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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运作下来,老子便是铁杆的立宪派了。陈文强亲执酒壶。在为期七天的大会的闭幕酒会上为众位宪政迷、老前辈斟酒。嗯,应该说是铁杆的宪政派才更准确。
“文强。”被推为宪政会会长的张謇伸手叫着,亲热地把陈文强招到座位上。
这一桌都是立宪派的重量级人物,也是现在宪政会的核心。正会长张謇、副会长郑孝胥,庶务长雷奋,副庶务长刘春霖。江苏分会会长汤寿潜、湖南分会会长谭延闿、湖北分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分会会长蒲殿俊等。而陈文强呢,是广东分会会长,还兼着宪政会秘书长一职。
“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哪,最有出息的便是文强了。”张謇不掩赞赏之色,笑着说道:“不仅仅是宪政专家,工商经营亦是无人能比,手中还有枪有人,咱们这些老家伙呀。以后就指望他们了。”
“是啊,文强这商团,还有这铁路巡警,可都是精悍武装。”谭延闿点着头,“有了这,咱们这些立宪派才能够硬气些,不被别人看成光耍嘴皮子的秀才、书生,朝廷呢。也要看重咱们一些。”
立宪派虽然在各省都渐渐壮大,也多是身家殷实的工商士绅。但软肋便是缺乏枪杆子。上海商团应该是首先的尝试,然后推广到全国各商埠,算是立宪派控制到手的武装力量。而陈文强借修路组建起来的铁路巡警,则被立宪派视为掌握在手的第二支武力。
“诸位前辈说得是。”陈文强笑着说道:“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咱们不是要造反,可手中也要有保护自己的力量才比较安心。况且。这预备立宪之事,很可能一波三折,并不象大家想的那般容易。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中,起初反反复复也是平常。咱们呢,能多积蓄些力量。再发动民众,这立宪运动推进起来,朝廷也必会认真一些。”
“是啊,咱们不推动,朝廷会积极立宪?”郑孝胥摇头道:“七年,十年,朝廷的立宪预备期竟如此遥远。苟能实事求是,三年之久,又何事不可预备?”
三年,这帮家伙还真是够操切的。陈文强腹诽着,却连连点头,“拿到手里的岂肯轻易放弃?这宪政的主旨便是要朝廷让权、放权,虽然迫于形势要立宪,但朝廷中那些位高权重的亲贵哪里会积极主动?是非要有人在后面推着,才能不断前进的。”
“立宪是大势所趋,除了朝中的亲贵,越来越多的官员还是倾向于此的。”汤寿潜捋着胡子,缓缓说道:“现在宪政会成立,几与政党无异,日后签名、请愿、示威,总要搞出声势,使朝廷拖延不得。”
“稍安勿躁。”张謇向下压了压手,说道:“宪政会通过的各项章程已经送往京城,且看宪政审查馆核议的消息。凡事呢,都要一步一步地来。而首先呢,是咱们要掌握宪政知识,把工作做好,让朝廷没有敷衍的借口。比如说这选举吧,地方督抚肯定不知如何操作;咱们呢,也有很多人茫然无措。这是不行的,咱们既是立宪派中坚,便要担负起指导和领导的重任。”
“季老所言极是啊!”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雷奋比较年轻,在大会上最喜发言,又好辩论,是相当活跃且有宪政知识的人物,对张謇的话深表赞同,“可以想象,中国第一次办选举是何等的有趣和忙乱。咱们已经把相关的规则和方法都制定出来,各地要指导选举工作的人员,咱们会内同志自然是首选。”
………
听着这些宪政迷的憧憬,几乎都是乐观、振奋的言论,陈文强不想浇冷水,毕竟这是推动着社会发展、政治进步。但他还有其他的目的,此次召开宪政大会便想趁机敲定。
如果说中国的封建历史是围绕着政治权力斗争而展开,不理解帝王心术就无法洞察中国历史的精髓。那么,到了现在就大有不同,清廷的中央权威在衰落,新政又搞得怨声载道,最主要的原因在陈文强看来还是财政问题。如果运用金钱的机谋,是不是就能加速这个腐朽王朝的覆灭呢?
货币战争、金融危机,显然对于清廷,对于大多数的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比宪政还要陌生。也就根本不知道它的威力,不知道如何防范。陈文强未必是要制造一场金融动乱,但他很想用货币手段来控制金融,控制市场,从而打击清廷的财政。
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之混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除了传统的纹银、铜钱和来自外国的各种银元外,地方强人还“私铸”钱币。除了这些金属货币外,市面上流通的还有各省官办、商办银行和钱庄以及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
1903年,清政府曾一度设想采用金本位。除了统一币政的动力外,国际市场银价下跌也是主要推手。但这却遭到了地方督抚们的普遍反对,张之洞成为他们强有力的代言人。张之洞从“民生”的角度指出,中国底层民众多以铜钱进行结算,用金本位显然离题太远,不切合实际,而让超出自身实际价值的银币流通于市,等于鼓励成色不足的货币流通,也等于变相搜刮民脂民膏。此外,银贱虽不利于偿债,但有利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从长远而言有利于富国强兵。
任何改革,包括统一货币改革,都不仅仅是经济学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议题。满清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求督抚们对财政改革作出贡献,一方面又谋求中央集权试图逐步削弱他们的势力,所作所为无异于与虎谋皮,其间又有满汉扞格的心结,改革遭遇地方普遍抵制是可以想象的。这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先行中央集权,再推行各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
面对来自地方的强大反对意见,使清政府只好决定暂时维持银本位制,而将希望寄托于统一银币的标准上。
……………(未完待续。。)
番运作下来,老子便是铁杆的立宪派了。陈文强亲执酒壶。在为期七天的大会的闭幕酒会上为众位宪政迷、老前辈斟酒。嗯,应该说是铁杆的宪政派才更准确。
“文强。”被推为宪政会会长的张謇伸手叫着,亲热地把陈文强招到座位上。
这一桌都是立宪派的重量级人物,也是现在宪政会的核心。正会长张謇、副会长郑孝胥,庶务长雷奋,副庶务长刘春霖。江苏分会会长汤寿潜、湖南分会会长谭延闿、湖北分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分会会长蒲殿俊等。而陈文强呢,是广东分会会长,还兼着宪政会秘书长一职。
“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哪,最有出息的便是文强了。”张謇不掩赞赏之色,笑着说道:“不仅仅是宪政专家,工商经营亦是无人能比,手中还有枪有人,咱们这些老家伙呀。以后就指望他们了。”
“是啊,文强这商团,还有这铁路巡警,可都是精悍武装。”谭延闿点着头,“有了这,咱们这些立宪派才能够硬气些,不被别人看成光耍嘴皮子的秀才、书生,朝廷呢。也要看重咱们一些。”
立宪派虽然在各省都渐渐壮大,也多是身家殷实的工商士绅。但软肋便是缺乏枪杆子。上海商团应该是首先的尝试,然后推广到全国各商埠,算是立宪派控制到手的武装力量。而陈文强借修路组建起来的铁路巡警,则被立宪派视为掌握在手的第二支武力。
“诸位前辈说得是。”陈文强笑着说道:“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咱们不是要造反,可手中也要有保护自己的力量才比较安心。况且。这预备立宪之事,很可能一波三折,并不象大家想的那般容易。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中,起初反反复复也是平常。咱们呢,能多积蓄些力量。再发动民众,这立宪运动推进起来,朝廷也必会认真一些。”
“是啊,咱们不推动,朝廷会积极立宪?”郑孝胥摇头道:“七年,十年,朝廷的立宪预备期竟如此遥远。苟能实事求是,三年之久,又何事不可预备?”
三年,这帮家伙还真是够操切的。陈文强腹诽着,却连连点头,“拿到手里的岂肯轻易放弃?这宪政的主旨便是要朝廷让权、放权,虽然迫于形势要立宪,但朝廷中那些位高权重的亲贵哪里会积极主动?是非要有人在后面推着,才能不断前进的。”
“立宪是大势所趋,除了朝中的亲贵,越来越多的官员还是倾向于此的。”汤寿潜捋着胡子,缓缓说道:“现在宪政会成立,几与政党无异,日后签名、请愿、示威,总要搞出声势,使朝廷拖延不得。”
“稍安勿躁。”张謇向下压了压手,说道:“宪政会通过的各项章程已经送往京城,且看宪政审查馆核议的消息。凡事呢,都要一步一步地来。而首先呢,是咱们要掌握宪政知识,把工作做好,让朝廷没有敷衍的借口。比如说这选举吧,地方督抚肯定不知如何操作;咱们呢,也有很多人茫然无措。这是不行的,咱们既是立宪派中坚,便要担负起指导和领导的重任。”
“季老所言极是啊!”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雷奋比较年轻,在大会上最喜发言,又好辩论,是相当活跃且有宪政知识的人物,对张謇的话深表赞同,“可以想象,中国第一次办选举是何等的有趣和忙乱。咱们已经把相关的规则和方法都制定出来,各地要指导选举工作的人员,咱们会内同志自然是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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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这些宪政迷的憧憬,几乎都是乐观、振奋的言论,陈文强不想浇冷水,毕竟这是推动着社会发展、政治进步。但他还有其他的目的,此次召开宪政大会便想趁机敲定。
如果说中国的封建历史是围绕着政治权力斗争而展开,不理解帝王心术就无法洞察中国历史的精髓。那么,到了现在就大有不同,清廷的中央权威在衰落,新政又搞得怨声载道,最主要的原因在陈文强看来还是财政问题。如果运用金钱的机谋,是不是就能加速这个腐朽王朝的覆灭呢?
货币战争、金融危机,显然对于清廷,对于大多数的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比宪政还要陌生。也就根本不知道它的威力,不知道如何防范。陈文强未必是要制造一场金融动乱,但他很想用货币手段来控制金融,控制市场,从而打击清廷的财政。
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之混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除了传统的纹银、铜钱和来自外国的各种银元外,地方强人还“私铸”钱币。除了这些金属货币外,市面上流通的还有各省官办、商办银行和钱庄以及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
1903年,清政府曾一度设想采用金本位。除了统一币政的动力外,国际市场银价下跌也是主要推手。但这却遭到了地方督抚们的普遍反对,张之洞成为他们强有力的代言人。张之洞从“民生”的角度指出,中国底层民众多以铜钱进行结算,用金本位显然离题太远,不切合实际,而让超出自身实际价值的银币流通于市,等于鼓励成色不足的货币流通,也等于变相搜刮民脂民膏。此外,银贱虽不利于偿债,但有利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从长远而言有利于富国强兵。
任何改革,包括统一货币改革,都不仅仅是经济学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议题。满清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求督抚们对财政改革作出贡献,一方面又谋求中央集权试图逐步削弱他们的势力,所作所为无异于与虎谋皮,其间又有满汉扞格的心结,改革遭遇地方普遍抵制是可以想象的。这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先行中央集权,再推行各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
面对来自地方的强大反对意见,使清政府只好决定暂时维持银本位制,而将希望寄托于统一银币的标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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