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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康仁见面之后，宋彪晚上特意留他吃了便饭，此后才在仰山堂里继续等着顾维钧的消息。
顾维钧下午去见森恪，最终谈成什么结果，宋彪也不清楚。
等到晚上9点多，舒皇后派了侍女前来劝说宋彪早点休息的时候，顾维钧才匆匆从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回来，这位曾被称之为“民国第一外交官”的法学博士历来有帝国四大美男子的雅称。
不知不觉间的他也是正好到了知天命之时，中年发福而儒雅，神情庄重而淡定，身为内廷官员，他和内阁官员是不一样的，通常都必须身穿中装礼服，这种礼服也是改良主义的一种新兴之物，圆式立领，前胸和两袖都采用蜀绣工艺，绣有线条蜿蜒的传统纹饰，以水墨风格的梅花和云霞纹为主题，黑底蓝白纹。
进入仰山堂的书房，顾维钧向皇帝躬身行礼，道：“臣下见过皇上。”
见他来了，宋彪挥手让那名年轻女侍下去，随即让顾维钧坐下来，道：“你和日本那边谈的怎么样？”
顾维钧神情稳重的思量片刻，这才答道：“回禀皇上，虽然是在意料之中的困难重重，但日本外务次长森恪先生所提出的条件也确实过于离奇，臣下尽力讲解劝说，只是效果并不好。就目前的谈判来看，臣下以为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已经被某种特殊而蛮横的利益集团所绑架，正在走向更为危险的程度。即便我国付出重大代价和日本达成某称程度的停止竞赛协议，最终面临的还将是更多的挑衅。”
宋彪微微颔首，他知道顾维钧是一个聪明而稳重内敛的人，本身也有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奇妙才干，天才总是无所不在的，这个人就是那种有着高度智商和情商的人，既善于克制，又懂得何时何地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迸发出自己的力量。
很不错的人才。
自宋彪称帝以来，他已经用过四任内廷总长，各有特点，袁金铠是审时度势的高手；陈其采谋而先定，办事总有万全的准备，又擅长抓住要害精准出手，四两能拨千斤；汪兆铭文采飞扬，搞宣传工作历来是有一套别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本领，在民族宗教和各种主义问题上也深有研究；顾维钧则是精明内敛，稳重之中不乏机警。
宋彪短暂的思考片刻，相信顾维钧在日本领事馆一定受到了森恪的严重挑衅和威胁，就问他道：“那位大日本帝国的外务次长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顾维钧有条不紊的回答道：“回禀皇上，臣下开宗明义，认为日本正在面临较为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中日两国并无严重的军事冲突，希望日本和我国暂停目前的军备竞赛，和平相处，尽可能地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相互退让。森恪先生大约是体会错了我们的想法，或者是判定我们无缘无故的退让背后有着其他的阴谋之类的吧，总之立刻就不假思索的向我们提出四点要求，第一是我国现有海军巡洋舰的规模必须保持在7成，超出部分必须在今年内全部拆解，我国海警局只能在近海活动，总吨位不得超过3万英吨；第二，鉴于日本为维护国家安全导致军费开支增长而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国家损失，以及表面我国对大日本帝国的平等尊重，我国必须将在中日辛亥战争中迫使日本割让的西琉球群岛归还日本，并且承诺不在太平洋海域保留舰队基地，撤回在印尼三宝垄的海军分遣队及废除新喀里多尼亚、波西尼亚的海军基地；第三，为保持永久的和平，中国海军军费开支永久不得超过日本，中国国防军军费总开支不得高于日本1.4倍，双方共同承诺裁军，飞机数量应保持平等；第四，我国应将东北及远东地区的传统满洲区对日本开放。”
“哦？”
宋彪大致也有点惊讶了，和顾维钧问道：“这么苛刻的条件吗？你居然还能谈到现在？”
顾维钧道：“圣命所在，必当竭尽所能，在臣下的建议和劝说下，森恪先生认为日本可以减去一部分的要求，第一条和第四条是日本不能退让的权利，而第二条和第三条，日本可以协商。”
宋彪冷笑一声，问顾维钧道：“你是怎么想的？”
顾维钧想了片刻，答道：“臣下以为日本国内有一部分特殊而强大的力量根本不打算作出任何形势的退让，他们将自身的利益置于整个中日国家和民族之上，这是中日问题持久不能解决的主要因素。纵观日本，军队和资本已经不是在为国家服务，而是凌驾于国家之上，形成了军部和财阀结合的垄断势力，而森恪先生毫无疑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虽然臣下以为日本目前财政危机的压力很大，中日最终达成缓和军事竞赛的条件很成熟，也确实有较大的可能达成缓解协约，但从长远来看，中日之间确实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正如皇上所言，日本现在的问题是部分人的利益已经高于整个国家，政客再也没有昔日伊藤博文时代的那种大局观。”
宋彪想了想，感叹道：“是啊，正如你所说的，即便达成缓解协约也缺乏实际的意义。就现阶段而言，大部分的国家和民族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对手才能保持团结，正如我们需要保持长期的反苏宣传一样，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正因为要提防苏联发动收复失地的战争，即便苏联发动了这样的战争，强大的民族反苏情绪也会保证我们以某种正义的姿态而非侵略国的立场全面发动反击。日本也是一样，反华宣传是扩大对华强硬和获取更多利益的必须之路，难道日本的那些政客和军人不知道现在的中华帝国到底有多强吗？他们显然知道，可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又如何从中牟取利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顾维钧道：“臣下真是为这样的国家和这样的政府感到悲叹。”
宋彪答道：“谁说不是呢？只是维持和平的姿态还是要有，假如我们确定不能达成一个乐观的协约，不妨就将整个过程都公开的发表，让媒体随时报道，索性将日本这个国家也作为凝聚国人的一种途径吧，虽然日本并非帝国崛起道路上的主要敌人。”
顾维钧似乎有所顾虑，思量片刻才道：“皇上，臣下以为日本目前的政策似乎是要将英日和中法两个同盟同时拉入激烈的对抗，甚至是战争之中，以求达到他们的目标，只是他们的目标何在，我国似乎也当有更为全面和清晰的认识。”
宋彪想了片刻，道：“日本的目标在于东南亚，菲律宾、马来、印尼、巴布亚都是他们的目标，只是最终如何才能夺取，则要看局势的发展，哪一个目标突然间变得更为现实，他们就会争取哪一个目标，而我们则需要遏制这种扩张，以避免日本的实力进一步扩大。”
顾维钧道：“所以，日本目前的政策应该是浑水摸鱼，刻意要利用我国海军提升的这个威胁制造一场国际性的阵营对抗，将英国拉入进来，以求有机会占据一席之地。”
宋彪感叹一声。
他觉得很不值得，帝国早已不是过去的帝国，日本根本不是帝国所需要重点考虑的竞争对手，但日本却在乘机利用帝国的崛起，试图将英美等国都拉入这种竞争中，既要对华实施遏制，又要从中牟取最有利于日本的利益。
这种情况倒是突然和一个世纪之后的中日关系很像。
这就正如帝国也巧妙的利用苏联对世界和欧洲的威胁，降低英美对帝国的堪忧和反制一样，每个国家都在争取对本国最为有利的局面，只是在这个强权即是公理的世界，如此之利用最终都会变成残酷的战争。
可怜的世界啊。
宋彪就是如此的感叹一声，和顾维钧吩咐道：“不管如何，该要尽力去办的事情还是得办，你先继续接触一段时间，适当的时候安排他来见朕。如果实在是无法达成一个对两国都有利的缓解协约，不如就彻底利用日本的贪婪吧！”
顾维钧点头称是，这就告辞离去。
宋彪一个人留在书房里，实则也是无心睡眠，在他看来，日本的威胁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需要冷静的应对，不必将事情进一步的激化，更不能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光复**的大进程。
如今对帝国而言，真正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金本位崩溃前的大萧条和世界经济危机，这一次的危机将是前所未有的。
宋彪一贯的风格就是当一件事在客观上已经无法避免的必然要发生，那就索性让它发生，甚至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惜将这件事折腾的更为剧烈。
对于这种金本位的大崩溃，宋彪这几天一直都在更多的考虑如何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他的答案只能是索性将事件更恶化，彻底打击整个世界的秩序。
新春之后上海迎来了一场夜雨，淅淅淋淋的夹杂着海洋的潮气，宋彪就这样寂静的一个人在仰山堂思考着关于中华帝国的未来，外面的雨水打落在池塘里，琳琳洒洒，清脆无比。
一直到了深夜时分，宋彪还将新晋升的一等内侍官傅宜生（傅作义）招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吩咐一些最新的决定，即便是在傅宜生离开之后，他还是没有回去休息。
上海的夜是如此清冷孤寂，恰是春雨如油一般的柔软，愈发映衬着宋彪内心中的孤独和坚毅，他平淡而坚韧冷看着眼前的一切，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道理真是再正确不过，也永远无法避免。
此刻的宋彪已然想的很清楚，他既要确保中国的崛起不受日本的影响，也要在余力的范围之内惩罚日本，不给日本扩张的机会，对于这一点，他的决心是不会被改变的。
既然中日之间在太平洋的对峙和冲突已经难以避免，那他索性就将问题放大，逼着日本戴着沉重的镣铐起舞，不就是军费嘛。
帝国的军费开支还是很阔绰的，如果为了发展连基本的国家国防都不要了，那样的发展也是最脆弱的。
……
此后的几天里，顾维钧一直在日本外务次长森恪秘密谈判，森恪也知道华皇就在上海，他实际上是在和华皇谈判，可大约正是因此，森恪愈发显得更加强硬，根本不给中国留下多少余地，仿佛占据军事优势的不仅是日本，财政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也是日本。
此时身在上海的宋彪愈加清楚的明白，他想要缓和中日竞赛的努力是白费心机，只要日本还走在财阀军国主义的道路上，日本就不会放弃利用英日同盟肆无忌惮的追索巨额利益的野心。
即便是这样，宋彪还是同意接见这位以对华强硬派著称的日本外务次长。
3月下旬的这一天正好恰逢阳光明媚的日子，上午时分，宋彪就在三穗堂的绿波廊里观赏池塘边的竹林和假山风景，坐在走廊里的藤椅上，身边布置着一张精致的茶桌，摆了一叠生花生米和杏仁儿，随意的冲泡了一壶乌龙茶。
茶桌上有一台上海江南电子公司生产的柜式收音机，播放中国广播公司的戏曲节目，放的是昆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中国的家电产业是追随和效仿美国而诞生，从最早的收音机到洗衣机，再到空调和新式的电饭锅，去年底，第一台电视也在北京长城电子公司诞生，最早是为了配套雷达工程和射电望远镜而生产的，负责研制电视的技术工程师是俄国人弗拉基米尔.斯福罗金，因为技术上存在一些缺陷，后来也买断了美国费罗.法恩... -->>
和张康仁见面之后，宋彪晚上特意留他吃了便饭，此后才在仰山堂里继续等着顾维钧的消息。
顾维钧下午去见森恪，最终谈成什么结果，宋彪也不清楚。
等到晚上9点多，舒皇后派了侍女前来劝说宋彪早点休息的时候，顾维钧才匆匆从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回来，这位曾被称之为“民国第一外交官”的法学博士历来有帝国四大美男子的雅称。
不知不觉间的他也是正好到了知天命之时，中年发福而儒雅，神情庄重而淡定，身为内廷官员，他和内阁官员是不一样的，通常都必须身穿中装礼服，这种礼服也是改良主义的一种新兴之物，圆式立领，前胸和两袖都采用蜀绣工艺，绣有线条蜿蜒的传统纹饰，以水墨风格的梅花和云霞纹为主题，黑底蓝白纹。
进入仰山堂的书房，顾维钧向皇帝躬身行礼，道：“臣下见过皇上。”
见他来了，宋彪挥手让那名年轻女侍下去，随即让顾维钧坐下来，道：“你和日本那边谈的怎么样？”
顾维钧神情稳重的思量片刻，这才答道：“回禀皇上，虽然是在意料之中的困难重重，但日本外务次长森恪先生所提出的条件也确实过于离奇，臣下尽力讲解劝说，只是效果并不好。就目前的谈判来看，臣下以为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已经被某种特殊而蛮横的利益集团所绑架，正在走向更为危险的程度。即便我国付出重大代价和日本达成某称程度的停止竞赛协议，最终面临的还将是更多的挑衅。”
宋彪微微颔首，他知道顾维钧是一个聪明而稳重内敛的人，本身也有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奇妙才干，天才总是无所不在的，这个人就是那种有着高度智商和情商的人，既善于克制，又懂得何时何地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迸发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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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彪称帝以来，他已经用过四任内廷总长，各有特点，袁金铠是审时度势的高手；陈其采谋而先定，办事总有万全的准备，又擅长抓住要害精准出手，四两能拨千斤；汪兆铭文采飞扬，搞宣传工作历来是有一套别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本领，在民族宗教和各种主义问题上也深有研究；顾维钧则是精明内敛，稳重之中不乏机警。
宋彪短暂的思考片刻，相信顾维钧在日本领事馆一定受到了森恪的严重挑衅和威胁，就问他道：“那位大日本帝国的外务次长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顾维钧有条不紊的回答道：“回禀皇上，臣下开宗明义，认为日本正在面临较为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中日两国并无严重的军事冲突，希望日本和我国暂停目前的军备竞赛，和平相处，尽可能地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相互退让。森恪先生大约是体会错了我们的想法，或者是判定我们无缘无故的退让背后有着其他的阴谋之类的吧，总之立刻就不假思索的向我们提出四点要求，第一是我国现有海军巡洋舰的规模必须保持在7成，超出部分必须在今年内全部拆解，我国海警局只能在近海活动，总吨位不得超过3万英吨；第二，鉴于日本为维护国家安全导致军费开支增长而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国家损失，以及表面我国对大日本帝国的平等尊重，我国必须将在中日辛亥战争中迫使日本割让的西琉球群岛归还日本，并且承诺不在太平洋海域保留舰队基地，撤回在印尼三宝垄的海军分遣队及废除新喀里多尼亚、波西尼亚的海军基地；第三，为保持永久的和平，中国海军军费开支永久不得超过日本，中国国防军军费总开支不得高于日本1.4倍，双方共同承诺裁军，飞机数量应保持平等；第四，我国应将东北及远东地区的传统满洲区对日本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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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大致也有点惊讶了，和顾维钧问道：“这么苛刻的条件吗？你居然还能谈到现在？”
顾维钧道：“圣命所在，必当竭尽所能，在臣下的建议和劝说下，森恪先生认为日本可以减去一部分的要求，第一条和第四条是日本不能退让的权利，而第二条和第三条，日本可以协商。”
宋彪冷笑一声，问顾维钧道：“你是怎么想的？”
顾维钧想了片刻，答道：“臣下以为日本国内有一部分特殊而强大的力量根本不打算作出任何形势的退让，他们将自身的利益置于整个中日国家和民族之上，这是中日问题持久不能解决的主要因素。纵观日本，军队和资本已经不是在为国家服务，而是凌驾于国家之上，形成了军部和财阀结合的垄断势力，而森恪先生毫无疑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虽然臣下以为日本目前财政危机的压力很大，中日最终达成缓和军事竞赛的条件很成熟，也确实有较大的可能达成缓解协约，但从长远来看，中日之间确实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正如皇上所言，日本现在的问题是部分人的利益已经高于整个国家，政客再也没有昔日伊藤博文时代的那种大局观。”
宋彪想了想，感叹道：“是啊，正如你所说的，即便达成缓解协约也缺乏实际的意义。就现阶段而言，大部分的国家和民族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对手才能保持团结，正如我们需要保持长期的反苏宣传一样，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正因为要提防苏联发动收复失地的战争，即便苏联发动了这样的战争，强大的民族反苏情绪也会保证我们以某种正义的姿态而非侵略国的立场全面发动反击。日本也是一样，反华宣传是扩大对华强硬和获取更多利益的必须之路，难道日本的那些政客和军人不知道现在的中华帝国到底有多强吗？他们显然知道，可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又如何从中牟取利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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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想了片刻，道：“日本的目标在于东南亚，菲律宾、马来、印尼、巴布亚都是他们的目标，只是最终如何才能夺取，则要看局势的发展，哪一个目标突然间变得更为现实，他们就会争取哪一个目标，而我们则需要遏制这种扩张，以避免日本的实力进一步扩大。”
顾维钧道：“所以，日本目前的政策应该是浑水摸鱼，刻意要利用我国海军提升的这个威胁制造一场国际性的阵营对抗，将英国拉入进来，以求有机会占据一席之地。”
宋彪感叹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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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就是如此的感叹一声，和顾维钧吩咐道：“不管如何，该要尽力去办的事情还是得办，你先继续接触一段时间，适当的时候安排他来见朕。如果实在是无法达成一个对两国都有利的缓解协约，不如就彻底利用日本的贪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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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的宋彪已然想的很清楚，他既要确保中国的崛起不受日本的影响，也要在余力的范围之内惩罚日本，不给日本扩张的机会，对于这一点，他的决心是不会被改变的。
既然中日之间在太平洋的对峙和冲突已经难以避免，那他索性就将问题放大，逼着日本戴着沉重的镣铐起舞，不就是军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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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几天里，顾维钧一直在日本外务次长森恪秘密谈判，森恪也知道华皇就在上海，他实际上是在和华皇谈判，可大约正是因此，森恪愈发显得更加强硬，根本不给中国留下多少余地，仿佛占据军事优势的不仅是日本，财政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也是日本。
此时身在上海的宋彪愈加清楚的明白，他想要缓和中日竞赛的努力是白费心机，只要日本还走在财阀军国主义的道路上，日本就不会放弃利用英日同盟肆无忌惮的追索巨额利益的野心。
即便是这样，宋彪还是同意接见这位以对华强硬派著称的日本外务次长。
3月下旬的这一天正好恰逢阳光明媚的日子，上午时分，宋彪就在三穗堂的绿波廊里观赏池塘边的竹林和假山风景，坐在走廊里的藤椅上，身边布置着一张精致的茶桌，摆了一叠生花生米和杏仁儿，随意的冲泡了一壶乌龙茶。
茶桌上有一台上海江南电子公司生产的柜式收音机，播放中国广播公司的戏曲节目，放的是昆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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