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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落帝国，而英语也只不过是欧洲一个偏僻岛屿上的方言罢了。
此时的欧洲盛行的是拉丁语和法语。而这两种语言，对朱大明来说，那可是真正的外语。
徐光启对于皇帝同意亲自召见汤若望，本来就已经感到很意外了，但是看了皇帝召见汤若望时的表现，就更加意外了。他以为皇帝对于西洋人的相貌，一定会感到几分惊讶，毕竟这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阉宦之手，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也从来没见过西洋人。
但是事到临头，他发现朱大明完全是一副轻松自然的样子，并没有普通中国人初见西方传教士时那种或惧怕或厌恶的表现。
汤若望像中国的大臣一样向皇帝行礼，而皇帝也表现出了对西洋传教士的尊重。看着皇帝与汤若望轻松愉快的交谈，徐光启仿佛有种错觉，总觉得这一切不太现实。
从利玛窦到如今，西洋传教士来中国已经多年了，但是上至皇帝，下到庶民，很少有人把西洋传教士当回事，有的更是把他们当成了骗子。
如今皇帝的表现，让徐光启这个自以为已经洞察了人生世事的学问家，突然有点开始相信西洋人所谓天赋观念论的学说了。
能和一个半现代人交流，让朱大明也有一种再次穿越的感觉。这个时代的西方人还没有看不起或者轻视东方民族的毛病，相反，倒是这个时代的多数中国人看不上西方人的文明程度。
当然，别人或许会低估这些西洋传教士的能量，但来自后世的朱大明却不会低估他们。这些西洋传教士能够来到中国，每一个都是罗马教廷千挑万选的人才。
这个年代的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如日中天的时代，而且对遥远的东方学问十分崇拜，唯恐派来的传教士丢了欧洲人的脸面，所以精心挑选的志愿者，多数都是天文地理农工都很明白的学者型、专家型传教士。
比如说，历史上在崇祯三年进入钦天监任职的汤若望，不仅将伽利略的《远镜说》译成了中文，介绍进中国，而且还懂得火炮制造，写出了《火攻挈要》这本明末有关铸造西洋大炮最权威的专著，把当时欧洲关于火炮的制造方法与火攻策略全数传入中国，到了崇祯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的时候，与前面提起过的中国学者李天经，合作翻译出版了欧洲16世纪矿业开采和冶炼技术的集大成著作《矿业全书》，中文译名叫作《坤舆格致》。
除了汤若望，其他几个西洋传教士，也是一个比一个牛，在十七世纪的中国，绝对找不到比他们更近代或者更现代的人了。
既然他们就在中国，而且也愿意为朝廷所用，那么不用他们岂不是典型的暴殄天物？当然，这些西洋传教士也不是纯粹的好心，他们自然有私心，有他们的目的，但是对于这一点，朱大明一点都不担心，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对宗教究竟是个什么态度，他比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清楚，一点也不担心这几个传教士会把中国人已经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带偏了方向。
所以对罗马教廷派来的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的传教士，朱大明不仅一点也不嫌多。召见结束的时候，朱大明告诉汤若望，也让徐光启跟那些传教士说，让他们写信给教皇或者给亲友，为大明皇帝陛下招募一些矿业开采、火器制造和军事指挥等方面的人才，大明皇帝不仅要支付可观的报酬，而且会根据其才能授予一定的官职和爵位。
大明皇帝的话，经过徐光启、汤若望的转达，很快就在这些传教士中间传开了。此时在京师的耶稣会士们，更是把大明皇帝接见汤若望这件事，当作了耶稣会来中国传教的一个里程碑，于是纷纷写信教皇，或者给自己国家的国王，大肆宣扬大明皇帝要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加开明，请求帮忙招募一批如今在欧洲已经严重过盛的教士、退役军官或者濒临破产倒闭的军火商们，到大明这个富裕的东方帝国，来传播欧洲文明。
当然了，这些事情就不是接见结束之后的朱大明所能了解的了。
日不落帝国，而英语也只不过是欧洲一个偏僻岛屿上的方言罢了。
此时的欧洲盛行的是拉丁语和法语。而这两种语言，对朱大明来说，那可是真正的外语。
徐光启对于皇帝同意亲自召见汤若望，本来就已经感到很意外了，但是看了皇帝召见汤若望时的表现，就更加意外了。他以为皇帝对于西洋人的相貌，一定会感到几分惊讶，毕竟这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阉宦之手，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也从来没见过西洋人。
但是事到临头，他发现朱大明完全是一副轻松自然的样子，并没有普通中国人初见西方传教士时那种或惧怕或厌恶的表现。
汤若望像中国的大臣一样向皇帝行礼，而皇帝也表现出了对西洋传教士的尊重。看着皇帝与汤若望轻松愉快的交谈，徐光启仿佛有种错觉，总觉得这一切不太现实。
从利玛窦到如今，西洋传教士来中国已经多年了，但是上至皇帝，下到庶民，很少有人把西洋传教士当回事，有的更是把他们当成了骗子。
如今皇帝的表现，让徐光启这个自以为已经洞察了人生世事的学问家，突然有点开始相信西洋人所谓天赋观念论的学说了。
能和一个半现代人交流，让朱大明也有一种再次穿越的感觉。这个时代的西方人还没有看不起或者轻视东方民族的毛病，相反，倒是这个时代的多数中国人看不上西方人的文明程度。
当然，别人或许会低估这些西洋传教士的能量，但来自后世的朱大明却不会低估他们。这些西洋传教士能够来到中国，每一个都是罗马教廷千挑万选的人才。
这个年代的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如日中天的时代，而且对遥远的东方学问十分崇拜，唯恐派来的传教士丢了欧洲人的脸面，所以精心挑选的志愿者，多数都是天文地理农工都很明白的学者型、专家型传教士。
比如说，历史上在崇祯三年进入钦天监任职的汤若望，不仅将伽利略的《远镜说》译成了中文，介绍进中国，而且还懂得火炮制造，写出了《火攻挈要》这本明末有关铸造西洋大炮最权威的专著，把当时欧洲关于火炮的制造方法与火攻策略全数传入中国，到了崇祯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的时候，与前面提起过的中国学者李天经，合作翻译出版了欧洲16世纪矿业开采和冶炼技术的集大成著作《矿业全书》，中文译名叫作《坤舆格致》。
除了汤若望，其他几个西洋传教士，也是一个比一个牛，在十七世纪的中国，绝对找不到比他们更近代或者更现代的人了。
既然他们就在中国，而且也愿意为朝廷所用，那么不用他们岂不是典型的暴殄天物？当然，这些西洋传教士也不是纯粹的好心，他们自然有私心，有他们的目的，但是对于这一点，朱大明一点都不担心，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对宗教究竟是个什么态度，他比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清楚，一点也不担心这几个传教士会把中国人已经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带偏了方向。
所以对罗马教廷派来的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的传教士，朱大明不仅一点也不嫌多。召见结束的时候，朱大明告诉汤若望，也让徐光启跟那些传教士说，让他们写信给教皇或者给亲友，为大明皇帝陛下招募一些矿业开采、火器制造和军事指挥等方面的人才，大明皇帝不仅要支付可观的报酬，而且会根据其才能授予一定的官职和爵位。
大明皇帝的话，经过徐光启、汤若望的转达，很快就在这些传教士中间传开了。此时在京师的耶稣会士们，更是把大明皇帝接见汤若望这件事，当作了耶稣会来中国传教的一个里程碑，于是纷纷写信教皇，或者给自己国家的国王，大肆宣扬大明皇帝要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加开明，请求帮忙招募一批如今在欧洲已经严重过盛的教士、退役军官或者濒临破产倒闭的军火商们，到大明这个富裕的东方帝国，来传播欧洲文明。
当然了，这些事情就不是接见结束之后的朱大明所能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