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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校教务处复查后，承认处理有误，改为1990年暑假结业。“结业”二字对于要强的张强来说，无疑是个耻辱。他找出了华南理工大学1990年的学籍管理规定，认为他有权利再补考一次。当时的系主任在张强的补考申请书上批注：请教务处领导尽量予以融通解决。张强不满，于是系主任又附了一句：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张强同学的申请。然后就没了下文。
1990年的毕业季，张强一项项地办理了离校手续，拿到了6个鲜红的戳印，唯独膳食科“办理户口、粮食迁移手续”的格子里留了空白。张强自此成了一个人已离校、但户口仍留校的“空挂户”。
学业结束后，张强没去成他第一、第二分配志愿的城shi深圳、珠海。虽然这两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但关卡森严，入关得有边防证，且只有三个月有效期。张强留在广州进了一家美国人经营的贸易公司，但不解决户口问题。他被委以重任，虽然没有毕业证，但看起来和那个年代稀少的大学生一样，前景无限。
1996年之后，张强的身份证过期了。他寄希望通过学校跟公安机关交涉，解决户口和身份证问题。他找过学校的党委、保卫处、教务处，以及几位校领导，得到的回应一致是他的学业已完成，须把户口迁出去。但张强坚持，在迁出户口之前，申请补考以及与之相关的“结业”还是“毕业”的判定，要先得到公正的回应。张强还找过系里负责毕业的书记杨爱云，但不耐烦的她叫来了校警队。
近年，尤其是当初知情的系、校领导去世的去世、退休的退休，遗留的问题更被搁置。去年8月，张强给校长办公室发了份快件，要求解决户口、身份证以及“伤害赔偿”问题，但他没收到回音。
2010年张强参加了同学聚会，20多年前的老师如今还在世的，也都已白发苍苍。早几年，对那些处理其退学问题的老师，张强一直心存芥蒂。但十多年过去后，张强一一和他们合了影，面露微笑，就像其他平常的师生，其中就有杨爱云。那天，这位前系支部书记向张强道了歉，说对不起他。
黑色生活
因为张强上不了火车，从深圳到辽宁营口，一家人只能选择坐大巴。深圳——厦门——温州——上海——江苏——山东——河北——辽宁，这条长达3300公里的线路像一根藤蔓，顺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徐徐北上，逐省停留、换转。
这个道歉没能扭转张强下滑的生活走势。2011年，他相爱十来年的女人选择了离开，也带走了他们的儿子。
“女朋友”、“儿子”是张强最不愿触及的话题，状态不好的时候，提及这五个字眼就会令这个中年男人眼眶发红。他摘下眼镜，用一个指尖拭去眼泪，然后双手扣在后脑勺，把头深深地埋进双臂间。
只有在春日一个周六的下午，借着点微微的醉意，他才收起往日的疲态，愿意谈及这两个他生命中最重要、却最对不起的人。
“她一米七二，长得很美，性格泼辣。”在描述女朋友时，张强的声音会变轻，脸上绽开略带羞涩的笑意。但因为没有身份证，张强没法和她登记结婚，即使这个姑娘在2006年成为了他儿子的妈妈，名分上也都只是“女朋友”。
2010年左右，他带着母子俩回了趟老家。因为张强上不了火车，从深圳到辽宁营口，一家人只能选择坐大巴。深圳——厦门——温州——上海——江苏——山东——河北——辽宁，这条长达3300公里的线路像一根藤蔓，顺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徐徐北上，逐省停留、换转，尽管比较麻烦，但至少可以休息，不会那么辛苦。回一趟老家单程要耗去整整一个星期，而如果能坐火车，32个小时就能到达。
儿子小，适应性比成年人好，累了就睡，饿了就吃，渴了就喝，一路上觉得很好玩。令张强佩服的是，女朋友也挺能吃苦。她曾经跟张强说过还想要第二胎，生个女儿，她不怕辛苦。
但是不留情面的现实，赶在这个憧憬中的女儿之前一次次地撼动着这个家，直至它开裂、破碎。有了孩子仍没法登记结婚，这令张强的女朋友在娘家里、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准生证是她挺着大肚子花钱设法办的假证；张强没有身份证，所以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孩子的生活费学费也只得她来筹；由于“非婚生”，儿子上不了户口，她不愿儿子步他父亲的后尘，在一次次地跟张强抱怨、发脾气之后，彻底引爆了这个家庭结合之初就埋下的危机。
张强没有去争抚养权，“我没有话语权，如果他跟我在一起，户口问题我解决不了，学校问题我解决不了，好像谈判一样，我没有谈判资格，上不了桌。”
他的心里都是愧疚：“我对不起他们娘俩儿……”即使在两人吵得最凶的时候，张强也只能不断地赔罪，说你打我几下，然后把肌肉绷紧去迎接落下的一连串拳头。
儿子随妈妈去了惠州，离深圳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张强见他的机会并不多。如儿子所说“我现在有两个爸爸”，母子俩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去年交齐了29768元的社会抚养费，儿子才上了户口。
“这辈子都毁了”
对于媒体来采访，张强感到既高兴又害怕。他不止一次地问记者和律师：“我没有身份证没有证件，曝光了，警察把我当‘三无人员’抓起来，有冤没处申怎么办？”
在他的家庭分崩之后，表弟张武（化名）就再也没从张强那听过这种爽朗的笑声了。
张武是个圆脸、壮实、耿直的人，每天有14个小时在深圳南山\区一家北方风味的餐馆里，替老板打理一切，十年如一日。张武的老婆、孩子都在东北老家，但他已经有两年没回去。365天都是餐馆、员工集体宿舍两点一线。
即使到餐馆里找工作，也得拿身份证。张武很明白，没有身份证意味着什么。虽然仅初中文化水平，张武与张强没有太深入的沟通，但对于表哥的遭遇，他都看在眼里，心里也不好受。
张武提供的帮助朴素而直接。他对张强说：“没睡的地方就到我这睡，没吃的就到我这吃个饭，我的衣服有什么你喜欢的就拿着穿。”今年的年夜，他发信息告诉张强，如果他没地方呆，可以上餐馆里跟他一起过年。
张强本是老家里难得的大学生，算得上“秀才”。“按正常说，他要是有身份证的话，也许都是企业高管，甚至都出国了，或许是我借他的光、他帮助我呢。”
在张武谈论他的时候，张强会低下头去，不说话，或者避到隔壁的房间去。
近年，张强努力收起偏激的姿态，有意识地保持着理性、平静。除了家人、律师，很少有其他人知道张强的经历。他怕如果其他人知道了他是“黑户”，他们本来平等的关系会失衡。他也自知，他倒出来的都是苦水，别人会听得不耐烦。
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钻研律法上，“天赋人权”、“自由”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户口登记条例》《居民身份证法》等国内涉及户口、身份证的法律规定他都已门儿清。
在自学法律的过程中，他还发现：1954制定的《宪法》里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1975年、1978年、1982年修订后的宪法都不明确这个问题了。
去年看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其实这个条例从2008年5月就开始执行了——之后，张强重新燃起希望，分别给广州shi公安局、天河公安分局、五山派出所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寄去了特快专递。只有广州shi公安局天河分局给了答复：迁回原籍后再办理其他相关证件。
而李志勇律师的看法是：在张强把户口迁出广州之前，公安机关还是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先把身份证给他办下来，迁不迁户口是第二步。张强希望通过律师，分步找学校、公安机关把这个纵跨30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对于媒体来采访，张强感到既高兴又害怕。就像跟他接触过的人，很容易看到他性格里一些矛盾的地方，较真认死理，又夹带着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者的敏感和怯懦。他不止一次地问记者和律师：“我没有身份证没有证件，曝光了，警察把我当‘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抓起来，有冤没处伸怎么办？”
对公安部门多年的忧惧仍未消褪，张强不愿意跟他们接触。李志勇律师建议他：“积极点好，保持沟通，有什么需要、想法说出来，尽量让这个事情得到好的解决。”
有时候，张强的目光会穿透过玻璃窗定焦在远处，一个个地名从他的嘴里流淌出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玛雅文明，“五月花”号在美国停靠的港口……好像他的胸中已经烙有一幅清晰的地图，只差出发。
他曾经设想着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干出一番事业，再进一步去美国、欧洲好的大学读研究生。但如今已经年近半百，那些同学的孩子都出国留学了，他最初的设想仍然只能在大脑中漫游。
在向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发出信息公开申请函一周之后，3月14日，李志勇接到了广东\省公安厅的电话。不过，即使新的身份证能马上很顺利地办下来，张强作为一个男人为事业打拼、为家庭守望、靠奋斗证明价值的黄金二十年已然错过，而且无法重启。
就像张武说的，“他这辈子都毁了，事业、家庭都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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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校教务处复查后，承认处理有误，改为1990年暑假结业。“结业”二字对于要强的张强来说，无疑是个耻辱。他找出了华南理工大学1990年的学籍管理规定，认为他有权利再补考一次。当时的系主任在张强的补考申请书上批注：请教务处领导尽量予以融通解决。张强不满，于是系主任又附了一句：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张强同学的申请。然后就没了下文。
1990年的毕业季，张强一项项地办理了离校手续，拿到了6个鲜红的戳印，唯独膳食科“办理户口、粮食迁移手续”的格子里留了空白。张强自此成了一个人已离校、但户口仍留校的“空挂户”。
学业结束后，张强没去成他第一、第二分配志愿的城shi深圳、珠海。虽然这两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但关卡森严，入关得有边防证，且只有三个月有效期。张强留在广州进了一家美国人经营的贸易公司，但不解决户口问题。他被委以重任，虽然没有毕业证，但看起来和那个年代稀少的大学生一样，前景无限。
1996年之后，张强的身份证过期了。他寄希望通过学校跟公安机关交涉，解决户口和身份证问题。他找过学校的党委、保卫处、教务处，以及几位校领导，得到的回应一致是他的学业已完成，须把户口迁出去。但张强坚持，在迁出户口之前，申请补考以及与之相关的“结业”还是“毕业”的判定，要先得到公正的回应。张强还找过系里负责毕业的书记杨爱云，但不耐烦的她叫来了校警队。
近年，尤其是当初知情的系、校领导去世的去世、退休的退休，遗留的问题更被搁置。去年8月，张强给校长办公室发了份快件，要求解决户口、身份证以及“伤害赔偿”问题，但他没收到回音。
2010年张强参加了同学聚会，20多年前的老师如今还在世的，也都已白发苍苍。早几年，对那些处理其退学问题的老师，张强一直心存芥蒂。但十多年过去后，张强一一和他们合了影，面露微笑，就像其他平常的师生，其中就有杨爱云。那天，这位前系支部书记向张强道了歉，说对不起他。
黑色生活
因为张强上不了火车，从深圳到辽宁营口，一家人只能选择坐大巴。深圳——厦门——温州——上海——江苏——山东——河北——辽宁，这条长达3300公里的线路像一根藤蔓，顺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徐徐北上，逐省停留、换转。
这个道歉没能扭转张强下滑的生活走势。2011年，他相爱十来年的女人选择了离开，也带走了他们的儿子。
“女朋友”、“儿子”是张强最不愿触及的话题，状态不好的时候，提及这五个字眼就会令这个中年男人眼眶发红。他摘下眼镜，用一个指尖拭去眼泪，然后双手扣在后脑勺，把头深深地埋进双臂间。
只有在春日一个周六的下午，借着点微微的醉意，他才收起往日的疲态，愿意谈及这两个他生命中最重要、却最对不起的人。
“她一米七二，长得很美，性格泼辣。”在描述女朋友时，张强的声音会变轻，脸上绽开略带羞涩的笑意。但因为没有身份证，张强没法和她登记结婚，即使这个姑娘在2006年成为了他儿子的妈妈，名分上也都只是“女朋友”。
2010年左右，他带着母子俩回了趟老家。因为张强上不了火车，从深圳到辽宁营口，一家人只能选择坐大巴。深圳——厦门——温州——上海——江苏——山东——河北——辽宁，这条长达3300公里的线路像一根藤蔓，顺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徐徐北上，逐省停留、换转，尽管比较麻烦，但至少可以休息，不会那么辛苦。回一趟老家单程要耗去整整一个星期，而如果能坐火车，32个小时就能到达。
儿子小，适应性比成年人好，累了就睡，饿了就吃，渴了就喝，一路上觉得很好玩。令张强佩服的是，女朋友也挺能吃苦。她曾经跟张强说过还想要第二胎，生个女儿，她不怕辛苦。
但是不留情面的现实，赶在这个憧憬中的女儿之前一次次地撼动着这个家，直至它开裂、破碎。有了孩子仍没法登记结婚，这令张强的女朋友在娘家里、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准生证是她挺着大肚子花钱设法办的假证；张强没有身份证，所以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孩子的生活费学费也只得她来筹；由于“非婚生”，儿子上不了户口，她不愿儿子步他父亲的后尘，在一次次地跟张强抱怨、发脾气之后，彻底引爆了这个家庭结合之初就埋下的危机。
张强没有去争抚养权，“我没有话语权，如果他跟我在一起，户口问题我解决不了，学校问题我解决不了，好像谈判一样，我没有谈判资格，上不了桌。”
他的心里都是愧疚：“我对不起他们娘俩儿……”即使在两人吵得最凶的时候，张强也只能不断地赔罪，说你打我几下，然后把肌肉绷紧去迎接落下的一连串拳头。
儿子随妈妈去了惠州，离深圳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张强见他的机会并不多。如儿子所说“我现在有两个爸爸”，母子俩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去年交齐了29768元的社会抚养费，儿子才上了户口。
“这辈子都毁了”
对于媒体来采访，张强感到既高兴又害怕。他不止一次地问记者和律师：“我没有身份证没有证件，曝光了，警察把我当‘三无人员’抓起来，有冤没处申怎么办？”
在他的家庭分崩之后，表弟张武（化名）就再也没从张强那听过这种爽朗的笑声了。
张武是个圆脸、壮实、耿直的人，每天有14个小时在深圳南山\区一家北方风味的餐馆里，替老板打理一切，十年如一日。张武的老婆、孩子都在东北老家，但他已经有两年没回去。365天都是餐馆、员工集体宿舍两点一线。
即使到餐馆里找工作，也得拿身份证。张武很明白，没有身份证意味着什么。虽然仅初中文化水平，张武与张强没有太深入的沟通，但对于表哥的遭遇，他都看在眼里，心里也不好受。
张武提供的帮助朴素而直接。他对张强说：“没睡的地方就到我这睡，没吃的就到我这吃个饭，我的衣服有什么你喜欢的就拿着穿。”今年的年夜，他发信息告诉张强，如果他没地方呆，可以上餐馆里跟他一起过年。
张强本是老家里难得的大学生，算得上“秀才”。“按正常说，他要是有身份证的话，也许都是企业高管，甚至都出国了，或许是我借他的光、他帮助我呢。”
在张武谈论他的时候，张强会低下头去，不说话，或者避到隔壁的房间去。
近年，张强努力收起偏激的姿态，有意识地保持着理性、平静。除了家人、律师，很少有其他人知道张强的经历。他怕如果其他人知道了他是“黑户”，他们本来平等的关系会失衡。他也自知，他倒出来的都是苦水，别人会听得不耐烦。
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钻研律法上，“天赋人权”、“自由”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户口登记条例》《居民身份证法》等国内涉及户口、身份证的法律规定他都已门儿清。
在自学法律的过程中，他还发现：1954制定的《宪法》里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1975年、1978年、1982年修订后的宪法都不明确这个问题了。
去年看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其实这个条例从2008年5月就开始执行了——之后，张强重新燃起希望，分别给广州shi公安局、天河公安分局、五山派出所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寄去了特快专递。只有广州shi公安局天河分局给了答复：迁回原籍后再办理其他相关证件。
而李志勇律师的看法是：在张强把户口迁出广州之前，公安机关还是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先把身份证给他办下来，迁不迁户口是第二步。张强希望通过律师，分步找学校、公安机关把这个纵跨30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对于媒体来采访，张强感到既高兴又害怕。就像跟他接触过的人，很容易看到他性格里一些矛盾的地方，较真认死理，又夹带着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者的敏感和怯懦。他不止一次地问记者和律师：“我没有身份证没有证件，曝光了，警察把我当‘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抓起来，有冤没处伸怎么办？”
对公安部门多年的忧惧仍未消褪，张强不愿意跟他们接触。李志勇律师建议他：“积极点好，保持沟通，有什么需要、想法说出来，尽量让这个事情得到好的解决。”
有时候，张强的目光会穿透过玻璃窗定焦在远处，一个个地名从他的嘴里流淌出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玛雅文明，“五月花”号在美国停靠的港口……好像他的胸中已经烙有一幅清晰的地图，只差出发。
他曾经设想着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干出一番事业，再进一步去美国、欧洲好的大学读研究生。但如今已经年近半百，那些同学的孩子都出国留学了，他最初的设想仍然只能在大脑中漫游。
在向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发出信息公开申请函一周之后，3月14日，李志勇接到了广东\省公安厅的电话。不过，即使新的身份证能马上很顺利地办下来，张强作为一个男人为事业打拼、为家庭守望、靠奋斗证明价值的黄金二十年已然错过，而且无法重启。
就像张武说的，“他这辈子都毁了，事业、家庭都毁了。”