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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参与军中决策。
而税赋征收，征收那些税赋，如何征收虽然是找大家商议，我拍板定案的，而具体如何落实还是范同知负责的。”
王阳禧脸色大变，钱邦芑、范文光过去都是四省总督府高级官员，简单两句话，就与四省总督府拉上关系，而这一切，又让人反驳。
钱邦芑、范文光都是正人君子，当然为杨麟作证，佐证了这一点。
大西军来犯，得不到友邻部队支援，先是商定用联寇灭虏的说辞作为缓兵之计，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时候，是希望对方北上抗击鞑子。
这些都是事实，钱邦芑照实回答，虽然过去经常与杨麟争议，但那主要在具体执行方面而已。
杨麟所作所为绝大多数还是利国利民的，现在在大堂之上，当然为其辩解。
横征暴敛，范文光则显得更加理直气壮，虽然征收数额多了很多，但征收水平反而低了很多。
过去田赋征收到两三钱，现在田赋有两种，重新清丈之后，按照正常年景税赋征收，根本不收三饷。
每亩良田田赋稻谷1斗，每亩旱地田赋6升。
过去丁赋征收到5钱，现在最多一钱二分
这些都是照规矩来的，没有丝毫乱来。
稍稍有问题的是商赋、关赋、盐赋、所得赋这些赋税，大家也是理直气壮的。
明朝末年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状态，地方经济颇为发达，大的县有十多个集市（明末苏州吴县甚至达到二十余个），小的也有五六个，现在官府在各个集市设立乡公所，不但强化地方治理结构，而且还可以征收税赋，完全利国利民的事情。
…….
钱邦芑、范文光过去为四省总督府帐下高官，言之凿凿，王阳禧目瞪口呆，而又不得不相信。
余朝宗本身就是打酱油的，这次前来，只是希望能够敲敲竹竿，只是希望川南明军反击的时候，杨麟能够有力配合。
川南明军原以云贵为基础征讨大西军，但现在云南出现动乱，黔国公沐天波御下无方，激起兵变，这年九月武定土司土司吾必奎打着：”没有朱皇帝，那有黔国公”的口号发动叛乱，叛军一度攻下大姚、定远、姚安等地，现在虽然平息，但云南仍然不稳。
最叫苦连天的是川东参政刘鳞长，巡抚马乾，副将曾英一再叮咛，无论如何要敲几万担粮食。
由于大肆招募军队，曾英帐下有五六万人，每天粮食消耗甚大，想就地屯田又被否决，粮食缺口非常大，一直想敲义勇军竹竿。
毕竟在官场厮混了数年，刘鳞长想了想，说道：“杨大人，按照大明律，史谨宸贪污，苟伟怡贩卖私盐获利，这些都是民脂民膏。
数额如此巨大，理应解到四川巡抚衙门，归巡抚大人处置。”
范文光连连摇头，现在周转正常，主要还是这些赃款，若全部解到巡抚衙门，那么就没有钱，最后受累的还是自己。
但刘鳞长则坚持按照过去官场规矩处理，一再坚持要将赃款解到巡抚衙门。
杨麟哑然失笑，摇头道：“刘参政此言大谬，苟伟怡巧取豪夺，是在顺庆府，是从顺庆民众身上榨取的，理应归还顺庆民众。
还有那个贪官史谨宸，其主要是在担任顺庆知府任上贪污，这些都是顺庆府民众的民脂民膏，当然归顺庆府处理。
刘参政，若你们这样喜欢钱，我想辖下重庆府贪官污吏更多，只是你们敢不敢抓？
或者，有的人本身就是大贪官，自己富得流油，自己行不端，走不正，怎么去抓贪官呢？”
这一句话将两个人都得罪了，王应熊是重庆府巴县人（重庆倚郭），其亲朋好友在重庆势力甚大。
而马乾、曾英由于各部人数众多，部队缺钱缺粮，军纪极坏，民众纷纷谣传二人贪污甚多。
现在听杨麟如此说，王阳禧黑着脸，而刘鳞长坚持要按照过去规矩来。
实在没有办法，杨麟则向王阳禧要军饷，六千义勇军每年需要十二万军饷，现在准备扩军，扩大到是一万两千人，每年需要二十四万军饷。
义勇军自成体系，粮草完全自给，现在杨麟耍浑要军饷，对方也没有办法。
杨麟还占据道义，自己最初答允五千担粮食，后来是允诺一万担粮食，但对方废约在先，流寇来攻四川巡抚马乾，副将曾英见死不救。
他们不仁，别怪自己不义，不要说一万担粮食，就是五千担就不给。
如此争执一下午，毫无结果。
晚上王阳禧通过钱邦芑找到杨麟，声言无论如何也要拨付一万担粮食，否则自己不好交差。
而杨麟则不干，现在兵荒马乱的，粮食就是命，怎么能够轻易送人？
迫于无奈，王阳禧使出杀手锏，声言若同意，马上以四省总督特使身份封杨麟为川北参政，副将。
而杨麟最初不干，这次抗击流寇有功，朝廷本来应该奖励，怎么能够花钱买官呢？
除此之外，有点明升暗降的味道。
参政虽然督导一方，但不像知府那样有实权，那不是夺权吗？
再说了义勇军刚刚大败大西军，斩杀敌寇两千余人，俘虏三千余人，战绩远在川中诸将之上。
曾英偷袭得手居然被封为副将，自己明刀明枪的大败大西军，当然更应该得到朝廷封赏。
但王阳禧颇为坚持，放话若不拨付这万担粮食，不但不向朝廷请封还要据表弹劾。
钱邦芑、范文光不断斡旋，最后大家各自退一步，拨付八千担粮食了事。
，更是参与军中决策。
而税赋征收，征收那些税赋，如何征收虽然是找大家商议，我拍板定案的，而具体如何落实还是范同知负责的。”
王阳禧脸色大变，钱邦芑、范文光过去都是四省总督府高级官员，简单两句话，就与四省总督府拉上关系，而这一切，又让人反驳。
钱邦芑、范文光都是正人君子，当然为杨麟作证，佐证了这一点。
大西军来犯，得不到友邻部队支援，先是商定用联寇灭虏的说辞作为缓兵之计，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时候，是希望对方北上抗击鞑子。
这些都是事实，钱邦芑照实回答，虽然过去经常与杨麟争议，但那主要在具体执行方面而已。
杨麟所作所为绝大多数还是利国利民的，现在在大堂之上，当然为其辩解。
横征暴敛，范文光则显得更加理直气壮，虽然征收数额多了很多，但征收水平反而低了很多。
过去田赋征收到两三钱，现在田赋有两种，重新清丈之后，按照正常年景税赋征收，根本不收三饷。
每亩良田田赋稻谷1斗，每亩旱地田赋6升。
过去丁赋征收到5钱，现在最多一钱二分
这些都是照规矩来的，没有丝毫乱来。
稍稍有问题的是商赋、关赋、盐赋、所得赋这些赋税，大家也是理直气壮的。
明朝末年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状态，地方经济颇为发达，大的县有十多个集市（明末苏州吴县甚至达到二十余个），小的也有五六个，现在官府在各个集市设立乡公所，不但强化地方治理结构，而且还可以征收税赋，完全利国利民的事情。
…….
钱邦芑、范文光过去为四省总督府帐下高官，言之凿凿，王阳禧目瞪口呆，而又不得不相信。
余朝宗本身就是打酱油的，这次前来，只是希望能够敲敲竹竿，只是希望川南明军反击的时候，杨麟能够有力配合。
川南明军原以云贵为基础征讨大西军，但现在云南出现动乱，黔国公沐天波御下无方，激起兵变，这年九月武定土司土司吾必奎打着：”没有朱皇帝，那有黔国公”的口号发动叛乱，叛军一度攻下大姚、定远、姚安等地，现在虽然平息，但云南仍然不稳。
最叫苦连天的是川东参政刘鳞长，巡抚马乾，副将曾英一再叮咛，无论如何要敲几万担粮食。
由于大肆招募军队，曾英帐下有五六万人，每天粮食消耗甚大，想就地屯田又被否决，粮食缺口非常大，一直想敲义勇军竹竿。
毕竟在官场厮混了数年，刘鳞长想了想，说道：“杨大人，按照大明律，史谨宸贪污，苟伟怡贩卖私盐获利，这些都是民脂民膏。
数额如此巨大，理应解到四川巡抚衙门，归巡抚大人处置。”
范文光连连摇头，现在周转正常，主要还是这些赃款，若全部解到巡抚衙门，那么就没有钱，最后受累的还是自己。
但刘鳞长则坚持按照过去官场规矩处理，一再坚持要将赃款解到巡抚衙门。
杨麟哑然失笑，摇头道：“刘参政此言大谬，苟伟怡巧取豪夺，是在顺庆府，是从顺庆民众身上榨取的，理应归还顺庆民众。
还有那个贪官史谨宸，其主要是在担任顺庆知府任上贪污，这些都是顺庆府民众的民脂民膏，当然归顺庆府处理。
刘参政，若你们这样喜欢钱，我想辖下重庆府贪官污吏更多，只是你们敢不敢抓？
或者，有的人本身就是大贪官，自己富得流油，自己行不端，走不正，怎么去抓贪官呢？”
这一句话将两个人都得罪了，王应熊是重庆府巴县人（重庆倚郭），其亲朋好友在重庆势力甚大。
而马乾、曾英由于各部人数众多，部队缺钱缺粮，军纪极坏，民众纷纷谣传二人贪污甚多。
现在听杨麟如此说，王阳禧黑着脸，而刘鳞长坚持要按照过去规矩来。
实在没有办法，杨麟则向王阳禧要军饷，六千义勇军每年需要十二万军饷，现在准备扩军，扩大到是一万两千人，每年需要二十四万军饷。
义勇军自成体系，粮草完全自给，现在杨麟耍浑要军饷，对方也没有办法。
杨麟还占据道义，自己最初答允五千担粮食，后来是允诺一万担粮食，但对方废约在先，流寇来攻四川巡抚马乾，副将曾英见死不救。
他们不仁，别怪自己不义，不要说一万担粮食，就是五千担就不给。
如此争执一下午，毫无结果。
晚上王阳禧通过钱邦芑找到杨麟，声言无论如何也要拨付一万担粮食，否则自己不好交差。
而杨麟则不干，现在兵荒马乱的，粮食就是命，怎么能够轻易送人？
迫于无奈，王阳禧使出杀手锏，声言若同意，马上以四省总督特使身份封杨麟为川北参政，副将。
而杨麟最初不干，这次抗击流寇有功，朝廷本来应该奖励，怎么能够花钱买官呢？
除此之外，有点明升暗降的味道。
参政虽然督导一方，但不像知府那样有实权，那不是夺权吗？
再说了义勇军刚刚大败大西军，斩杀敌寇两千余人，俘虏三千余人，战绩远在川中诸将之上。
曾英偷袭得手居然被封为副将，自己明刀明枪的大败大西军，当然更应该得到朝廷封赏。
但王阳禧颇为坚持，放话若不拨付这万担粮食，不但不向朝廷请封还要据表弹劾。
钱邦芑、范文光不断斡旋，最后大家各自退一步，拨付八千担粮食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