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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很难用常理推测的国家，这个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他们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时，人们都感到匪夷所思一样，如果日本在此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战争，肯定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日本看来，他们肯定有着一千条必须开战的理由，而且，他们也抓住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天赐良机，强烈的民族和国家危机感正逼迫他们继续铤而走险。
同时，他们还有一个绝对有把握的底牌，那就是大日本帝国的海军。
如果日本海军是一条鳄鱼，那中国海军连一只乌龟都算不上，这就意味着即便日本陆军再次大败，没有海军的中国依然奈何不了他们，因为这***是一个岛国，打不赢他们的海军就永远不能真正的打败他们。
……
召开了中央陆军总参谋部和陆军部的联席军事例会之后，宋彪心情沉重，他恨不得现在就用核弹头将日本夷为平地，还好，他手里依然有足够的几张牌可打，不至于直接就发出一对Joker。
开完例会之后，宋彪让其他人都先回去继续积极备战，而他则一个人在办公厅里沉默的思索了一段时间，随后给临时内阁政府财政大臣张康仁打了一个电话，让张康仁用最快的速度过来。
听到新皇帝的诏令，张康仁恨不得有四条腿和八只手，骑上马就从财政部一路狂奔过来。等到了办公厅之前还喘着粗气。
稍作整理，张康仁就在另外一位一等侍从武官蒋作宾的陪同下。匆匆进入办公厅觐见宋彪。
见到宋彪，他毕恭毕敬的在红色的地毯铺道上躬身行礼。道：“陛下！”
如今这年月，在新皇帝的办公厅里已经无人有资格能坐下来，不管是谁进来禀报事务都得站着说话，反正没有让大家跪下来就算是很给诸位一个小小的诸生平等的尊严了。
宋彪正在整理手中的各种军事情报，听到张康仁的声音，就道：“坐吧。我有几件事要问你。”
张康仁心里咯噔一声，总觉得宋彪多半是有要紧的事务吩咐他办理，说不定又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身为财政大臣。他这半年里过的简直是猪狗不如一般的生活，每天从早忙碌到晚上，而且压力极大，白发都有了许多。
侍卫官们替张康仁搬来一张很简单的红木椅子，请他坐下，离宋彪的办公桌只有两步远的距离，中间隔着三层台阶。
等张康仁坐了过来，宋彪将手里的这些情报都整理起来，放在一旁，和张康仁问道：“中圆的事情办的怎么样？”
张康仁匆忙答道：“回禀陛下。一切都置办的很顺利，目前铸印中华银圆两千四百万枚，中圆券发行总额则是六千万圆的规模。虽然咱们此前在入关之前就秘密筹办了很久，可毕竟是从零办起，中央财政支出现阶段还是以奉票为主。预计从明年开始，这一情况就能得到较大的缓解，央行大体也能正式运转起来。”
宋彪微微点头，如果不和日本开战，这样的工作进度还是值得嘉奖的。
帝国成立之后。宋彪并没有继续沿用东三省的金融政策，而是成立了中央帝国银行作为中国的央行，对等大清银圆、关东银圆的含银率发行中华银圆，一银圆兑一百新铜圆，各省发行的旧式铜圆则限期两年内兑清。
此前各省发行的铜圆依然属于铜本位货币，只是一枚机器印版铜圆兑换10文钱，虽然各省明规一百铜圆换一枚大清银圆，但这只是官价，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衙门和钱庄、银行如此操作，由于各省铜圆滥发，民间基本需要三百铜圆才能兑一银圆，这也是各地物价暴涨的主要原因。
各省滥发的铜圆规模太大，中央帝国银行也不能承认这笔前朝旧账，所以将铜圆继续折算为旧铜钱范畴，民间自行根据市场定价，新印制的铜圆则采取黄铜质地，以作区别。
货币政策就是这样，永远都是对政府有利。
中央帝国银行大量吃进旧铜钱、铜圆，在国际市场购入锌，铸印新式的黄铜圆，在一个能够维持兑换的界限内大量发行铜圆和铜圆券。
在英俄两国将年底的中国海关关税移交之前，帝国财政支出目前都是靠铸印货币来解决，清政府留下来的财政基础少的可怜，强行从满清政府及满清权贵查抄的财产加起来也不过二千万两白银，根本不够用。
庞大的军费开支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如果还要和日本开战，一旦规模扩大，没有三四亿两银子是绝对撑不住的，毕竟现代战争就是一场烧钱的军事，东北新军大量列装机枪、火炮，表面上火力强大，战斗力凶悍，可每一分钟的烧钱速度也同样更厉害。
如果宋彪所缔造的新帝国要在辛亥年和日本开战，这场辛亥战争的军费开支将远远超过清政府时期的甲午战争，日本政府肯定也算过这个账，而宋彪的新帝国此时还没有在中国建立有效的全面统治，中央财政来源是一个极其痛苦的问题。
很幸运，或者说很不幸的是宋彪手里恰好就真有这样一笔军费。
在张康仁简略的通报了帝国银行的情况后，宋彪沉默的想了片刻，再和张康仁追问道：“那么，远东银行那边的情况呢？”
张康仁想了想，低沉而轻声的答道：“远东银行那边显然要轻松很多，目前中央财政主要的奉票来源都是直接从远东银行拆借。就库存而言，远东银行现在还持有超过七千万英镑的外汇。随时可以在国际市场兑换成黄金，用于支付金圆券的发行。几天前。我刚和张弼士那边询问过，南洋银行目前也有一千四百万英镑的储备。如果情况紧急，他愿意拆借给帝国银行。”
宋彪从桌子上取过一盒盛京牌的军供铁听卷烟，抽出一根插在黄铜烟嘴的直杆式黑烟斗上点燃，稍作思量，他和张康仁吩咐道：“你给容揆打一个电话，让他将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剩余股份全部转让。只要价格合适，立刻付款，卖给谁都不是问题。另外，你也联系一下康恩斯先生。就说我请他帮我推销帝国的国债，至少需要一千万英镑的长期借债，可以用东三省的煤税作为抵押。”
张康仁肃严的点着头，道：“微臣明白，那微臣这就去办理此事了。”
宋彪微微颔首，示意蒋作宾将张康仁送出办公厅，自己则提笔写了一封电报，让秘书局发给张弼士，请张弼士去南洋做好准备，若是中日再次开战。务必要在南洋华商中加紧捐募和推销战争公债。
军费这种东西总是越多越好，永远不怕多，就怕不够用。
中央财政现在确实是比较困难，一是今年各省的税收已经减免，各地苛捐杂税都已取消；二是中央和地方都还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全面的财政工作尚未展开；三是帝国目前确定采取新的分税体制，而欧阳锡还没有和各省确定具体的分税比例，在此基础上，最大的税源区东三省财政并没有直接划款进入中央。现在临时采用了中央财政部和东三省财政厅拆借的办法。
宋彪手里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笔钱，也就是特务局在追查橡胶股票诈骗犯一事中追回的白银资产，目前总计追回了1833万两白银，因为是黑吃黑的追回手段，诈骗犯基本都被暗杀了，没有办法正式起诉理赔，即便理赔之后也无法纳入中央财政，宋彪索性就将这笔钱继续留在特务局作为间谍工作的特殊秘密经费使用。
日本政府相信宋彪的军费肯定是个大问题，实际上，宋彪这边并没有太多大问题，如果是像日俄战争那样，双方的军费开支都在两亿英镑以上，那才会真正给宋彪带来很多麻烦。
朝鲜和东北领土争议地区实际上是非常多的，最大的问题是朝鲜莫须有提出的间岛问题，不管是在日治时期，还是在日治之前，朝鲜王国对于在中国窃取领土这种问题上一贯是非常大胆，完全缺乏对宗主国和大国的那种尊重。
或者说，中国重来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连朝鲜这种小国也根本不将中国放在眼里。
如今有了日本的支持，甚至是在日本的操控之下，乘着东北军主力南下的这段时间，朝鲜将领土争议的各种问题都提出来要解决，中国临时内阁政府对此采取能拖就拖的策略，并不急于和朝鲜谈判。
在过去几年中，因为缺乏对朝鲜北部地区的控制力，日本在朝鲜组织了一种称之为“义军”的军事力量，表面上都是朝鲜人民自发组建的爱国武装，实际上就是日本在鼎力支持的杰作。
即便有这样的武装，因为规模有限，日本在过去几年中也从未轻易挑战东北军的军事权威，直到1910年的9月份，在日本的支持下，朝鲜义军开始疯狂的挑衅丹东、浑江、延吉三大军垦局，双方的争议领土剧烈的扩大到了十几处。
除了朝鲜一直不断提出的长白山、间岛两个问题外，在鸭绿江上的十多个江岛也成了争议领土，现在的问题就是朝鲜义军的领导人李秉武将手中的笔一划，这个地方就成了大韩帝国的领土，就是他们朝鲜义军不惜牺牲一切要争取的国家尊严和利益。
即便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朝鲜也从未如此之疯狂，此时如此疯狂的原因则完全在于日军的歇斯底里和疯狂，而日本的疯狂也是有原因的，宋彪对此很能理解，如果他是日本人，他也会疯掉的。
现在的核心问题在于不是说中国复兴的同时，日本也可以发展，这两点是非常冲突的，一旦中国茶叶生丝继续大规模出口，对日本第一大和第四大的出口产业都将是致命的打击。日本还占据着台湾、琉球和朝鲜，一个复兴的中国是不可能接受这一现状的。
这一战对日本而言是迟早要打。晚打不如早打。
简单来说，日本的策略就是乘你乱。要你命，拼尽全力打一仗，打的你们中国人永世不得翻身。
……
新成立的中华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的积极备战状态已经难以避免，一边是日本的快速调兵，另一边是东北军的快速返回，双方主力重新云集在远东地区。
大战的阴霾再次笼罩东北。面对一场大战，以及双方的快速部署，日本和中国的战争部署都不断的相互调整，分别以最利于本国的方式争锋相对。
宋彪必须尽快统一国内的共识。哪怕是承认两广、云贵特殊自治也是可以接受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宋教仁的从中努力，宋彪在1911年的元旦之前和孙逸仙先生在通州正式见面，双方见面的时间约定在1910年12月25日，孙逸仙乘船抵达天津后，再转乘火车进入通州。孙逸仙坚持自己的原则，还是不能承认中国的帝制，他也拒绝接受蔡元培此前安排会谈时所提出的一些礼节上的要求，即便如此，宋彪还是同意见面。
这天下午。宋彪专门空置出三个小时的时间和孙先生会谈。
宋教仁陪同孙逸仙一起过来，在宋教仁建立中国民主党后，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至少还能算是来往颇多的旧相识，由宋教仁从中引介孙逸仙和宋彪见面也是比较合理的安排。
在此之前，宋彪已经派自己的特使蔡元培和在广州会谈了两次，孙逸仙上午抵达通州之后，同临时内阁总理唐绍仪也举行了一次会晤，所以。孙逸仙此次真正要和宋彪商谈的东西并不多，两人会晤也更多只是一种代表革命成功的象征意义。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宋彪选择在会客厅和孙逸仙见面，在宋教仁和孙逸仙都先行抵达后，他才在一等侍从武官蒋作宾的陪同下前往会客厅。
帝国中央军总司令部位于通州的西海子公园，前身是户部衙门的塔园，也就是户部衙门官员休闲度假的疗养地，其名称来源于园内的千年古塔燃灯佛舍利塔，该塔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200年的历史，唐代以来，历代皇家都有重修，尤其以元清两代重修的工程最为浩大，清康熙35年重修之后，该塔高56米，十三层塔上共有2232枚铜铃，清风吹拂之时颇有悦耳之音。
宋彪自己就非常喜欢到塔上远眺，他经常要去的会客厅则设置在舍利塔南侧的临渊轩，也是典型的传统水榭楼台的双层建筑，此时改称“光复阁”。
宋彪到了光复阁之时，宋教仁和孙逸仙正在会客室里静静的等待着，见到宋彪，宋教仁就迫不及待的起身参见，他既然承认宋彪为帝国的皇帝，也承认了君主立宪制度，他还是要正规的行躬身礼。
孙逸仙沉默的看着眼前的宋彪，心情可能很复杂。
宋彪也没有介意孙逸仙的这种“无礼”，很大度的走过去和宋教仁握手，随即也和孙逸仙握手，客套了几句之后便请他们上楼，到楼上的小会客室会谈。
光复阁经过了改修，二楼的楼廊安装了封闭的玻璃屏风，即便是在这样的寒冷季节也可以自在无碍的观赏西海风景。
在二楼的会客厅里坐下来，等两名女侍端上茶水和点心，宋彪继续请宋教仁和孙逸仙喝茶，直到女侍们将门关上，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三人和蒋作宾陪同在旁时，宋彪才和孙逸仙说道：“在推翻满清统治的过程中，孙先生劳苦功高，堪称是发起革命号召的第一人，我非常钦佩。对于孙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和地方自治精神，我都有所通读，颇受启发，今天能够克服很多困难和您正式的相见，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在光复革命和共和革命之间，我们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但我认为这些分歧其实不重要，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我们都是要取缔西方强加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各种不平等的枷锁。都是想要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复兴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都是想要让百姓享受到基本的政治权利、富裕的生活和普及的人民教育。和我们的目标相比，我们的分歧显得很渺小。微不足道。所以，我在此时和您见面，正是想要携手共建一个共同的伟大理想。”
听了这样的话，孙逸仙显得很沉默。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人，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很累的坚持到现在。终于推翻了满清，结果却和他预想的完全... -->>
日本是一个很难用常理推测的国家，这个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他们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时，人们都感到匪夷所思一样，如果日本在此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战争，肯定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日本看来，他们肯定有着一千条必须开战的理由，而且，他们也抓住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天赐良机，强烈的民族和国家危机感正逼迫他们继续铤而走险。
同时，他们还有一个绝对有把握的底牌，那就是大日本帝国的海军。
如果日本海军是一条鳄鱼，那中国海军连一只乌龟都算不上，这就意味着即便日本陆军再次大败，没有海军的中国依然奈何不了他们，因为这***是一个岛国，打不赢他们的海军就永远不能真正的打败他们。
……
召开了中央陆军总参谋部和陆军部的联席军事例会之后，宋彪心情沉重，他恨不得现在就用核弹头将日本夷为平地，还好，他手里依然有足够的几张牌可打，不至于直接就发出一对Joker。
开完例会之后，宋彪让其他人都先回去继续积极备战，而他则一个人在办公厅里沉默的思索了一段时间，随后给临时内阁政府财政大臣张康仁打了一个电话，让张康仁用最快的速度过来。
听到新皇帝的诏令，张康仁恨不得有四条腿和八只手，骑上马就从财政部一路狂奔过来。等到了办公厅之前还喘着粗气。
稍作整理，张康仁就在另外一位一等侍从武官蒋作宾的陪同下。匆匆进入办公厅觐见宋彪。
见到宋彪，他毕恭毕敬的在红色的地毯铺道上躬身行礼。道：“陛下！”
如今这年月，在新皇帝的办公厅里已经无人有资格能坐下来，不管是谁进来禀报事务都得站着说话，反正没有让大家跪下来就算是很给诸位一个小小的诸生平等的尊严了。
宋彪正在整理手中的各种军事情报，听到张康仁的声音，就道：“坐吧。我有几件事要问你。”
张康仁心里咯噔一声，总觉得宋彪多半是有要紧的事务吩咐他办理，说不定又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身为财政大臣。他这半年里过的简直是猪狗不如一般的生活，每天从早忙碌到晚上，而且压力极大，白发都有了许多。
侍卫官们替张康仁搬来一张很简单的红木椅子，请他坐下，离宋彪的办公桌只有两步远的距离，中间隔着三层台阶。
等张康仁坐了过来，宋彪将手里的这些情报都整理起来，放在一旁，和张康仁问道：“中圆的事情办的怎么样？”
张康仁匆忙答道：“回禀陛下。一切都置办的很顺利，目前铸印中华银圆两千四百万枚，中圆券发行总额则是六千万圆的规模。虽然咱们此前在入关之前就秘密筹办了很久，可毕竟是从零办起，中央财政支出现阶段还是以奉票为主。预计从明年开始，这一情况就能得到较大的缓解，央行大体也能正式运转起来。”
宋彪微微点头，如果不和日本开战，这样的工作进度还是值得嘉奖的。
帝国成立之后。宋彪并没有继续沿用东三省的金融政策，而是成立了中央帝国银行作为中国的央行，对等大清银圆、关东银圆的含银率发行中华银圆，一银圆兑一百新铜圆，各省发行的旧式铜圆则限期两年内兑清。
此前各省发行的铜圆依然属于铜本位货币，只是一枚机器印版铜圆兑换10文钱，虽然各省明规一百铜圆换一枚大清银圆，但这只是官价，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衙门和钱庄、银行如此操作，由于各省铜圆滥发，民间基本需要三百铜圆才能兑一银圆，这也是各地物价暴涨的主要原因。
各省滥发的铜圆规模太大，中央帝国银行也不能承认这笔前朝旧账，所以将铜圆继续折算为旧铜钱范畴，民间自行根据市场定价，新印制的铜圆则采取黄铜质地，以作区别。
货币政策就是这样，永远都是对政府有利。
中央帝国银行大量吃进旧铜钱、铜圆，在国际市场购入锌，铸印新式的黄铜圆，在一个能够维持兑换的界限内大量发行铜圆和铜圆券。
在英俄两国将年底的中国海关关税移交之前，帝国财政支出目前都是靠铸印货币来解决，清政府留下来的财政基础少的可怜，强行从满清政府及满清权贵查抄的财产加起来也不过二千万两白银，根本不够用。
庞大的军费开支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如果还要和日本开战，一旦规模扩大，没有三四亿两银子是绝对撑不住的，毕竟现代战争就是一场烧钱的军事，东北新军大量列装机枪、火炮，表面上火力强大，战斗力凶悍，可每一分钟的烧钱速度也同样更厉害。
如果宋彪所缔造的新帝国要在辛亥年和日本开战，这场辛亥战争的军费开支将远远超过清政府时期的甲午战争，日本政府肯定也算过这个账，而宋彪的新帝国此时还没有在中国建立有效的全面统治，中央财政来源是一个极其痛苦的问题。
很幸运，或者说很不幸的是宋彪手里恰好就真有这样一笔军费。
在张康仁简略的通报了帝国银行的情况后，宋彪沉默的想了片刻，再和张康仁追问道：“那么，远东银行那边的情况呢？”
张康仁想了想，低沉而轻声的答道：“远东银行那边显然要轻松很多，目前中央财政主要的奉票来源都是直接从远东银行拆借。就库存而言，远东银行现在还持有超过七千万英镑的外汇。随时可以在国际市场兑换成黄金，用于支付金圆券的发行。几天前。我刚和张弼士那边询问过，南洋银行目前也有一千四百万英镑的储备。如果情况紧急，他愿意拆借给帝国银行。”
宋彪从桌子上取过一盒盛京牌的军供铁听卷烟，抽出一根插在黄铜烟嘴的直杆式黑烟斗上点燃，稍作思量，他和张康仁吩咐道：“你给容揆打一个电话，让他将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剩余股份全部转让。只要价格合适，立刻付款，卖给谁都不是问题。另外，你也联系一下康恩斯先生。就说我请他帮我推销帝国的国债，至少需要一千万英镑的长期借债，可以用东三省的煤税作为抵押。”
张康仁肃严的点着头，道：“微臣明白，那微臣这就去办理此事了。”
宋彪微微颔首，示意蒋作宾将张康仁送出办公厅，自己则提笔写了一封电报，让秘书局发给张弼士，请张弼士去南洋做好准备，若是中日再次开战。务必要在南洋华商中加紧捐募和推销战争公债。
军费这种东西总是越多越好，永远不怕多，就怕不够用。
中央财政现在确实是比较困难，一是今年各省的税收已经减免，各地苛捐杂税都已取消；二是中央和地方都还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全面的财政工作尚未展开；三是帝国目前确定采取新的分税体制，而欧阳锡还没有和各省确定具体的分税比例，在此基础上，最大的税源区东三省财政并没有直接划款进入中央。现在临时采用了中央财政部和东三省财政厅拆借的办法。
宋彪手里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笔钱，也就是特务局在追查橡胶股票诈骗犯一事中追回的白银资产，目前总计追回了1833万两白银，因为是黑吃黑的追回手段，诈骗犯基本都被暗杀了，没有办法正式起诉理赔，即便理赔之后也无法纳入中央财政，宋彪索性就将这笔钱继续留在特务局作为间谍工作的特殊秘密经费使用。
日本政府相信宋彪的军费肯定是个大问题，实际上，宋彪这边并没有太多大问题，如果是像日俄战争那样，双方的军费开支都在两亿英镑以上，那才会真正给宋彪带来很多麻烦。
朝鲜和东北领土争议地区实际上是非常多的，最大的问题是朝鲜莫须有提出的间岛问题，不管是在日治时期，还是在日治之前，朝鲜王国对于在中国窃取领土这种问题上一贯是非常大胆，完全缺乏对宗主国和大国的那种尊重。
或者说，中国重来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连朝鲜这种小国也根本不将中国放在眼里。
如今有了日本的支持，甚至是在日本的操控之下，乘着东北军主力南下的这段时间，朝鲜将领土争议的各种问题都提出来要解决，中国临时内阁政府对此采取能拖就拖的策略，并不急于和朝鲜谈判。
在过去几年中，因为缺乏对朝鲜北部地区的控制力，日本在朝鲜组织了一种称之为“义军”的军事力量，表面上都是朝鲜人民自发组建的爱国武装，实际上就是日本在鼎力支持的杰作。
即便有这样的武装，因为规模有限，日本在过去几年中也从未轻易挑战东北军的军事权威，直到1910年的9月份，在日本的支持下，朝鲜义军开始疯狂的挑衅丹东、浑江、延吉三大军垦局，双方的争议领土剧烈的扩大到了十几处。
除了朝鲜一直不断提出的长白山、间岛两个问题外，在鸭绿江上的十多个江岛也成了争议领土，现在的问题就是朝鲜义军的领导人李秉武将手中的笔一划，这个地方就成了大韩帝国的领土，就是他们朝鲜义军不惜牺牲一切要争取的国家尊严和利益。
即便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朝鲜也从未如此之疯狂，此时如此疯狂的原因则完全在于日军的歇斯底里和疯狂，而日本的疯狂也是有原因的，宋彪对此很能理解，如果他是日本人，他也会疯掉的。
现在的核心问题在于不是说中国复兴的同时，日本也可以发展，这两点是非常冲突的，一旦中国茶叶生丝继续大规模出口，对日本第一大和第四大的出口产业都将是致命的打击。日本还占据着台湾、琉球和朝鲜，一个复兴的中国是不可能接受这一现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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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日本的策略就是乘你乱。要你命，拼尽全力打一仗，打的你们中国人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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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中华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的积极备战状态已经难以避免，一边是日本的快速调兵，另一边是东北军的快速返回，双方主力重新云集在远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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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必须尽快统一国内的共识。哪怕是承认两广、云贵特殊自治也是可以接受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宋教仁的从中努力，宋彪在1911年的元旦之前和孙逸仙先生在通州正式见面，双方见面的时间约定在1910年12月25日，孙逸仙乘船抵达天津后，再转乘火车进入通州。孙逸仙坚持自己的原则，还是不能承认中国的帝制，他也拒绝接受蔡元培此前安排会谈时所提出的一些礼节上的要求，即便如此，宋彪还是同意见面。
这天下午。宋彪专门空置出三个小时的时间和孙先生会谈。
宋教仁陪同孙逸仙一起过来，在宋教仁建立中国民主党后，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至少还能算是来往颇多的旧相识，由宋教仁从中引介孙逸仙和宋彪见面也是比较合理的安排。
在此之前，宋彪已经派自己的特使蔡元培和在广州会谈了两次，孙逸仙上午抵达通州之后，同临时内阁总理唐绍仪也举行了一次会晤，所以。孙逸仙此次真正要和宋彪商谈的东西并不多，两人会晤也更多只是一种代表革命成功的象征意义。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宋彪选择在会客厅和孙逸仙见面，在宋教仁和孙逸仙都先行抵达后，他才在一等侍从武官蒋作宾的陪同下前往会客厅。
帝国中央军总司令部位于通州的西海子公园，前身是户部衙门的塔园，也就是户部衙门官员休闲度假的疗养地，其名称来源于园内的千年古塔燃灯佛舍利塔，该塔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200年的历史，唐代以来，历代皇家都有重修，尤其以元清两代重修的工程最为浩大，清康熙35年重修之后，该塔高56米，十三层塔上共有2232枚铜铃，清风吹拂之时颇有悦耳之音。
宋彪自己就非常喜欢到塔上远眺，他经常要去的会客厅则设置在舍利塔南侧的临渊轩，也是典型的传统水榭楼台的双层建筑，此时改称“光复阁”。
宋彪到了光复阁之时，宋教仁和孙逸仙正在会客室里静静的等待着，见到宋彪，宋教仁就迫不及待的起身参见，他既然承认宋彪为帝国的皇帝，也承认了君主立宪制度，他还是要正规的行躬身礼。
孙逸仙沉默的看着眼前的宋彪，心情可能很复杂。
宋彪也没有介意孙逸仙的这种“无礼”，很大度的走过去和宋教仁握手，随即也和孙逸仙握手，客套了几句之后便请他们上楼，到楼上的小会客室会谈。
光复阁经过了改修，二楼的楼廊安装了封闭的玻璃屏风，即便是在这样的寒冷季节也可以自在无碍的观赏西海风景。
在二楼的会客厅里坐下来，等两名女侍端上茶水和点心，宋彪继续请宋教仁和孙逸仙喝茶，直到女侍们将门关上，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三人和蒋作宾陪同在旁时，宋彪才和孙逸仙说道：“在推翻满清统治的过程中，孙先生劳苦功高，堪称是发起革命号召的第一人，我非常钦佩。对于孙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和地方自治精神，我都有所通读，颇受启发，今天能够克服很多困难和您正式的相见，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在光复革命和共和革命之间，我们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但我认为这些分歧其实不重要，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我们都是要取缔西方强加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各种不平等的枷锁。都是想要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复兴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都是想要让百姓享受到基本的政治权利、富裕的生活和普及的人民教育。和我们的目标相比，我们的分歧显得很渺小。微不足道。所以，我在此时和您见面，正是想要携手共建一个共同的伟大理想。”
听了这样的话，孙逸仙显得很沉默。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人，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很累的坚持到现在。终于推翻了满清，结果却和他预想的完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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