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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说:“难怪你洗的菠菜不干净。”
我一时未回过神来,他们一齐大笑起来。我反应过来,说:“我真的没说话,连跟自己也没说话。”他们笑得更厉害了。
我火了,把刚端在手里的饭碗往地上一搁,对母亲说:“我不吃饭了。”
母亲说不吃就不吃,你让出地方来,让姐姐哥哥坐宽点。
我站了起来,走出房间。
“人这么小,脾气倒还不小。”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堂屋里没灯,没有一个人跟来。我出了院门,穿得少,外面极冷。院门外路灯被人用皮弓弹灭了,黑压压一片。对面朝天门码头的港口客运站大楼上的大标语在闪烁,似乎听得见隔岸稀疏的鞭炮声。我一路往公共厕所去,那个地方可避风寒,这个除夕夜不会有人。我小心翼翼走进满地是屎尿的厕所里,两只脚踩在两处干净一些的门背后地上。尽量少吸气,避开一点浓重的臭熏熏的厕所气味。我就站在那里,浑身哆嗦,脑子十分清醒,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下去。
到天亮,家里人才找到我,他们找了一夜,上上下下几条街。谁也没想到我会在厕所里,是大姐尿急了,上厕所才发现了我。
我以为母亲这时会对走进屋子里的我,说两句软软的话,她用眼睛瞟了瞟我冻得发青的脸和嘴唇,自顾自地脱了鞋子就上床了。大姐嬉笑着对母亲说,看来得对幺妹好点,不要看她老实,不爱说话,不听话,说不定她会比我们有出息,以后妈妈老了还要靠她养老呢。
“哟,晓得发善心了。”母亲说,“少说这些掺水话。我才不靠她,包括你们这几个大的。我老了,谁也不会来照顾,我很清楚,她以后能好好嫁个人,顾得上自己的嘴,就谢天谢地了。”
4
大厨房里,一个瘦高女人在用抹布擦盖着油烟的灶神爷。供灶神爷的壁龛高,有个巴掌宽的坎,停电时经常被人放蜡烛和煤油灯。不停电,则放上醋、酱油瓶之类的东西。
那是张妈,她住在院子最里端一间房,有个令全院人羡慕的阳台,七平方,搁满了种着仙人掌、兰草、太阳花、指甲花的花盆。阳台有水洞,下雨不会积水。除了花盆,还有两个水缸、一个装着自做的榨菜的瓦缸。据说她是妓女,她男人在武汉码头用一串银圆把她买下,也有人说是解放后妓女全关起来“改造”,她男人一分钱不花就把她领来。瓜子脸,白皙的皮肤,单眼皮,瞅人时目光会飞起来,很与人不同,让人看了还想看。
“你的眼睛会飞?好,我叫你飞!”她丈夫用工装皮鞋狠命踢她。她被踢得一身青肿,也从不喊叫。她是我见过身材最高挺的女人,足足有一米七的个子,脖子和腿的修长,我对她的面貌反而印象模糊了。
若她的脸不是常有青紫块,不管花多少钱买,这个女人都值得。可惜她养不出一儿半女,人说这是妓女生涯留下的后遗症。她总是默默少言语,很少有人肯与这个已经无法隐瞒身世的妓女说话。她弯着身子在空空的阳台上,静静地收拾被丈夫捣碎的花盆,收拾完后,又会重新去购买花苗种植。
张妈有个抱养的儿子,总有些纸页发黄的厚书,趁“文革”之乱偷来的。那时稍有意思一点的书都是禁书,没书可看。哪怕有书在售,可我们这条街上的人哪有钱买书?买个糖含在嘴里,买双尼龙袜穿在脚上,也比书好百倍。我家除了我的课本,就找不到别的书。
张妈总背着儿子,让我借阅他那些来历不明的书。有一次,我在她家发现一本手抄本,第一页已掉了,里面的字迹不工整,但也可辨认出大概意思来,讲的是重庆解放后不久,国民党潜伏下来特务要炸毁这城市的故事。引子是打更老头在一条阴森森的街上,听见结满蛛网早已没人住的楼房里,有奇怪的声音,就推开门,上楼去察看,被吓死了。读到这里,我也吓坏了,好像听见恐怖的脚步声,幽幽响起在这个冷清的院子里。我壮着胆子看下去,直看得院内院外人都诡诡秘秘。
听好多人说,还有一本流传全国的手抄本《少女之心》,已经传进了这个城市。书不长,情节也简单,里面尽是男女之事详细的描写。那是一本最毒的坏书!为挡住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流毒,公安局对全市学校采取了好几次袭击行动,搜书包,追查抄写之人,进一步追查炮制此书的坏分子。不知多少人为此书进了监狱,甚至送了性命。我充满好奇地等着张妈的儿子传过这本书来——张妈不识字,我要书,她就拿给我看。但这本书,她儿子可能藏得太紧了,我很幸运,始终没能看到。
张妈的宝贝儿子被两个公安人员从院子里带走,劳教了好几年,或许就跟这本书有关系。张妈哭天泼地,咒书烧书,闹得轰轰烈烈。
我想起有一个深夜,张妈端着一盏煤油灯从后院走到前院,为儿子开门,儿子在门外抱住一个农村来的姑娘不放。张妈光着脚丫,穿着拖鞋,就站在门里候着。我赤脚站在阁楼的小木廊上,正好看到那个情景,张妈不敢惊动他们,又不好让他们到屋里,只是不时用手去遮护风吹着的煤油灯,灯芯的微光照着她苦恼的脸。
讲共产党带领穷人闹革命的革命小说,倒是可以从学校里借到。千篇一律的描写,也吸引我,我喜欢小说里穷人要翻身得解放的那一股子气。我也要翻身,第一要在家里翻身。
母亲的一件旧黑绒呢短大衣,她给大姐二姐四姐穿,一个接一个轮着空换。我想试一次都不行,母亲说我穿上太长。四姐说,穿烂了,也不给你穿。半夜我恨不过,就对她说了“我要翻身”!
好吧,让你翻个身!四姐在床上往墙根挤让出一个地方。
那年我十一岁,我想穿母亲的黑绒呢短大衣,想极了。我终于等着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拿着剪刀剪掉大衣一截,用黑线把边裹好缝上。我把改短的大衣穿在身上,喜滋滋的,觉得周身都暖暖和和。
事发后,二姐把我拉上阁楼,她取出小木廊上倒挂在栏杆上的长板凳,放在两张床间,闩上门,逼我趴上去。
我紧紧抓着木凳的脚,眼睛盯着地板。二姐从床下抽出木柴,扒掉我的裤子,打我的屁股,嘴里嚷着:“你还不认错,还要犟?你恨啥子,你有啥子权利?”二姐那么小的个儿,哪来的气这么狠地打我?我忍着泪水,就是不求饶。木柴刺钻在屁股肉里,沁出血来,二姐才住了手。
二姐横了心打我的事,我一直未和人说,对父母也没说。可能由于这件事,她对我另眼相看。同学捉了班上一个蓬头垢面的女生身上的虱子,趁我不注意放在我的头发里。二姐发现我总是不停地抓头发,扳过我的脑袋一看,发现生有密密麻麻的虱子。二姐用煤油浇了我一头,找了块布把我的头发严严实实包起来,不让出气。我头闷眼花,约莫等了一个钟头左右,二姐才解开布洗头。看着漂浮在脸盆水中的一片黑而扁的虱子,我的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用煤油闷死虱子,使我的头皮头发大伤,发质细而脆,本来就不黑亮,此后就更加发黄。
/> 母亲说:“难怪你洗的菠菜不干净。”
我一时未回过神来,他们一齐大笑起来。我反应过来,说:“我真的没说话,连跟自己也没说话。”他们笑得更厉害了。
我火了,把刚端在手里的饭碗往地上一搁,对母亲说:“我不吃饭了。”
母亲说不吃就不吃,你让出地方来,让姐姐哥哥坐宽点。
我站了起来,走出房间。
“人这么小,脾气倒还不小。”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堂屋里没灯,没有一个人跟来。我出了院门,穿得少,外面极冷。院门外路灯被人用皮弓弹灭了,黑压压一片。对面朝天门码头的港口客运站大楼上的大标语在闪烁,似乎听得见隔岸稀疏的鞭炮声。我一路往公共厕所去,那个地方可避风寒,这个除夕夜不会有人。我小心翼翼走进满地是屎尿的厕所里,两只脚踩在两处干净一些的门背后地上。尽量少吸气,避开一点浓重的臭熏熏的厕所气味。我就站在那里,浑身哆嗦,脑子十分清醒,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下去。
到天亮,家里人才找到我,他们找了一夜,上上下下几条街。谁也没想到我会在厕所里,是大姐尿急了,上厕所才发现了我。
我以为母亲这时会对走进屋子里的我,说两句软软的话,她用眼睛瞟了瞟我冻得发青的脸和嘴唇,自顾自地脱了鞋子就上床了。大姐嬉笑着对母亲说,看来得对幺妹好点,不要看她老实,不爱说话,不听话,说不定她会比我们有出息,以后妈妈老了还要靠她养老呢。
“哟,晓得发善心了。”母亲说,“少说这些掺水话。我才不靠她,包括你们这几个大的。我老了,谁也不会来照顾,我很清楚,她以后能好好嫁个人,顾得上自己的嘴,就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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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厨房里,一个瘦高女人在用抹布擦盖着油烟的灶神爷。供灶神爷的壁龛高,有个巴掌宽的坎,停电时经常被人放蜡烛和煤油灯。不停电,则放上醋、酱油瓶之类的东西。
那是张妈,她住在院子最里端一间房,有个令全院人羡慕的阳台,七平方,搁满了种着仙人掌、兰草、太阳花、指甲花的花盆。阳台有水洞,下雨不会积水。除了花盆,还有两个水缸、一个装着自做的榨菜的瓦缸。据说她是妓女,她男人在武汉码头用一串银圆把她买下,也有人说是解放后妓女全关起来“改造”,她男人一分钱不花就把她领来。瓜子脸,白皙的皮肤,单眼皮,瞅人时目光会飞起来,很与人不同,让人看了还想看。
“你的眼睛会飞?好,我叫你飞!”她丈夫用工装皮鞋狠命踢她。她被踢得一身青肿,也从不喊叫。她是我见过身材最高挺的女人,足足有一米七的个子,脖子和腿的修长,我对她的面貌反而印象模糊了。
若她的脸不是常有青紫块,不管花多少钱买,这个女人都值得。可惜她养不出一儿半女,人说这是妓女生涯留下的后遗症。她总是默默少言语,很少有人肯与这个已经无法隐瞒身世的妓女说话。她弯着身子在空空的阳台上,静静地收拾被丈夫捣碎的花盆,收拾完后,又会重新去购买花苗种植。
张妈有个抱养的儿子,总有些纸页发黄的厚书,趁“文革”之乱偷来的。那时稍有意思一点的书都是禁书,没书可看。哪怕有书在售,可我们这条街上的人哪有钱买书?买个糖含在嘴里,买双尼龙袜穿在脚上,也比书好百倍。我家除了我的课本,就找不到别的书。
张妈总背着儿子,让我借阅他那些来历不明的书。有一次,我在她家发现一本手抄本,第一页已掉了,里面的字迹不工整,但也可辨认出大概意思来,讲的是重庆解放后不久,国民党潜伏下来特务要炸毁这城市的故事。引子是打更老头在一条阴森森的街上,听见结满蛛网早已没人住的楼房里,有奇怪的声音,就推开门,上楼去察看,被吓死了。读到这里,我也吓坏了,好像听见恐怖的脚步声,幽幽响起在这个冷清的院子里。我壮着胆子看下去,直看得院内院外人都诡诡秘秘。
听好多人说,还有一本流传全国的手抄本《少女之心》,已经传进了这个城市。书不长,情节也简单,里面尽是男女之事详细的描写。那是一本最毒的坏书!为挡住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流毒,公安局对全市学校采取了好几次袭击行动,搜书包,追查抄写之人,进一步追查炮制此书的坏分子。不知多少人为此书进了监狱,甚至送了性命。我充满好奇地等着张妈的儿子传过这本书来——张妈不识字,我要书,她就拿给我看。但这本书,她儿子可能藏得太紧了,我很幸运,始终没能看到。
张妈的宝贝儿子被两个公安人员从院子里带走,劳教了好几年,或许就跟这本书有关系。张妈哭天泼地,咒书烧书,闹得轰轰烈烈。
我想起有一个深夜,张妈端着一盏煤油灯从后院走到前院,为儿子开门,儿子在门外抱住一个农村来的姑娘不放。张妈光着脚丫,穿着拖鞋,就站在门里候着。我赤脚站在阁楼的小木廊上,正好看到那个情景,张妈不敢惊动他们,又不好让他们到屋里,只是不时用手去遮护风吹着的煤油灯,灯芯的微光照着她苦恼的脸。
讲共产党带领穷人闹革命的革命小说,倒是可以从学校里借到。千篇一律的描写,也吸引我,我喜欢小说里穷人要翻身得解放的那一股子气。我也要翻身,第一要在家里翻身。
母亲的一件旧黑绒呢短大衣,她给大姐二姐四姐穿,一个接一个轮着空换。我想试一次都不行,母亲说我穿上太长。四姐说,穿烂了,也不给你穿。半夜我恨不过,就对她说了“我要翻身”!
好吧,让你翻个身!四姐在床上往墙根挤让出一个地方。
那年我十一岁,我想穿母亲的黑绒呢短大衣,想极了。我终于等着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拿着剪刀剪掉大衣一截,用黑线把边裹好缝上。我把改短的大衣穿在身上,喜滋滋的,觉得周身都暖暖和和。
事发后,二姐把我拉上阁楼,她取出小木廊上倒挂在栏杆上的长板凳,放在两张床间,闩上门,逼我趴上去。
我紧紧抓着木凳的脚,眼睛盯着地板。二姐从床下抽出木柴,扒掉我的裤子,打我的屁股,嘴里嚷着:“你还不认错,还要犟?你恨啥子,你有啥子权利?”二姐那么小的个儿,哪来的气这么狠地打我?我忍着泪水,就是不求饶。木柴刺钻在屁股肉里,沁出血来,二姐才住了手。
二姐横了心打我的事,我一直未和人说,对父母也没说。可能由于这件事,她对我另眼相看。同学捉了班上一个蓬头垢面的女生身上的虱子,趁我不注意放在我的头发里。二姐发现我总是不停地抓头发,扳过我的脑袋一看,发现生有密密麻麻的虱子。二姐用煤油浇了我一头,找了块布把我的头发严严实实包起来,不让出气。我头闷眼花,约莫等了一个钟头左右,二姐才解开布洗头。看着漂浮在脸盆水中的一片黑而扁的虱子,我的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用煤油闷死虱子,使我的头皮头发大伤,发质细而脆,本来就不黑亮,此后就更加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