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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渣打银行来说是一个非常难过的关卡，首先是它的主体上市在伦敦，没有在8月份的香港股市上涨大潮中获益，它在东南亚市场损失惨重，不良贷款和呆账很多，又没有政府机构注资，只能依靠自己去逐步消化。
用梁百韬的话说，如果香港汇率在8月份被攻溃，跌幅达到一半，渣打银行就垮了。
香港汇率是保住了，可香港的地价确实是暴跌到不足巅峰期40%的水平，渣打银行被迫吃下了大量的呆账，再加上整个东南亚危机的冲洗，比起更国际化的汇丰，渣打银行现在确实是非常吃紧。
经过研究，杨少宗最终决定放弃手中持有的汇丰股票，和其他持有渣打银行股票的机构兑股，再加上操作此前和邱德拔、港龙航空、霍氏达成的收购协议，将手中持有渣打银行股票增加8380万股，占据渣打银行42%的控股权，然后再强行推行渣打银行和香港中旗国际金融控股公司的合并。
香港中旗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亚洲式财团，围绕香港中旗国际投资银行运转，拥有香港中旗银行和香港中旗国际保险公司两个附属的主业务。
为了实现整个财团的真正的大发展，杨少宗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将中旗银行扩大，然后是将中旗国际保险公司扩大，形成三强并立的格局，最后是将香港中旗和中国中旗母行整体性合并，构建一个可以和五大国家资本管理公司相抗衡的大财团。
在重新启动了对渣打银行的收购后，李嘉臣和邱德拔闻讯而至，他们和杨少宗商量了一整晚的时间，基本是将整个方案都推敲了一遍。
就在杨少宗开始动手的时候，首都方面却连续给他打了两个电话，连容总理都邀请他回首都参加几个庆典活动，不管怎么说，国内现在积极性这么高，大家都很期待他返回内地。
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啊，这是多么稀罕的事。
除此之外，容总理也谈了另外一个事情，希望是他接替吴敬琏出任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一职，这也是中国智囊学者官员的最高席位，话语权是最重要的。
问题是杨少宗能否暂时辞去在中旗投行董事会主席一职，包括其他的商业职务，比如中旗投行香港区总裁，神州工业控股集团总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一职倒是可以继续兼任，因为神州系毕竟是国有持股数量相对较大。
对于这个问题，杨少宗没有给出即刻的回答，他的意思是考虑一下，几天后，已经出任中央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唐葆华悄无声息的抵达香港，代表容总理和中央领导层同杨少宗就这个问题进一步的探讨。
两个人谈了很长时间。
唐葆华首先还是代表容总理致歉，原先答应给神州公司批一个石油经营特许牌照，可在中央内部的政治斗争也很激烈，只能采取竞拍的方式勉强通过改革的第一步，让神州公司耗资几十亿买一个牌照实在是迫不得已。
这一点，杨少宗倒不介意，虽然这个过程是被国内垄断机构利用了，但毕竟是更为开放的改革步伐。
有所损失，他愿意承受。
至于其他的问题，两个人谈的很深入，毕竟是老朋友了，有什么话都可以直接说，这也是容总理派唐葆华过来的原因。
在唐葆华代表国务院同意了几个关键的提议后，杨少宗最终还是同意回到中国的政坛世界，和大家一起携手努力，为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力量很重要。
他不仅代表了民营经济和自由市场的需求，也是国内目前声望最高的青年经济学家，呼声很高，民众也非常信任他的专业性。
不过，杨少宗让唐葆华和中央等半个月，一方面，他要亲手将渣打银行兼并，另一方面，他要从中旗投行董事会辞职也需要一些安排。
就这样，两个人约定了一个时间，杨少宗会在那个时候准时返回国内参加庆典活动，并且正式接受国家的聘任。
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
一个副部级待遇的事业机构，82年由邓陈推动筹建，最初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现在直接归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管辖，也是直接面对中央政治局的研究机构，为政治局和国务院提供最为完整的专家咨询意见。
实际上，这是一个隐藏在事业机构编制中的中央发展改革委员会，它没有发改委那么大的权力，但它拥有最为强大的话语权，前两任主任都是我们国家资望最高的两位经济学界巨擘，目前已然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李兆棠也只是他们的门生之一。
简单的说，中国经济是否过热，通胀系数多高，是否紧缩，汇率标准……这些问题是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提供最终的答案，答案提交给国务院，同时给出一些政策意见，国务院召集中央财经政策顾问委员会协商，最后给出统一的新政策，由发改委和其他机构负责执行。
同样的，杨少宗一旦到了国家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他就不能再担任中央财经政策顾问委员会的职务，这两个机构是一左一右，中央财经政策顾问委员会都是其他经济学界巨擘和少数青年经济学家的舞台，大家对国家经济研究中心和发改委的提议进行分析评论，由国务院最终做出决策。
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它最初成立时就是中央政治局在推动的，直到今日，它仍然有权力直接面向政治局提交自己的研究报告，并在有需要的时刻出席会议，回答政治局高层提出的所有关于国内经济各个方面的问题。
如果政治局内部有人对国务院的政策不满意，他会要求国家经济研究中心派人过来回答他的问题，比如说，国务院的房控政策对不对，你是怎么看的……这样的问题，你就必须回答，而且，你是要直接对政治局负责，公正的回答问题。
很多人对这个机构是非常之不了解，但它确实是非常之特殊，他们到地方调研，不管是到哪个省哪个市，地方都会如临大敌，因为他们一旦来了，就说明你这里有问题了，而且不是国务院觉得你有问题，是政治局觉得你有问题。
包括94年南海房地产泡沫，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的两个调研员刚上了去南海的飞机，时任南海省委的罗春霖脸色就吓得惨白，因为罗春霖知道，有人向政治局告状了。
中间的过程很简单，政治局打电话让研究中心过来回答问题，研究中心说我们暂时不能急于给出答案，这样，我们派人过去实际看看情况。
这下子就惨了。
此前也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机构和智囊机构的研究员，包括社科院的研究员到南海，其实都有感觉，但是地方政府招待的很热情，各种关系网互相打招呼，大家好来好去，拎着各种各样的礼品满载而归，自然也不好意思说的太清楚。
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的这些人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别人直接对政治局和国务院负责，肯定不敢睁眼说瞎话，说瞎话是要死人的。
包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整整两年里，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个调研员也常驻在香港，负责收集和分析数据，随时和政治局方面反馈情况。
唐葆华就和杨少宗说的很清楚，政治局内部都已经同意了，现在都比较希望你去担任这个主任，大家也信任你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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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渣打银行来说是一个非常难过的关卡，首先是它的主体上市在伦敦，没有在8月份的香港股市上涨大潮中获益，它在东南亚市场损失惨重，不良贷款和呆账很多，又没有政府机构注资，只能依靠自己去逐步消化。
用梁百韬的话说，如果香港汇率在8月份被攻溃，跌幅达到一半，渣打银行就垮了。
香港汇率是保住了，可香港的地价确实是暴跌到不足巅峰期40%的水平，渣打银行被迫吃下了大量的呆账，再加上整个东南亚危机的冲洗，比起更国际化的汇丰，渣打银行现在确实是非常吃紧。
经过研究，杨少宗最终决定放弃手中持有的汇丰股票，和其他持有渣打银行股票的机构兑股，再加上操作此前和邱德拔、港龙航空、霍氏达成的收购协议，将手中持有渣打银行股票增加8380万股，占据渣打银行42%的控股权，然后再强行推行渣打银行和香港中旗国际金融控股公司的合并。
香港中旗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亚洲式财团，围绕香港中旗国际投资银行运转，拥有香港中旗银行和香港中旗国际保险公司两个附属的主业务。
为了实现整个财团的真正的大发展，杨少宗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将中旗银行扩大，然后是将中旗国际保险公司扩大，形成三强并立的格局，最后是将香港中旗和中国中旗母行整体性合并，构建一个可以和五大国家资本管理公司相抗衡的大财团。
在重新启动了对渣打银行的收购后，李嘉臣和邱德拔闻讯而至，他们和杨少宗商量了一整晚的时间，基本是将整个方案都推敲了一遍。
就在杨少宗开始动手的时候，首都方面却连续给他打了两个电话，连容总理都邀请他回首都参加几个庆典活动，不管怎么说，国内现在积极性这么高，大家都很期待他返回内地。
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啊，这是多么稀罕的事。
除此之外，容总理也谈了另外一个事情，希望是他接替吴敬琏出任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一职，这也是中国智囊学者官员的最高席位，话语权是最重要的。
问题是杨少宗能否暂时辞去在中旗投行董事会主席一职，包括其他的商业职务，比如中旗投行香港区总裁，神州工业控股集团总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一职倒是可以继续兼任，因为神州系毕竟是国有持股数量相对较大。
对于这个问题，杨少宗没有给出即刻的回答，他的意思是考虑一下，几天后，已经出任中央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唐葆华悄无声息的抵达香港，代表容总理和中央领导层同杨少宗就这个问题进一步的探讨。
两个人谈了很长时间。
唐葆华首先还是代表容总理致歉，原先答应给神州公司批一个石油经营特许牌照，可在中央内部的政治斗争也很激烈，只能采取竞拍的方式勉强通过改革的第一步，让神州公司耗资几十亿买一个牌照实在是迫不得已。
这一点，杨少宗倒不介意，虽然这个过程是被国内垄断机构利用了，但毕竟是更为开放的改革步伐。
有所损失，他愿意承受。
至于其他的问题，两个人谈的很深入，毕竟是老朋友了，有什么话都可以直接说，这也是容总理派唐葆华过来的原因。
在唐葆华代表国务院同意了几个关键的提议后，杨少宗最终还是同意回到中国的政坛世界，和大家一起携手努力，为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力量很重要。
他不仅代表了民营经济和自由市场的需求，也是国内目前声望最高的青年经济学家，呼声很高，民众也非常信任他的专业性。
不过，杨少宗让唐葆华和中央等半个月，一方面，他要亲手将渣打银行兼并，另一方面，他要从中旗投行董事会辞职也需要一些安排。
就这样，两个人约定了一个时间，杨少宗会在那个时候准时返回国内参加庆典活动，并且正式接受国家的聘任。
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
一个副部级待遇的事业机构，82年由邓陈推动筹建，最初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现在直接归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管辖，也是直接面对中央政治局的研究机构，为政治局和国务院提供最为完整的专家咨询意见。
实际上，这是一个隐藏在事业机构编制中的中央发展改革委员会，它没有发改委那么大的权力，但它拥有最为强大的话语权，前两任主任都是我们国家资望最高的两位经济学界巨擘，目前已然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李兆棠也只是他们的门生之一。
简单的说，中国经济是否过热，通胀系数多高，是否紧缩，汇率标准……这些问题是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提供最终的答案，答案提交给国务院，同时给出一些政策意见，国务院召集中央财经政策顾问委员会协商，最后给出统一的新政策，由发改委和其他机构负责执行。
同样的，杨少宗一旦到了国家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他就不能再担任中央财经政策顾问委员会的职务，这两个机构是一左一右，中央财经政策顾问委员会都是其他经济学界巨擘和少数青年经济学家的舞台，大家对国家经济研究中心和发改委的提议进行分析评论，由国务院最终做出决策。
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它最初成立时就是中央政治局在推动的，直到今日，它仍然有权力直接面向政治局提交自己的研究报告，并在有需要的时刻出席会议，回答政治局高层提出的所有关于国内经济各个方面的问题。
如果政治局内部有人对国务院的政策不满意，他会要求国家经济研究中心派人过来回答他的问题，比如说，国务院的房控政策对不对，你是怎么看的……这样的问题，你就必须回答，而且，你是要直接对政治局负责，公正的回答问题。
很多人对这个机构是非常之不了解，但它确实是非常之特殊，他们到地方调研，不管是到哪个省哪个市，地方都会如临大敌，因为他们一旦来了，就说明你这里有问题了，而且不是国务院觉得你有问题，是政治局觉得你有问题。
包括94年南海房地产泡沫，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的两个调研员刚上了去南海的飞机，时任南海省委的罗春霖脸色就吓得惨白，因为罗春霖知道，有人向政治局告状了。
中间的过程很简单，政治局打电话让研究中心过来回答问题，研究中心说我们暂时不能急于给出答案，这样，我们派人过去实际看看情况。
这下子就惨了。
此前也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机构和智囊机构的研究员，包括社科院的研究员到南海，其实都有感觉，但是地方政府招待的很热情，各种关系网互相打招呼，大家好来好去，拎着各种各样的礼品满载而归，自然也不好意思说的太清楚。
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的这些人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别人直接对政治局和国务院负责，肯定不敢睁眼说瞎话，说瞎话是要死人的。
包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整整两年里，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个调研员也常驻在香港，负责收集和分析数据，随时和政治局方面反馈情况。
唐葆华就和杨少宗说的很清楚，政治局内部都已经同意了，现在都比较希望你去担任这个主任，大家也信任你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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