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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第三个故事是辜振甫的故事。辜振甫是海基会首任董事长，提到他，大家就会想到著名的“汪辜会谈”，很了不起。他们家早期和日本人有点儿关系，后来卖了土地，进城当了资本家，做了台泥（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控（“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他和国民党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他为两岸关系做了很多事情，半商人半社会活动家。这也是一种跟政府打交道的方式。
由此看来，在制度的限制下，我们民营企业获取资源只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权力转化成资源。这种方式很危险，因为你要给权力回报，除了金钱的回报，还有民心的回报，这都是回报。
第二种是通过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公开市场获得资源。如果股票市场不好，有各种禁忌，比如不让你发股票，那你也得不到资源。
第三种方式是私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比如朋友之间有困难，你找我，我找你，这也是一种获取资源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决定了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要和政治家保持某种关系，当然，一定要避免风险，但这非常困难。我相信，这么多年下来，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心得。万通始终保持一种状态-我们只是“精神恋爱”，不“上床”。因为“上床”没悬念啊，不是你生气就是我不开心，但“精神恋爱”永远都很好，你欣赏我呢就帮帮我，不欣赏我呢我也不得罪你，彼此保持尊重。
拉拉手行不行呢？拉拉手也有危险，因为如果手拉得重了，就可能倒在对方怀里，倒在怀里再坐下来，那就要乱了。所以，马云说坐怀不乱的原则，是不往怀里坐。我曾经到柳下惠的家乡，他们那儿有个节日，相当于“作风正派”节，说他们那儿的人都作风正派，坐怀不乱，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乱。他们说得比较调侃，说因为那时候太冷，都穿着棉袄，所以不乱。我说，如果身强力壮，即使穿着棉袄，他也得乱。
马英九的方法是绝不坐在怀里，不给乱的机会，不是说身体不好，而是不去危险的地方。我们的“精神恋爱”也是这样，避免你坐到那儿，坐到那儿就乱了，即使你不乱，他也会乱，总会出状况。
三是和资本（国有资本）的关系。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钱和钱打交道，到底国有资本占多少好呢？我认为，让它做第二大股东最好，做第一大股东你会很麻烦。有一次我们开董事会，请了一个商务部的人来给我们培训。我们每次开董事会都会请人来培训，培训什么？培训所谓的“走出去”，也就是海外投资。给我们培训的人说了一段话，他说，我来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你们当时“走出去”，去纽约做中国中心是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做的。我吓了一跳，后来想起来，我们当年报批的时候，人家说非得国企才行，所以我就把我们的第二大股东泰达临时变成了第一大股东，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果，我们没有及时把这个记录改回来。所以，这人一说，我们赶紧把它改了回来，不改回来，以后拿我们当国企监管，那就麻烦了。开个玩笑，那就相当于“天上人间”的“小姐”去妇联上班，怎么都不是人了。所以，一般来说，让国有资本做第二大股东比较好，如果你让它做第一大股东，那你最后不仅赚不到钱，还可能会被它折腾死。而且，它折腾你这事是没有人负责的。比如你跟一个人打架，他把你打伤了，你的家属可以找他要医药费，这事有人负责。但国企把你折腾死是没人负责的，医药费是没人出的。所以，让国企做二股东、三股东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要让它做最大的股东。
治理和利益的平衡
第二方面的问题，和民企的关系，就是你究竟是做百分之百的私人公司还是有一些股份加入。如果有股东，你究竟占多少股份合理，是51%、60%还是30%、20%？我相信大家会经常去算。如果公司非常赚钱，那你可能后悔自己的股份太少。如果公司不赚钱，那你可能又嫌自己的股份太多，当时要是有别人来一起分担分担就好了。人生有三件事情是永远算不出来的：第一，一辈子赚多少钱算不出来。我可以和大家打个赌，如果让你说你20年以后能赚多少钱，你永远也说不对，因为我们算不出来。第二，未来有多少幸福和痛苦算不出来。第三，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算不出来。虽然这三件事算不出来，但前两件事我们天天都在算。男人爱算第一件事，女人爱算第二件事。男人总在算要赚多少钱，女人总在算要有多少幸福，但都算不准。第三件事我们现在不算，将来到了医院，医生跟我们一起算。所以，人们总是很纠结。那么，到底你占多少股份合理呢？第一，要考虑利益的问题；第二，要考虑治理的问题。比如，如果你占51%，那你甚至可以让董事会变成一种形式。但如果你占20%，那你就老得开董事会，因为你得和董事们商量。这也牵涉到公司怎么管、怎么治的问题。
依我看来，在30%～50%之间最好，为什么？因为30%～50%之间考虑到了公司的治理问题，碰到事情，你有人商量，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另外，分配利益的时候，你获得的也足够多，最多能有将近50%，少了也有30%，这样你就有足够的动力。如果你只占10%的股份，那你基本上就没动力了，但如果你占90%的股份，那别人就没动力了。如果你占30%～50%，另一个股东占20%或30%，那大家就都有动力，而且事情也有人商量，这就叫治理和利益的平衡。大家可以看到，那些给领导送钱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王石为什么不送钱？第一，他不是老板，公司挣的钱跟他有多大关系呢？没太大关系。第二，即便他要送，这么多人，一送送1000万元，审计的时候，上市公司的账怎么披露，怎么做账啊？
如果个人的股权太大，往往就没有自我约束了，因为人们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不太愿意被约束。有了股东，你就能跟人商量，这样就可以控制风险。所以，利益和治理要有个平衡，股份在30%～50%之间既考虑到了利益，又有所制约，可以控制风险，让企业稳定发展。
我再举个例子。有个人的朋友出了状况，他听说某人能帮忙“捞人”，就连夜开着车，车后面放着1000万元现金去给人送钱，结果被英勇机智的公安和纪检人员抓住了。大家想想，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怎样防止自己不做这样的决策？这就要靠公司的治理来约束。
sp; 第三个故事是辜振甫的故事。辜振甫是海基会首任董事长，提到他，大家就会想到著名的“汪辜会谈”，很了不起。他们家早期和日本人有点儿关系，后来卖了土地，进城当了资本家，做了台泥（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控（“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他和国民党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他为两岸关系做了很多事情，半商人半社会活动家。这也是一种跟政府打交道的方式。
由此看来，在制度的限制下，我们民营企业获取资源只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权力转化成资源。这种方式很危险，因为你要给权力回报，除了金钱的回报，还有民心的回报，这都是回报。
第二种是通过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公开市场获得资源。如果股票市场不好，有各种禁忌，比如不让你发股票，那你也得不到资源。
第三种方式是私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比如朋友之间有困难，你找我，我找你，这也是一种获取资源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决定了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要和政治家保持某种关系，当然，一定要避免风险，但这非常困难。我相信，这么多年下来，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心得。万通始终保持一种状态-我们只是“精神恋爱”，不“上床”。因为“上床”没悬念啊，不是你生气就是我不开心，但“精神恋爱”永远都很好，你欣赏我呢就帮帮我，不欣赏我呢我也不得罪你，彼此保持尊重。
拉拉手行不行呢？拉拉手也有危险，因为如果手拉得重了，就可能倒在对方怀里，倒在怀里再坐下来，那就要乱了。所以，马云说坐怀不乱的原则，是不往怀里坐。我曾经到柳下惠的家乡，他们那儿有个节日，相当于“作风正派”节，说他们那儿的人都作风正派，坐怀不乱，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乱。他们说得比较调侃，说因为那时候太冷，都穿着棉袄，所以不乱。我说，如果身强力壮，即使穿着棉袄，他也得乱。
马英九的方法是绝不坐在怀里，不给乱的机会，不是说身体不好，而是不去危险的地方。我们的“精神恋爱”也是这样，避免你坐到那儿，坐到那儿就乱了，即使你不乱，他也会乱，总会出状况。
三是和资本（国有资本）的关系。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钱和钱打交道，到底国有资本占多少好呢？我认为，让它做第二大股东最好，做第一大股东你会很麻烦。有一次我们开董事会，请了一个商务部的人来给我们培训。我们每次开董事会都会请人来培训，培训什么？培训所谓的“走出去”，也就是海外投资。给我们培训的人说了一段话，他说，我来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你们当时“走出去”，去纽约做中国中心是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做的。我吓了一跳，后来想起来，我们当年报批的时候，人家说非得国企才行，所以我就把我们的第二大股东泰达临时变成了第一大股东，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果，我们没有及时把这个记录改回来。所以，这人一说，我们赶紧把它改了回来，不改回来，以后拿我们当国企监管，那就麻烦了。开个玩笑，那就相当于“天上人间”的“小姐”去妇联上班，怎么都不是人了。所以，一般来说，让国有资本做第二大股东比较好，如果你让它做第一大股东，那你最后不仅赚不到钱，还可能会被它折腾死。而且，它折腾你这事是没有人负责的。比如你跟一个人打架，他把你打伤了，你的家属可以找他要医药费，这事有人负责。但国企把你折腾死是没人负责的，医药费是没人出的。所以，让国企做二股东、三股东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要让它做最大的股东。
治理和利益的平衡
第二方面的问题，和民企的关系，就是你究竟是做百分之百的私人公司还是有一些股份加入。如果有股东，你究竟占多少股份合理，是51%、60%还是30%、20%？我相信大家会经常去算。如果公司非常赚钱，那你可能后悔自己的股份太少。如果公司不赚钱，那你可能又嫌自己的股份太多，当时要是有别人来一起分担分担就好了。人生有三件事情是永远算不出来的：第一，一辈子赚多少钱算不出来。我可以和大家打个赌，如果让你说你20年以后能赚多少钱，你永远也说不对，因为我们算不出来。第二，未来有多少幸福和痛苦算不出来。第三，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算不出来。虽然这三件事算不出来，但前两件事我们天天都在算。男人爱算第一件事，女人爱算第二件事。男人总在算要赚多少钱，女人总在算要有多少幸福，但都算不准。第三件事我们现在不算，将来到了医院，医生跟我们一起算。所以，人们总是很纠结。那么，到底你占多少股份合理呢？第一，要考虑利益的问题；第二，要考虑治理的问题。比如，如果你占51%，那你甚至可以让董事会变成一种形式。但如果你占20%，那你就老得开董事会，因为你得和董事们商量。这也牵涉到公司怎么管、怎么治的问题。
依我看来，在30%～50%之间最好，为什么？因为30%～50%之间考虑到了公司的治理问题，碰到事情，你有人商量，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另外，分配利益的时候，你获得的也足够多，最多能有将近50%，少了也有30%，这样你就有足够的动力。如果你只占10%的股份，那你基本上就没动力了，但如果你占90%的股份，那别人就没动力了。如果你占30%～50%，另一个股东占20%或30%，那大家就都有动力，而且事情也有人商量，这就叫治理和利益的平衡。大家可以看到，那些给领导送钱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王石为什么不送钱？第一，他不是老板，公司挣的钱跟他有多大关系呢？没太大关系。第二，即便他要送，这么多人，一送送1000万元，审计的时候，上市公司的账怎么披露，怎么做账啊？
如果个人的股权太大，往往就没有自我约束了，因为人们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不太愿意被约束。有了股东，你就能跟人商量，这样就可以控制风险。所以，利益和治理要有个平衡，股份在30%～50%之间既考虑到了利益，又有所制约，可以控制风险，让企业稳定发展。
我再举个例子。有个人的朋友出了状况，他听说某人能帮忙“捞人”，就连夜开着车，车后面放着1000万元现金去给人送钱，结果被英勇机智的公安和纪检人员抓住了。大家想想，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怎样防止自己不做这样的决策？这就要靠公司的治理来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