变，仍保其地位，因此极力主张朝廷和志士集团结亲合流，因为邻国日本有“公武合体派”的称呼，他们也被世人称为“公武派”。刘云等人对于用日本的称呼有些不爽，但是不能否认这个称呼也颇为贴切。
处于“义士”控制下的光绪帝，却变得更加开明，甚至超前。十七年政变时，宫中太监大部分都是太后一党，因此在扫荡后党的运动中，后党牵连的大部分宦官都被清洗或驱逐出宫，留下的只有几十人，光绪也没有多少嫔妃，于是在光绪十八年下诏遣散内务府，安全工作由直隶总督刘云负责，随后交其奉旨建立的内政部管理，几千年封建宦官制度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光绪对于古旧派的今后是否有“秽乱宫廷”问题的争论，答复道：“朕读古书，朝廷昏庸有宦官也不能防止，难道你是在责备朕的德行不修吗？”）。光绪十九年公历新年（自十九年起帝国采用年号和公历日月纪年，旧历仍然出现在农用日历中，被称为“农历”），皇帝为了增收节支，将大部分的紫禁城开放为“帝国博物馆”，百姓经过安检后可以购票入场，帝家珍品分批拿出来展览供人观瞻。光绪二十年，翁同和带领群臣奏请大庆祭典，光绪第一次在太和殿否决了没有要“恭请圣裁”的次谋部集团的奏章——经过牛金审核，认为可行的庆祝方案——而提出将十八年起每年牛金、马丰举办的京师产品交易会中的焰火等娱乐项目和庆典合并，通过他出席主持交易会，发表祝词，“与民同乐”，不但为帝国节约了八百万元（约八十八万两白银或二十九万英镑）的庆祝费用，而且通过推动交易会进入高潮，反为帝国带来国营工业利润及其他税收项目受益超过一亿三千五百万元（一千五百万两白银或五百万英镑）。这三件事成为次谋部内部，文易等立宪派打击共和派的“大口径炮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事件都是在光绪十八年的除辫事件之后发生的。
朝廷中，古旧派对光绪十七年公武派废除科举制度的《新科令》狙击未果，对于光绪十八年刘云提出《满汉合一谕暨除剃法令》进一步发动了最激烈的狙击。许多老臣以头戗地，叩头出血，次日朝会之前，倒悬宫门要求维持祖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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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帝国补二章：霸府初期的改革概述（光绪十七年——光绪二十年）
“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在掌握政权，基本上控制京畿军务后，刘云、文易等人连续召开了几次“过来人”的全会，基地的人员也分批参加了会议。其目的是统一思想，讨论如何在当前的国情下建设新的中华。
刘云提出的逐步消灭社会封建残余，牛金提出的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扶植民族资本，鼓励工商，文易提出渐进废除不平等条约，田正宏提醒注意的贫富分化问题，逐步建立福利制度的建议以及马丰、提出的现代科研教育体系的方案大家都没有什么大的意见，但是对于清庭的处理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大致分成了立宪派和共和派两大派别。
立宪派的主要理由就是国家发展需要稳定，列强虎视眈眈于周边，没有必要增加新的动乱。这一派以文易、马峰、田正宏等文官为多。
共和派的主要理由就是革命不彻底，“扫把不到，灰尘不会主动跑掉”，对未来的发展必然造成阻碍。清廷是一个包袱，应该早点放下它轻装前进。这一派以钟夏火、丁介云、武定国等武将为多。
两派理念不同，开始的争吵很快变成了相互的攻击，立宪派说共和派就知道打仗不懂政治，只会破坏不会建设；共和派说立宪派是被荣华富贵腐蚀掉的软骨头，其中马丰被武定国讥笑为“钻裙子的”，不但马丰本人额头青筋直冒，虽被旁边的同志们拉住还是挣扎着要和武定国决斗，就连一直不表态的刘云也是脸色微变。
刘云和文易私下对此多次交换意见，他清楚知道不但如今权力很大部分来自帝党体系，而且国内的时流革命根本还不得人心，革命现在是不成熟，今后就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在红旗下成长的同志们不都理解这一点是正常的，但这个时候重要的是不能发生内部的分裂。他觉得应该做总结发言了。
“同志们，”刘云环视迅速安静下来的全场，满意地看到昔日训练仍然起着作用，说道：“革命和改革是为了什么？在我们的世界里，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做了精辟论断：‘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利益，甚至做好了必要的时候牺牲生命的准备，因为我们拥有更加伟大的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于采用革命还是改革，都是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的手段。”
“腐朽的封建制度和野蛮的民族压迫必须解除，这是不容怀疑的事情。但是君主制度还是共和制度，完全是政体层次的问题，和国家的体制没有关系，在我们的世界里，西方实行君主立宪的大有国在，并没有因为君主制度就让他们变得如何落后。但是，”刘云表情一寒，“君主只能是一个象征性质的存在，名义上是国家的代表而已。当然，他如果学习新知，未尝不可以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科学研究——马峰你说呢？”
“啊？”
就这样共和派的意见被刘云暂时压制。趋向于保留帝制，同时可能别有想法的文易的军政分离案从实际上削弱了“过来人”中的共和分子的势力。随着时间推移，因为出入上层社会，周旋于富贵之间，立宪派的声音在“过来人”为主的禁卫军官团中也日渐变大了起来。
刘云政变后，后党被大批清洗，朝中为之一空，使他在精兵简政之余大量安插了“过来人”在新的政府架构内负责军政要职。面对这批志士对于政权的把持，帝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随着新政陆续出台，翁同和为首的大部分士绅纷纷反对，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尊皇”的口号，被对方称为“古旧派”，但是少数，特别是从后党中转化过来，以醇亲王为首的王公及张之洞等洋务派中较为激进的大臣则把政治筹码压到刘云他们的身上。醇亲王为此曾向光绪奏道：“非刘卿不得保国祚，不从，身后亦未可期。”光绪对于刘云等人的凡是写“请予准奏”的奏请都写“阅”字或者“知道了”，其他的也极少批驳，至多命其复议，只在刘云等人明确写上：“恭请圣裁”字样才发表意见，不能说和醇亲王的进言没有关系。他们希望在变革中转变，仍保其地位，因此极力主张朝廷和志士集团结亲合流，因为邻国日本有“公武合体派”的称呼，他们也被世人称为“公武派”。刘云等人对于用日本的称呼有些不爽，但是不能否认这个称呼也颇为贴切。
处于“义士”控制下的光绪帝，却变得更加开明，甚至超前。十七年政变时，宫中太监大部分都是太后一党，因此在扫荡后党的运动中，后党牵连的大部分宦官都被清洗或驱逐出宫，留下的只有几十人，光绪也没有多少嫔妃，于是在光绪十八年下诏遣散内务府，安全工作由直隶总督刘云负责，随后交其奉旨建立的内政部管理，几千年封建宦官制度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光绪对于古旧派的今后是否有“秽乱宫廷”问题的争论，答复道：“朕读古书，朝廷昏庸有宦官也不能防止，难道你是在责备朕的德行不修吗？”）。光绪十九年公历新年（自十九年起帝国采用年号和公历日月纪年，旧历仍然出现在农用日历中，被称为“农历”），皇帝为了增收节支，将大部分的紫禁城开放为“帝国博物馆”，百姓经过安检后可以购票入场，帝家珍品分批拿出来展览供人观瞻。光绪二十年，翁同和带领群臣奏请大庆祭典，光绪第一次在太和殿否决了没有要“恭请圣裁”的次谋部集团的奏章——经过牛金审核，认为可行的庆祝方案——而提出将十八年起每年牛金、马丰举办的京师产品交易会中的焰火等娱乐项目和庆典合并，通过他出席主持交易会，发表祝词，“与民同乐”，不但为帝国节约了八百万元（约八十八万两白银或二十九万英镑）的庆祝费用，而且通过推动交易会进入高潮，反为帝国带来国营工业利润及其他税收项目受益超过一亿三千五百万元（一千五百万两白银或五百万英镑）。这三件事成为次谋部内部，文易等立宪派打击共和派的“大口径炮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事件都是在光绪十八年的除辫事件之后发生的。
朝廷中，古旧派对光绪十七年公武派废除科举制度的《新科令》狙击未果，对于光绪十八年刘云提出《满汉合一谕暨除剃法令》进一步发动了最激烈的狙击。许多老臣以头戗地，叩头出血，次日朝会之前，倒悬宫门要求维持祖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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