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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0年初，日本内阁为了抵消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决心推出汪精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汉奸政权。“建国”的人选、组织、机构肯定都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策划好了，只等“黄道吉日”，粉墨登场。1月16日，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威逼蒋介石赶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则汪记新“国民政府”一成立，蒋某人就没有位子，重庆国民政府就被取代了。蒋介石对汪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于是在日本人精心导演下，汪精卫“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粉墨登场了。
粉墨登场，伪“国旗”被当作靶子打
3月30日，南京城各高大建筑物突然挂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各主要街道一群又一群的游行队伍，在军、警的刺刀“保护”下，喊着和平建国的口号穿城而过，大街小巷横空扯起一幅幅大字标语：
“热烈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和平建国万岁!”
上午，一长溜大小汽车越过铁路，行驶在南京城中央的大道上。汪精卫和新的“中央政府”各院部及各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伫立在车上，频频地向周边的人群招手，好一派春风得意的景象。
车队驶入“国民政府”院内，在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汪精卫身着礼服站在麦克风前精神抖擞地宣读《还都宣言》。为了混淆海内外视听，更好地取代重庆国民政府，汪精卫的新“中央政府”，除名称上照搬重庆政府外，还把“南京政府”所有的机构名称，一律照搬重庆政府的模样儿，甚至还别出心裁地把“南京政府”主席的“乌纱帽”硬戴在时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头上，汪精卫自己只屈居“主席”之下的行政院长(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职)。
正当“还都”闹剧演到高潮时，鼓楼和市中心新街口等处响起一阵阵枪声。随着枪响，“国旗”上顿时出现若干枪眼儿，甚至有的旗杆被神枪手击中，“国旗”颓然倒下。正在游行的人们，起初以为是放鞭炮庆祝，当那枪子儿呜呜地怪叫着从头顶上飞过时，这才瞠目结舌，四处逃窜。只见一群群日本大兵，举起枪，指着“国旗”破口大骂。
汪精卫得悉日本兵枪击“国旗”的报告后，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国民政府”前往日军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交涉。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沉着脸回答：按照事先协定，“国旗”上方必须加一块三角形杏黄色布片，上书“和平建国”或“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区别于重庆政府国旗，而你们没有按协定办，因此，引起皇军的愤慨。如果派遣军听任把没有区别的重庆政府国旗飘扬在南京上空，势必影响大日本皇军的士气，动摇皇军军心。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取下现在的“国旗”，换上有区别标志的“国旗”。汪精卫无法“独立”行事，只得下令换上有区别的“国旗”。转眼之间，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又飘起一杆杆附有三角形黄布片的“国旗”来。
一位进城卖菜的老农好像恍然大悟：今天怎么死了这么多大官?要不，每面青天白日旗上面怎么会有招魂的幡。
(二）
这一天，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消息和汪精卫的《还都宣言》，气得七窍生烟，当即下令中央电台开大功率，向全世界广播，重申1939年6月8日重庆政府发出的对汪精卫等人的通缉令：“立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接着，蒋介石又下令，悬赏十万大洋，缉取汪精卫的人头。
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登台的“黄道吉日”，而日本人的子弹、蒋介石的悬赏取人头，加上给死人招魂的“国旗”，却使得这个“黄道吉日”充满了殡丧的气氛。
利令智昏，“十分钟内敲定内阁大员”
其实，汪伪政府本是乌合之众，内部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一直不断。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汪精卫必须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汪伪政府才准予承认。为此，周佛海作为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全权交涉大员，先后两次与日本军国政府签定秘密的或“正式”的卖国条约。
在多次与日谈判中，汪方有些交涉员对于日方的苛刻条件还拒不接受，但是，凡正式会谈中不能达成协议的条款，都由日方代表和周佛海通过非正式谈判而达成妥协。因此，周佛海深得日本军方的宠信。在汪伪政权中，周佛海始终是汪精卫与日本人“折冲尊俎”的“大外交家”。
汪伪政权的各院、部、委、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周佛海笔下“十分钟内敲定”。周佛海曾无耻地说：“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扬在石头城畔，完全是余一人发起，以后亦以余为中心。”
对于周佛海“揽权位，置私人”，汪精卫不是不知道，但知道又有什么用呢?周有日本人撑腰，也只好将人事大权交给他，让他一手操办。在形式上，周佛海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但是周始终掌握着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还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因而，周是一个握有实权的大汉奸，被人称为“汪记政府”的股肱和象征。
周佛海的飞扬跋扈，攘权奸狡，自然令人仇视。汪伪政权刚成立，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日益明朗化了。首先是和以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为首的“公馆派”较劲，尔后又与李士群较劲，最后发展到与陈公博较劲。狡猾的周佛海在这盘根错节的斗争中，靠日本主子撑腰，始终大权在握。
尽管周佛海口口声声表示要与汪精卫“生死相关、患难相随”，但汪精卫以多病之躯，加以建立伪政权后百不如意，易于冲动，一经左右挑拨就不能自制，因而与周佛海之间时有冲突。
荒唐透顶，“汪伪，伪满”要“建交”
就在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之时，日本政府在“中日亲善”的幌子下，特派阿部首相为大使，率军、政、宪、特机关重要官员一行来华，名义上是参加汪伪政权的“还都南京”大典，实际上是迫不及待地与汪伪政权签定“中日条约”，督促汪伪当局尽快承认伪“满洲国”，并与其建立所谓的邦交关系，为“大东亚和平新秩序”打好基础。卖国求荣的汪精卫在日本人指挥下言听计从，很快派出伪外交部次长徐良一行六人为“特使”，赴“满洲国”觐见傀儡皇帝溥仪。
说是汪伪“特使”，不如说是“二日本”的特使。徐良一行所乘的飞机是日本派的，下榻宾馆是日本安排的，访问程序，双方出席人员都是日本人敲定的，警卫、翻译、记者、服务人员都是日本精心挑选的，就连徐良的发言稿也是日本人起草的。徐良到了新京(长春)首先不是觐见“满洲国”皇帝溥仪，而是见溥仪的“太上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
汪伪政权时，任“外交部长”的是褚民谊，但为什么要派徐良去呢?这当然也是日本人的安排。徐良曾当过溥仪的英文老师，凭着这层关系便于沟通，易于贯彻“中日亲善”政策。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不放心，会见时，双方都由日本人陪同，双方做什么，说什么一切按日本人的眼色办。这些民族败类真是国格丧尽，人格丧尽。
(三）
这次访“满”，日本人对徐良的“表现”十分满意，汪精卫自然放了心。为了加深“两国友谊”，徐良很快擢升为“外交部长”，褚民谊则调到日本担任“大使”。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双方经过一番“外交”活动，很快达成“互派大使”的协议。伪满洲国派荣寰为第一任驻汪伪政府“大使”，汪伪则派陈成济为第一任驻“满洲国政府大使”。“两国”“建交”后，伪满提出要在上海、天津设立总领事馆，汪伪不仅赞同，同时提出对等在奉天(沈阳)、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
所谓的“满洲国”乃是我国东三省领土，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武力侵占而建立的“国中之国”，豢养着一批民族败类，“伪满”和“汪伪”都在中国领土之内，而在自己国内设立什么“大使馆”“领事馆”真是荒唐透顶。
时过不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汪精卫突然把褚民谊、徐良又作了一次对调。褚一回国，就立即以“外... -->>
（一）
1940年初，日本内阁为了抵消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决心推出汪精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汉奸政权。“建国”的人选、组织、机构肯定都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策划好了，只等“黄道吉日”，粉墨登场。1月16日，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威逼蒋介石赶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则汪记新“国民政府”一成立，蒋某人就没有位子，重庆国民政府就被取代了。蒋介石对汪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于是在日本人精心导演下，汪精卫“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粉墨登场了。
粉墨登场，伪“国旗”被当作靶子打
3月30日，南京城各高大建筑物突然挂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各主要街道一群又一群的游行队伍，在军、警的刺刀“保护”下，喊着和平建国的口号穿城而过，大街小巷横空扯起一幅幅大字标语：
“热烈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和平建国万岁!”
上午，一长溜大小汽车越过铁路，行驶在南京城中央的大道上。汪精卫和新的“中央政府”各院部及各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伫立在车上，频频地向周边的人群招手，好一派春风得意的景象。
车队驶入“国民政府”院内，在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汪精卫身着礼服站在麦克风前精神抖擞地宣读《还都宣言》。为了混淆海内外视听，更好地取代重庆国民政府，汪精卫的新“中央政府”，除名称上照搬重庆政府外，还把“南京政府”所有的机构名称，一律照搬重庆政府的模样儿，甚至还别出心裁地把“南京政府”主席的“乌纱帽”硬戴在时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头上，汪精卫自己只屈居“主席”之下的行政院长(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职)。
正当“还都”闹剧演到高潮时，鼓楼和市中心新街口等处响起一阵阵枪声。随着枪响，“国旗”上顿时出现若干枪眼儿，甚至有的旗杆被神枪手击中，“国旗”颓然倒下。正在游行的人们，起初以为是放鞭炮庆祝，当那枪子儿呜呜地怪叫着从头顶上飞过时，这才瞠目结舌，四处逃窜。只见一群群日本大兵，举起枪，指着“国旗”破口大骂。
汪精卫得悉日本兵枪击“国旗”的报告后，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国民政府”前往日军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交涉。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沉着脸回答：按照事先协定，“国旗”上方必须加一块三角形杏黄色布片，上书“和平建国”或“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区别于重庆政府国旗，而你们没有按协定办，因此，引起皇军的愤慨。如果派遣军听任把没有区别的重庆政府国旗飘扬在南京上空，势必影响大日本皇军的士气，动摇皇军军心。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取下现在的“国旗”，换上有区别标志的“国旗”。汪精卫无法“独立”行事，只得下令换上有区别的“国旗”。转眼之间，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又飘起一杆杆附有三角形黄布片的“国旗”来。
一位进城卖菜的老农好像恍然大悟：今天怎么死了这么多大官?要不，每面青天白日旗上面怎么会有招魂的幡。
(二）
这一天，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消息和汪精卫的《还都宣言》，气得七窍生烟，当即下令中央电台开大功率，向全世界广播，重申1939年6月8日重庆政府发出的对汪精卫等人的通缉令：“立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接着，蒋介石又下令，悬赏十万大洋，缉取汪精卫的人头。
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登台的“黄道吉日”，而日本人的子弹、蒋介石的悬赏取人头，加上给死人招魂的“国旗”，却使得这个“黄道吉日”充满了殡丧的气氛。
利令智昏，“十分钟内敲定内阁大员”
其实，汪伪政府本是乌合之众，内部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一直不断。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汪精卫必须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汪伪政府才准予承认。为此，周佛海作为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全权交涉大员，先后两次与日本军国政府签定秘密的或“正式”的卖国条约。
在多次与日谈判中，汪方有些交涉员对于日方的苛刻条件还拒不接受，但是，凡正式会谈中不能达成协议的条款，都由日方代表和周佛海通过非正式谈判而达成妥协。因此，周佛海深得日本军方的宠信。在汪伪政权中，周佛海始终是汪精卫与日本人“折冲尊俎”的“大外交家”。
汪伪政权的各院、部、委、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周佛海笔下“十分钟内敲定”。周佛海曾无耻地说：“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扬在石头城畔，完全是余一人发起，以后亦以余为中心。”
对于周佛海“揽权位，置私人”，汪精卫不是不知道，但知道又有什么用呢?周有日本人撑腰，也只好将人事大权交给他，让他一手操办。在形式上，周佛海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但是周始终掌握着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还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因而，周是一个握有实权的大汉奸，被人称为“汪记政府”的股肱和象征。
周佛海的飞扬跋扈，攘权奸狡，自然令人仇视。汪伪政权刚成立，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日益明朗化了。首先是和以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为首的“公馆派”较劲，尔后又与李士群较劲，最后发展到与陈公博较劲。狡猾的周佛海在这盘根错节的斗争中，靠日本主子撑腰，始终大权在握。
尽管周佛海口口声声表示要与汪精卫“生死相关、患难相随”，但汪精卫以多病之躯，加以建立伪政权后百不如意，易于冲动，一经左右挑拨就不能自制，因而与周佛海之间时有冲突。
荒唐透顶，“汪伪，伪满”要“建交”
就在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之时，日本政府在“中日亲善”的幌子下，特派阿部首相为大使，率军、政、宪、特机关重要官员一行来华，名义上是参加汪伪政权的“还都南京”大典，实际上是迫不及待地与汪伪政权签定“中日条约”，督促汪伪当局尽快承认伪“满洲国”，并与其建立所谓的邦交关系，为“大东亚和平新秩序”打好基础。卖国求荣的汪精卫在日本人指挥下言听计从，很快派出伪外交部次长徐良一行六人为“特使”，赴“满洲国”觐见傀儡皇帝溥仪。
说是汪伪“特使”，不如说是“二日本”的特使。徐良一行所乘的飞机是日本派的，下榻宾馆是日本安排的，访问程序，双方出席人员都是日本人敲定的，警卫、翻译、记者、服务人员都是日本精心挑选的，就连徐良的发言稿也是日本人起草的。徐良到了新京(长春)首先不是觐见“满洲国”皇帝溥仪，而是见溥仪的“太上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
汪伪政权时，任“外交部长”的是褚民谊，但为什么要派徐良去呢?这当然也是日本人的安排。徐良曾当过溥仪的英文老师，凭着这层关系便于沟通，易于贯彻“中日亲善”政策。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不放心，会见时，双方都由日本人陪同，双方做什么，说什么一切按日本人的眼色办。这些民族败类真是国格丧尽，人格丧尽。
(三）
这次访“满”，日本人对徐良的“表现”十分满意，汪精卫自然放了心。为了加深“两国友谊”，徐良很快擢升为“外交部长”，褚民谊则调到日本担任“大使”。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双方经过一番“外交”活动，很快达成“互派大使”的协议。伪满洲国派荣寰为第一任驻汪伪政府“大使”，汪伪则派陈成济为第一任驻“满洲国政府大使”。“两国”“建交”后，伪满提出要在上海、天津设立总领事馆，汪伪不仅赞同，同时提出对等在奉天(沈阳)、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
所谓的“满洲国”乃是我国东三省领土，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武力侵占而建立的“国中之国”，豢养着一批民族败类，“伪满”和“汪伪”都在中国领土之内，而在自己国内设立什么“大使馆”“领事馆”真是荒唐透顶。
时过不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汪精卫突然把褚民谊、徐良又作了一次对调。褚一回国，就立即以“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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