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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税，特别是矿业和地产业上采取较低的税率，便于本国资本企业的迅速增加基础资本。东三省税率则恰恰相反，反而类似于英国，通过高地产税限制商业地产的兼并，又类似于法国通过低农业税保护农业发展。当然，我并不认为这种税率的设计有问题，总体上是有利有弊，很难具体和绝对的评价，但它的缺点也是必然的，那就是限制了商业土地的自由流通，政府的半壁税收几乎都来源于矿业。”
宋彪微微颔首，问道：“如果你来调整，你觉得哪些方面要修改？”
欧阳锡道：“地产税适当要降低，农业税适当可以提高。东三省目前的税收政策表面是对农民和农业有利，但农业税较低就必然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困难；二是容易导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东三省民族资本产业相对上海这样的地区还是较为落后，特别是对中国这种缺乏工业基础的国家而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无非就是三个方向的流动，一是向工商业用地，二是向农业用地，三是矿业，而矿产业和地产业的高税会在很大程度上压迫资金向农业用地转移，如果目前的税收制度进一步执行下去，民族资本就会逐步的大规模流入农业土地，形成类似于墨西哥的大地主阶层，对于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宋彪思量一番，觉得这番话说的很有道理，就和欧阳锡说道：“东三省现行的税率政策主要是我最初制定的，当初制定这样的政策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百姓整体还是较为贫困，应该养富于民，对农业税自然要低收。同时也要考虑东三省经济发展之基础还是农业，比如说大豆、甜菜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包括畜牧业的发展，林业的发展。这都需要中小地主、富农通过农业积攒资本扩大经营规模，提升机械化种植，利于推广新的种植技术；二是希望资本尽可能的转移向工业领域，而不是和上海租界那样，大规模的资本都拥挤在房地产中，商人几乎都是靠炒卖地皮赚钱。至于矿业，矿业资源毕竟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个人。适当收取较高的税收用于三省百姓是理所当然。”
欧阳锡答道：“中堂大人真心为民，下官深感佩服，只是凡事过犹不及。税收政策总体要符合经济的发展水平，基本原则是取之于谁。用之于谁，目前正是东三省积极推动基础建设，增加港口、道路、交通、水利、水渠等基础投资，包括在教育领域的扶持和投入，既然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农业人口。自然要从他们身上抽取足够的赋税来解决这些问题。适当增加农业税及关联交易税，限制大规模持有土地，这就能阻止资本拥挤到农业中，避免大规模的兼并土地。形成大地主阶层。至于地产业的问题，一个阶段的商人自然一个阶段的特征。在现有的环境下，国内民族商人能够和外国资本商人竞争的领域很少。特别是在办厂这个方面，大体只有极少数的国内商人具备这种经营能力。适当减少地产业税收，允许资本流入地产业，通过地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基础设施的发展，增加就业和其他税收项的增长，并且保证本国民族商业资本的多样性，以及自我增长的能力，这还是很关键的。”
宋彪还是慎重的思索了一段时间，他知道欧阳锡说的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远东商行近期就一直在考虑增加农业土地持有量，容星桥也和宋彪商量过准许商业资本开办垦荒业务之事，希望由远东财团直接安排远东粮牧总公司开垦荒地，更大规模的直接涉及大豆和甜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
就目前的收益率而言，在东三省开垦荒地种植大豆、甜菜，以及开办粮牧加工厂的利润都要高于纺织业，但这和税收的关系并不大，因为纺织业目前仍然享受着较多的税收优待政策，真正导致纺织业盈利能力较低的原因是日本纺织产品的低廉销售政策。
日本纺织品的低廉销售政策是因为日本产品必须要面对德法等国产品的竞争，必须采取更为低价的廉价政策，这就进一步挤压了民族纺织工业的盈利空间。
粮牧加工厂的大豆、甜菜加工业的利润较高，同样是因为日本缺乏相关的竞争项目，无法和东三省的粮油加工厂、糖厂竞争，此外在设备领域，前者的投资总额相对更低。
见宋彪沉默不语，欧阳锡猜想宋彪还是很不愿意调整农业税的税率，就另行提议道：“中堂大人，农业轻税政策实际上也有莫大的好处，对于农民的财富增收是有利的，并且可以迅速扩大到其他消费领域的增长。问题就在于如何限制土地兼并，我以为可以采取阶梯式农业税，以及直接出台政策限制个人持有土地的总量。”
宋彪想了想，问道：“你考虑过大规模农业的问题？”
欧阳锡很直截了当的说道：“我不建议中国考虑美国式的大规模农业种植，而是更多的考虑精耕细作和中小农户的种植，比如说日本和法国在人均持有农田数量上相对较小，本身也不支持这种大规模农业，对农业产品征收较高的税收，同时对国外农产品增收高额关税。这种农业政策导致国内农产品价格是要高于国际市场的，日本出于某些方面的特殊需要，除了对生丝、茶叶和木材采取特殊优惠政策外，其他的农业税收要远高于我国，甚至高于法国。正因为他们国内的农业产品价格高居不下，外国农产品涌入国内的概率就高，比如说法国对殖民地农产品的需求，比如说日本对朝鲜和台湾农业产品的特殊需求。东三省的问题相对关内是非常复杂，我们实际上更适合学习美国的轻农业税和鼓励农业出口，以及大中型农场经营模式，很多问题都需要特别慎重的考虑，税收问题上可能只是几个百分点的调整，在长期时间段内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会过于复杂，特别考虑世界贸易越来越紧密，以及其他各国采取不同税收政策的前提下。”
宋彪并不同意欧阳锡关于调整农业税的观点，但对于欧阳锡的一些观点还是非常认可的。
确实，税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东三省的煤炭税收占到三省全年财政收益的45%，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是东三省的煤炭工业税收相对其他产业税收过重，表面上来看，东三省的煤炭工业税相对其他各国并无差别，但东三省在农业上保持着很低的水平，在工业税又采取大量的优惠政策，几乎等于是免除了2/3的工业税收，以刺激工业的发展。
工业的快猛发展虽然没有提供高额税收，却又刺激了煤炭工业的发展，从另一个层面补充了东三省的税收总额。
然而，这样的税收比例肯定是有问题的，整个经济形态也绝对有问题，想要调整就必须从东三省的税收政策和税率上进行大范围的调整。
除了欧阳锡，宋彪身边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税收政策领域的专家，从俄国税务局聘来的所谓俄国专家的水平，比起欧阳锡恐怕还要差一大截。
既然请他过来了，宋彪就和欧阳锡关于税收问题谈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决定调整东三省的税收政策和税率。
超前一步的税收政策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超前太多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宋彪正是在这种交谈中才逐渐领悟这个其实还蛮简单的道理，比如说地产税，实际上在这个时期是一定不能设置的太高，要刺激资本流入地产业。
考虑国内民族商人的水平和实际能力，最擅长的可能也就是贸易、地产、农业，资本过多流向贸易就是囤积炒卖，过多流向地产就是泡沫，过多流向农业就是土地兼并。
真正符合资本市场流动方向的最佳方式是自由的平衡流动，市场会自动选择最有利于本国及本地区的发展方向，所谓的宏观调控就是要让资本流向政府希望的方向。(未完待续)RQ
，在工业税，特别是矿业和地产业上采取较低的税率，便于本国资本企业的迅速增加基础资本。东三省税率则恰恰相反，反而类似于英国，通过高地产税限制商业地产的兼并，又类似于法国通过低农业税保护农业发展。当然，我并不认为这种税率的设计有问题，总体上是有利有弊，很难具体和绝对的评价，但它的缺点也是必然的，那就是限制了商业土地的自由流通，政府的半壁税收几乎都来源于矿业。”
宋彪微微颔首，问道：“如果你来调整，你觉得哪些方面要修改？”
欧阳锡道：“地产税适当要降低，农业税适当可以提高。东三省目前的税收政策表面是对农民和农业有利，但农业税较低就必然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困难；二是容易导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东三省民族资本产业相对上海这样的地区还是较为落后，特别是对中国这种缺乏工业基础的国家而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无非就是三个方向的流动，一是向工商业用地，二是向农业用地，三是矿业，而矿产业和地产业的高税会在很大程度上压迫资金向农业用地转移，如果目前的税收制度进一步执行下去，民族资本就会逐步的大规模流入农业土地，形成类似于墨西哥的大地主阶层，对于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宋彪思量一番，觉得这番话说的很有道理，就和欧阳锡说道：“东三省现行的税率政策主要是我最初制定的，当初制定这样的政策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百姓整体还是较为贫困，应该养富于民，对农业税自然要低收。同时也要考虑东三省经济发展之基础还是农业，比如说大豆、甜菜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包括畜牧业的发展，林业的发展。这都需要中小地主、富农通过农业积攒资本扩大经营规模，提升机械化种植，利于推广新的种植技术；二是希望资本尽可能的转移向工业领域，而不是和上海租界那样，大规模的资本都拥挤在房地产中，商人几乎都是靠炒卖地皮赚钱。至于矿业，矿业资源毕竟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个人。适当收取较高的税收用于三省百姓是理所当然。”
欧阳锡答道：“中堂大人真心为民，下官深感佩服，只是凡事过犹不及。税收政策总体要符合经济的发展水平，基本原则是取之于谁。用之于谁，目前正是东三省积极推动基础建设，增加港口、道路、交通、水利、水渠等基础投资，包括在教育领域的扶持和投入，既然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农业人口。自然要从他们身上抽取足够的赋税来解决这些问题。适当增加农业税及关联交易税，限制大规模持有土地，这就能阻止资本拥挤到农业中，避免大规模的兼并土地。形成大地主阶层。至于地产业的问题，一个阶段的商人自然一个阶段的特征。在现有的环境下，国内民族商人能够和外国资本商人竞争的领域很少。特别是在办厂这个方面，大体只有极少数的国内商人具备这种经营能力。适当减少地产业税收，允许资本流入地产业，通过地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基础设施的发展，增加就业和其他税收项的增长，并且保证本国民族商业资本的多样性，以及自我增长的能力，这还是很关键的。”
宋彪还是慎重的思索了一段时间，他知道欧阳锡说的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远东商行近期就一直在考虑增加农业土地持有量，容星桥也和宋彪商量过准许商业资本开办垦荒业务之事，希望由远东财团直接安排远东粮牧总公司开垦荒地，更大规模的直接涉及大豆和甜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
就目前的收益率而言，在东三省开垦荒地种植大豆、甜菜，以及开办粮牧加工厂的利润都要高于纺织业，但这和税收的关系并不大，因为纺织业目前仍然享受着较多的税收优待政策，真正导致纺织业盈利能力较低的原因是日本纺织产品的低廉销售政策。
日本纺织品的低廉销售政策是因为日本产品必须要面对德法等国产品的竞争，必须采取更为低价的廉价政策，这就进一步挤压了民族纺织工业的盈利空间。
粮牧加工厂的大豆、甜菜加工业的利润较高，同样是因为日本缺乏相关的竞争项目，无法和东三省的粮油加工厂、糖厂竞争，此外在设备领域，前者的投资总额相对更低。
见宋彪沉默不语，欧阳锡猜想宋彪还是很不愿意调整农业税的税率，就另行提议道：“中堂大人，农业轻税政策实际上也有莫大的好处，对于农民的财富增收是有利的，并且可以迅速扩大到其他消费领域的增长。问题就在于如何限制土地兼并，我以为可以采取阶梯式农业税，以及直接出台政策限制个人持有土地的总量。”
宋彪想了想，问道：“你考虑过大规模农业的问题？”
欧阳锡很直截了当的说道：“我不建议中国考虑美国式的大规模农业种植，而是更多的考虑精耕细作和中小农户的种植，比如说日本和法国在人均持有农田数量上相对较小，本身也不支持这种大规模农业，对农业产品征收较高的税收，同时对国外农产品增收高额关税。这种农业政策导致国内农产品价格是要高于国际市场的，日本出于某些方面的特殊需要，除了对生丝、茶叶和木材采取特殊优惠政策外，其他的农业税收要远高于我国，甚至高于法国。正因为他们国内的农业产品价格高居不下，外国农产品涌入国内的概率就高，比如说法国对殖民地农产品的需求，比如说日本对朝鲜和台湾农业产品的特殊需求。东三省的问题相对关内是非常复杂，我们实际上更适合学习美国的轻农业税和鼓励农业出口，以及大中型农场经营模式，很多问题都需要特别慎重的考虑，税收问题上可能只是几个百分点的调整，在长期时间段内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会过于复杂，特别考虑世界贸易越来越紧密，以及其他各国采取不同税收政策的前提下。”
宋彪并不同意欧阳锡关于调整农业税的观点，但对于欧阳锡的一些观点还是非常认可的。
确实，税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东三省的煤炭税收占到三省全年财政收益的45%，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是东三省的煤炭工业税收相对其他产业税收过重，表面上来看，东三省的煤炭工业税相对其他各国并无差别，但东三省在农业上保持着很低的水平，在工业税又采取大量的优惠政策，几乎等于是免除了2/3的工业税收，以刺激工业的发展。
工业的快猛发展虽然没有提供高额税收，却又刺激了煤炭工业的发展，从另一个层面补充了东三省的税收总额。
然而，这样的税收比例肯定是有问题的，整个经济形态也绝对有问题，想要调整就必须从东三省的税收政策和税率上进行大范围的调整。
除了欧阳锡，宋彪身边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税收政策领域的专家，从俄国税务局聘来的所谓俄国专家的水平，比起欧阳锡恐怕还要差一大截。
既然请他过来了，宋彪就和欧阳锡关于税收问题谈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决定调整东三省的税收政策和税率。
超前一步的税收政策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超前太多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宋彪正是在这种交谈中才逐渐领悟这个其实还蛮简单的道理，比如说地产税，实际上在这个时期是一定不能设置的太高，要刺激资本流入地产业。
考虑国内民族商人的水平和实际能力，最擅长的可能也就是贸易、地产、农业，资本过多流向贸易就是囤积炒卖，过多流向地产就是泡沫，过多流向农业就是土地兼并。
真正符合资本市场流动方向的最佳方式是自由的平衡流动，市场会自动选择最有利于本国及本地区的发展方向，所谓的宏观调控就是要让资本流向政府希望的方向。(未完待续)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