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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范围最深最大，德英则长于工业基础和加工精度，但从总体而言，四大机床国的水准基本相当，只有中国显得更全面，在专用机床、新型机床、龙门机床、重型机床、同步电机机床、调频机床各个领域都具备一流的水平。
苏联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中国机床最大的出口地，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机床工业逐步提高到世界领先水平的见证者，在过去的五年中，甚至连日本和法国都开始更多的从中国进口机床，这本身也证明了中国机床工业的发展状况。
虽然苏日两国的机床进口总量都在呈现下滑趋势，但在本质上是有两个明显的不同，苏联方面是本国机床工业的快速突破，对进口需求的减少，而日本则是对外贸易萎缩导致出口不力。
正是因此，帝国对苏联的机床出口一直采取较为警惕的态度，一方面是鼓励中低端和专用机床的出口，一方面对高精密和重型机床出口的限制。
对于这两个问题，宋彪并无解决它的想法，暂时维持技术上的限制是有必要的。
宋彪感觉和斯大林这样谈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他此行之所以要将第一站放在苏联，目标就是想要直接从斯大林这里看清楚苏联的真实意图，想要知道苏联到底是不惜一切的想要收回中苏战争中失去的的领土，还是已经接受现状。
结果让宋彪是很失望的，斯大林就是那种没有感情和人性的领导人，像一个机器雕像，说着没有感情的话，很难猜测斯大林的真实想法和意图。
短暂的思索了一段时间后，宋彪很直接的同斯大林强调道：“主席阁下，我是一个很简单而直接的军人皇帝，对这种外交上的模糊对话不敢兴趣。我之所以要将苏联设为环球访问的第一站，正因为我有非常高的期待和诚意，希望能长期同苏联维持和平与友谊。”
稍加停顿，他续道：“中苏战争结束后，我们注意到苏维埃俄国内部有很多人批评列宁先生，说他对中国做出的退让太多，丧失了苏维埃俄国的爱国志气，我觉得这是一种短视而危险的言论。中苏战争结束时，我和列宁先生做过多次探讨，正如我所一直强调的那样，人类的历史是漫长的，它不是几十年那么长，而是几百年几千年那么长远，在一个强大的中国和苏俄之间，如果苏俄一定要将领土像沙俄那样蔓延到整个中国的北方，蔓延到远东地区，一定要去做一个雄霸欧亚大陆北方的世界巨无霸，结局就只能是在中国和欧洲各国的联合剿灭中消亡。特别是中国不可能接受这种情况，即便中苏战争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是第十次，直到北方的斯拉夫人消失为止，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和最为简单的道理，森林之熊和陆地之虎是不可能共存在一片领土中，特别是在如今漫长和近距离的交界的情况下，战争随时都会威胁到两个民族的生存。为此，我和列宁先生为了两个民族的长久和平而做出了一个共同的抉择，那就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这一份《中苏停战条约》。”
“列宁先生是伟大的人，我深感敬佩，在我们的协商之中，我们的构想是让苏维埃俄国彻底告别沙俄那种蛮横不讲理的时代，恢复为一个纯正的欧洲国家，而中国在中亚北部地区的哈萨克、高加索和东欧地区，对于俄国的领土要求给予中立的默认。此外，通过对哈萨克地区的自治区领域的调整，在苏维埃俄国和我国之间保留哈萨克这样一个极大的缓冲区，使得两国除了这个缓冲区外，其他交界线都是军事上寸步难行的冻土区和北方极寒地区，自此，中国是一个纯粹的亚洲大国，而苏俄则是一个纯粹的欧洲霸主，我们是亚洲之虎，苏俄则是欧洲之熊，两个巨大的世界强国也可以友好和平的相处，并且维持这种局面长达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也不会再有战争。”
宋彪讲完这些，最终做了一个结论道：“所以，列宁先生是伟大的人，值得我们敬佩，他所作的退让确实让我感动，而事实是我们也对苏俄做出了巨大的退让，我们没有坚持让哈萨克和高加索地区独立，支持苏俄恢复对东欧的管理权，这是双方的共同退让，也是双方的共同进步。”
斯大林对这样的评价显然是很不满意的，他一贯对当年的《中苏停战条约》持有极其强烈的反对意见，也知道宋皇帝是在指责他这几年对此的异议和试图调整的态势。
斯大林也很清楚，中国今天强大到这种地步，想要夺回远东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他希望通过各种方式的努力收回南西伯利亚平原，这接近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最佳的领土，拥有肥沃的耕地和漫长的平原，资源丰富。
在过去的十二年间，中国在这里移民2300万人口，开启了塔木斯（托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大油区，在库尼斯克（苏联称之为新库兹涅斯克）建立了西北最大的煤炭和冶金基地，迅速成为中国最为富有的地区。
斯大林当然希望重新夺回这里。
在宋彪说了一番对列宁抬举和称赞之词后，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斯大林面色阴沉，除了风头正劲的谢尔盖.基洛夫之外，斯大林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尊严的挑衅，他冷漠而无情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的是一颗充满了报复欲望的心脏。
他仿佛是举重若轻，淡漠的将这番话搁置在一边，道：“和平总是最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中苏两个大国之间，战争会毁灭一切，我们应该长久的维持现状。目前，中苏之间在科技上的交流是很繁荣的，而这也证明了两个民族的长久友谊，科技是没有国界的，只有不断发展的科技才能造福人类世界，我们希望加深这一交流。”
宋彪此行当然不是只想见一见约瑟夫.斯大林，他是要确认斯大林到底会不会继续维持列宁的意见，如果斯大林有收复失地的坚决意图，那就必须立刻调整对苏的政策，彻底为战争做好准备。
假如斯大林的态度比较犹豫，现阶段对苏政策还是要以拉拢为主，尽量避免苏德过分结交和相互依赖，比如说，如果中国担心苏联工业实力增强而拒绝出售机床，逼迫苏联要和德国购买，加深了苏德合作，那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
宋彪暂时不想谈科技交流和重型、特种机床出售的问题，道：“技术的交流应该进一步的扩大和深入，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在此之前，我国首先希望解决农业贸易的问题。苏联在过去三年中一直不断减少对华农业进口，去年因为农业丰收而彻底停止从我国进口农牧产品，这对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民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但据一部分媒体报道，以及一些特殊的消息来源证明，乌克兰地区还是出现了较大的饥荒，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觉得两国应该恢复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贸易。”
斯大林很平淡的说道：“那是虚假的消息，也是苏联内部敌人和反动者的造谣，各国都不应该当真，我国粮食工作和农业科技的进步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不容置疑。我听说中国国内也采取类似于苏联的政策，国家统购粮食以维持粮食的供应？”
宋彪道：“不是一样的政策，我国有两个中央储备管理机构，一是是隶属央行的中央货币储备局，另一个隶属中央政府的中央战略储备局，中央战略储备局有两个责任，一是储备国家战略物资，包括石油、矿产、煤炭等大宗商品以防止意外，二是维持国民基础物价的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维持粮食和盐价格的稳定，市场粮食供应超出，粮食价格大幅下挫会威胁到农民的收入，影响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支出，中央战略储备局就会在这时大规模购入粮食稳定物价，如果因为战争，或者是灾荒导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中央储备局就会将库存的粮食抛售，抑制粮价的增长，稳定国民的正常生活水平。所以，我国中央政府虽然会以政府名义购买和销售粮食，但原理和工作方式同苏联模式截然不同。”
斯大林哦了一声，稍微有点失望，他原本以为中国正在更加左倾化，连经济政策也开始学习苏联。
他稍加思量，道：“我觉得这倒是一种比较有价值的政府管理机制。”
宋彪道：“一般来说，政府在这种粮价控制中既可以维持粮价的稳定，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这倒不是这几届帝国内阁政府官员的创新管理，在汉代的汉武帝时期，著名的丞相公孙弘创立了这种政策。”
斯大林道：“中国有很多令人敬佩的悠久历史，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
宋彪则道：“我国粮食总产量一直都在快速增长，截止去年，人均粮食已经达到了美国在1900年的水平，约在1175公斤左右，所以，全国粮食价格一直是在逐步下滑，中央政府通过政府储备也只能稳住下滑的趋势，即便是在粮食加工产业迅速发展的局势下，粮食富余程度还是较多，所以主要向西亚和东南亚地区出口，目前也向非洲出口。即便如此，政府每年剩余粮食还是比较多，去年大约有四千万吨的粮食剩余，除了一部分增加粮库囤积和增加畜牧业供应外，另外也要捐赠一部分给贫困国家和地区。从目前来看，从去年开始，这种情况将会逐渐成为定制，每年都要对外捐赠或者低价销售一部分粮食，以减轻我国的库房压力，宁可政府在财政上亏损，也要保证国内农民的稳定收入和国民的稳定消费。当然，从去年开始，我国也在积极调整国内的粮食产业，减少粮食的生产，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包括通过退耕还林还牧和轮耕保养的方式，减少一定耕地面积，增加国内土地储备。”
斯大林听着这番话怎么都觉得对方是在挑衅，而不是在介绍经验和成果。
今年确实是乌克兰地区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据斯大林所知，目前饿死的乌克兰人已经超过200万的规模，这个数字还在进一步扩大。
即便是斯大林本人，他也预感到问题有点严重了。
其实200万算什么啊，在泛苏联世界的汪洋大海里，这真的不算最厉害的。
消灭剥削的理想是美好和伟大的，但是能否做到，这本身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正如托洛斯基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新的帝国官僚主义。
宋彪对此不能予以评价，因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并不是向斯大林炫耀资本主义中国的美好和幸福，而是提醒斯大林，有些事真的不应该那么做，换一种方式或者会更好的，而且继续向中国购买粮食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为了证明优越性而宁可饿死几百万人也要拒绝购买廉价粮食，这真是太残忍了。
宋彪都干不出这种事。
如果挨饿的是德意志民族的话，他估计连希特勒都做不到。
突破范围最深最大，德英则长于工业基础和加工精度，但从总体而言，四大机床国的水准基本相当，只有中国显得更全面，在专用机床、新型机床、龙门机床、重型机床、同步电机机床、调频机床各个领域都具备一流的水平。
苏联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中国机床最大的出口地，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机床工业逐步提高到世界领先水平的见证者，在过去的五年中，甚至连日本和法国都开始更多的从中国进口机床，这本身也证明了中国机床工业的发展状况。
虽然苏日两国的机床进口总量都在呈现下滑趋势，但在本质上是有两个明显的不同，苏联方面是本国机床工业的快速突破，对进口需求的减少，而日本则是对外贸易萎缩导致出口不力。
正是因此，帝国对苏联的机床出口一直采取较为警惕的态度，一方面是鼓励中低端和专用机床的出口，一方面对高精密和重型机床出口的限制。
对于这两个问题，宋彪并无解决它的想法，暂时维持技术上的限制是有必要的。
宋彪感觉和斯大林这样谈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他此行之所以要将第一站放在苏联，目标就是想要直接从斯大林这里看清楚苏联的真实意图，想要知道苏联到底是不惜一切的想要收回中苏战争中失去的的领土，还是已经接受现状。
结果让宋彪是很失望的，斯大林就是那种没有感情和人性的领导人，像一个机器雕像，说着没有感情的话，很难猜测斯大林的真实想法和意图。
短暂的思索了一段时间后，宋彪很直接的同斯大林强调道：“主席阁下，我是一个很简单而直接的军人皇帝，对这种外交上的模糊对话不敢兴趣。我之所以要将苏联设为环球访问的第一站，正因为我有非常高的期待和诚意，希望能长期同苏联维持和平与友谊。”
稍加停顿，他续道：“中苏战争结束后，我们注意到苏维埃俄国内部有很多人批评列宁先生，说他对中国做出的退让太多，丧失了苏维埃俄国的爱国志气，我觉得这是一种短视而危险的言论。中苏战争结束时，我和列宁先生做过多次探讨，正如我所一直强调的那样，人类的历史是漫长的，它不是几十年那么长，而是几百年几千年那么长远，在一个强大的中国和苏俄之间，如果苏俄一定要将领土像沙俄那样蔓延到整个中国的北方，蔓延到远东地区，一定要去做一个雄霸欧亚大陆北方的世界巨无霸，结局就只能是在中国和欧洲各国的联合剿灭中消亡。特别是中国不可能接受这种情况，即便中苏战争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是第十次，直到北方的斯拉夫人消失为止，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和最为简单的道理，森林之熊和陆地之虎是不可能共存在一片领土中，特别是在如今漫长和近距离的交界的情况下，战争随时都会威胁到两个民族的生存。为此，我和列宁先生为了两个民族的长久和平而做出了一个共同的抉择，那就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这一份《中苏停战条约》。”
“列宁先生是伟大的人，我深感敬佩，在我们的协商之中，我们的构想是让苏维埃俄国彻底告别沙俄那种蛮横不讲理的时代，恢复为一个纯正的欧洲国家，而中国在中亚北部地区的哈萨克、高加索和东欧地区，对于俄国的领土要求给予中立的默认。此外，通过对哈萨克地区的自治区领域的调整，在苏维埃俄国和我国之间保留哈萨克这样一个极大的缓冲区，使得两国除了这个缓冲区外，其他交界线都是军事上寸步难行的冻土区和北方极寒地区，自此，中国是一个纯粹的亚洲大国，而苏俄则是一个纯粹的欧洲霸主，我们是亚洲之虎，苏俄则是欧洲之熊，两个巨大的世界强国也可以友好和平的相处，并且维持这种局面长达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也不会再有战争。”
宋彪讲完这些，最终做了一个结论道：“所以，列宁先生是伟大的人，值得我们敬佩，他所作的退让确实让我感动，而事实是我们也对苏俄做出了巨大的退让，我们没有坚持让哈萨克和高加索地区独立，支持苏俄恢复对东欧的管理权，这是双方的共同退让，也是双方的共同进步。”
斯大林对这样的评价显然是很不满意的，他一贯对当年的《中苏停战条约》持有极其强烈的反对意见，也知道宋皇帝是在指责他这几年对此的异议和试图调整的态势。
斯大林也很清楚，中国今天强大到这种地步，想要夺回远东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他希望通过各种方式的努力收回南西伯利亚平原，这接近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最佳的领土，拥有肥沃的耕地和漫长的平原，资源丰富。
在过去的十二年间，中国在这里移民2300万人口，开启了塔木斯（托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大油区，在库尼斯克（苏联称之为新库兹涅斯克）建立了西北最大的煤炭和冶金基地，迅速成为中国最为富有的地区。
斯大林当然希望重新夺回这里。
在宋彪说了一番对列宁抬举和称赞之词后，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斯大林面色阴沉，除了风头正劲的谢尔盖.基洛夫之外，斯大林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尊严的挑衅，他冷漠而无情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的是一颗充满了报复欲望的心脏。
他仿佛是举重若轻，淡漠的将这番话搁置在一边，道：“和平总是最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中苏两个大国之间，战争会毁灭一切，我们应该长久的维持现状。目前，中苏之间在科技上的交流是很繁荣的，而这也证明了两个民族的长久友谊，科技是没有国界的，只有不断发展的科技才能造福人类世界，我们希望加深这一交流。”
宋彪此行当然不是只想见一见约瑟夫.斯大林，他是要确认斯大林到底会不会继续维持列宁的意见，如果斯大林有收复失地的坚决意图，那就必须立刻调整对苏的政策，彻底为战争做好准备。
假如斯大林的态度比较犹豫，现阶段对苏政策还是要以拉拢为主，尽量避免苏德过分结交和相互依赖，比如说，如果中国担心苏联工业实力增强而拒绝出售机床，逼迫苏联要和德国购买，加深了苏德合作，那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
宋彪暂时不想谈科技交流和重型、特种机床出售的问题，道：“技术的交流应该进一步的扩大和深入，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在此之前，我国首先希望解决农业贸易的问题。苏联在过去三年中一直不断减少对华农业进口，去年因为农业丰收而彻底停止从我国进口农牧产品，这对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民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但据一部分媒体报道，以及一些特殊的消息来源证明，乌克兰地区还是出现了较大的饥荒，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觉得两国应该恢复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贸易。”
斯大林很平淡的说道：“那是虚假的消息，也是苏联内部敌人和反动者的造谣，各国都不应该当真，我国粮食工作和农业科技的进步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不容置疑。我听说中国国内也采取类似于苏联的政策，国家统购粮食以维持粮食的供应？”
宋彪道：“不是一样的政策，我国有两个中央储备管理机构，一是是隶属央行的中央货币储备局，另一个隶属中央政府的中央战略储备局，中央战略储备局有两个责任，一是储备国家战略物资，包括石油、矿产、煤炭等大宗商品以防止意外，二是维持国民基础物价的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维持粮食和盐价格的稳定，市场粮食供应超出，粮食价格大幅下挫会威胁到农民的收入，影响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支出，中央战略储备局就会在这时大规模购入粮食稳定物价，如果因为战争，或者是灾荒导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中央储备局就会将库存的粮食抛售，抑制粮价的增长，稳定国民的正常生活水平。所以，我国中央政府虽然会以政府名义购买和销售粮食，但原理和工作方式同苏联模式截然不同。”
斯大林哦了一声，稍微有点失望，他原本以为中国正在更加左倾化，连经济政策也开始学习苏联。
他稍加思量，道：“我觉得这倒是一种比较有价值的政府管理机制。”
宋彪道：“一般来说，政府在这种粮价控制中既可以维持粮价的稳定，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这倒不是这几届帝国内阁政府官员的创新管理，在汉代的汉武帝时期，著名的丞相公孙弘创立了这种政策。”
斯大林道：“中国有很多令人敬佩的悠久历史，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
宋彪则道：“我国粮食总产量一直都在快速增长，截止去年，人均粮食已经达到了美国在1900年的水平，约在1175公斤左右，所以，全国粮食价格一直是在逐步下滑，中央政府通过政府储备也只能稳住下滑的趋势，即便是在粮食加工产业迅速发展的局势下，粮食富余程度还是较多，所以主要向西亚和东南亚地区出口，目前也向非洲出口。即便如此，政府每年剩余粮食还是比较多，去年大约有四千万吨的粮食剩余，除了一部分增加粮库囤积和增加畜牧业供应外，另外也要捐赠一部分给贫困国家和地区。从目前来看，从去年开始，这种情况将会逐渐成为定制，每年都要对外捐赠或者低价销售一部分粮食，以减轻我国的库房压力，宁可政府在财政上亏损，也要保证国内农民的稳定收入和国民的稳定消费。当然，从去年开始，我国也在积极调整国内的粮食产业，减少粮食的生产，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包括通过退耕还林还牧和轮耕保养的方式，减少一定耕地面积，增加国内土地储备。”
斯大林听着这番话怎么都觉得对方是在挑衅，而不是在介绍经验和成果。
今年确实是乌克兰地区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据斯大林所知，目前饿死的乌克兰人已经超过200万的规模，这个数字还在进一步扩大。
即便是斯大林本人，他也预感到问题有点严重了。
其实200万算什么啊，在泛苏联世界的汪洋大海里，这真的不算最厉害的。
消灭剥削的理想是美好和伟大的，但是能否做到，这本身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正如托洛斯基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新的帝国官僚主义。
宋彪对此不能予以评价，因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并不是向斯大林炫耀资本主义中国的美好和幸福，而是提醒斯大林，有些事真的不应该那么做，换一种方式或者会更好的，而且继续向中国购买粮食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为了证明优越性而宁可饿死几百万人也要拒绝购买廉价粮食，这真是太残忍了。
宋彪都干不出这种事。
如果挨饿的是德意志民族的话，他估计连希特勒都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