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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时候他的猜测是无法证实的。
这个卖花的女人是上午出现的，黎世杰一直认为现在卖花是不合时宜的，至少是不明智的。尽管自开战以来上海一切都在涨价，但鲜花并不是必需品，而且他的观察也验证了这一事实——在卖花女人出现的几个小时里，黎世杰没有看到一笔买卖。
卖花女人不是唯一的问题，因为他还发现就在丁字路口对面被炸毁的那幢房子前，还多了一个修鞋的鞋匠。当然，比起卖花，修鞋在逻辑上更成立一些，但黎世杰依旧很好奇。上海虽然繁华，而且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还制造了一些繁华，但这个路口并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他在这住了近一年，除了旁边弄堂口的一个旧书摊和不远处的一个杂货铺，方圆五百米没有任何摊贩在活动。摊贩总是对于生意最敏感的群体，一个长期没有生意的地方不会因为有两个人在游荡就繁华起来，离这里不到一公里就是一个商贩聚集的街区，为什么他们不去呢？
黎世杰眼睛瞪得有些发酸，他揉了揉双眼，叹了口气，躺倒在床上。他实在太无聊了，甚至找不到可以关心的事情，战争已经过去了一年多，虽然上海街头依旧间歇性地会有零星的枪声，但没有人否认国民政府已经战败，即便不说永远，在可以预见的日子里是不会回来了。上海不再是一年前的上海，虽然除了多了一些残垣断壁上海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人们再也找不回以往在上海的感觉了，一场战争使黎世杰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全部熟悉的人和事，甚至失去了生活。已经整整半年没有任何人和他联系，他也不知道该和谁联系。一切源于半年前一次失败的暗杀，黎世杰所在的小组除他以外全部死亡，结局本身没有什么可叹息的，也正因为其他人全部死亡这个事实掩护了黎世杰，使他继续在这个阁楼里住了半年。对于黎世杰来说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死掉的人他几乎都不认识，至少大家不是什么朋友，他对他们没有多少感情，他并不为他们的死亡而过分难过。他们的工作即便在和平年代也不能确保安全，何况是在战争时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他需要解决的是他眼前的生计和未来的出路。
黎世杰做这一行已经不算短了，尽管他只不过是小角色，今天这种境地，多少也在他的预料之中，比起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无助的人，他不算特别倒霉。事情发生后他曾经惊惶过几天，但在上海这座城市，杀人与被杀并不算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说是敌对双方都能接受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战时的混乱中很容易杀掉一个人也很容易使一个人逃脱追捕。在他们之后，上海滩还发生了若干惊天动地的暗杀行动，黎世杰通过报纸知道他们的人还在活动，但这些活动已经与他无关，他现在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开始思索怎么才能在这座混乱的城市中生存下去。
距黎世杰发现卖花女已经快过去一个白天了，一个人为什么会在一个没有生意的地方呆那么长时间？这是反常的，一切反常的事情都是他留意的对象，这是一种职业病。黎世杰可以肯定整整一天她没有做成一笔生意，她只是在转悠，在来回走动，或者蹲在屋檐下，她从来不问别人，也没有人来问她。这里是那场战争制造出的无数死角之一，住的都是些麻木不仁的小市民，没有人关心别人，也不被别人关心，甚至日本人也极少过来，没有人注意别人在做什么。
一个卖花的人能忍受一天没有生意吗？当然，三天没有生意也是很正常的，不要说在战争期间，在和平年代也是很可能的。没有生意不是问题，问题是她能容忍这件事情，这才是关节所在。她为什么要忍受？花二十分钟的时间她就能到一个繁华的街区，在哪儿至少赚钱的概率比这儿大得多，当然她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概率，但她一定会用行动证实。
为什么她非要在这儿呢？除非她根本不在乎生意。黎世杰突然觉得这个女人有问题，因为她反常，“反常”，黎世杰囔囔自语。他忽地从床上坐起，按了按太阳穴，他下意识地兴奋起来，快速走到窗前，关注地看着她。
，大部分时候他的猜测是无法证实的。
这个卖花的女人是上午出现的，黎世杰一直认为现在卖花是不合时宜的，至少是不明智的。尽管自开战以来上海一切都在涨价，但鲜花并不是必需品，而且他的观察也验证了这一事实——在卖花女人出现的几个小时里，黎世杰没有看到一笔买卖。
卖花女人不是唯一的问题，因为他还发现就在丁字路口对面被炸毁的那幢房子前，还多了一个修鞋的鞋匠。当然，比起卖花，修鞋在逻辑上更成立一些，但黎世杰依旧很好奇。上海虽然繁华，而且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还制造了一些繁华，但这个路口并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他在这住了近一年，除了旁边弄堂口的一个旧书摊和不远处的一个杂货铺，方圆五百米没有任何摊贩在活动。摊贩总是对于生意最敏感的群体，一个长期没有生意的地方不会因为有两个人在游荡就繁华起来，离这里不到一公里就是一个商贩聚集的街区，为什么他们不去呢？
黎世杰眼睛瞪得有些发酸，他揉了揉双眼，叹了口气，躺倒在床上。他实在太无聊了，甚至找不到可以关心的事情，战争已经过去了一年多，虽然上海街头依旧间歇性地会有零星的枪声，但没有人否认国民政府已经战败，即便不说永远，在可以预见的日子里是不会回来了。上海不再是一年前的上海，虽然除了多了一些残垣断壁上海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人们再也找不回以往在上海的感觉了，一场战争使黎世杰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全部熟悉的人和事，甚至失去了生活。已经整整半年没有任何人和他联系，他也不知道该和谁联系。一切源于半年前一次失败的暗杀，黎世杰所在的小组除他以外全部死亡，结局本身没有什么可叹息的，也正因为其他人全部死亡这个事实掩护了黎世杰，使他继续在这个阁楼里住了半年。对于黎世杰来说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死掉的人他几乎都不认识，至少大家不是什么朋友，他对他们没有多少感情，他并不为他们的死亡而过分难过。他们的工作即便在和平年代也不能确保安全，何况是在战争时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他需要解决的是他眼前的生计和未来的出路。
黎世杰做这一行已经不算短了，尽管他只不过是小角色，今天这种境地，多少也在他的预料之中，比起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无助的人，他不算特别倒霉。事情发生后他曾经惊惶过几天，但在上海这座城市，杀人与被杀并不算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说是敌对双方都能接受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战时的混乱中很容易杀掉一个人也很容易使一个人逃脱追捕。在他们之后，上海滩还发生了若干惊天动地的暗杀行动，黎世杰通过报纸知道他们的人还在活动，但这些活动已经与他无关，他现在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开始思索怎么才能在这座混乱的城市中生存下去。
距黎世杰发现卖花女已经快过去一个白天了，一个人为什么会在一个没有生意的地方呆那么长时间？这是反常的，一切反常的事情都是他留意的对象，这是一种职业病。黎世杰可以肯定整整一天她没有做成一笔生意，她只是在转悠，在来回走动，或者蹲在屋檐下，她从来不问别人，也没有人来问她。这里是那场战争制造出的无数死角之一，住的都是些麻木不仁的小市民，没有人关心别人，也不被别人关心，甚至日本人也极少过来，没有人注意别人在做什么。
一个卖花的人能忍受一天没有生意吗？当然，三天没有生意也是很正常的，不要说在战争期间，在和平年代也是很可能的。没有生意不是问题，问题是她能容忍这件事情，这才是关节所在。她为什么要忍受？花二十分钟的时间她就能到一个繁华的街区，在哪儿至少赚钱的概率比这儿大得多，当然她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概率，但她一定会用行动证实。
为什么她非要在这儿呢？除非她根本不在乎生意。黎世杰突然觉得这个女人有问题，因为她反常，“反常”，黎世杰囔囔自语。他忽地从床上坐起，按了按太阳穴，他下意识地兴奋起来，快速走到窗前，关注地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