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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下来，混得最好的仍是李洋海他们三个，据传他们买的那座房产已涨到二百万，手不动脚不动又赚了五十万！听到这种消息，韩红星责备王书玲：
“就怪你不让我买断，他们三个没脑子的还赚这么多。”
哪想到遭王书玲反驳：
“你怎只往好处看，就不看混得惨的？那桂主任在D行自视那么高，他现在啥样？”
见韩红星无语，王书玲拿出唯心论来教导：
“这年头，遍地是黄金，得要个命去拾！”
“再让你开两年饭店就成精了！”韩红星发现老婆已见多识广，早不是当年的村姑。
提起桂主任，他的境况的确惨，去年种了一百亩棉花喜获丰收，今年随即决定扩种三百亩，将买断的十几万都投资上去，还用家里的房抵了几万元贷款，本指望大赚一把，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今年的雨水特多，从夏天一直下到秋天，棉花见不到太阳开不了花，只长出僵黄的棉瓣，如果叫工来摘，每个工七十元，每天摘上来的棉瓣正好够付工钱；不叫工来摘就眼睁睁地看着棉瓣烂在田里，最终亏得是血本无归，拖欠的贷款也无力偿还。
本以为D行上市后买断人员就不再来维权，没想到维权的势头更猛，而且各个地区的买断人员联合起来上访维权。解行长上任后的重点工作是维稳，不时和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去将上访的人员带回来。
买断的人已分成两股力量，一股是普通的买断人员，另一股是军转干部，你方唱罢我登场，轮着去上访，让解行长疲于奔命，带回一批再去带下一批。现在对待上访人员越来越人性化了，到了上访地，会有人问你是什么地方的人，然后归口安排到相应的地点，很快解行长又到，跟大家许诺，有什么事到黄海D行去都好说，可回来后又回复到没去上访时的状态。
顾总去上访过两趟，他总结的经验有二：一是上访人员一定要文明上访，绝不能有过激的行为，更不能违反法规，否则你还没机会维权，就可能已受到法律的制裁；二是到了上访地，想靠近那道申诉的大门太难，从门口往外很远的地方布满了接待人员，人家会围追堵截地问你是什么地方人？来了多少人？由不得你不开口，只要开口，就会有相应的接待人员将你引到相应的地点，接着又有解行长来。所以要想突破这厚重的防线，除非你拿着个破蛇皮袋，冒充拾矿泉水瓶的清洁工，才有可能靠近那道申诉之门。
每到年底，都会是D行职工心情最糟糕的时候，柜面上忙得不可开交不算，收入反而比平时见少。平时每个月工资五百，季度底考核工资一千五，扯下来每月收入一千元，可到了年底，费行长又按惯例发了两千块，这是他惯用的技俩：四季度考核工资就该有一千五，一季度考核时他会说年前已预发，且不论D行员工该不该有过节费，仅这两笔考核工资就该有三千元，怎么每次过年反而将职工们应得的收入变少了呢？
费行长有他的解释：我们一般在四季度将各项指标往下降，做的是“蹲”的动作，只有蹲得深，来年才能跃得高，才能拿更多的考核工资，因为四季度指标降了，所以就没有考核工资可拿，我是本着关爱职工，让大家能将年过起来，才凑出两千元预发给员工过年，员工们怎能不晓得好歹，还嫌钱少呢？
韩红星虽身在基层，搞不懂费行长和袁经理也就是以前的袁总是如何运作员工们考核工资的，不过能发现其中的问题：承认你费行长会“蹲”，你也说是为了多拿钱才“蹲”下来的，可“蹲”的时候我们这一千五没有了，但你“跃”起来的时候我们职工还只能拿一千五，你多拿的钱哪去了？你说是你凑出钱来给大家过年，这四大国有银行之一、堂堂的上市公司，真的已到了员工过年得靠你个人施舍么？
正当职工们为收入太低而怨声载道，市行的各类喜报却铺天盖地在报纸、电台以及内部发的文件里宣扬：四大行比较，D行上缴利润继续保持第一，80%以上的业务指标都排名第一，这种鲜明的对比让韩红星生出更大的疑问：为什么你D行什么业务指标都想争第一，却让员工的收入在整个金融系统中绝对垫底？
正为这个问题郁闷，行里传出张行长的电话号码，大家都信誓旦旦地表态，一定要通过电话去责问张行长：这么低的收入让职工们日子怎么过？
听那么多同事说要与张行长直接对话，韩红星也想出自己一份力，可惜自己普通话水平不过关，跟来自省城的张行长在语言沟通方面可能有障碍，便决定发一个短信给她，壮一份群众的声势：
张行长您好！我是黄海D行职工韩红星，来信有一事求教：欣悉我行的绝大多数指标在四大行排名中均第一，此基础上，员工的收入却在整个金融行业中垫底，出现这种状况，要么是D行在对我们员工耍流氓，要么是您在对我们员工耍流氓，您作为金融高管、优秀企业家，能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第二天早上到班时，费行长的专车已停在分理处门口，刚进营业室，就被他叫进主任室，两个人关起门来谈：
“昨晚你发信息给张行长了？”费行长开门见山问：“你骂她流氓干什么？”
“谁说我骂她流氓了？具体内容还在我小灵通里存着，要不我发给你看是怎么说的？”
“不用了，张行长昨晚已将这个信息转发给我。”费行长紧接着问：“有什么事不能内部谈，偏要捅到上面去？张行长昨天已对我提出严重批评，说我们内部管理存在问题，导致职工的思想存在不稳定因素。”
“能怪我们员工... -->>
这一年下来，混得最好的仍是李洋海他们三个，据传他们买的那座房产已涨到二百万，手不动脚不动又赚了五十万！听到这种消息，韩红星责备王书玲：
“就怪你不让我买断，他们三个没脑子的还赚这么多。”
哪想到遭王书玲反驳：
“你怎只往好处看，就不看混得惨的？那桂主任在D行自视那么高，他现在啥样？”
见韩红星无语，王书玲拿出唯心论来教导：
“这年头，遍地是黄金，得要个命去拾！”
“再让你开两年饭店就成精了！”韩红星发现老婆已见多识广，早不是当年的村姑。
提起桂主任，他的境况的确惨，去年种了一百亩棉花喜获丰收，今年随即决定扩种三百亩，将买断的十几万都投资上去，还用家里的房抵了几万元贷款，本指望大赚一把，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今年的雨水特多，从夏天一直下到秋天，棉花见不到太阳开不了花，只长出僵黄的棉瓣，如果叫工来摘，每个工七十元，每天摘上来的棉瓣正好够付工钱；不叫工来摘就眼睁睁地看着棉瓣烂在田里，最终亏得是血本无归，拖欠的贷款也无力偿还。
本以为D行上市后买断人员就不再来维权，没想到维权的势头更猛，而且各个地区的买断人员联合起来上访维权。解行长上任后的重点工作是维稳，不时和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去将上访的人员带回来。
买断的人已分成两股力量，一股是普通的买断人员，另一股是军转干部，你方唱罢我登场，轮着去上访，让解行长疲于奔命，带回一批再去带下一批。现在对待上访人员越来越人性化了，到了上访地，会有人问你是什么地方的人，然后归口安排到相应的地点，很快解行长又到，跟大家许诺，有什么事到黄海D行去都好说，可回来后又回复到没去上访时的状态。
顾总去上访过两趟，他总结的经验有二：一是上访人员一定要文明上访，绝不能有过激的行为，更不能违反法规，否则你还没机会维权，就可能已受到法律的制裁；二是到了上访地，想靠近那道申诉的大门太难，从门口往外很远的地方布满了接待人员，人家会围追堵截地问你是什么地方人？来了多少人？由不得你不开口，只要开口，就会有相应的接待人员将你引到相应的地点，接着又有解行长来。所以要想突破这厚重的防线，除非你拿着个破蛇皮袋，冒充拾矿泉水瓶的清洁工，才有可能靠近那道申诉之门。
每到年底，都会是D行职工心情最糟糕的时候，柜面上忙得不可开交不算，收入反而比平时见少。平时每个月工资五百，季度底考核工资一千五，扯下来每月收入一千元，可到了年底，费行长又按惯例发了两千块，这是他惯用的技俩：四季度考核工资就该有一千五，一季度考核时他会说年前已预发，且不论D行员工该不该有过节费，仅这两笔考核工资就该有三千元，怎么每次过年反而将职工们应得的收入变少了呢？
费行长有他的解释：我们一般在四季度将各项指标往下降，做的是“蹲”的动作，只有蹲得深，来年才能跃得高，才能拿更多的考核工资，因为四季度指标降了，所以就没有考核工资可拿，我是本着关爱职工，让大家能将年过起来，才凑出两千元预发给员工过年，员工们怎能不晓得好歹，还嫌钱少呢？
韩红星虽身在基层，搞不懂费行长和袁经理也就是以前的袁总是如何运作员工们考核工资的，不过能发现其中的问题：承认你费行长会“蹲”，你也说是为了多拿钱才“蹲”下来的，可“蹲”的时候我们这一千五没有了，但你“跃”起来的时候我们职工还只能拿一千五，你多拿的钱哪去了？你说是你凑出钱来给大家过年，这四大国有银行之一、堂堂的上市公司，真的已到了员工过年得靠你个人施舍么？
正当职工们为收入太低而怨声载道，市行的各类喜报却铺天盖地在报纸、电台以及内部发的文件里宣扬：四大行比较，D行上缴利润继续保持第一，80%以上的业务指标都排名第一，这种鲜明的对比让韩红星生出更大的疑问：为什么你D行什么业务指标都想争第一，却让员工的收入在整个金融系统中绝对垫底？
正为这个问题郁闷，行里传出张行长的电话号码，大家都信誓旦旦地表态，一定要通过电话去责问张行长：这么低的收入让职工们日子怎么过？
听那么多同事说要与张行长直接对话，韩红星也想出自己一份力，可惜自己普通话水平不过关，跟来自省城的张行长在语言沟通方面可能有障碍，便决定发一个短信给她，壮一份群众的声势：
张行长您好！我是黄海D行职工韩红星，来信有一事求教：欣悉我行的绝大多数指标在四大行排名中均第一，此基础上，员工的收入却在整个金融行业中垫底，出现这种状况，要么是D行在对我们员工耍流氓，要么是您在对我们员工耍流氓，您作为金融高管、优秀企业家，能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第二天早上到班时，费行长的专车已停在分理处门口，刚进营业室，就被他叫进主任室，两个人关起门来谈：
“昨晚你发信息给张行长了？”费行长开门见山问：“你骂她流氓干什么？”
“谁说我骂她流氓了？具体内容还在我小灵通里存着，要不我发给你看是怎么说的？”
“不用了，张行长昨晚已将这个信息转发给我。”费行长紧接着问：“有什么事不能内部谈，偏要捅到上面去？张行长昨天已对我提出严重批评，说我们内部管理存在问题，导致职工的思想存在不稳定因素。”
“能怪我们员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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