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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终让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入物理系的,则是束星北与王淦昌的物理讨论会。物理系搬迁到湄潭后,系里给四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物理讨论”,分甲、乙两种,甲种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种则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每逢周末,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都会约上李政道,从永兴去湄潭听“物理讨论”课。
王淦昌教授开课的时候呢,束星北教授也就坐到学生下面去听,这个束星北教授开课的时候,王淦昌教授他也在下面听。
每一次上课都有学生读一本书,做报告,然后经过大家讨论,争论的不得了,两个教授老师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比如说王老师的观点跟束星北老师的观点不一样,束星北老师不服输,王老师也不服输,两个人就在课堂上争起来,甚至争着争着在桌子上,拍桌子啦,大声叫,当然不会到了打架程度了,不会了,但是同学们感觉到非常严肃地看着他们两个老师吵。
据原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同学,或上过这两位教授的课的同学回忆:束教授声音大,他那个嗓子多粗啊,但王教授声音也蛮大,不过束教授声音大,他因为他个子大,他的声音本来就是大,本来就大,但是学生们听得出来,就是两个人都不太服输。
但是,争论归争论,争过以后好朋友,照样喝茶照样喝酒,但是课堂上的话,那是一步也不让。
在听了几次束星北教授与王淦昌教授争论激烈的物理讨论课之后,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到物理系,这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转系的申请得到校方的同意,于是李政道经常跑到湄潭的双修寺阅览图书里看书。看得久了,李政道就忘了时间。
夜深了,干脆枕着一本美国《物理评论》杂志的合订本,睡在双修寺。在双修寺外,是好大一片碧绿的茶场,夏日里,整日飘着淡淡的茶树叶香。那时真属于抗战中的世外桃园了。
李政道虽家境富裕,但两年的逃难的生活已让他脱尽了身上的娇气,但永兴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实在太差。从1941年开始,大后方的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浙江大学的公费餐一桌八人,早餐只有稀饭、黄豆,中餐和晚餐通常是两碗油盐不足的素菜。
一段时间公费餐费用太少,物价涨的很厉害,只能把饭煮好,供应学生们,但没有什么菜。
就是有菜,盐也不够,贵州盐很贵,油就更不要讲了。
学校的校工们就做起个小生意,他们买几块肉,拿最便宜的猪头肉,他们就做成大肉,切成一片一片,用酱油把它煮起来以后。那个时候是两分钱到五分钱一片,口袋里有的时候有钱,可以星期天,或者一个星期有两次一次,去买这么一片、两片,真叫做打打牙祭。女同学说男生们吃饭多,就说他们是饭桶。但是女同学用水多,用水多嘛,她要洗洗嘛。学生们在湄潭的时候,女同学那个寝室在那个山顶上,男同学在山底下,她们从山这边翻越回来,要提着两个水瓶,三个水瓶,提着回去用,有时候一不小心摔了,水瓶就打烂了。
有的男同学就恶作剧地就笑,客气点,我就帮你们提水了,说她们女生是水桶,谁叫你们说我们男生是饭桶的?
然而最终让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入物理系的,则是束星北与王淦昌的物理讨论会。物理系搬迁到湄潭后,系里给四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物理讨论”,分甲、乙两种,甲种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种则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每逢周末,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都会约上李政道,从永兴去湄潭听“物理讨论”课。
王淦昌教授开课的时候呢,束星北教授也就坐到学生下面去听,这个束星北教授开课的时候,王淦昌教授他也在下面听。
每一次上课都有学生读一本书,做报告,然后经过大家讨论,争论的不得了,两个教授老师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比如说王老师的观点跟束星北老师的观点不一样,束星北老师不服输,王老师也不服输,两个人就在课堂上争起来,甚至争着争着在桌子上,拍桌子啦,大声叫,当然不会到了打架程度了,不会了,但是同学们感觉到非常严肃地看着他们两个老师吵。
据原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同学,或上过这两位教授的课的同学回忆:束教授声音大,他那个嗓子多粗啊,但王教授声音也蛮大,不过束教授声音大,他因为他个子大,他的声音本来就是大,本来就大,但是学生们听得出来,就是两个人都不太服输。
但是,争论归争论,争过以后好朋友,照样喝茶照样喝酒,但是课堂上的话,那是一步也不让。
在听了几次束星北教授与王淦昌教授争论激烈的物理讨论课之后,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到物理系,这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转系的申请得到校方的同意,于是李政道经常跑到湄潭的双修寺阅览图书里看书。看得久了,李政道就忘了时间。
夜深了,干脆枕着一本美国《物理评论》杂志的合订本,睡在双修寺。在双修寺外,是好大一片碧绿的茶场,夏日里,整日飘着淡淡的茶树叶香。那时真属于抗战中的世外桃园了。
李政道虽家境富裕,但两年的逃难的生活已让他脱尽了身上的娇气,但永兴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实在太差。从1941年开始,大后方的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浙江大学的公费餐一桌八人,早餐只有稀饭、黄豆,中餐和晚餐通常是两碗油盐不足的素菜。
一段时间公费餐费用太少,物价涨的很厉害,只能把饭煮好,供应学生们,但没有什么菜。
就是有菜,盐也不够,贵州盐很贵,油就更不要讲了。
学校的校工们就做起个小生意,他们买几块肉,拿最便宜的猪头肉,他们就做成大肉,切成一片一片,用酱油把它煮起来以后。那个时候是两分钱到五分钱一片,口袋里有的时候有钱,可以星期天,或者一个星期有两次一次,去买这么一片、两片,真叫做打打牙祭。女同学说男生们吃饭多,就说他们是饭桶。但是女同学用水多,用水多嘛,她要洗洗嘛。学生们在湄潭的时候,女同学那个寝室在那个山顶上,男同学在山底下,她们从山这边翻越回来,要提着两个水瓶,三个水瓶,提着回去用,有时候一不小心摔了,水瓶就打烂了。
有的男同学就恶作剧地就笑,客气点,我就帮你们提水了,说她们女生是水桶,谁叫你们说我们男生是饭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