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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夏士林转入宫内的一个长廊时,发现卫王赵昺正走在前面,他立刻快步赶上前去。
“殿下。”
赵昺闻声回过头来。
“夏尚书。”
他恭敬地行了一个礼,随即问道:
“您这是?”
在有一件事上,杨淑妃和某人始终是一致的,那就是对追随行朝到海上的臣民某种尊重。
疾风知劲草,在帝国遭逢大难、行将崩溃之际,没有什么比这个时候更能知道是那些人忠于这个帝国。并且如果没有这些忠实的帝国子民,也就不可能有行朝的今日。所以,对那些始终追随帝国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怠慢的。
当然,后世的某些人对此一时期帝国的这个做法,仅仅称之为“怀柔政策”。
但杨淑妃和某人的态度至少影响了当时的帝国皇室成员。并且在宋代“士大夫至上”的背景下,尽管限于皇权时代的特点,不能说对每一个人,可对于行朝的大臣,至少身为王爷的赵昺的确没有任何的居傲。
当下夏士林淡淡地回道:
“臣奉召来见陛下。殿下是?”
赵昺没有迟疑。
“我也是到兄长那里。”
他略有点忸怩地补充道:“想听听他讲点外面的事。”
夏士林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卫王殿下受某人的影响,心也变得越来越野,这早已是众人有目共睹之事,夏士林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听了卫王所言,却并没有像有些夫子那样,以什么要读好“圣贤之书”来训导卫王殿下。相反,他边走边颔首: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殿下多听听外间的事,自可多长见识。先贤所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也是这个道理。臣近日前往南疆,就颇见识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之事。”
赵昺的眼睛放了光。
“哦,夏尚书,您可以和我说说吗?”
……
夏士林和赵昺童鞋说这些,倒不是在逢迎卫王殿下,而是实话实说。因为现在的他和御史台所担负的职责,就是要不断前往各地。
夏士林、包括行朝所有的人,恐怕都不会想到,在某人的盘算中,御史台将是未来帝国框架中举足轻重的一环。
宋代的御史台,其职能主要为:“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除设“中丞”一人为台长,下面还有掌纠察武官和文官的左右巡史。
这个设立,实际是秦汉“三公九卿”制中“御史中丞”一职的延续。
秦汉的“三公”,其分工是丞相管国政;太尉掌军事;另一个御史中丞,则执行对官员的监察职责。
东一直对秦汉的“三公九卿”制中的“三公”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他看来,这个“三公”可以说就是中国王朝历史上的另一种“三权分立”制。
而且他还认为,在朝政有自己的好老师陆秀夫来处理,文天祥掌管了兵部后,也于事实上**于朝廷其它部门之外的情况下,只要再顺水推舟,对御史台“稍微”进行一些改进,帝国三足鼎立的大框架就已经搭好。
杨亮节并不知道,由于他的思维仍多停留在仅仅是收地租的水平上,某人已经对他产生了“难堪大用”的疑虑,因此才迟迟没有对御史台下手;当他再热衷于做点“小买卖”时,某人彻底大失所望。相反,老杨才“闭门思过”,随即夏士林就被某人单独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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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士林这个人原本在宋末的朝廷中并不起眼,临安宋室行将崩溃之前,他曾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及签书枢密院事。
前者是为了让他和陆秀夫一同前往元军谈判;而后者应当和前者一样,是在朝廷众人纷纷离开了之后、无人可用时的一种快速提拔。
夏士林在元军即将进临安前,也离开了朝廷。史书上写的是“遁去”。
从史书和历史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宋末有很多的朝廷官员在大难临头之时纷纷离开了朝廷。
这里面有些大约是无奈,因为政见不合或受排挤,比如后来死于兴化的陈文龙。
有些就完全是在逃避自己的职责,大难临头各自飞,像留梦炎等一干人。
而还有一些人,已经坚持到了最后,但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朝廷,则并不完全是逃避,更多的是他们本人不愿意随着朝廷做个异族的降臣。这些人当中既有张世杰、刘师勇、苏刘义等武将,还有陆秀夫、徐宗仁、夏士林等文臣。
作为后人,其实是不能说完全了解这些当事人想法的。但至少可以断言,随后对行朝的态度,就是横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试金石。
---------
“夏爱卿,御史台实为朝廷不可或缺的部门。”
平心而论,以这个时代来着眼,作为一种对官员的约束,御史台的设立肯定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并且宋代御史的弹劾,很多时候也的确对帝国官员起到了一定的监督、约束作用。
比如历史上的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就毫不留情地弹劾了许多官员,甚至包括当时的国丈张尧佐。
“官家圣明。”
“朕认为,为了切实担负起监察之责,今后的御史台要更多地独行其事。”
鉴于夏士林方正的性格,某人不想太多的客套,开门即见山。
夏士林则略有点疑惑地看着帝国的陛下。
官员新任的觐见,这是过去通常的惯例。除了勉励,官家一般也会交代一些国事。可什么叫独行其事?<... -->>
当夏士林转入宫内的一个长廊时,发现卫王赵昺正走在前面,他立刻快步赶上前去。
“殿下。”
赵昺闻声回过头来。
“夏尚书。”
他恭敬地行了一个礼,随即问道:
“您这是?”
在有一件事上,杨淑妃和某人始终是一致的,那就是对追随行朝到海上的臣民某种尊重。
疾风知劲草,在帝国遭逢大难、行将崩溃之际,没有什么比这个时候更能知道是那些人忠于这个帝国。并且如果没有这些忠实的帝国子民,也就不可能有行朝的今日。所以,对那些始终追随帝国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怠慢的。
当然,后世的某些人对此一时期帝国的这个做法,仅仅称之为“怀柔政策”。
但杨淑妃和某人的态度至少影响了当时的帝国皇室成员。并且在宋代“士大夫至上”的背景下,尽管限于皇权时代的特点,不能说对每一个人,可对于行朝的大臣,至少身为王爷的赵昺的确没有任何的居傲。
当下夏士林淡淡地回道:
“臣奉召来见陛下。殿下是?”
赵昺没有迟疑。
“我也是到兄长那里。”
他略有点忸怩地补充道:“想听听他讲点外面的事。”
夏士林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卫王殿下受某人的影响,心也变得越来越野,这早已是众人有目共睹之事,夏士林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听了卫王所言,却并没有像有些夫子那样,以什么要读好“圣贤之书”来训导卫王殿下。相反,他边走边颔首: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殿下多听听外间的事,自可多长见识。先贤所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也是这个道理。臣近日前往南疆,就颇见识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之事。”
赵昺的眼睛放了光。
“哦,夏尚书,您可以和我说说吗?”
……
夏士林和赵昺童鞋说这些,倒不是在逢迎卫王殿下,而是实话实说。因为现在的他和御史台所担负的职责,就是要不断前往各地。
夏士林、包括行朝所有的人,恐怕都不会想到,在某人的盘算中,御史台将是未来帝国框架中举足轻重的一环。
宋代的御史台,其职能主要为:“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除设“中丞”一人为台长,下面还有掌纠察武官和文官的左右巡史。
这个设立,实际是秦汉“三公九卿”制中“御史中丞”一职的延续。
秦汉的“三公”,其分工是丞相管国政;太尉掌军事;另一个御史中丞,则执行对官员的监察职责。
东一直对秦汉的“三公九卿”制中的“三公”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他看来,这个“三公”可以说就是中国王朝历史上的另一种“三权分立”制。
而且他还认为,在朝政有自己的好老师陆秀夫来处理,文天祥掌管了兵部后,也于事实上**于朝廷其它部门之外的情况下,只要再顺水推舟,对御史台“稍微”进行一些改进,帝国三足鼎立的大框架就已经搭好。
杨亮节并不知道,由于他的思维仍多停留在仅仅是收地租的水平上,某人已经对他产生了“难堪大用”的疑虑,因此才迟迟没有对御史台下手;当他再热衷于做点“小买卖”时,某人彻底大失所望。相反,老杨才“闭门思过”,随即夏士林就被某人单独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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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士林这个人原本在宋末的朝廷中并不起眼,临安宋室行将崩溃之前,他曾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及签书枢密院事。
前者是为了让他和陆秀夫一同前往元军谈判;而后者应当和前者一样,是在朝廷众人纷纷离开了之后、无人可用时的一种快速提拔。
夏士林在元军即将进临安前,也离开了朝廷。史书上写的是“遁去”。
从史书和历史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宋末有很多的朝廷官员在大难临头之时纷纷离开了朝廷。
这里面有些大约是无奈,因为政见不合或受排挤,比如后来死于兴化的陈文龙。
有些就完全是在逃避自己的职责,大难临头各自飞,像留梦炎等一干人。
而还有一些人,已经坚持到了最后,但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朝廷,则并不完全是逃避,更多的是他们本人不愿意随着朝廷做个异族的降臣。这些人当中既有张世杰、刘师勇、苏刘义等武将,还有陆秀夫、徐宗仁、夏士林等文臣。
作为后人,其实是不能说完全了解这些当事人想法的。但至少可以断言,随后对行朝的态度,就是横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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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爱卿,御史台实为朝廷不可或缺的部门。”
平心而论,以这个时代来着眼,作为一种对官员的约束,御史台的设立肯定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并且宋代御史的弹劾,很多时候也的确对帝国官员起到了一定的监督、约束作用。
比如历史上的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就毫不留情地弹劾了许多官员,甚至包括当时的国丈张尧佐。
“官家圣明。”
“朕认为,为了切实担负起监察之责,今后的御史台要更多地独行其事。”
鉴于夏士林方正的性格,某人不想太多的客套,开门即见山。
夏士林则略有点疑惑地看着帝国的陛下。
官员新任的觐见,这是过去通常的惯例。除了勉励,官家一般也会交代一些国事。可什么叫独行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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