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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生长于一个叫垂杨柳的地方。那是北京重工业集中地：起重机械厂、通用机械厂、光华木材厂、内燃机厂、齿轮厂、轧辊厂、北京汽车制造厂、机床厂、人民机械厂、化工机械厂、化工二厂，一个挨一个，集中在这块地方，终日黑烟笼罩。刚建国的时候，这个地方绝对属于蛮荒之地。我有一张1949年解放版的北平大地图，上面对于广渠门外的垂杨柳，没有任何标示。当时的决策者无法想象在不远的将来将会存在的互联网、基因组或艾滋病，他们根据京城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到民国北平逾千年的扩张速率，认定在北京变成沙漠之前，垂杨柳仍会属于荒蛮之地，于是把所有重工业都迁移到这里集中管理。不足五十年后，北京变成一个张牙舞爪的大城。开了一个亚运会，一条东三环路由北向南穿过大北窑、通惠渠和垂杨柳，挑起一个所谓中央商务区。写字楼、饭店、酒吧等在这里集中。每到午饭钟点，所谓白领们从写字楼里鱼贯而出，迅速占领写字楼周围各个角落里各家劣等的家常菜馆，男的吃的时候，事儿事儿地把领带甩到背后躲开油星儿，女的吃完，事儿事儿地对着口红盒子里的小镜子补妆。每到公安局需要完成指标，扫黄打非的时候，雅称“小姐”、“少爷”的野鸡、暗娼、土鸭们提出整皮包的现金，衣锦还乡，笑傲故里，东三环上所有的银行储蓄所一时头寸吃紧，一辆辆武装运钞车从别处调来成箱成箱的现金。垂杨柳的重工业工厂忽然发现，他们最值钱的资产是他们厂房下面的地皮。
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垂杨柳这个地名充满诗意，好像“点绛唇”、“醉花阴”之类的词牌。写完一篇文章，落款标上“某年某月于垂杨柳，杀青斯竟”，很旖旎的感觉。但是那个地方没有多少杨树，也没有多少柳树。我所在的小学每年春天植树节，都会强迫学生们在学校门前挖坑种树。我们在学校门前追打玩耍，对着树练习少林功夫，那些树没有一棵能活下来，于是我们第二年挖坑再种。有些杨树，长了一身叫杨喇子的虫子，沾在皮肤上就是又红又肿的印子。所以这些为数不多的杨树，恶霸一样横行乡里，睥睨地方，没人敢近身。夏天，杨树上趴满了知了，太阳一洒下来，就扯着脖子喊“伏天”，好像谁不知道一样。有些柳树，没水可依，在阴凉的地方曲着，叶子枯黄，枝条零乱，仿佛没睡醒的大妈蓬了头发出来，瞧着谁都不顺眼，清清嗓子准备骂街。楼群间多的是榆树和槐树，树上长满了叫“吊死鬼”的绿肉虫子。枝叶上拉出长长的绿丝，密密麻麻的像张帘子，每根绿丝下面，都坠着一个绿肉“吊死鬼”。无数小贩在街上摆着小摊，和大妈老婶两分一毛地争论价格，在秤上缺斤短两。他们的头发，枝条般零乱，指甲缝里长年有均匀浓重的黑泥，没有生意的时候，太阳洒下来，他们肆无忌惮地注视过往姑娘的酥胸大腿，一尺长的西瓜刀在手上晃动，痴想自己或许有一天也能成为恶霸，横行乡里，睥睨地方。“五一”、“十一”、亚运会之类的来了，他们被认为有碍市容，通通赶到楼群里，和“吊死鬼”们在一起出没。总之，那个地方本身没有任何诗意，绝不会让人想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绝不会让人想起如果有杨柳一样依依的姑娘，可以伸手揽住她杨柳一样的腰身。
我的老妈在这个叫垂杨柳的地方声名赫赫。她熟悉方圆五里所有的职能部门，卖肉的、卖菜的、收税的、邮局的、管卫生的、扫大街的、派出所的、保健站的都管她叫“老妈”。她能平定方圆五里所有的事情，我周末回家，常常是一屋子的人，都是老妈的干儿子干女儿，我要叫十几声哥哥姐姐。一次，老妈办事儿回来，叫“热”，打开冰箱，咬开瓶盖，一口气吹了一整瓶燕京啤酒进肚。当时我的一个同学目击了全过程，对老妈的存在进行了历史性的评论：“老妈如果振臂一呼，垂杨柳就独立了。”
我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念书人，我的书一直码到了我家破房子的屋顶。听着知了叫“伏天”，窗外是无数小贩和“吊死鬼”，我在窗下读《逍遥游》和《游侠列传》，安定从容，如痴如狂。老妈说我应该接受双重教育，一重教育来自书本，另一重来自窗外的江湖。赌博起贼性，奸情出人命；开出租车的蒋七拿西瓜刀挑了卖大饼薛四的手筋，二十七楼的王老头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爬进了儿媳的被窝。老妈在平定各种事情之前，总要和我细述原委和各个当事人的逻辑，穷推各种解决方案的曲直优劣。老妈和我拿了老爸钉的马扎，坐在门口巴掌大的空地上，头上的月亮很亮，随着丝线坠下的“吊死鬼”闪烁着绿光。我想起《资治通鉴》中在御前大殿中进行的种种讨论：匈奴带着血光从北方杀来，是扣下李广们的妻儿，让他们带领着一国的男儿去抵挡，还是挑个王昭君赐为皇妹，兰汤洗香下体，绸子裹了，送给匈奴灭去血光。种种相通穿过时间空间，通过“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一呈现在我的脑海，让我心惊肉跳。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念工商管理硕士的时候，摊开一个个哈佛案例，脸上难免闪过一丝微笑，案例里面的一切是如此熟悉和小儿科。我的血液里有老妈替我打下的精湛幼功，有三千卷的经史和江湖。
因为是周围唯一的读书人，我从小就被派作各种奇怪的用途。我三岁那年，出租车蒋七娶妻。蒋爷爷和蒋奶奶希望蒋七能生一个像我一样表情忧郁、喜欢读书的儿子，就央求老妈，让我在蒋七圆房的时候，睡在他们的被窝里。因为时代久远，我对这件事情的记忆，破碎而模糊。被子很大很厚，蒋七酒气冲天，昏睡不醒。蒋七的女人发出熟桂花似的甜香味道，努力尝试推醒蒋七，仿佛他忘记了一些事情没有完成，但是蒋七鼾声如雷。那个女人有着纤细而柔软的手指，她的手指在我身上长久地划过，阴冷而湿润，像是蜗牛带着黏液缓缓爬行。蒋奶奶很老了，夏天很热的时候，拿了蒲扇，放了马扎，坐在院子里，她从不穿胸罩，双奶拖坠到裤腰带。蒋奶奶说，特别小的小姑娘和特别老的老女人都应该不戴胸罩，否则就会影响发育或是自作多情。蒋奶奶见到我就念叨：“秋秋，秋秋会当一个大大的官。”蒋爷爷思考问题更加全面，他小时候常听书，见了我就说：“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拿了笔杆，屁也不是。”蒋爷爷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变得太奇怪之前就死去了，我被请去拿笔杆，写挽联，我的行楷写得骨感周正，神似董其昌。之后，每一年蒋爷爷的忌日，入了夜，蒋奶奶都要到街头，找一棵长得乱七八糟的柳树，一边骂蒋七的不孝，一边烧我替蒋爷爷画的冥钱。我用毛笔在黄宣纸上写一个一，之后画一连串的零，最后用灵飞经体注明“冥府银行发行”。蒋奶奶说我画的冥钱，烧的时候都起蓝火苗，烧光的时候，北风会吹起，说明是真币，蒋爷爷下一年吃喝不愁了。
在我生命中那个重要的夏天，我天天骑车由南向北，穿过半个北京城去看望我的初恋。她家有一张巨大无比的苏式木床，床框上漆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在这张床前长久地拥抱，却没有一丝一毫兴风作浪的欲望。我深刻体会到我们交流中的障碍，并且厌倦了那张巨大的木床。我说，要不要到我家去，看看我破旧的小屋子？那里没有巨大的木床，我们可以仔细拥抱，继续做倾心之谈。
我选了一天，家里人都不在。老妈将一批北京果脯运往湖南，临行前告诉我一句至理名言，我现在仍然奉之为做生意的第一定律：“贱买贵卖就能赚钱。”老爸到海南岛试车去了，他们需要对一种军用吉普进行十万公里疲劳试验。哥哥正带旅游团，导游们在酒店里会有一间房，晚上都不一定回来。姐姐已经在美国了，估计正忙着参加各种舞会，冒充东方美人。
那天，天下小雨，我在二十八路公共汽车垂杨柳车站等待我初恋的到来。王五的西瓜摊就在车站旁边，他问我，老妈什么时候从湖南回来。我说快了，然后夸他的西瓜刀真快，可以充当凶器。他说当然。他夸我字写得好，特大，让我帮他在块破黑板上用粉笔重写西瓜的价钱：五斤以下三毛五，五斤以上三毛，保熟保甜。我说写得再大也没大用，要想来钱快，当街横刀劫钱财。他说别胡扯了，你等的姑娘来了。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眼睛比我好。我说你又不认识她。他说不用认识，那边的那个姑娘不是这边的人，和这边的人不一样，和你挺像，事儿事儿地噘着嘴，好像丢了钱包，挺忧郁。
我抬头，就看见我的初恋向我走过来。她穿了一件粉色的小褂，白色的裙子，黑色的布鞋，头发散开，解下来的黑色发带松松地套在左手腕上。看到她的时候，一只无形的小手敲击着我的心脏，语气坚定地命令道：“叹息吧。”我于是长叹一声，周围的杨柳开始依依，雨雪开始霏霏，我伸出手... -->>
我小的时候生长于一个叫垂杨柳的地方。那是北京重工业集中地：起重机械厂、通用机械厂、光华木材厂、内燃机厂、齿轮厂、轧辊厂、北京汽车制造厂、机床厂、人民机械厂、化工机械厂、化工二厂，一个挨一个，集中在这块地方，终日黑烟笼罩。刚建国的时候，这个地方绝对属于蛮荒之地。我有一张1949年解放版的北平大地图，上面对于广渠门外的垂杨柳，没有任何标示。当时的决策者无法想象在不远的将来将会存在的互联网、基因组或艾滋病，他们根据京城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到民国北平逾千年的扩张速率，认定在北京变成沙漠之前，垂杨柳仍会属于荒蛮之地，于是把所有重工业都迁移到这里集中管理。不足五十年后，北京变成一个张牙舞爪的大城。开了一个亚运会，一条东三环路由北向南穿过大北窑、通惠渠和垂杨柳，挑起一个所谓中央商务区。写字楼、饭店、酒吧等在这里集中。每到午饭钟点，所谓白领们从写字楼里鱼贯而出，迅速占领写字楼周围各个角落里各家劣等的家常菜馆，男的吃的时候，事儿事儿地把领带甩到背后躲开油星儿，女的吃完，事儿事儿地对着口红盒子里的小镜子补妆。每到公安局需要完成指标，扫黄打非的时候，雅称“小姐”、“少爷”的野鸡、暗娼、土鸭们提出整皮包的现金，衣锦还乡，笑傲故里，东三环上所有的银行储蓄所一时头寸吃紧，一辆辆武装运钞车从别处调来成箱成箱的现金。垂杨柳的重工业工厂忽然发现，他们最值钱的资产是他们厂房下面的地皮。
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垂杨柳这个地名充满诗意，好像“点绛唇”、“醉花阴”之类的词牌。写完一篇文章，落款标上“某年某月于垂杨柳，杀青斯竟”，很旖旎的感觉。但是那个地方没有多少杨树，也没有多少柳树。我所在的小学每年春天植树节，都会强迫学生们在学校门前挖坑种树。我们在学校门前追打玩耍，对着树练习少林功夫，那些树没有一棵能活下来，于是我们第二年挖坑再种。有些杨树，长了一身叫杨喇子的虫子，沾在皮肤上就是又红又肿的印子。所以这些为数不多的杨树，恶霸一样横行乡里，睥睨地方，没人敢近身。夏天，杨树上趴满了知了，太阳一洒下来，就扯着脖子喊“伏天”，好像谁不知道一样。有些柳树，没水可依，在阴凉的地方曲着，叶子枯黄，枝条零乱，仿佛没睡醒的大妈蓬了头发出来，瞧着谁都不顺眼，清清嗓子准备骂街。楼群间多的是榆树和槐树，树上长满了叫“吊死鬼”的绿肉虫子。枝叶上拉出长长的绿丝，密密麻麻的像张帘子，每根绿丝下面，都坠着一个绿肉“吊死鬼”。无数小贩在街上摆着小摊，和大妈老婶两分一毛地争论价格，在秤上缺斤短两。他们的头发，枝条般零乱，指甲缝里长年有均匀浓重的黑泥，没有生意的时候，太阳洒下来，他们肆无忌惮地注视过往姑娘的酥胸大腿，一尺长的西瓜刀在手上晃动，痴想自己或许有一天也能成为恶霸，横行乡里，睥睨地方。“五一”、“十一”、亚运会之类的来了，他们被认为有碍市容，通通赶到楼群里，和“吊死鬼”们在一起出没。总之，那个地方本身没有任何诗意，绝不会让人想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绝不会让人想起如果有杨柳一样依依的姑娘，可以伸手揽住她杨柳一样的腰身。
我的老妈在这个叫垂杨柳的地方声名赫赫。她熟悉方圆五里所有的职能部门，卖肉的、卖菜的、收税的、邮局的、管卫生的、扫大街的、派出所的、保健站的都管她叫“老妈”。她能平定方圆五里所有的事情，我周末回家，常常是一屋子的人，都是老妈的干儿子干女儿，我要叫十几声哥哥姐姐。一次，老妈办事儿回来，叫“热”，打开冰箱，咬开瓶盖，一口气吹了一整瓶燕京啤酒进肚。当时我的一个同学目击了全过程，对老妈的存在进行了历史性的评论：“老妈如果振臂一呼，垂杨柳就独立了。”
我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念书人，我的书一直码到了我家破房子的屋顶。听着知了叫“伏天”，窗外是无数小贩和“吊死鬼”，我在窗下读《逍遥游》和《游侠列传》，安定从容，如痴如狂。老妈说我应该接受双重教育，一重教育来自书本，另一重来自窗外的江湖。赌博起贼性，奸情出人命；开出租车的蒋七拿西瓜刀挑了卖大饼薛四的手筋，二十七楼的王老头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爬进了儿媳的被窝。老妈在平定各种事情之前，总要和我细述原委和各个当事人的逻辑，穷推各种解决方案的曲直优劣。老妈和我拿了老爸钉的马扎，坐在门口巴掌大的空地上，头上的月亮很亮，随着丝线坠下的“吊死鬼”闪烁着绿光。我想起《资治通鉴》中在御前大殿中进行的种种讨论：匈奴带着血光从北方杀来，是扣下李广们的妻儿，让他们带领着一国的男儿去抵挡，还是挑个王昭君赐为皇妹，兰汤洗香下体，绸子裹了，送给匈奴灭去血光。种种相通穿过时间空间，通过“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一呈现在我的脑海，让我心惊肉跳。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念工商管理硕士的时候，摊开一个个哈佛案例，脸上难免闪过一丝微笑，案例里面的一切是如此熟悉和小儿科。我的血液里有老妈替我打下的精湛幼功，有三千卷的经史和江湖。
因为是周围唯一的读书人，我从小就被派作各种奇怪的用途。我三岁那年，出租车蒋七娶妻。蒋爷爷和蒋奶奶希望蒋七能生一个像我一样表情忧郁、喜欢读书的儿子，就央求老妈，让我在蒋七圆房的时候，睡在他们的被窝里。因为时代久远，我对这件事情的记忆，破碎而模糊。被子很大很厚，蒋七酒气冲天，昏睡不醒。蒋七的女人发出熟桂花似的甜香味道，努力尝试推醒蒋七，仿佛他忘记了一些事情没有完成，但是蒋七鼾声如雷。那个女人有着纤细而柔软的手指，她的手指在我身上长久地划过，阴冷而湿润，像是蜗牛带着黏液缓缓爬行。蒋奶奶很老了，夏天很热的时候，拿了蒲扇，放了马扎，坐在院子里，她从不穿胸罩，双奶拖坠到裤腰带。蒋奶奶说，特别小的小姑娘和特别老的老女人都应该不戴胸罩，否则就会影响发育或是自作多情。蒋奶奶见到我就念叨：“秋秋，秋秋会当一个大大的官。”蒋爷爷思考问题更加全面，他小时候常听书，见了我就说：“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拿了笔杆，屁也不是。”蒋爷爷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变得太奇怪之前就死去了，我被请去拿笔杆，写挽联，我的行楷写得骨感周正，神似董其昌。之后，每一年蒋爷爷的忌日，入了夜，蒋奶奶都要到街头，找一棵长得乱七八糟的柳树，一边骂蒋七的不孝，一边烧我替蒋爷爷画的冥钱。我用毛笔在黄宣纸上写一个一，之后画一连串的零，最后用灵飞经体注明“冥府银行发行”。蒋奶奶说我画的冥钱，烧的时候都起蓝火苗，烧光的时候，北风会吹起，说明是真币，蒋爷爷下一年吃喝不愁了。
在我生命中那个重要的夏天，我天天骑车由南向北，穿过半个北京城去看望我的初恋。她家有一张巨大无比的苏式木床，床框上漆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在这张床前长久地拥抱，却没有一丝一毫兴风作浪的欲望。我深刻体会到我们交流中的障碍，并且厌倦了那张巨大的木床。我说，要不要到我家去，看看我破旧的小屋子？那里没有巨大的木床，我们可以仔细拥抱，继续做倾心之谈。
我选了一天，家里人都不在。老妈将一批北京果脯运往湖南，临行前告诉我一句至理名言，我现在仍然奉之为做生意的第一定律：“贱买贵卖就能赚钱。”老爸到海南岛试车去了，他们需要对一种军用吉普进行十万公里疲劳试验。哥哥正带旅游团，导游们在酒店里会有一间房，晚上都不一定回来。姐姐已经在美国了，估计正忙着参加各种舞会，冒充东方美人。
那天，天下小雨，我在二十八路公共汽车垂杨柳车站等待我初恋的到来。王五的西瓜摊就在车站旁边，他问我，老妈什么时候从湖南回来。我说快了，然后夸他的西瓜刀真快，可以充当凶器。他说当然。他夸我字写得好，特大，让我帮他在块破黑板上用粉笔重写西瓜的价钱：五斤以下三毛五，五斤以上三毛，保熟保甜。我说写得再大也没大用，要想来钱快，当街横刀劫钱财。他说别胡扯了，你等的姑娘来了。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眼睛比我好。我说你又不认识她。他说不用认识，那边的那个姑娘不是这边的人，和这边的人不一样，和你挺像，事儿事儿地噘着嘴，好像丢了钱包，挺忧郁。
我抬头，就看见我的初恋向我走过来。她穿了一件粉色的小褂，白色的裙子，黑色的布鞋，头发散开，解下来的黑色发带松松地套在左手腕上。看到她的时候，一只无形的小手敲击着我的心脏，语气坚定地命令道：“叹息吧。”我于是长叹一声，周围的杨柳开始依依，雨雪开始霏霏，我伸出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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