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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上旬，帝国陆军做好了进攻苏联的一切准备，而空军也在按计划将主力从东部抽调到西北，在这样的情况下，赵庭柱随时都能在鄂木斯克发起进攻苏联的“雷霆计划”。
这将是赵庭柱第二次在此发动战争。
在此之前，为了防范帝国陆军可能发起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苏联已经将第6坦克集团军抽调回车里雅宾斯克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也再一次加紧征调更多的兵力，大量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士兵直接被投入到战场上，除了兵力的数量优势外，苏联确实是再也没有其他优势可言。
德国则一直在和帝国进行交涉，尤其是通过波兰这层关系，试图在帝国出兵之前达成一致的新协议，但从整体上而言，德国还是既欢迎帝国出兵，又不希望帝国窃取德国的胜利果实。
帝国可能要进攻苏联解放哈萨克斯坦的消息让大英帝国喜忧参半，好消息是中英在南亚的势力争斗肯定会有所减缓，坏消息是中国不惜向苏联开战也要推动哈萨克斯坦地区的独立，这本身就足以证明中华帝国反亚洲殖民化的立场是多么坚定，矛头迟早还会对准大英帝国。
对日本来说，这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好消息。
中国拥有足够的实力同时开启两场战争，除了受制于飞行员数量的空军，帝国中央军部并没有从日本战场抽调兵力返回支援北方联军，一切按部就班，帝国也并没有因为要同时掀起两场战争而出现紧张局面。
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工业产能都能证明帝国的军事潜力到底有多大。
这一点是苏联和德国都不能比拟的，更不要提日本和英国。
……
对历史有了解的人大致能够记得在1910年的夏天，长沙起义之前曾经发生一件惊动全国的悲剧，一户普通人家因为粮价飞涨而无力抚养子女，最终一家四口跳河自杀，此事直接导致了长沙暴动和随后的新军起义，也由此拉开了中华帝国成立的序幕。
在三十年后，1940年的长沙再一次出现了惊动全国的惨剧，一个让全国愤怒不已的事件。
1940年6月，湖广地区遭遇了五十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此时全国水利工程的主干工程都已经完工，人们对此并无特别的担心，结果在6月下旬，长沙瓯江水库突然出现塌方事件，洪水随即淹没了周边14个县镇地区，不仅导致了重大的经济伤亡，也导致了数千人死于非命。
此事发生后，中央内阁和湖南省政府反应还算迅速，第一时间抽调全国之力进行抢险救灾，但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瓯江水库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偷工减料行径，甚至在招标过程中都明显存在着多项不合理事项。
案情的严重性，以及湖南省政府廉政局和检察机构办案接连遭遇特殊阻力的情况下，中央调查总局开始越过中央内阁对涉案官员、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排查，最终的结果是令人怵目惊心的，在现中央内阁农业水利大臣李树澄担任湖南农业水利厅厅长的1930年至1937年间，湖南省前后一共有17项重大水利工程存在严重贪污腐败问题，涉及工程金额超过2.5亿中圆，李树澄个人贪污的款项约在2000万中圆左右。
这不仅是帝国三十年建国史上最大的贪污受贿案，也是堪称当年袁世凯案的翻版，无论是案件内贪污手段和数额，两者都非常接近。
比之前者更为恶劣之处是此案牵连的多家建筑公司都存在着青帮社团的背景，湖南省廉政局在办案期间有两名成员被谋杀，其他多名工作人员遭到报复和劫持。
由于案情的严重性，多年不问政事的宋彪皇帝也安排裕华皇储亲自以中央调查总局副总长的身份，负责全权调查此事，内廷也由总长陈嘉佑两次代表皇帝和中华皇家慈善总会奔赴长沙安抚愤怒的群众。
在此期间，由于青帮涉案严重，导致多批赴省政府请愿的乡民在半路上被青帮成员暴打，再次导致多人丧命。
事情到了这一步，在全国媒体的密集关注下，不仅对光复党的40年选举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也开始真正的关注中国的非法社团，作为农业水利大臣李树澄的提名人，首相顾维钧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
选情前所未有的大好之下，民主党理事长及首相选举人宋教仁在这一年的9月10日，拜请内廷安排时间前来觐见宋彪皇帝。
在过去几年间，宋彪皇帝和宋教仁只有过两次见面，来往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密切，但是关系还维持的不错。
世上总存在万一的特殊情况，宋彪皇帝也需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宋教仁带领民主党竞选成功，成为中央国会的第一大党，并且推选首相成功，那宋彪皇帝还是要继续和宋教仁保持合作。
所以，随着民主党这些年逐渐取得一些局部的竞选成功后，宋彪皇帝在政治上已经同两党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轻易不打击一方，也不扶持一方。
宋彪皇帝其实很清楚，中国的光复**已经成功了，现在人们考虑更多的是新的民主**，这也是宋教仁在这些年在民间，特别是在中产阶层中声望大增的原因。
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总是会存在非常多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表面上是不多的，不管是苏维埃主义、民粹主义、非法社团、贪污腐败、反战、贫富差距等等问题，在光复党多任内阁的处理中都显得不是特别严重。
同样不可否认，光复党的长期执政使得地方一些省政府内部确实存在蛀虫，中央调查总局近十年发现的贪污腐败大案多是集中在省政府一级，而且特别是湖南湖北这种内陆省，地方媒体不发达和民主党派活动不兴盛的省。
民主党这些年一直能在沿海的福建、两广获得在省政府执政的机会，特别是在广东省，连续三届稳赢选举，前年的广东省议会选举中，光复党理事长汪兆铭亲自坐镇广州，最后也未能帮助光复党的竞选人乔正良获选，以114万张票的悬殊差距败选，惹的汪兆铭差点在党内辞职谢罪。
如今这破事又轮到了顾维钧。
按照帝国宪法的规定，国会竞选早于总理竞选三个月，10月份确定新一届国会议员名单，再由国会议员联合推选新的帝国首相，一旦推选成功，首相任期即为五年，并且只有超过70的议员通过不信任案投票，首相才会提前结束任期。
50选票可以当选，70选票才能被罢免的宪法规则使得帝国各届中央内阁都很稳定，加之光复党这些的执政成绩优良，三任首相人选都是出类拔萃之选，确实也极少出现大的民调波动。
此次显然是一个例外。
在民主党理事长宋教仁提请觐见的请求后，宋彪皇帝也是犹豫了几天才批准了见面，既然决定见了，索性就大度一些吧。
宋彪皇帝让内廷安排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宣政园接见宋教仁，并且安排了晚宴招待宋教仁一家。
帝国有两个宣政园，一个是中南海的宣政园，那里已经成为帝国国家博物馆的一部分，另一个就是中央宫的宣政园，同慈政园不同，宣政园大部分情况就专门用来接见国会议员和各党派人士。
这天上午，宋彪还在处理中央军部的事务，下午回到中央宫就安排宋教仁到宣政园觐见。
9月之京都依然炎热。
宣政园是1935年之后新建的皇宫宫殿，设有水暖系统，通过地板、墙壁、铜柱之间的铜管内的水流调节温度，夏天降温，冬天升温。
比起中央宫办公厅所采用的中央空调，宣政园更为舒适一些，宋彪皇帝这两年也更多的喜欢在宣政园里处理国事，甚至是接见外宾。
到了下午两点，宋彪皇帝午睡了一个小时后洗漱一番，这才前往宣政园喝下午茶，此时秋热烦燥，下午喝杯凉茶总是不错的选择。
宋教仁谨慎的在此等候了将近十多分钟的时间，这才见到皇帝陛下。
见到宋教仁后，宋彪皇帝显得很平常，在宋教仁鞠躬敬礼之后，他就招揽宋教仁坐下来，陪他一起喝茶。
岁月不饶人。
宋教仁一晃也是年过六旬的头发花白之人，昔日的风采倒是依旧在，这些年间，他已经不在内阁任职，一直积极推进民主党内部的改革，1930年至1935年曾经竞选过的浙江省长，凭借极高的个人声望轻易当选，也拉开了浙江省成为民主党和光复党交替执政的大幕。
在宋教仁的改革之下，民主党一改过去和光复党争锋相对的局面，调整政策偏向于中产阶层，这使得民主党在沿海大城市的支持率节节攀升，但在内陆地区，民主党还是未能有牢固的民众支持基础。
两党竞争总是难免要打嘴炮，汪兆铭又是非常喜欢在纸面上做文章的人，他攻击民主党只有民粹主义，没有真正的民主主义，真正的民主主义应当是全民享受福祉的国民之主义，而宋教仁则批评光复党鱼龙混杂，沆瀣一气，操控地方机构等等非法事宜，以及轻视中产阶层、忽视社会福利体系改革等等问题。
有批评才能有进步，问题只是光复党根生蒂固，竞选总能大获全胜，已经缺乏内部改革动力，这倒不是顾维钧一个人就能扭转的局面。
要说党派扶持，如果没有宋彪皇帝和皇室的支持，宋教仁的民主党也决计很难支撑到今天，但是两人今日的见面却有点尴尬。
宋彪沉默无声的喝茶，咀嚼着核桃仁，仿佛身边的宋教仁并不在场。
宋教仁今天还是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装礼服，配着蓝色的领带，而皇帝还是一如既往的身穿着他的便服，白底琉璃红纹的龙袍便服，显得很肃静。
红白色、黄色和蓝黑色是皇帝龙袍中最受宋彪皇帝所偏爱的，但是红白色确实穿的更多一些。
民主。
宋彪皇帝一直在思考着这件事。
他仔细研究了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件事，对于帝国这种特殊的国家，他以为民主和资本主义所能带来的最棘手的问题有两点，一是地区性的民粹分裂主义；二是贫富差距的扩大。
帝国直至今日依然严禁土地兼并，在《农民保护法案》中严格的对所有农户提供最基础的保障——只要是农户，原则上都至少要拥有15亩的田地。
如果对比21世纪的共和国和印度，那么你会发现共和国唯一的好处是同样的人口和耕地条件下，共和国可以保障所有农民拥有十几亩的田地，而在印度，即便是在21世纪，绝大多数的土地也都掌握在地主手中，极少有普通的印度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在田租和税收的压力下，印度农民以几十户的方式集体自杀的情况屡见不鲜。
不管世界如何吹嘘印度的体制，宋彪皇帝一贯认为这种体制如果是以几亿农民生不如死为代价，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反过来，即便另外一种体制存在各种弊端，但如果能在基础层面强制保证所有农民至少拥有维持生存所需的农田，那就绝对有存在的价值，而且这个“所有”是十亿人口之多。
这真的不容易。
这很重要。
宋彪皇帝对光复党的支持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光复党强有力的实现了他的这个要求，以税收、国家补贴和国家法律的形式保证所有农户都拥有最低的土地。
光复党所采取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由政府直接持有一大部分的土地低价租给农户，而且，这些土地是绝对不允许转让的，农户可以一次性签署超过60年的农业经营权。
在地方的农村合作社和农业合作协会都会参与乡村内部的协调工作，切实保障每个农户都有土地可种，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农户实际上能够拥有更多的田地，但也确实存在很多农户将自己的土地出售掉，然后低价租借县政府的公田。
这种公田政策是民主党攻击的重点，这一点很正常，因为民主党所代表的中产阶层对此有着特殊的利益需求，要求取缔公田，允许土地更为自由的流通。
宋彪皇帝很讨厌这一点，哪怕现在很多农民也积极要求政府批准这一提议，但是，政府应该保护的不是这些富裕的农民，也不是这些短视的农民，而是更多的贫困农户。
确切的说，宋彪皇帝确实很讨厌苏维埃主义，但在所有体制中，他也必须承认唯独这种体制中的集体土地政策能够满足他和中国农民的需求。
中国的人口太多。
想要保证每一户农民都拥有土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此时的宋彪皇帝非常担心，总有一天，情况会被改变，土地兼并被允许，农民开始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唯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帝国开疆辟土，更大规模的扩大帝国疆域；二是帝国人口减少，不管是以节育手段和政策，还是以大规模对外移民。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帝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一直都在干这件事。
在帝国人口突破5亿大关的今天，确实大约有1/5的国民生活在传统疆域之外的地区，其中仅从苏俄夺回及新占领的土地就解决了大约四千万人口的生存空间。
所以说，扩张主义对帝国而言必然是长期国策。
民主党恰恰又是国内反战力量的主要阵营。
宋彪皇帝只能说宋教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也是他在过去几年间减少对民主党的支持，并且拒绝接见宋教仁的主要原因。
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日渐趋向于保守政策，对于宋教仁的民主党就愈加感到讨厌，... -->>
1940年10月上旬，帝国陆军做好了进攻苏联的一切准备，而空军也在按计划将主力从东部抽调到西北，在这样的情况下，赵庭柱随时都能在鄂木斯克发起进攻苏联的“雷霆计划”。
这将是赵庭柱第二次在此发动战争。
在此之前，为了防范帝国陆军可能发起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苏联已经将第6坦克集团军抽调回车里雅宾斯克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也再一次加紧征调更多的兵力，大量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士兵直接被投入到战场上，除了兵力的数量优势外，苏联确实是再也没有其他优势可言。
德国则一直在和帝国进行交涉，尤其是通过波兰这层关系，试图在帝国出兵之前达成一致的新协议，但从整体上而言，德国还是既欢迎帝国出兵，又不希望帝国窃取德国的胜利果实。
帝国可能要进攻苏联解放哈萨克斯坦的消息让大英帝国喜忧参半，好消息是中英在南亚的势力争斗肯定会有所减缓，坏消息是中国不惜向苏联开战也要推动哈萨克斯坦地区的独立，这本身就足以证明中华帝国反亚洲殖民化的立场是多么坚定，矛头迟早还会对准大英帝国。
对日本来说，这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好消息。
中国拥有足够的实力同时开启两场战争，除了受制于飞行员数量的空军，帝国中央军部并没有从日本战场抽调兵力返回支援北方联军，一切按部就班，帝国也并没有因为要同时掀起两场战争而出现紧张局面。
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工业产能都能证明帝国的军事潜力到底有多大。
这一点是苏联和德国都不能比拟的，更不要提日本和英国。
……
对历史有了解的人大致能够记得在1910年的夏天，长沙起义之前曾经发生一件惊动全国的悲剧，一户普通人家因为粮价飞涨而无力抚养子女，最终一家四口跳河自杀，此事直接导致了长沙暴动和随后的新军起义，也由此拉开了中华帝国成立的序幕。
在三十年后，1940年的长沙再一次出现了惊动全国的惨剧，一个让全国愤怒不已的事件。
1940年6月，湖广地区遭遇了五十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此时全国水利工程的主干工程都已经完工，人们对此并无特别的担心，结果在6月下旬，长沙瓯江水库突然出现塌方事件，洪水随即淹没了周边14个县镇地区，不仅导致了重大的经济伤亡，也导致了数千人死于非命。
此事发生后，中央内阁和湖南省政府反应还算迅速，第一时间抽调全国之力进行抢险救灾，但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瓯江水库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偷工减料行径，甚至在招标过程中都明显存在着多项不合理事项。
案情的严重性，以及湖南省政府廉政局和检察机构办案接连遭遇特殊阻力的情况下，中央调查总局开始越过中央内阁对涉案官员、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排查，最终的结果是令人怵目惊心的，在现中央内阁农业水利大臣李树澄担任湖南农业水利厅厅长的1930年至1937年间，湖南省前后一共有17项重大水利工程存在严重贪污腐败问题，涉及工程金额超过2.5亿中圆，李树澄个人贪污的款项约在2000万中圆左右。
这不仅是帝国三十年建国史上最大的贪污受贿案，也是堪称当年袁世凯案的翻版，无论是案件内贪污手段和数额，两者都非常接近。
比之前者更为恶劣之处是此案牵连的多家建筑公司都存在着青帮社团的背景，湖南省廉政局在办案期间有两名成员被谋杀，其他多名工作人员遭到报复和劫持。
由于案情的严重性，多年不问政事的宋彪皇帝也安排裕华皇储亲自以中央调查总局副总长的身份，负责全权调查此事，内廷也由总长陈嘉佑两次代表皇帝和中华皇家慈善总会奔赴长沙安抚愤怒的群众。
在此期间，由于青帮涉案严重，导致多批赴省政府请愿的乡民在半路上被青帮成员暴打，再次导致多人丧命。
事情到了这一步，在全国媒体的密集关注下，不仅对光复党的40年选举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也开始真正的关注中国的非法社团，作为农业水利大臣李树澄的提名人，首相顾维钧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
选情前所未有的大好之下，民主党理事长及首相选举人宋教仁在这一年的9月10日，拜请内廷安排时间前来觐见宋彪皇帝。
在过去几年间，宋彪皇帝和宋教仁只有过两次见面，来往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密切，但是关系还维持的不错。
世上总存在万一的特殊情况，宋彪皇帝也需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宋教仁带领民主党竞选成功，成为中央国会的第一大党，并且推选首相成功，那宋彪皇帝还是要继续和宋教仁保持合作。
所以，随着民主党这些年逐渐取得一些局部的竞选成功后，宋彪皇帝在政治上已经同两党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轻易不打击一方，也不扶持一方。
宋彪皇帝其实很清楚，中国的光复**已经成功了，现在人们考虑更多的是新的民主**，这也是宋教仁在这些年在民间，特别是在中产阶层中声望大增的原因。
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总是会存在非常多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表面上是不多的，不管是苏维埃主义、民粹主义、非法社团、贪污腐败、反战、贫富差距等等问题，在光复党多任内阁的处理中都显得不是特别严重。
同样不可否认，光复党的长期执政使得地方一些省政府内部确实存在蛀虫，中央调查总局近十年发现的贪污腐败大案多是集中在省政府一级，而且特别是湖南湖北这种内陆省，地方媒体不发达和民主党派活动不兴盛的省。
民主党这些年一直能在沿海的福建、两广获得在省政府执政的机会，特别是在广东省，连续三届稳赢选举，前年的广东省议会选举中，光复党理事长汪兆铭亲自坐镇广州，最后也未能帮助光复党的竞选人乔正良获选，以114万张票的悬殊差距败选，惹的汪兆铭差点在党内辞职谢罪。
如今这破事又轮到了顾维钧。
按照帝国宪法的规定，国会竞选早于总理竞选三个月，10月份确定新一届国会议员名单，再由国会议员联合推选新的帝国首相，一旦推选成功，首相任期即为五年，并且只有超过70的议员通过不信任案投票，首相才会提前结束任期。
50选票可以当选，70选票才能被罢免的宪法规则使得帝国各届中央内阁都很稳定，加之光复党这些的执政成绩优良，三任首相人选都是出类拔萃之选，确实也极少出现大的民调波动。
此次显然是一个例外。
在民主党理事长宋教仁提请觐见的请求后，宋彪皇帝也是犹豫了几天才批准了见面，既然决定见了，索性就大度一些吧。
宋彪皇帝让内廷安排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宣政园接见宋教仁，并且安排了晚宴招待宋教仁一家。
帝国有两个宣政园，一个是中南海的宣政园，那里已经成为帝国国家博物馆的一部分，另一个就是中央宫的宣政园，同慈政园不同，宣政园大部分情况就专门用来接见国会议员和各党派人士。
这天上午，宋彪还在处理中央军部的事务，下午回到中央宫就安排宋教仁到宣政园觐见。
9月之京都依然炎热。
宣政园是1935年之后新建的皇宫宫殿，设有水暖系统，通过地板、墙壁、铜柱之间的铜管内的水流调节温度，夏天降温，冬天升温。
比起中央宫办公厅所采用的中央空调，宣政园更为舒适一些，宋彪皇帝这两年也更多的喜欢在宣政园里处理国事，甚至是接见外宾。
到了下午两点，宋彪皇帝午睡了一个小时后洗漱一番，这才前往宣政园喝下午茶，此时秋热烦燥，下午喝杯凉茶总是不错的选择。
宋教仁谨慎的在此等候了将近十多分钟的时间，这才见到皇帝陛下。
见到宋教仁后，宋彪皇帝显得很平常，在宋教仁鞠躬敬礼之后，他就招揽宋教仁坐下来，陪他一起喝茶。
岁月不饶人。
宋教仁一晃也是年过六旬的头发花白之人，昔日的风采倒是依旧在，这些年间，他已经不在内阁任职，一直积极推进民主党内部的改革，1930年至1935年曾经竞选过的浙江省长，凭借极高的个人声望轻易当选，也拉开了浙江省成为民主党和光复党交替执政的大幕。
在宋教仁的改革之下，民主党一改过去和光复党争锋相对的局面，调整政策偏向于中产阶层，这使得民主党在沿海大城市的支持率节节攀升，但在内陆地区，民主党还是未能有牢固的民众支持基础。
两党竞争总是难免要打嘴炮，汪兆铭又是非常喜欢在纸面上做文章的人，他攻击民主党只有民粹主义，没有真正的民主主义，真正的民主主义应当是全民享受福祉的国民之主义，而宋教仁则批评光复党鱼龙混杂，沆瀣一气，操控地方机构等等非法事宜，以及轻视中产阶层、忽视社会福利体系改革等等问题。
有批评才能有进步，问题只是光复党根生蒂固，竞选总能大获全胜，已经缺乏内部改革动力，这倒不是顾维钧一个人就能扭转的局面。
要说党派扶持，如果没有宋彪皇帝和皇室的支持，宋教仁的民主党也决计很难支撑到今天，但是两人今日的见面却有点尴尬。
宋彪沉默无声的喝茶，咀嚼着核桃仁，仿佛身边的宋教仁并不在场。
宋教仁今天还是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装礼服，配着蓝色的领带，而皇帝还是一如既往的身穿着他的便服，白底琉璃红纹的龙袍便服，显得很肃静。
红白色、黄色和蓝黑色是皇帝龙袍中最受宋彪皇帝所偏爱的，但是红白色确实穿的更多一些。
民主。
宋彪皇帝一直在思考着这件事。
他仔细研究了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件事，对于帝国这种特殊的国家，他以为民主和资本主义所能带来的最棘手的问题有两点，一是地区性的民粹分裂主义；二是贫富差距的扩大。
帝国直至今日依然严禁土地兼并，在《农民保护法案》中严格的对所有农户提供最基础的保障——只要是农户，原则上都至少要拥有15亩的田地。
如果对比21世纪的共和国和印度，那么你会发现共和国唯一的好处是同样的人口和耕地条件下，共和国可以保障所有农民拥有十几亩的田地，而在印度，即便是在21世纪，绝大多数的土地也都掌握在地主手中，极少有普通的印度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在田租和税收的压力下，印度农民以几十户的方式集体自杀的情况屡见不鲜。
不管世界如何吹嘘印度的体制，宋彪皇帝一贯认为这种体制如果是以几亿农民生不如死为代价，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反过来，即便另外一种体制存在各种弊端，但如果能在基础层面强制保证所有农民至少拥有维持生存所需的农田，那就绝对有存在的价值，而且这个“所有”是十亿人口之多。
这真的不容易。
这很重要。
宋彪皇帝对光复党的支持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光复党强有力的实现了他的这个要求，以税收、国家补贴和国家法律的形式保证所有农户都拥有最低的土地。
光复党所采取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由政府直接持有一大部分的土地低价租给农户，而且，这些土地是绝对不允许转让的，农户可以一次性签署超过60年的农业经营权。
在地方的农村合作社和农业合作协会都会参与乡村内部的协调工作，切实保障每个农户都有土地可种，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农户实际上能够拥有更多的田地，但也确实存在很多农户将自己的土地出售掉，然后低价租借县政府的公田。
这种公田政策是民主党攻击的重点，这一点很正常，因为民主党所代表的中产阶层对此有着特殊的利益需求，要求取缔公田，允许土地更为自由的流通。
宋彪皇帝很讨厌这一点，哪怕现在很多农民也积极要求政府批准这一提议，但是，政府应该保护的不是这些富裕的农民，也不是这些短视的农民，而是更多的贫困农户。
确切的说，宋彪皇帝确实很讨厌苏维埃主义，但在所有体制中，他也必须承认唯独这种体制中的集体土地政策能够满足他和中国农民的需求。
中国的人口太多。
想要保证每一户农民都拥有土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此时的宋彪皇帝非常担心，总有一天，情况会被改变，土地兼并被允许，农民开始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唯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帝国开疆辟土，更大规模的扩大帝国疆域；二是帝国人口减少，不管是以节育手段和政策，还是以大规模对外移民。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帝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一直都在干这件事。
在帝国人口突破5亿大关的今天，确实大约有1/5的国民生活在传统疆域之外的地区，其中仅从苏俄夺回及新占领的土地就解决了大约四千万人口的生存空间。
所以说，扩张主义对帝国而言必然是长期国策。
民主党恰恰又是国内反战力量的主要阵营。
宋彪皇帝只能说宋教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也是他在过去几年间减少对民主党的支持，并且拒绝接见宋教仁的主要原因。
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日渐趋向于保守政策，对于宋教仁的民主党就愈加感到讨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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