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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
晓刚听了妹妹的话，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任春华最近这几年每年都要到这个位于郊区的监狱来一趟。
科研所管理处的财务助理员温长岭原来是任春华很欣赏的一个年轻干部，小伙子从军事经济学院财务队毕业后直接分配到所里做财务工作，时间不长就成了财务室的业务骨干。从外表看，温长岭显得很精干，削瘦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可惜的是，这双大眼睛关键时刻看待人和事物却黑白不分明，他把所里的几十万元资金私自借给自己的一个老乡炒股票，后来借款无法收回，使集体财产受到重大损失，触犯了法律。
温长岭犯了罪以后悔恨莫及，认罪态度很好，他考虑最多的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科研所的声誉，这一点让任春华很受感动。任春华虽然因为这件事负有领导责任而挨了批评，但他决心尽自己的可能给失足的年轻人一些帮助，也以此弥补自己对部属疏于管理的过错。
温长岭每次见了任春华的面都会哭一阵子，任春华看着痛哭流涕的老部下，心里有些许的安慰，对于一个人头脑中的污垢，用泪水比用肥皂洗得更干净。
任春华每次来监狱看到那些身陷囹圄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心里都会感到酸楚和震撼。这些原来在社会上自由生活的人，在失去自由之后，会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行吗？重新获得自由以后能够痛改前非吗？那些年轻罪犯的家长对有这样的孩子作何感想？每当这个时候，任春华也都会想起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什么是一个家庭的幸福生活？最起码的条件是：医院没病人，监狱没犯人。每当这个时候，他也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晓刚，只要他能正派做人，正常生活，当父母的就应当满足了，不一定非要他出人头地，干出什么大事业来。
与温长岭同在一个监狱服刑的犯人当中，有一个是任春华当年一起从基层调到北京的战友唐利宁，任春华原来与他的关系不是很好，主要是由于两个人观念不同，志向有异。
唐利宁调为副团职以后，由于不安于部队的清贫生活和想摆脱严格的纪律约束，加上在一次下部队检查工作时行为不检点而受到警告处分，他提出了转业。
脱去军装，唐利宁婉拒了地方政府让他当副处级调研员的安排，到一个业务相对独立的单位当了副职，为享受副处待遇的正科级领导。任春华当然知道他的心计，对于一个信奉有奶便是娘、有钱就是爹的人，他更看重的是金钱而不是职级。
转业一年之后，唐利宁与从农村随军的妻子离了婚，在城区买了一套二手房，从朋友那里借了一辆二手车，又找了一个“二手”女人做老婆。按说他是个非常‘二’的人，可他偏偏在单位里想当“一”，在正职脚下使绊子。
唐利宁单位的正职领导是个作风比较正派的干部，他看不惯唐利宁的一些做法，曾经对别人说过，单位里雇用的农民工比较多，唐利宁口口声声讲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可是对眼前打工的农民，不仅没有喊过一声“爹”，反而不择手段地压榨他们，被民工们称为“榨油机”。
唐利宁觉得正职对副职要求太严，放权太少，是自己获取经济利益的障碍和仕途上的绊脚石，与其你绊我还不如我绊你，用匿名信栽赃是他对正职使用的报复手段。
有油水的地方都是最滑的，唐利宁跌倒了，受贿罪和诬陷罪两罪并罚，如今他是头颅依旧在，官帽早无踪，成了温长岭的狱友。
任春华对有些事总是想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不懂道理的人很少，懂道理但不愿意按道理去做的人很多，干部的责任之一，就是带领群众按道理去做，如果干部不按道理去做，那他就是带头不讲道理，这样的干部多了，这个世界就要乱套。过去有些干部对上级的三令五申置若罔闻，现在有些干部对上级的要求规定设法变通，还有些人比猴子都刁滑，你杀鸡给他看，他不但不害怕，反而在一旁幸灾乐祸。当然，总想火中取栗的人，终有引火烧身的那一天。
由于是曾经的战友，任春华第一次来看望温长岭的时候，也顺便看望了唐利宁。在此之前，任春华听说唐利宁被审查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无悔意，直到办案人员审讯他的时候，他还依然像是法庭上的律师，振振有词，理由十足，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
唐利宁见了任春华的面，只有惊讶，并不感到难为情。他的态度也让任春华惊讶，反而感到有些难为情。任春华心里在想，现在有些人违法乱纪不脸红，祸国殃民不脸红，已经成为阶下囚了仍然不脸红，将来容量脸红的人，恐怕只有关公庙里的云长先生了。
任春华有时候还在想，监狱服刑人员蓝底白道的衣裳可以称作是“斑马服”，有人说，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区别之一，就是经常走红地毯，而群众则是经常走斑马线。如果干部心里有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经常与他们一样走走斑马线，到监狱里穿斑马服的概率就会小很多。
在监狱与唐利宁见了一面之后，任春华就没有再去看他。监狱应该成为犯罪人员——包括腐败干部的清洗机，唐利宁身上的脏东西还很多，他应当在这个净化心灵的滚筒里再转上几年，好好洗刷身上的污物。有人说，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一本书，唐利宁这本书是好比是非法出版物，内容低俗，错误百出。
任春华以前几次来监狱都是坐自己的专车来的，现在专车没有了，这一次只能坐公共汽车来。
公共汽车在距离监狱不远的小镇上停下来，因为东西太多了不便于拿，任春华这次来只带了些食品和香烟，当然还有安慰和鼓励的话。他想再买些水果，看到路边有几个水果摊，便朝最大的一个摊位走去。
摊主是个三十多岁的胖女人，她的脸蛋红得让摊位上的苹果黯然失色，上下两片油嘟嘟的嘴唇如同刚炒好的回锅肉，身上的衣服少到了道德允许的最大尺度，两只颤巍巍的硕大乳房，似乎要不甘寂寞地从薄薄的汗衫里挣脱出来，先与顾客打个招呼。
任春华刚想转身离开，女摊主喊住了他：“老爷子是来看儿子的吧，号子里的伙食不太好，买点水果给孩子补一补，我这里的品种最全。”
任春华不情愿的开始挑选水果，女摊主又忙着去招呼其他的顾客。对她来讲，不管你是领导或是百姓，不管你是清官或是污吏，都是自己赚钱的对象，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人民币都有同样的价值，都应当热情接待。
称了水果付了钱，任春华提着沉甸甸的袋子向监狱走去。
还没有见到温长岭，管教干部就告诉任春华，温长岭已经获得了第二次减刑。
多了。”
晓刚听了妹妹的话，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任春华最近这几年每年都要到这个位于郊区的监狱来一趟。
科研所管理处的财务助理员温长岭原来是任春华很欣赏的一个年轻干部，小伙子从军事经济学院财务队毕业后直接分配到所里做财务工作，时间不长就成了财务室的业务骨干。从外表看，温长岭显得很精干，削瘦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可惜的是，这双大眼睛关键时刻看待人和事物却黑白不分明，他把所里的几十万元资金私自借给自己的一个老乡炒股票，后来借款无法收回，使集体财产受到重大损失，触犯了法律。
温长岭犯了罪以后悔恨莫及，认罪态度很好，他考虑最多的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科研所的声誉，这一点让任春华很受感动。任春华虽然因为这件事负有领导责任而挨了批评，但他决心尽自己的可能给失足的年轻人一些帮助，也以此弥补自己对部属疏于管理的过错。
温长岭每次见了任春华的面都会哭一阵子，任春华看着痛哭流涕的老部下，心里有些许的安慰，对于一个人头脑中的污垢，用泪水比用肥皂洗得更干净。
任春华每次来监狱看到那些身陷囹圄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心里都会感到酸楚和震撼。这些原来在社会上自由生活的人，在失去自由之后，会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行吗？重新获得自由以后能够痛改前非吗？那些年轻罪犯的家长对有这样的孩子作何感想？每当这个时候，任春华也都会想起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什么是一个家庭的幸福生活？最起码的条件是：医院没病人，监狱没犯人。每当这个时候，他也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晓刚，只要他能正派做人，正常生活，当父母的就应当满足了，不一定非要他出人头地，干出什么大事业来。
与温长岭同在一个监狱服刑的犯人当中，有一个是任春华当年一起从基层调到北京的战友唐利宁，任春华原来与他的关系不是很好，主要是由于两个人观念不同，志向有异。
唐利宁调为副团职以后，由于不安于部队的清贫生活和想摆脱严格的纪律约束，加上在一次下部队检查工作时行为不检点而受到警告处分，他提出了转业。
脱去军装，唐利宁婉拒了地方政府让他当副处级调研员的安排，到一个业务相对独立的单位当了副职，为享受副处待遇的正科级领导。任春华当然知道他的心计，对于一个信奉有奶便是娘、有钱就是爹的人，他更看重的是金钱而不是职级。
转业一年之后，唐利宁与从农村随军的妻子离了婚，在城区买了一套二手房，从朋友那里借了一辆二手车，又找了一个“二手”女人做老婆。按说他是个非常‘二’的人，可他偏偏在单位里想当“一”，在正职脚下使绊子。
唐利宁单位的正职领导是个作风比较正派的干部，他看不惯唐利宁的一些做法，曾经对别人说过，单位里雇用的农民工比较多，唐利宁口口声声讲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可是对眼前打工的农民，不仅没有喊过一声“爹”，反而不择手段地压榨他们，被民工们称为“榨油机”。
唐利宁觉得正职对副职要求太严，放权太少，是自己获取经济利益的障碍和仕途上的绊脚石，与其你绊我还不如我绊你，用匿名信栽赃是他对正职使用的报复手段。
有油水的地方都是最滑的，唐利宁跌倒了，受贿罪和诬陷罪两罪并罚，如今他是头颅依旧在，官帽早无踪，成了温长岭的狱友。
任春华对有些事总是想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不懂道理的人很少，懂道理但不愿意按道理去做的人很多，干部的责任之一，就是带领群众按道理去做，如果干部不按道理去做，那他就是带头不讲道理，这样的干部多了，这个世界就要乱套。过去有些干部对上级的三令五申置若罔闻，现在有些干部对上级的要求规定设法变通，还有些人比猴子都刁滑，你杀鸡给他看，他不但不害怕，反而在一旁幸灾乐祸。当然，总想火中取栗的人，终有引火烧身的那一天。
由于是曾经的战友，任春华第一次来看望温长岭的时候，也顺便看望了唐利宁。在此之前，任春华听说唐利宁被审查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无悔意，直到办案人员审讯他的时候，他还依然像是法庭上的律师，振振有词，理由十足，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
唐利宁见了任春华的面，只有惊讶，并不感到难为情。他的态度也让任春华惊讶，反而感到有些难为情。任春华心里在想，现在有些人违法乱纪不脸红，祸国殃民不脸红，已经成为阶下囚了仍然不脸红，将来容量脸红的人，恐怕只有关公庙里的云长先生了。
任春华有时候还在想，监狱服刑人员蓝底白道的衣裳可以称作是“斑马服”，有人说，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区别之一，就是经常走红地毯，而群众则是经常走斑马线。如果干部心里有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经常与他们一样走走斑马线，到监狱里穿斑马服的概率就会小很多。
在监狱与唐利宁见了一面之后，任春华就没有再去看他。监狱应该成为犯罪人员——包括腐败干部的清洗机，唐利宁身上的脏东西还很多，他应当在这个净化心灵的滚筒里再转上几年，好好洗刷身上的污物。有人说，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一本书，唐利宁这本书是好比是非法出版物，内容低俗，错误百出。
任春华以前几次来监狱都是坐自己的专车来的，现在专车没有了，这一次只能坐公共汽车来。
公共汽车在距离监狱不远的小镇上停下来，因为东西太多了不便于拿，任春华这次来只带了些食品和香烟，当然还有安慰和鼓励的话。他想再买些水果，看到路边有几个水果摊，便朝最大的一个摊位走去。
摊主是个三十多岁的胖女人，她的脸蛋红得让摊位上的苹果黯然失色，上下两片油嘟嘟的嘴唇如同刚炒好的回锅肉，身上的衣服少到了道德允许的最大尺度，两只颤巍巍的硕大乳房，似乎要不甘寂寞地从薄薄的汗衫里挣脱出来，先与顾客打个招呼。
任春华刚想转身离开，女摊主喊住了他：“老爷子是来看儿子的吧，号子里的伙食不太好，买点水果给孩子补一补，我这里的品种最全。”
任春华不情愿的开始挑选水果，女摊主又忙着去招呼其他的顾客。对她来讲，不管你是领导或是百姓，不管你是清官或是污吏，都是自己赚钱的对象，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人民币都有同样的价值，都应当热情接待。
称了水果付了钱，任春华提着沉甸甸的袋子向监狱走去。
还没有见到温长岭，管教干部就告诉任春华，温长岭已经获得了第二次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